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工作会议和经济决策层的其他标配会议有所不同，它的时间节奏似乎有一定的随意性。比如，1997年的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在当年的11月举行，而之后的会议都是在春天召开，但具体时间并不那么确定。
　　自首次金融工作会议以来，会议每次都对中国金融结构有所调整。将在今年上半年召开的第五次会议很可能对中国金融资本市场监管部门设置结构做出比较大的调整。一个可靠的调整版本是：中央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将合并成为一个超级大的金融稳定监管部门。
　　在这种设置下，这个超级部门的名称仍然叫中央银行，但它的功能将远远超出中央银行原来的职责范围。在这个超级央行下，将设有负责货币政策制定的原来中央银行的职责部门；负责金融业务监管的监管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下，将设有原来的商业银行监管部门、证券交易监管部门以及保险公司监管部门，当然还有那些以上三个领域都不涉及的其他金融公司的监管部门；另外，还有负责协调几大监管组织关系的协调部门。
　　总而言之，这种设置决定了只要涉及和“钱”有关的生意，就会在超级央行中找到对应的监管和服务机 构。
　　这种超级央行系统的设置非常类似于英国英格兰银行。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英国调整了金融货币管理系统—在其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董事会下设金融政策委员会（FPC），负责制定宏观审慎政策；将原金融服务局（FSA）拆分为审慎监管局（PRA）和金融行为监管局（FCA）—PRA作为英格兰银行的下属机构，负责对银行、保险公司、投资机构（包括证券投资公司、信托基金）等主要金融机构实施微观审慎监管；FCA成为独立机构，主要负责PRA监管范围以外的金融机构监管以及金融市场行为监管，促进市场竞争和保护消费者权益；FPC则被赋予了“两权”，即指令权和建议权。
　　英国之所以如此设置，主要是为了使其金融政策更有效地作用于所有的金融公司，以应对金融危机和促进金融创新。这也可能是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英国相对于欧洲大陆的欧盟国家受损较小、而且恢复较快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决策层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从2008年的对市场注入流动性，到2011年的收紧银根，再到后来的偏于宽松的稳健货币政策，被互联网应用所催生的影子银行系统，以及传统金融机构为了获得盈利所进行的金融创新，都让中央决策层的政策意图实现难度大为增加。以谨慎为目标的金融管理层为此着实伤脑 筋。
　　而且，那些利用互联网手段搭建起来的新形式的金融公司，既有活力，又蕴涵着未知的风险。用传统的标准很难定义这些新金融公司，而因为其找麻烦的特性，现有监管部门都不愿把它们划入自己的监管领域。这就留下了很多可能引发社会问题的金融风险缝隙。
　　即将设立的超级央行力图解决这种问题。它有点像把一些零散的砖块拼接起来组成的一道墙，所谓协调委员会就像黏接砖块的水泥，它将令那些市场监管缝隙消失。
　　这样更加有力量的央行在行政级别上也将提升为副国家级的部门，这种设置为那些西装革履的政府银行家和金融学者官僚提供了更长远的政治攀升道路，中国的决策核心也将因此而增加金融色彩。
　　当然，也有令人担心的。超级央行无疑会让政府的金融政策执行得更加有效。但是另一方面，这会让市场更加有效吗？更有效的管理和更有效的市场向来不是一回事。超级央行怎么让市场更“良性”地保持高效，是它最重要的一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