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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给我的记忆都是碎片化的。从我懂事的那天起，就没有完整地看过他一面。他离开时，没有留下一张相片，也没有留下一片文字。我的记忆常常被他扣在脸上的一块厚厚的医药棉布所遮掩，以至我只能从他躲在锦布后面的笑容来一点点地打捞出那个藏在我记忆深处的他。他曾经离我那么近，但身影却又是如此恍惚，三十多载，那双眼神一直闪现着，让我感觉他并没有走远。
祖父孙芝儒，字庆宏，生于1907年，家有兄弟四人，他排名老四，故村子晚辈都叫他四公。记忙中的祖父主要从事两项工作，一是剃头匠，一是生产队开荒地管理员。剃头匠的活是业余的，收费自然也很随意。小孩剪头免费，大人剪头包年15斤谷子，不限次数，谷子一年一收。但如碰上某个乡邻有困难，那谷子减半或全免也是常有之事。这样一来，祖父总会担心人家再也不好意思找他剃头了，他总会宽慰别人说，到我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你就搭把手帮我，抵上剃头钱好了。他常说，邻里乡亲，大家都不宽裕，能给就给，给不了也没事，手头活，不辛苦。祖父剪头像绣花一样，时时处处刻意求工，这让幼时耐性不足的我，吃了不少苦头，每次剃头一回，疑似唐僧师徒取经路上所遭遇的折磨。
祖父是生产队开荒场地的常驻代表，负责看管生产队留在开荒地的锄头铁锤农作物等。对于这份工作，他是乐此不疲，一干就是10多个年头。当时的开荒地实为荒山野岭，方圆十里难见几户人家。之前队里曾派去几拨人，但都因耐不止寂寞，或听怕了夜深时那声声凄厉的鸟鸣狐叫，便都打了退堂鼓。据说，祖父当年练过武术，身强力壮，人又勤劳且无私，自然便也成了最好的人选。开荒地里种的尽是能吃的瓜果、薯物，但他从来不私自带回一丁一点，即使在最困难的那些年头，也是如此。每当父亲跟我聊起这一段，脸上总是洋溢着自豪。万物如流水，无谓不朽，唯有精神长存，令后辈如此铭记而津津乐道。
练过武术的祖父究竟功力如何了得，村里没人见识过。小学时，祖父看我们几个小孩因迷上一部叫《霍元甲》的电视而爱上武术，有一次特地让我们排成一行，教我们蹲马步。看我们时间一长，松松垮垮的，他便笑着说，练武要有耐力，能吃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那也是仅此一回，但这段往事却令我记忆犹新，这是祖父在教育我们，如何才能做好一件事情。在小时，听祖父说得最多的话，便是“好好读书”。作为一个农民，他的理念影响着我的父亲。文革时，红卫兵要将一个地主家庭的许多好书烧掉，祖父偷偷保存下来一些，其中有几本还是古医书，至今已非常珍贵。
祖父高约一米八，老一辈说，他年轻时长相英俊。只是天有不测风云，在七十年代初，他因为鼻翼处长的一个黑痣发炎，期间，他也曾到湛江市人民医院进行手术切除，而他又舍不得花钱做深度治疗，手术后再也不愿意去做割皮移植手术，只是常在鼻子上用一块棉布遮掩着。由此影响了祖父人生的最后十多年。生产队的开荒地他自然就不去了。看着祖母愁眉紧锁的样子，他故作轻松，说道：“不碍事，就是难看点嘛。”他则常常一个人躲在那间小屋里，自己给伤口消炎，这其中的创伤巨深，旁人难于感受。尽管如此，剃头的工作，还是伴随他的一生。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在1982年是有机会拍合影的。那天有镇照相馆人员下乡，爸爸便也想让我们照一张全家福，祖父的座位留下了，只是最后，他或许觉得鼻子贴着棉布，不忍心让孙子辈在他百年后再看到这个形象，便不肯参加了。这给我留下了莫大的遗憾。
我们家是1978年在新宅地建新房的，属于村里首批，当时都盛传是祖上给我们留下银圆，我们家才有此财力。每次说起此事，母亲都会笑着说，这一角一分都是你祖父带着我们辛苦攒下来的，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呢？故乡的阳光一如往日，乡村还是那样的清纯，老家当年的新房子已成为老屋。这是祖父的灵魂之所，为建设这么一套住房，他为此耗去一个甲子。母亲的话，是对一个老人勤俭一生的感激和赞许。
我小时候是挺馋且极其调皮的。家里的老母鸡难得生下几个鸡蛋，祖父原计划是用于孵小鸡的，但不定那一天，我就会带着弟弟、妹妹给煎吃了。如此蓄意打乱他的計划，我自然没有少被“批斗”。那时我也很喜欢看连环画，从三年级开始，只要长辈给上几毛钱，我都会一人跑到10多公里外的镇里买连环画。每次祖父找不到我，就会“审问”我。如此一来，我便也有了经验，从镇里回来后，都会在外面的水沟边先将脚和凉鞋上的红土洗一洗。只是，这也同样逃不过祖父的火眼金睛。我有好几次听到他跟我父亲说，小孩喜欢看书是好事，但一个人这样乱跑，怎么行呢？他实为担心我的安全。因此，每次父亲或家人外出，祖父总会叮嘱他们给我买几本连环画。
我1984年参加小升中的考试，当时考试是在镇里举行的。记得那天，祖父特别拿了两个鸡蛋给我母亲，让母亲和着面给我吃了，说两个鸡蛋再加上一支笔，那是要考100分的。其实，这也只是祖父的愿望，因为我在他的印象中一直是个顽皮贪玩的小孩，自然也不会考到什么好的成绩。只是那一次我却让祖父意外了，还真的考上了县里的重点中学。当年，一个镇能考得上县中学的，也就几个人。当我母亲将这一消息告诉祖父时，他表现得异常高兴，连说，想不到沙牛仔（我们家乡称顽皮的小孩）还真行哦。他私下奖励了我10块钱，让我去买书。
祖父是1985年春节期间去世的。那一天，天下着雨，正在外面忙于农活的父亲赶回来时，祖父已经走了。记得，在祖屋的中堂，祖父尚未入殓，我和弟弟、妹妹长跪在他的遗体前。祖母说，你们几个都从祖父的遗体上跨过吧！这样往后遇到什么危险和困难，他就会助你们逢凶化吉。这是我们那边的风俗。祖母眼里噙着眼泪，嘴里念叨着什么。说来也怪，以前我们在夜里都挺怕黑的，打从那天起，便再也不怕了，直至成人后，在工作、学习、生活中遇到困难挫折，便似乎感觉到，总有一双眼睛在天国那边注视着我们，鼓励着我们砥砺前行。这也许就是祖父赐予的力量吧！
春节期间遇上丧事，在我们老家还是令人避讳的。父亲是独丁，但祖父的丧事却办得很顺妥，这都多亏村里同族长辈、兄弟的帮忙，那几天村里能来的都来了，有的乡亲原本还正忙着搬新房、接女婿这等喜事的。这也是对一个善良老人的最后敬意。 祖父出殡那天，雨下得颇大，祖父是带着风雨走的。
我们跪立着，雨中有泪，倾盆而至。
2
又到了煙雨绵绵的清明时节，总有一个人让我非常强烈的思念。祖母去世近20年了，音容笑貌，恍惚经年，宛若昨天，还是那么慈祥那么淡然。
祖母1922年出生于海康县袁新村。据说当时嫁给我爷爷时是没有名字的，大家都叫她袁新村嫂、袁新村婶、袁新村姆。渐渐地，祖母开始老去，晚辈便直接称她为村姆。祖母有自己的名字，是我们村1950年土改那年。当时村里一大批妇女没有名字，为便于分田登记，村干部要求每个没有名字的妇女都要起个名字。
就这样，那一年村里一下子就多了好多带有“爱”字的名字，如爱国、爱华、爱花、爱兰、爱玉。祖母也不例外，她给自己起了“爱文”这个名字，也许老人家希望自己的子孙多少有点文化吧。因为祖母没上过一天学，也不识字。不过，即便祖母后来有了自己的名字，我也从来没有听人叫过。
祖母个子小小的，听老一辈的乡亲说，当年在生产队里，她干的主要是割草喂牛这一类工作，但也是一把好手。那时，人们看到肥肥壮壮的水牛，就猜出那肯定是祖母喂养的。
上世纪70年代，我和弟弟、妹妹陆续出生。那时，父母起早摸黑忙于生产队的农活，我们兄妹从小便由祖母看管。祖母的房间成为我们儿时的开心乐园，尤其是冬天，祖母的被窝是最暖和的，谁离她最近，谁就是当天最幸福的人。祖母会唱很多童谣，会讲很多故事，我现在还能熟记的好多雷州歌谣，都是当时从祖母那里学到的。
小时候物质还非常匮乏，祖母常常给我们讲“吃月屎”的故事，教会我们懂得分享。故事说的是天上有七颗星星兄弟，她妈妈只剩下一粒米时，妈妈便让他们每人含一口，再将这粒米传给下一位，但其中一颗星实在忍不住，就将这粒米吞下去了。由于他自私，玉帝对他严加惩罚，最后将他一人孤独地留在北方“吃月屎”。这颗星便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北斗星。
南方的夏天挺长，我们家里平楼顶便成为夜里纳凉的好去处。夜深后的雾气很大，第二天早上，楼顶已湿漉漉的一片。但在每个小孩入睡后，他的身边总会打开一把大雨伞，这些都是祖母半夜起来为我们打开的。从我有记忆开始，祖母便是呵护我们成长的保护伞。
在八十年代初，我们家里开了一间杂货店。祖母说，不管能否赚钱，起码可以让自己的孙子不饿肚子。杂货店里卖甘蔗、水果、糖果什么的，有的邻居小孩确实没有零钱购买，她也总会免费砍上一小段、递上一小片、送上一两颗好吃的，这些至今都时常让人记得。
记得有一次，当时只有祖母一人在家看店，店里来了两个走亲戚模样的人，一下子就在店里买了十多块钱的东西，这在当时也算是一笔不小的买卖了。母亲回来后，祖母高兴地同母亲说起这事，但母亲拿来那钱一看，傻眼了，这两张十元币都是假币啊！祖母当天就气得连晚饭都不想吃了，坐在一边不断地自责。有邻居出主意说，这钱拿到镇里也准能用掉。祖母叫来了父亲说，这钱已让咱们如此伤心，怎么可能再让它去伤害别人呢？这两张假币便也一直由父亲收存，因为它见证了一个农村妇女堂堂正正做人的良心。
十三岁那年，我从农村小学考上了离家约二十里路的县城中学读书。但每逢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父亲总会用一个盒子装好，给我带点过去解解馋。父亲笑着说，这是祖母特别交代的，她让你好好读书。祖母曾经教我雷州童谣“侬啊，放眼利利看书册，个字都桥九邱田”（意为“小朋友啊，好好读书，一个字都值九亩田”）。这种望子成龙的期待虽然令人倍感压力，但更会给人与力量。临高考前的一天晚上，父亲又从农村带来了一小瓶水。父亲说，这可是祖母从土地神公那里求来的神丹法水，她叮嘱你一定要喝下，喝下后，神公可保佑必定高中。其实我对这些并不相信，但那天我还是全部喝光了那半瓶“神水”。高考结束后回到家中，我才知道，祖母因病已卧床一周多了。她笑着说：“这些天身体确实很不舒服，但那天去向神公求点神水给你，感觉脚下就像生风一样，一点都不累，真的好奇怪哦。”听完，我的眼泪禁不止夺眶而出。
大学毕业后，我到了深圳工作，弟弟和妹妹也先后到了那个远离故乡的城市，我们与祖母一起的日子更少了。那时，祖母的背已有点驼了，耳朵开始背了。每次回家，她都用那满是老茧的手拉着我问长问短，当然，作为家中的长孙，她最关心的还是我什么时候娶媳妇。她总说，你看我们村里与你同龄的那几个人，个个都有小孩了，你可要抓紧，让我也抱抱曾孙啊！她的眼光中总是那样的热切，以至于每次见到她，我最怕的就是她问起此事，我都会骗她说，在城里，大家都是先有事业再成家的，35岁前很少结婚的。这其实是一种借口，祖母没在城里住过一天，但我说的她都深信不疑。1998年1月，祖母因病去世。当时，我尚未成家，这成了我终生遗憾。
自从母亲嫁到我们家，祖母和母亲就住了一起，祖母得病后，都是母亲一手照顾，说她们感情亲若母女并不为过。她们之间也曾有争吵，但最终还是相安无事。小时候，每当家里有好吃的东西，如果母亲还在外面干活，祖母总会拿个碗，给母亲留下一份，并对我们说，你们妈妈很辛苦，好吃的东西要留下最好的那块给她，她身体好，咱们的家就好。其实，这种话也是母亲经常说的，她常说，奶奶的牙不好，最软最好吃的要给她，她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祖母去世后，每逢忌日或者清明节，母亲总是一边烧纸钱，一边流泪，一边说着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年年如是，感人至深。
世间或许并无另个世界，但在过去的20年间，我心里却总徘徊着一个熟悉的身影，她无言地给我看路、引路、指路，在我得意的时候，教我勿忘初心；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予我神一样的力量；在别人需要雪中送炭的时候，我们更是必伸援手。有老一辈的说，我们兄妹几个的身上都有祖母的影子，这令我感到非常欣慰。
清明节将至，总有一种牵挂令人泪流满脸……
祖父给我的记忆都是碎片化的。从我懂事的那天起，就没有完整地看过他一面。他离开时，没有留下一张相片，也没有留下一片文字。我的记忆常常被他扣在脸上的一块厚厚的医药棉布所遮掩，以至我只能从他躲在锦布后面的笑容来一点点地打捞出那个藏在我记忆深处的他。他曾经离我那么近，但身影却又是如此恍惚，三十多载，那双眼神一直闪现着，让我感觉他并没有走远。
祖父孙芝儒，字庆宏，生于1907年，家有兄弟四人，他排名老四，故村子晚辈都叫他四公。记忙中的祖父主要从事两项工作，一是剃头匠，一是生产队开荒地管理员。剃头匠的活是业余的，收费自然也很随意。小孩剪头免费，大人剪头包年15斤谷子，不限次数，谷子一年一收。但如碰上某个乡邻有困难，那谷子减半或全免也是常有之事。这样一来，祖父总会担心人家再也不好意思找他剃头了，他总会宽慰别人说，到我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你就搭把手帮我，抵上剃头钱好了。他常说，邻里乡亲，大家都不宽裕，能给就给，给不了也没事，手头活，不辛苦。祖父剪头像绣花一样，时时处处刻意求工，这让幼时耐性不足的我，吃了不少苦头，每次剃头一回，疑似唐僧师徒取经路上所遭遇的折磨。
祖父是生产队开荒场地的常驻代表，负责看管生产队留在开荒地的锄头铁锤农作物等。对于这份工作，他是乐此不疲，一干就是10多个年头。当时的开荒地实为荒山野岭，方圆十里难见几户人家。之前队里曾派去几拨人，但都因耐不止寂寞，或听怕了夜深时那声声凄厉的鸟鸣狐叫，便都打了退堂鼓。据说，祖父当年练过武术，身强力壮，人又勤劳且无私，自然便也成了最好的人选。开荒地里种的尽是能吃的瓜果、薯物，但他从来不私自带回一丁一点，即使在最困难的那些年头，也是如此。每当父亲跟我聊起这一段，脸上总是洋溢着自豪。万物如流水，无谓不朽，唯有精神长存，令后辈如此铭记而津津乐道。
练过武术的祖父究竟功力如何了得，村里没人见识过。小学时，祖父看我们几个小孩因迷上一部叫《霍元甲》的电视而爱上武术，有一次特地让我们排成一行，教我们蹲马步。看我们时间一长，松松垮垮的，他便笑着说，练武要有耐力，能吃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那也是仅此一回，但这段往事却令我记忆犹新，这是祖父在教育我们，如何才能做好一件事情。在小时，听祖父说得最多的话，便是“好好读书”。作为一个农民，他的理念影响着我的父亲。文革时，红卫兵要将一个地主家庭的许多好书烧掉，祖父偷偷保存下来一些，其中有几本还是古医书，至今已非常珍贵。
祖父高约一米八，老一辈说，他年轻时长相英俊。只是天有不测风云，在七十年代初，他因为鼻翼处长的一个黑痣发炎，期间，他也曾到湛江市人民医院进行手术切除，而他又舍不得花钱做深度治疗，手术后再也不愿意去做割皮移植手术，只是常在鼻子上用一块棉布遮掩着。由此影响了祖父人生的最后十多年。生产队的开荒地他自然就不去了。看着祖母愁眉紧锁的样子，他故作轻松，说道：“不碍事，就是难看点嘛。”他则常常一个人躲在那间小屋里，自己给伤口消炎，这其中的创伤巨深，旁人难于感受。尽管如此，剃头的工作，还是伴随他的一生。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在1982年是有机会拍合影的。那天有镇照相馆人员下乡，爸爸便也想让我们照一张全家福，祖父的座位留下了，只是最后，他或许觉得鼻子贴着棉布，不忍心让孙子辈在他百年后再看到这个形象，便不肯参加了。这给我留下了莫大的遗憾。
我们家是1978年在新宅地建新房的，属于村里首批，当时都盛传是祖上给我们留下银圆，我们家才有此财力。每次说起此事，母亲都会笑着说，这一角一分都是你祖父带着我们辛苦攒下来的，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呢？故乡的阳光一如往日，乡村还是那样的清纯，老家当年的新房子已成为老屋。这是祖父的灵魂之所，为建设这么一套住房，他为此耗去一个甲子。母亲的话，是对一个老人勤俭一生的感激和赞许。
我小时候是挺馋且极其调皮的。家里的老母鸡难得生下几个鸡蛋，祖父原计划是用于孵小鸡的，但不定那一天，我就会带着弟弟、妹妹给煎吃了。如此蓄意打乱他的計划，我自然没有少被“批斗”。那时我也很喜欢看连环画，从三年级开始，只要长辈给上几毛钱，我都会一人跑到10多公里外的镇里买连环画。每次祖父找不到我，就会“审问”我。如此一来，我便也有了经验，从镇里回来后，都会在外面的水沟边先将脚和凉鞋上的红土洗一洗。只是，这也同样逃不过祖父的火眼金睛。我有好几次听到他跟我父亲说，小孩喜欢看书是好事，但一个人这样乱跑，怎么行呢？他实为担心我的安全。因此，每次父亲或家人外出，祖父总会叮嘱他们给我买几本连环画。
我1984年参加小升中的考试，当时考试是在镇里举行的。记得那天，祖父特别拿了两个鸡蛋给我母亲，让母亲和着面给我吃了，说两个鸡蛋再加上一支笔，那是要考100分的。其实，这也只是祖父的愿望，因为我在他的印象中一直是个顽皮贪玩的小孩，自然也不会考到什么好的成绩。只是那一次我却让祖父意外了，还真的考上了县里的重点中学。当年，一个镇能考得上县中学的，也就几个人。当我母亲将这一消息告诉祖父时，他表现得异常高兴，连说，想不到沙牛仔（我们家乡称顽皮的小孩）还真行哦。他私下奖励了我10块钱，让我去买书。
祖父是1985年春节期间去世的。那一天，天下着雨，正在外面忙于农活的父亲赶回来时，祖父已经走了。记得，在祖屋的中堂，祖父尚未入殓，我和弟弟、妹妹长跪在他的遗体前。祖母说，你们几个都从祖父的遗体上跨过吧！这样往后遇到什么危险和困难，他就会助你们逢凶化吉。这是我们那边的风俗。祖母眼里噙着眼泪，嘴里念叨着什么。说来也怪，以前我们在夜里都挺怕黑的，打从那天起，便再也不怕了，直至成人后，在工作、学习、生活中遇到困难挫折，便似乎感觉到，总有一双眼睛在天国那边注视着我们，鼓励着我们砥砺前行。这也许就是祖父赐予的力量吧！
春节期间遇上丧事，在我们老家还是令人避讳的。父亲是独丁，但祖父的丧事却办得很顺妥，这都多亏村里同族长辈、兄弟的帮忙，那几天村里能来的都来了，有的乡亲原本还正忙着搬新房、接女婿这等喜事的。这也是对一个善良老人的最后敬意。 祖父出殡那天，雨下得颇大，祖父是带着风雨走的。
我们跪立着，雨中有泪，倾盆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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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煙雨绵绵的清明时节，总有一个人让我非常强烈的思念。祖母去世近20年了，音容笑貌，恍惚经年，宛若昨天，还是那么慈祥那么淡然。
祖母1922年出生于海康县袁新村。据说当时嫁给我爷爷时是没有名字的，大家都叫她袁新村嫂、袁新村婶、袁新村姆。渐渐地，祖母开始老去，晚辈便直接称她为村姆。祖母有自己的名字，是我们村1950年土改那年。当时村里一大批妇女没有名字，为便于分田登记，村干部要求每个没有名字的妇女都要起个名字。
就这样，那一年村里一下子就多了好多带有“爱”字的名字，如爱国、爱华、爱花、爱兰、爱玉。祖母也不例外，她给自己起了“爱文”这个名字，也许老人家希望自己的子孙多少有点文化吧。因为祖母没上过一天学，也不识字。不过，即便祖母后来有了自己的名字，我也从来没有听人叫过。
祖母个子小小的，听老一辈的乡亲说，当年在生产队里，她干的主要是割草喂牛这一类工作，但也是一把好手。那时，人们看到肥肥壮壮的水牛，就猜出那肯定是祖母喂养的。
上世纪70年代，我和弟弟、妹妹陆续出生。那时，父母起早摸黑忙于生产队的农活，我们兄妹从小便由祖母看管。祖母的房间成为我们儿时的开心乐园，尤其是冬天，祖母的被窝是最暖和的，谁离她最近，谁就是当天最幸福的人。祖母会唱很多童谣，会讲很多故事，我现在还能熟记的好多雷州歌谣，都是当时从祖母那里学到的。
小时候物质还非常匮乏，祖母常常给我们讲“吃月屎”的故事，教会我们懂得分享。故事说的是天上有七颗星星兄弟，她妈妈只剩下一粒米时，妈妈便让他们每人含一口，再将这粒米传给下一位，但其中一颗星实在忍不住，就将这粒米吞下去了。由于他自私，玉帝对他严加惩罚，最后将他一人孤独地留在北方“吃月屎”。这颗星便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北斗星。
南方的夏天挺长，我们家里平楼顶便成为夜里纳凉的好去处。夜深后的雾气很大，第二天早上，楼顶已湿漉漉的一片。但在每个小孩入睡后，他的身边总会打开一把大雨伞，这些都是祖母半夜起来为我们打开的。从我有记忆开始，祖母便是呵护我们成长的保护伞。
在八十年代初，我们家里开了一间杂货店。祖母说，不管能否赚钱，起码可以让自己的孙子不饿肚子。杂货店里卖甘蔗、水果、糖果什么的，有的邻居小孩确实没有零钱购买，她也总会免费砍上一小段、递上一小片、送上一两颗好吃的，这些至今都时常让人记得。
记得有一次，当时只有祖母一人在家看店，店里来了两个走亲戚模样的人，一下子就在店里买了十多块钱的东西，这在当时也算是一笔不小的买卖了。母亲回来后，祖母高兴地同母亲说起这事，但母亲拿来那钱一看，傻眼了，这两张十元币都是假币啊！祖母当天就气得连晚饭都不想吃了，坐在一边不断地自责。有邻居出主意说，这钱拿到镇里也准能用掉。祖母叫来了父亲说，这钱已让咱们如此伤心，怎么可能再让它去伤害别人呢？这两张假币便也一直由父亲收存，因为它见证了一个农村妇女堂堂正正做人的良心。
十三岁那年，我从农村小学考上了离家约二十里路的县城中学读书。但每逢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父亲总会用一个盒子装好，给我带点过去解解馋。父亲笑着说，这是祖母特别交代的，她让你好好读书。祖母曾经教我雷州童谣“侬啊，放眼利利看书册，个字都桥九邱田”（意为“小朋友啊，好好读书，一个字都值九亩田”）。这种望子成龙的期待虽然令人倍感压力，但更会给人与力量。临高考前的一天晚上，父亲又从农村带来了一小瓶水。父亲说，这可是祖母从土地神公那里求来的神丹法水，她叮嘱你一定要喝下，喝下后，神公可保佑必定高中。其实我对这些并不相信，但那天我还是全部喝光了那半瓶“神水”。高考结束后回到家中，我才知道，祖母因病已卧床一周多了。她笑着说：“这些天身体确实很不舒服，但那天去向神公求点神水给你，感觉脚下就像生风一样，一点都不累，真的好奇怪哦。”听完，我的眼泪禁不止夺眶而出。
大学毕业后，我到了深圳工作，弟弟和妹妹也先后到了那个远离故乡的城市，我们与祖母一起的日子更少了。那时，祖母的背已有点驼了，耳朵开始背了。每次回家，她都用那满是老茧的手拉着我问长问短，当然，作为家中的长孙，她最关心的还是我什么时候娶媳妇。她总说，你看我们村里与你同龄的那几个人，个个都有小孩了，你可要抓紧，让我也抱抱曾孙啊！她的眼光中总是那样的热切，以至于每次见到她，我最怕的就是她问起此事，我都会骗她说，在城里，大家都是先有事业再成家的，35岁前很少结婚的。这其实是一种借口，祖母没在城里住过一天，但我说的她都深信不疑。1998年1月，祖母因病去世。当时，我尚未成家，这成了我终生遗憾。
自从母亲嫁到我们家，祖母和母亲就住了一起，祖母得病后，都是母亲一手照顾，说她们感情亲若母女并不为过。她们之间也曾有争吵，但最终还是相安无事。小时候，每当家里有好吃的东西，如果母亲还在外面干活，祖母总会拿个碗，给母亲留下一份，并对我们说，你们妈妈很辛苦，好吃的东西要留下最好的那块给她，她身体好，咱们的家就好。其实，这种话也是母亲经常说的，她常说，奶奶的牙不好，最软最好吃的要给她，她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祖母去世后，每逢忌日或者清明节，母亲总是一边烧纸钱，一边流泪，一边说着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年年如是，感人至深。
世间或许并无另个世界，但在过去的20年间，我心里却总徘徊着一个熟悉的身影，她无言地给我看路、引路、指路，在我得意的时候，教我勿忘初心；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予我神一样的力量；在别人需要雪中送炭的时候，我们更是必伸援手。有老一辈的说，我们兄妹几个的身上都有祖母的影子，这令我感到非常欣慰。
清明节将至，总有一种牵挂令人泪流满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