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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瓶梅》是明代四大奇书之首，其女性形象数量远超以前的诗歌戏曲等。本文以《金瓶梅》中的孟玉楼为例，展现其自尊自信的新女性形象，探究其形象的闪光点，揭示其形象成因，从经济和社会风气两个方面，对晚明世态人心、女性意识进行深入剖析，力求对晚明世情小说中女性形象解读有所突破。
关键词：晚明；女性形象；自尊自信；孟玉楼
《金瓶梅》是明代四大奇书之首，自问世以来，属于最有争议的古典小说，它被卫道士批为“天下第一淫书”。而文学是反映现实的，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金瓶梅》中的女性形象分布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从事着不同的职业，因此，是研究晚明女性形象最好的范本。随着世界女性文化研究的繁盛，研究《金瓶梅》女性形象的学者也逐渐多了起来，但是，大家往往都着眼于世俗的传统眼光，普遍认为这个时期的女性形象趋于庸俗化、世俗化。因此，本文从女性的自主地位，经济独立，思想解放等几个层面分析《金瓶梅》中的孟玉楼，从中深入挖掘其形象成因。
一、自尊自信的新形象
晚明时期，商人迅速崛起，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社会上激起一股追求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人文思潮。在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里，出现了一批思想自由、个性十足的新女性形象。
（一）新在独立自主
在漫长的专制社会中，女性被牢牢地置于男权统治之下。所谓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作为男子附属品的女子，只能依靠男性而生存，这种附属性，到了明朝，演变为登峰造极的烈女观。程朱道学“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思想，对明以后有很大影响。在明太祖朱元璋倡导下，守节之风大盛，到处竖立起旌表贞节的牌坊，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的节烈风气，以至于“妇人之行，不出于闺门”。行动上限制妇女的出行，道德上限制妇女的婚姻自主，这一时期的女性，没有地位和独立可言。
到了晚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风尚的嬗变，在婚姻问题上自发的女性意识得以萌动，女性自尊、自爱、自强的独立人格意识逐渐产生。
孟玉楼在《金瓶梅》中，一共有三次婚姻。在她的第一次婚姻中，她嫁给了南门外贩布的杨家做正头娘子，当她男人在外贩布时，她在家掌管家里的大小事务，当她男人死后，她也没有像一般女子要死要活，而是收拾好自己，冷静地准备自己的下一桩婚事。
孟玉楼第一次改嫁的对象是西门庆。在第七回里，孟玉楼和西门庆初相见，也是明媒作证，一條条按程序走来，有条不紊。“那妇人偷眼看西门庆，见他人物风流，心下已十分中意，遂转过脸来，问薛婆道：‘官人贵庚？没了娘子多少时了？’西门庆道：‘小人虚度二十八岁，不幸先妻没了一年有余。不敢请问，娘子青春多少？’妇人道：‘奴家是三十岁。’西门庆道：‘原来长我二岁。’”就这样，孟玉楼中意了西门庆，后来，不顾母舅张四的重重阻挠，孟玉楼还是以独立的姿态，坚决地嫁到了西门家。西门庆死后，面对着西门庆家大小妾侍丫头纷纷离开，她陪着吴月娘守寡，直到李衙内差媒婆过来提亲，她也开始为自己的未来打算。
第九十回，孟玉楼对李衙内一见钟情，正年轻的她不愿意为了西门庆守寡，况且自己也没有孩子，不像月娘有了孝哥。而那李衙内，从媒婆陶妈的描述来看，也是个极好的人家，无儿无女，家境殷实。自此，玉楼的多舛命运算是安定了，夫妻两个也是恩爱。孟玉楼比其它女子都要内敛，遇见中意的对象，内心满足，喜欢但不张扬，又擅长结人缘，所以哪怕她改嫁，也不会被众人非议。
在《金瓶梅》中，孟玉楼嫁人三次，潘金莲、庞春梅，嫁人两次，李瓶儿嫁人四次，在婚姻上，她们已经不在意守节之事。西门庆一生风流，明里暗里的女人无数，但唯一愿意为他守寡的只有吴月娘一个，而且吴月娘为他守节，也是因为她的儿子孝哥，想让孝哥平安成长。由此可见，晚明时期，大多数女人已经开始追求自己的独立，不再以某一个男人作为自己的依附去求得生存。
（二）新在才华横溢
中国的历史长河里，男子一直以“女子无才便是德”，在思想上束缚女性自由发展，在社会地位上也对女性进行着长期压迫，女子即使才华横溢，也深闺自闭，羞于见人。这一现象，在思潮涌动的晚明时期得以改善，女子的才华在晚明时期得以尽情展现，她们以“才”参与社会。
孟玉楼为人处事低调而精明，比潘金莲少一分浪荡，比吴月娘多一分稳重，比李瓶儿少一分痴缠，因此，在复杂错结的西门家族里，她能够历经风浪，却稳如磐石。她见证了西门家由盛转衰，不抱残守缺，利用自己的才华为自己在三十七岁的年纪觅得了好的夫婿，幸福终了。
其一，才艺方面。在《金瓶梅》中第七回，孟玉楼一出场，作者就通过薛嫂之口向观众描述了孟玉楼的种种才能，最吸引西门庆的，就是孟玉楼会弹月琴。“‘当家立纪，针指女工，双陆棋子，不消说，不瞒大官人说，他娘姓孟，排行三姐，就住在臭水巷，又会弹了一手好月琴，大官人若见了，管情一箭就上垛，谁似你老人家有福，好得这许多带头，又得一个娘子’。西门庆只听见妇人会弹月琴，便放在他心上，便问：‘薛嫂几时有相会看去’。”由此可见，在晚明，女性除了会做一些必要的家务，会一些才艺也是很重要的。
其二，理财方面，孟玉楼在嫁给西门庆前，是布店老板的掌家娘子，她相公经常外出进货，她就是家里的职业女性。而西门家的吴月娘和《红楼梦》里的王熙凤，都只是在家里管管内务，拿着府库的钥匙，只是负责保管、计划花钱的主儿。而孟玉楼却是实质的账房，掌管着每天的收入，还负责给工人们开支、吃饭。西门家族每日迎来送往，上下打点，内外周旋，她做得井井有条，这都体现了她的理财能力。
其三，调解矛盾方面，孟玉楼也是做得十分出色。在众多的矛盾中，孟玉楼有时候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却会改变事情的发展进程，这就是她的调解能力。不知不觉，她就成了西門家的调解大师。在众多人眼里，孟玉楼是调解者的角色，潘金莲因妊娠日被吴月娘耽误，向月娘撒泼大闹，吴月娘也动了肝火，孟玉楼见状，两方相劝，即定了吴月娘，又说服了潘金莲，情真意切又善解人意。在《金瓶梅》第十二回里，潘金莲勾搭孟玉楼的小厮被西门庆痛打一顿，孟玉楼在他们二人的矛盾中进行斡旋调解，将难得来到自己身边的西门庆推给了潘金莲。她又是那么洞察明理世情的人，岂会不知到她自己小厮与潘金莲的事，只不过她在权衡之后决定保全潘金莲而已，从而进行劝和，既稳固了她和潘金莲的友谊，又保全了西门庆的脸面。 孟玉楼该贤惠时贤惠，该泼辣时泼辣，不露声色地展现着她的过人才华。
（三）新在敢于捍卫自身利益
明代中叶以后经济更为发达，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生产的行列中，这不但提升了经济地位，亦使得女性生活范围与生活方式亦有了极大的转变。许多妇女不再局限于家庭之内，能够依靠其能力，投入商场，进而经商致富。总而言之，明代妇女的经济地位不若想象中低落，相對于以往有了显著的提升。
妇女在宋代已有了一定的财产继承权，但是由于受到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影响，需在丈夫死后才能有一定的继承权和保管权，在儿子长大后，仍需交还。如果丈夫死后，妻子改嫁，那么在法律上妻子是无法得到夫家财产的，甚至连原有的陪嫁妆匣也无法带走。明袭元制，改嫁妇女所承担的产业必须全部归夫家，而且原先由娘家赠与的嫁资，带到夫家的箧匣，全部都由夫家有权继承者分之。《明會典》卷二十《大明律》〈大明令·户令〉记载：“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匣，并听前夫之家为主。”这一法律规定，一方面是为了保卫夫家的财产整体性，另一方面，是想让女性守节，理学兴盛之时，女性往往会选择守节。然而，到了晚明时期，社会动荡，政治腐败分崩离析，律法也渐渐不为人們所遵守，女性在财产权方面也开始奋起反抗。
孟玉楼在嫁进西门庆家中时，自己带有前夫的一笔遗产，在第七回里薛嫂是这么说的：“手里有一分好钱，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装花袍儿，称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双箱子珠子簪儿胡珠环子，金宝石头面，金镯银钏不消，手里现银子，他也有上千两，好三梭布，也有三二伯篇。”母舅张四图谋这笔财产，百般阻挠，先是说西门庆坏话，孟玉楼逐条反驳，说得头头是道。后来，张四搬出孟玉楼前夫家的小侄子进行阻挠，占据道德制高点对孟玉楼进行批判。在第七回里，张四在街坊上大骂孟玉楼，孟玉楼与其斗智斗勇，说话有理有据，该泼辣，该严厉时严厉。后来，孟玉楼前夫的姑姑出场，与张四进行了市井式的吵架，在吵闹声中，孟玉楼一行人就把箱笼抬走了。
这说明，在社会风气的熏陶下，晚明女性也开始捍卫自身利益。
二、孟玉楼形象成因探析
晚明社会，一方面封建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和思想观念依然牢固地占据统治地位，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正在深化；另一方面，经过长期的积累和聚集，中国社会自身已经孕育出一些不同于传统封建社会的、具有近代社会性质的新的经济、社会、政治、习俗和思想因素，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动。
（一）晚明资本主义萌芽带来的伦理冲突
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正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推动了资本主义萌芽，进而促进了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
其一，商人地位被抬高。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步改变了对商业及商贾的传统看法，晚明商人的地位较之以前有所提高。人们逐渐认识到“农商为国根本，民之命脉”，认识到“天下衣食出于农工商”，它们之间有着依存“相资”的关系，“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明代实施捐纳制度，“凡文武所擢升，但衡金之多寡而界之”，这种政策明显有利于商人在政治地位上的提升。明后期，随着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商人本人可以出钱买官，他们的子弟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而在以前商人家族子弟是不许参加科举与做官的。李贽对经商之苦表示了同情，“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官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他认为商人没有什么鄙陋，而是辛辛苦苦得利，这也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人对商人的看法。
而西门庆，作为走川广药贩之子，继承了父亲所留下的“一间大大的生药铺”，“住着门面五间到底七进的房子”，“算不得十分富贵”。在当时的社会，金钱是和权利挂钩的，西门庆就是如此，“作事机深诡谲，又放官吏债，就是那朝中高、杨、童、蔡四大奸臣，他也有门路与他浸润。所以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搅说事过钱，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这便是“西门大官人”名称的由来。多金的西门庆不仅没有被鄙视，反而成了女子所追捧的对象。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等女子都是想方设法嫁给西门庆，哪怕是拿出自己的资财进行倒贴。
从西门庆选取对象的角度上看，男子在娶妻方面，也会考虑到对方的家财。金钱关系和市场法则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婚姻不论门第，惟从目前富贵。在《金瓶梅》第七回，西门庆相看孟玉楼，听薛嫂说孟玉楼南京拔步床两张，现银子上千两，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资产丰厚，又会月琴，心里便觉十分满意。西门庆花一百多两银子便能迎娶孟玉楼过门，在商人眼里，确实是一门十分划算的婚姻。
李瓶儿在嫁入西门庆之前，便有很多资财，原本李瓶儿是梁中书的小妾，后趁乱逃走时带走了一百颗西洋珍珠，一对二两重的鸦青宝石。后来又有了花太监的遗产，其中包括六十锭大元宝，一共三千两白银之外，还有四十斤名贵沉香，二百斤白蜡，两罐子水银，八十斤胡椒，装满珍宝古玩的描金箱子就有两箱。在娶李瓶儿过门时，西门庆“雇了五六副杠，整抬了四五日”。李瓶儿过门后，西门庆又兼得了两三场横财，家道营盛，外庄内宅，焕然一新。米麦陈仓，骡马成群，奴仆成行。
反之，无财无势的潘金莲，要嫁西门庆却显得困难重重。先是西门庆因迎娶孟玉楼，嫁大女儿等事忙得冷落潘金莲，后也不提娶妻之事。直到听说武松要回来，二人慌了手脚，这才依王婆之计，娶了潘金莲。一顶轿子，四个灯笼，王婆送亲，抬到西门庆家中去了。远远比不得孟玉楼的一顶大轿，四对红纱灯笼，小侄杨宗保骑马送亲的场面。哪怕当时被冷落的李瓶儿也是一顶大轿，一匹段子红，四对灯笼，还有玳安、平安、画童、来兴四个跟轿，场面不是潘金莲所能比的。
晚明尚财奢靡之风日盛，这无疑对传统礼法构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萌发。在物质利益面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的观念变得越来越苍白无力，不少女性不再受贞洁观的束缚，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由于晚明资本主义的萌芽，以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为主要内容的妇女观，出现了松动的迹象。 （二）哲學上享乐主义推波助澜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古代社会中，男女有别、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观念一直是压迫女性的工具和束缚女性的桎梏。《礼记·昏义》中直接指出女性之于男性的从属地位是维护统治秩序的基本价值理念之一。王阳明心学的出现，动摇了晚明时期的伪道学，为女子解放吹来一阵清澈的新风。
首先，应该谈到传统思想对女性的禁锢。所谓“男女有别，而后夫婦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而仪礼丧服有云：“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从此，三从四德的观念成为中国古代一代又一代的女性挥之不去的阴霾。
理学家们讲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消极方面被统治阶级极度宣扬和强化，封建宗法社会专门为女性制定了一系列伦理道德规范，诸如“三从四德”“夫为妻纲”，以及“烈女不嫁二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成为女性难以摆脱的沉重的精神桎梏。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固化这种精神枷锁，《烈女传》《女诫》是垂训闺阁的道德经典，历代史书对贞女节妇加以旌扬。正是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中，新异的思潮之风悄然而起，就是这股启蒙思潮，带来了人们理性的觉醒，为女性的人性解放，搬开了最沉重的拦路之石。
其一，心学异变肯定人欲的合理性。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的王阳明，深深地动摇了程朱理学的思想根基，在晚明的天空下掀起了一阵长久的思想风暴。他早年的确是信仰程朱理学的，对着房前的竹子做“格物”，大病一场之后，终于悟出来“天下之物本无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他吸取了陆象山“心即理”的学说，认为世界的本源在于心，“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天下无心外之物”，因此他认为程朱理学所谓的“天理”并不外于心而存在，而是与心合一的。阳明心学不需要人死读书，认为人只要致力于发明本心，就可以自由所如，任情纵性，这对于当时为程朱理学所控制的思想界来说，无异于一场空袭，给广大思想界人士打开了一扇思想界的天窗，将人性从封闭而沉闷的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
其二，李贽“童心说”的时代体现。李贽无疑是封建明朝社会的“异端分子”，他站在理学末路边缘上，挣脱了理学最后的束缚，对理学、乃至整个儒学进行了深刻而猛烈的批判。
李贽认为“良知”是人的“童心”。真正的本心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那么童心才是真正自由自在的。人要尊重自己的童心，哪怕是一己私欲，也应该让它自由生长。人要堂堂正正的做一个真正的人，按照本心行事，不受外界道德的拘束，李贽在理论上已经肯定了人的私心的合理性。
李贽这种超越世俗和礼教的行为，不啻于给根深蒂固的旧道德秩序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给明代的思想界变革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女性穿着华服外出游历，踏青高歌，语笑盈盈，行人侧目而视，丝毫不觉为耻，有诗为证：索垂画板横，女伴斗轻盈。双双秦弄玉，个个许飞琼。俯视花梢下，高腾树杪平。出游偶见此，始记是清明。
各种思潮的激荡，禁欲与纵欲并行，使得这个时期的社会风气极为复杂，开放自由。《金瓶梅》中所体现的，正是一个官商勾结，钱权交易，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晚明。西门庆毒死武大，娶了潘金莲，逍遥法外；苗员外在外横死，主犯苗青却因此成为富豪；宋蕙莲被害死后，她父亲想给女儿报仇，结果也被迫害而死等，这种惨无人道的故事在书中比比皆是。社会的价值观和风俗的很大变化，促使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出现了反礼教的思想和行为。
在这部小说里，西门庆家里的女眷为了争宠，勾心斗角，相互压迫。两性关系在这里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为此也无人觉得羞耻。男子以财求色，西门庆、花子虚为了一夜欢愉，一掷千金；女子以色求财，王六儿、宋惠莲、如意儿等人，为了钱财可以出卖身体，出卖色相，更有韩道国等人卖妻求财。社会风气至此，已难以再提三从四德或从一而终。
从另一方面来说，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为妇女反礼教的行为提供了契机。受社会进步思潮的影响，一些妇女们勇于追求自由幸福的婚姻，并获得成功。这些无不体现明代中后期妇女的人身束缚的松弛，社会地位有了提高。明代处于封建社会后期，妇女的主体意识受社会价值观转型而有较大的提高。明代妇女追求自由的婚姻、追求华丽的服饰、参加户外活动，是对封建礼教的抗争，对自我生存权利的追求，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张扬。例如，在明代世情小说如《三言》《二拍》中有很多类似的记载，王娇鸾看上周廷章“只因有才有貌，所以相爱相怜”。
毫无疑问，社会的发展需要女性对自身的真实存在有着理性的体认，遗憾的是，从古到今，尽管女性一直在尝试着各种改变自我命运的努力，但男性对女性在思想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控制，却从没有真正消除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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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晚明；女性形象；自尊自信；孟玉楼
《金瓶梅》是明代四大奇书之首，自问世以来，属于最有争议的古典小说，它被卫道士批为“天下第一淫书”。而文学是反映现实的，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金瓶梅》中的女性形象分布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从事着不同的职业，因此，是研究晚明女性形象最好的范本。随着世界女性文化研究的繁盛，研究《金瓶梅》女性形象的学者也逐渐多了起来，但是，大家往往都着眼于世俗的传统眼光，普遍认为这个时期的女性形象趋于庸俗化、世俗化。因此，本文从女性的自主地位，经济独立，思想解放等几个层面分析《金瓶梅》中的孟玉楼，从中深入挖掘其形象成因。
一、自尊自信的新形象
晚明时期，商人迅速崛起，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社会上激起一股追求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人文思潮。在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里，出现了一批思想自由、个性十足的新女性形象。
（一）新在独立自主
在漫长的专制社会中，女性被牢牢地置于男权统治之下。所谓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作为男子附属品的女子，只能依靠男性而生存，这种附属性，到了明朝，演变为登峰造极的烈女观。程朱道学“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思想，对明以后有很大影响。在明太祖朱元璋倡导下，守节之风大盛，到处竖立起旌表贞节的牌坊，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的节烈风气，以至于“妇人之行，不出于闺门”。行动上限制妇女的出行，道德上限制妇女的婚姻自主，这一时期的女性，没有地位和独立可言。
到了晚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风尚的嬗变，在婚姻问题上自发的女性意识得以萌动，女性自尊、自爱、自强的独立人格意识逐渐产生。
孟玉楼在《金瓶梅》中，一共有三次婚姻。在她的第一次婚姻中，她嫁给了南门外贩布的杨家做正头娘子，当她男人在外贩布时，她在家掌管家里的大小事务，当她男人死后，她也没有像一般女子要死要活，而是收拾好自己，冷静地准备自己的下一桩婚事。
孟玉楼第一次改嫁的对象是西门庆。在第七回里，孟玉楼和西门庆初相见，也是明媒作证，一條条按程序走来，有条不紊。“那妇人偷眼看西门庆，见他人物风流，心下已十分中意，遂转过脸来，问薛婆道：‘官人贵庚？没了娘子多少时了？’西门庆道：‘小人虚度二十八岁，不幸先妻没了一年有余。不敢请问，娘子青春多少？’妇人道：‘奴家是三十岁。’西门庆道：‘原来长我二岁。’”就这样，孟玉楼中意了西门庆，后来，不顾母舅张四的重重阻挠，孟玉楼还是以独立的姿态，坚决地嫁到了西门家。西门庆死后，面对着西门庆家大小妾侍丫头纷纷离开，她陪着吴月娘守寡，直到李衙内差媒婆过来提亲，她也开始为自己的未来打算。
第九十回，孟玉楼对李衙内一见钟情，正年轻的她不愿意为了西门庆守寡，况且自己也没有孩子，不像月娘有了孝哥。而那李衙内，从媒婆陶妈的描述来看，也是个极好的人家，无儿无女，家境殷实。自此，玉楼的多舛命运算是安定了，夫妻两个也是恩爱。孟玉楼比其它女子都要内敛，遇见中意的对象，内心满足，喜欢但不张扬，又擅长结人缘，所以哪怕她改嫁，也不会被众人非议。
在《金瓶梅》中，孟玉楼嫁人三次，潘金莲、庞春梅，嫁人两次，李瓶儿嫁人四次，在婚姻上，她们已经不在意守节之事。西门庆一生风流，明里暗里的女人无数，但唯一愿意为他守寡的只有吴月娘一个，而且吴月娘为他守节，也是因为她的儿子孝哥，想让孝哥平安成长。由此可见，晚明时期，大多数女人已经开始追求自己的独立，不再以某一个男人作为自己的依附去求得生存。
（二）新在才华横溢
中国的历史长河里，男子一直以“女子无才便是德”，在思想上束缚女性自由发展，在社会地位上也对女性进行着长期压迫，女子即使才华横溢，也深闺自闭，羞于见人。这一现象，在思潮涌动的晚明时期得以改善，女子的才华在晚明时期得以尽情展现，她们以“才”参与社会。
孟玉楼为人处事低调而精明，比潘金莲少一分浪荡，比吴月娘多一分稳重，比李瓶儿少一分痴缠，因此，在复杂错结的西门家族里，她能够历经风浪，却稳如磐石。她见证了西门家由盛转衰，不抱残守缺，利用自己的才华为自己在三十七岁的年纪觅得了好的夫婿，幸福终了。
其一，才艺方面。在《金瓶梅》中第七回，孟玉楼一出场，作者就通过薛嫂之口向观众描述了孟玉楼的种种才能，最吸引西门庆的，就是孟玉楼会弹月琴。“‘当家立纪，针指女工，双陆棋子，不消说，不瞒大官人说，他娘姓孟，排行三姐，就住在臭水巷，又会弹了一手好月琴，大官人若见了，管情一箭就上垛，谁似你老人家有福，好得这许多带头，又得一个娘子’。西门庆只听见妇人会弹月琴，便放在他心上，便问：‘薛嫂几时有相会看去’。”由此可见，在晚明，女性除了会做一些必要的家务，会一些才艺也是很重要的。
其二，理财方面，孟玉楼在嫁给西门庆前，是布店老板的掌家娘子，她相公经常外出进货，她就是家里的职业女性。而西门家的吴月娘和《红楼梦》里的王熙凤，都只是在家里管管内务，拿着府库的钥匙，只是负责保管、计划花钱的主儿。而孟玉楼却是实质的账房，掌管着每天的收入，还负责给工人们开支、吃饭。西门家族每日迎来送往，上下打点，内外周旋，她做得井井有条，这都体现了她的理财能力。
其三，调解矛盾方面，孟玉楼也是做得十分出色。在众多的矛盾中，孟玉楼有时候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却会改变事情的发展进程，这就是她的调解能力。不知不觉，她就成了西門家的调解大师。在众多人眼里，孟玉楼是调解者的角色，潘金莲因妊娠日被吴月娘耽误，向月娘撒泼大闹，吴月娘也动了肝火，孟玉楼见状，两方相劝，即定了吴月娘，又说服了潘金莲，情真意切又善解人意。在《金瓶梅》第十二回里，潘金莲勾搭孟玉楼的小厮被西门庆痛打一顿，孟玉楼在他们二人的矛盾中进行斡旋调解，将难得来到自己身边的西门庆推给了潘金莲。她又是那么洞察明理世情的人，岂会不知到她自己小厮与潘金莲的事，只不过她在权衡之后决定保全潘金莲而已，从而进行劝和，既稳固了她和潘金莲的友谊，又保全了西门庆的脸面。 孟玉楼该贤惠时贤惠，该泼辣时泼辣，不露声色地展现着她的过人才华。
（三）新在敢于捍卫自身利益
明代中叶以后经济更为发达，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生产的行列中，这不但提升了经济地位，亦使得女性生活范围与生活方式亦有了极大的转变。许多妇女不再局限于家庭之内，能够依靠其能力，投入商场，进而经商致富。总而言之，明代妇女的经济地位不若想象中低落，相對于以往有了显著的提升。
妇女在宋代已有了一定的财产继承权，但是由于受到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影响，需在丈夫死后才能有一定的继承权和保管权，在儿子长大后，仍需交还。如果丈夫死后，妻子改嫁，那么在法律上妻子是无法得到夫家财产的，甚至连原有的陪嫁妆匣也无法带走。明袭元制，改嫁妇女所承担的产业必须全部归夫家，而且原先由娘家赠与的嫁资，带到夫家的箧匣，全部都由夫家有权继承者分之。《明會典》卷二十《大明律》〈大明令·户令〉记载：“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匣，并听前夫之家为主。”这一法律规定，一方面是为了保卫夫家的财产整体性，另一方面，是想让女性守节，理学兴盛之时，女性往往会选择守节。然而，到了晚明时期，社会动荡，政治腐败分崩离析，律法也渐渐不为人們所遵守，女性在财产权方面也开始奋起反抗。
孟玉楼在嫁进西门庆家中时，自己带有前夫的一笔遗产，在第七回里薛嫂是这么说的：“手里有一分好钱，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装花袍儿，称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双箱子珠子簪儿胡珠环子，金宝石头面，金镯银钏不消，手里现银子，他也有上千两，好三梭布，也有三二伯篇。”母舅张四图谋这笔财产，百般阻挠，先是说西门庆坏话，孟玉楼逐条反驳，说得头头是道。后来，张四搬出孟玉楼前夫家的小侄子进行阻挠，占据道德制高点对孟玉楼进行批判。在第七回里，张四在街坊上大骂孟玉楼，孟玉楼与其斗智斗勇，说话有理有据，该泼辣，该严厉时严厉。后来，孟玉楼前夫的姑姑出场，与张四进行了市井式的吵架，在吵闹声中，孟玉楼一行人就把箱笼抬走了。
这说明，在社会风气的熏陶下，晚明女性也开始捍卫自身利益。
二、孟玉楼形象成因探析
晚明社会，一方面封建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和思想观念依然牢固地占据统治地位，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正在深化；另一方面，经过长期的积累和聚集，中国社会自身已经孕育出一些不同于传统封建社会的、具有近代社会性质的新的经济、社会、政治、习俗和思想因素，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动。
（一）晚明资本主义萌芽带来的伦理冲突
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正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推动了资本主义萌芽，进而促进了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
其一，商人地位被抬高。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步改变了对商业及商贾的传统看法，晚明商人的地位较之以前有所提高。人们逐渐认识到“农商为国根本，民之命脉”，认识到“天下衣食出于农工商”，它们之间有着依存“相资”的关系，“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明代实施捐纳制度，“凡文武所擢升，但衡金之多寡而界之”，这种政策明显有利于商人在政治地位上的提升。明后期，随着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商人本人可以出钱买官，他们的子弟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而在以前商人家族子弟是不许参加科举与做官的。李贽对经商之苦表示了同情，“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官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他认为商人没有什么鄙陋，而是辛辛苦苦得利，这也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人对商人的看法。
而西门庆，作为走川广药贩之子，继承了父亲所留下的“一间大大的生药铺”，“住着门面五间到底七进的房子”，“算不得十分富贵”。在当时的社会，金钱是和权利挂钩的，西门庆就是如此，“作事机深诡谲，又放官吏债，就是那朝中高、杨、童、蔡四大奸臣，他也有门路与他浸润。所以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搅说事过钱，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这便是“西门大官人”名称的由来。多金的西门庆不仅没有被鄙视，反而成了女子所追捧的对象。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等女子都是想方设法嫁给西门庆，哪怕是拿出自己的资财进行倒贴。
从西门庆选取对象的角度上看，男子在娶妻方面，也会考虑到对方的家财。金钱关系和市场法则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婚姻不论门第，惟从目前富贵。在《金瓶梅》第七回，西门庆相看孟玉楼，听薛嫂说孟玉楼南京拔步床两张，现银子上千两，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资产丰厚，又会月琴，心里便觉十分满意。西门庆花一百多两银子便能迎娶孟玉楼过门，在商人眼里，确实是一门十分划算的婚姻。
李瓶儿在嫁入西门庆之前，便有很多资财，原本李瓶儿是梁中书的小妾，后趁乱逃走时带走了一百颗西洋珍珠，一对二两重的鸦青宝石。后来又有了花太监的遗产，其中包括六十锭大元宝，一共三千两白银之外，还有四十斤名贵沉香，二百斤白蜡，两罐子水银，八十斤胡椒，装满珍宝古玩的描金箱子就有两箱。在娶李瓶儿过门时，西门庆“雇了五六副杠，整抬了四五日”。李瓶儿过门后，西门庆又兼得了两三场横财，家道营盛，外庄内宅，焕然一新。米麦陈仓，骡马成群，奴仆成行。
反之，无财无势的潘金莲，要嫁西门庆却显得困难重重。先是西门庆因迎娶孟玉楼，嫁大女儿等事忙得冷落潘金莲，后也不提娶妻之事。直到听说武松要回来，二人慌了手脚，这才依王婆之计，娶了潘金莲。一顶轿子，四个灯笼，王婆送亲，抬到西门庆家中去了。远远比不得孟玉楼的一顶大轿，四对红纱灯笼，小侄杨宗保骑马送亲的场面。哪怕当时被冷落的李瓶儿也是一顶大轿，一匹段子红，四对灯笼，还有玳安、平安、画童、来兴四个跟轿，场面不是潘金莲所能比的。
晚明尚财奢靡之风日盛，这无疑对传统礼法构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萌发。在物质利益面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的观念变得越来越苍白无力，不少女性不再受贞洁观的束缚，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由于晚明资本主义的萌芽，以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为主要内容的妇女观，出现了松动的迹象。 （二）哲學上享乐主义推波助澜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古代社会中，男女有别、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观念一直是压迫女性的工具和束缚女性的桎梏。《礼记·昏义》中直接指出女性之于男性的从属地位是维护统治秩序的基本价值理念之一。王阳明心学的出现，动摇了晚明时期的伪道学，为女子解放吹来一阵清澈的新风。
首先，应该谈到传统思想对女性的禁锢。所谓“男女有别，而后夫婦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而仪礼丧服有云：“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从此，三从四德的观念成为中国古代一代又一代的女性挥之不去的阴霾。
理学家们讲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消极方面被统治阶级极度宣扬和强化，封建宗法社会专门为女性制定了一系列伦理道德规范，诸如“三从四德”“夫为妻纲”，以及“烈女不嫁二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成为女性难以摆脱的沉重的精神桎梏。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固化这种精神枷锁，《烈女传》《女诫》是垂训闺阁的道德经典，历代史书对贞女节妇加以旌扬。正是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中，新异的思潮之风悄然而起，就是这股启蒙思潮，带来了人们理性的觉醒，为女性的人性解放，搬开了最沉重的拦路之石。
其一，心学异变肯定人欲的合理性。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的王阳明，深深地动摇了程朱理学的思想根基，在晚明的天空下掀起了一阵长久的思想风暴。他早年的确是信仰程朱理学的，对着房前的竹子做“格物”，大病一场之后，终于悟出来“天下之物本无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他吸取了陆象山“心即理”的学说，认为世界的本源在于心，“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天下无心外之物”，因此他认为程朱理学所谓的“天理”并不外于心而存在，而是与心合一的。阳明心学不需要人死读书，认为人只要致力于发明本心，就可以自由所如，任情纵性，这对于当时为程朱理学所控制的思想界来说，无异于一场空袭，给广大思想界人士打开了一扇思想界的天窗，将人性从封闭而沉闷的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
其二，李贽“童心说”的时代体现。李贽无疑是封建明朝社会的“异端分子”，他站在理学末路边缘上，挣脱了理学最后的束缚，对理学、乃至整个儒学进行了深刻而猛烈的批判。
李贽认为“良知”是人的“童心”。真正的本心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那么童心才是真正自由自在的。人要尊重自己的童心，哪怕是一己私欲，也应该让它自由生长。人要堂堂正正的做一个真正的人，按照本心行事，不受外界道德的拘束，李贽在理论上已经肯定了人的私心的合理性。
李贽这种超越世俗和礼教的行为，不啻于给根深蒂固的旧道德秩序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给明代的思想界变革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女性穿着华服外出游历，踏青高歌，语笑盈盈，行人侧目而视，丝毫不觉为耻，有诗为证：索垂画板横，女伴斗轻盈。双双秦弄玉，个个许飞琼。俯视花梢下，高腾树杪平。出游偶见此，始记是清明。
各种思潮的激荡，禁欲与纵欲并行，使得这个时期的社会风气极为复杂，开放自由。《金瓶梅》中所体现的，正是一个官商勾结，钱权交易，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晚明。西门庆毒死武大，娶了潘金莲，逍遥法外；苗员外在外横死，主犯苗青却因此成为富豪；宋蕙莲被害死后，她父亲想给女儿报仇，结果也被迫害而死等，这种惨无人道的故事在书中比比皆是。社会的价值观和风俗的很大变化，促使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出现了反礼教的思想和行为。
在这部小说里，西门庆家里的女眷为了争宠，勾心斗角，相互压迫。两性关系在这里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为此也无人觉得羞耻。男子以财求色，西门庆、花子虚为了一夜欢愉，一掷千金；女子以色求财，王六儿、宋惠莲、如意儿等人，为了钱财可以出卖身体，出卖色相，更有韩道国等人卖妻求财。社会风气至此，已难以再提三从四德或从一而终。
从另一方面来说，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为妇女反礼教的行为提供了契机。受社会进步思潮的影响，一些妇女们勇于追求自由幸福的婚姻，并获得成功。这些无不体现明代中后期妇女的人身束缚的松弛，社会地位有了提高。明代处于封建社会后期，妇女的主体意识受社会价值观转型而有较大的提高。明代妇女追求自由的婚姻、追求华丽的服饰、参加户外活动，是对封建礼教的抗争，对自我生存权利的追求，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张扬。例如，在明代世情小说如《三言》《二拍》中有很多类似的记载，王娇鸾看上周廷章“只因有才有貌，所以相爱相怜”。
毫无疑问，社会的发展需要女性对自身的真实存在有着理性的体认，遗憾的是，从古到今，尽管女性一直在尝试着各种改变自我命运的努力，但男性对女性在思想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控制，却从没有真正消除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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