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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冬，古都北平。强劲的西北风驱散了连续几日的雾霾，天空一片晴朗。不过，凛冽的风拽得气温迅速下滑，让大家领略到了隆冬的意味。
战争的乌云笼罩在北平的上空。人们龟缩在屋子里焦急而又企盼着、悄悄议论着时局的发展。
这时的北平已经是一座孤城。虽然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手中还握有50多万兵力，但解放战争的形势已决定了战争的最终结果，也决定了傅作义的结局：战则败，和则安。中共通过各种渠道同傅作义接触，傅作义的一些朋友也劝他放下武器。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在大军压境、孤守无望和地下党耐心说服教育之下，率部接受和平改编，使北平这座有悠久历史的古城免遭战火之劫，完整地交还给人民。消息传来，人人奔起相告，个个喜笑颜开，欢庆北平解放。
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排成整整齐齐、浩浩荡荡的队伍，举行了入城式。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人山人海，全城沸腾，万民欢庆，“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傅作义深受感动地说：“我今天也成了被欢迎的人，目睹了中国共产党伟大的无穷无尽的凝聚力，看到了中国的前途。”
北平的大中学生兴高采烈，异常活跃，采取多种形式慰问解放军，同解放军座谈联欢，恳切地要求参加解放军。部队的领导同志听到有关情况反映后，表示研究、考虑。北平大中学生在参加欢迎解放军入诚式之后，回到各自的校园继续读书去了。谁知没过几天，上边来了通知，动员他们这些人“随军南下，参加到解放江南广大国土、开辟新区的工作之中”。
原来，在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3个年头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年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特别指出：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
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比预料的还快。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以解放沈阳、营口，再歼敌军14.9万多人，宣告胜利结束，解放了东北全境。东北野战军(后改为第四野战军)在入关南进过程中，向中央提出了在平津地区吸收知识分子作为准备接收和管理新解放区的干部的指示。12月9日，中央从整体部署，拟定了《关于吸收平津地区知识分子的方案》，电复第四野战军，并致电有关野战军和华北、东北局。
1949年1月，随着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挺进江南，急需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开辟新解放区工作。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决定，批准第四野战军直接领导建立“南下工作团”。由第四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谭政任总团长，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和邵式平任副总团长，林一山、张平凯分别任总团正、副秘书长。下设3个分团，由从军政单位抽调的高级干部担任领导。
南下工作团成立后，随即进行招考的准备工作。为慎重起见，特地组成了以陶铸为主任的招考委员会。南下工作团主要吸收平津地区大学生和部分高中学生，强化训练。其实，早在1939年12月1日，抗日战争尚处于战略相持，党中央就曾作出过《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强调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2月24日，南下工作团在《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天津日报》等报纸上刊登了团员招考启事和招考简章。一时间，平津两市各院校学生热烈响应，掀起了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的热潮，一个空前的万名大、中学生投身革命洪流的青年运动序幕揭开了。
清华大学从2月24日至3月1日，短短几天的时间内便有100多名学生报名，约占在校生的三分之一，有的全班同学都报了名。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朝阳学院、华北学院、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中国大学、中法大学、铁路专科学校、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等院校的学生争先恐后报名，场面热火朝天。曾流亡在北平的东北各院校学生，许多人放弃了“北上还乡”的初衷，毅然改变了随校迁回东北的主意，决定报名“南下革命”。由于报名南下的学生过多，有的院校已无学生上课，不得不中止动员。
令人感动的是，许多中学生不甘落后，争先向大学的哥哥姐姐们学习，纷纷报名。有些不够报名年龄的初中生，再三请求准予参军南下，为了达到目的，有的甚至高报年龄。父母送子女、夫妻齐报名、师生同参军的动人场面不断上演。这是继光辉的“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之后，又一次青年学生大规模参加革命活动的壮举。
南工团团员王应常曾回忆说：“我有幸在天安门前参加了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的盛大集会。那威武雄壮的解放军步兵、炮兵、骑兵、装甲兵队伍，那上千人组成的秧歌腰鼓队，那激越飞扬的国际歌和解放军进行曲，那红旗如林、人群似海、歌声沸天的整个场面，在我回到清华园后，仍反复在脑海中展现。我躺在明斋二楼宿舍里的铁床上，仔细咀嚼着这场发生在九州大地上的伟大历史变革。突然，一个新的想法在脑海里涌现，伴随着全身一跃而起，凝聚为两句话，从口里喷薄而出：‘我要参军南征，这书不能再读了!’我找到经常一起参加学生运动的多位系友交换看法，大家心里部有了共鸣。”不久，传来中央批准成立南下工作团，准备吸收近万名青年参军南下，解放和接管长江以南广大区域的消息。这时，王应常与同学们奔走相告，喜形于色。日后，王应常回忆说，几年来心中一直存在着的当学者还是完全投身革命的矛盾斗争，在这时一下子解决了。
但是，也有个别青年学生觉得南工团不是正规大学、又要背井离乡长途南下，存在着思想顾虑。在经过集体讨论和个别谈话后，心存疑虑者认识到报考南工团是革命发展的需要，也是青年人投身革命熔炉，进行艰苦锻炼，参加社会实践接受革命教育的大好机会，纷纷愉快地报了名。南工团老团员谢鸣第曾这样回忆说：“那时在我们这些小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着一种浪漫的想法，即‘革命都快成功了，还没有参军、打过仗，太令人遗憾了!’基于这样，我们提出了随军南下的要求。”
笔试完了还要口试。一天，招生办的一位女同志打量着前来口试的学生田俊雄，问：“小鬼，你要参军南下?”田俊雄说：“是的，我要南下。”对方问：“你多大啦?”田俊雄答：“表上填得清清楚楚，15岁。不!虚岁17岁。”田俊雄一紧张说走了嘴。
“这可不好办?你太小了，一灭要走一两百里路，还要和敌人……”还没等对方说完，田俊雄不服气地说：“咱俩比比个子，不要小看人，谁是小鬼?我是民丰青年同盟的盟员。”旁边的一位男同志为田俊雄讲情：“收下他吧!他是我党外围秘密组织的成员。”当田俊雄终于被接收为南工团团员时，他兴奋得跳跃起来……
参加南下工作团的平津地区知识分子，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他们当中有不少地下党员、地下盟员(民主同盟成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参加过爱国民主运动的领导骨干、积极分子及一般参与者。他们的出身经历、思想状况，虽然各不相同，或存在这样那样的弱点，但是从整体上、本质上来讲，他们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经受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为此，他们爱国热情高，革命正义感强，文化水准较高，思想敏锐性较强，进取精神很高，接受能力较强。具有这“三高三强”特点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当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火炬一经点燃他们的思想之火，他们就会在人民革命事业的火热的斗争面前勇往直面，义无反顾。
战争的乌云笼罩在北平的上空。人们龟缩在屋子里焦急而又企盼着、悄悄议论着时局的发展。
这时的北平已经是一座孤城。虽然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手中还握有50多万兵力，但解放战争的形势已决定了战争的最终结果，也决定了傅作义的结局：战则败，和则安。中共通过各种渠道同傅作义接触，傅作义的一些朋友也劝他放下武器。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在大军压境、孤守无望和地下党耐心说服教育之下，率部接受和平改编，使北平这座有悠久历史的古城免遭战火之劫，完整地交还给人民。消息传来，人人奔起相告，个个喜笑颜开，欢庆北平解放。
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排成整整齐齐、浩浩荡荡的队伍，举行了入城式。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人山人海，全城沸腾，万民欢庆，“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傅作义深受感动地说：“我今天也成了被欢迎的人，目睹了中国共产党伟大的无穷无尽的凝聚力，看到了中国的前途。”
北平的大中学生兴高采烈，异常活跃，采取多种形式慰问解放军，同解放军座谈联欢，恳切地要求参加解放军。部队的领导同志听到有关情况反映后，表示研究、考虑。北平大中学生在参加欢迎解放军入诚式之后，回到各自的校园继续读书去了。谁知没过几天，上边来了通知，动员他们这些人“随军南下，参加到解放江南广大国土、开辟新区的工作之中”。
原来，在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3个年头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年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特别指出：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
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比预料的还快。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以解放沈阳、营口，再歼敌军14.9万多人，宣告胜利结束，解放了东北全境。东北野战军(后改为第四野战军)在入关南进过程中，向中央提出了在平津地区吸收知识分子作为准备接收和管理新解放区的干部的指示。12月9日，中央从整体部署，拟定了《关于吸收平津地区知识分子的方案》，电复第四野战军，并致电有关野战军和华北、东北局。
1949年1月，随着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挺进江南，急需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开辟新解放区工作。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决定，批准第四野战军直接领导建立“南下工作团”。由第四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谭政任总团长，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和邵式平任副总团长，林一山、张平凯分别任总团正、副秘书长。下设3个分团，由从军政单位抽调的高级干部担任领导。
南下工作团成立后，随即进行招考的准备工作。为慎重起见，特地组成了以陶铸为主任的招考委员会。南下工作团主要吸收平津地区大学生和部分高中学生，强化训练。其实，早在1939年12月1日，抗日战争尚处于战略相持，党中央就曾作出过《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强调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2月24日，南下工作团在《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天津日报》等报纸上刊登了团员招考启事和招考简章。一时间，平津两市各院校学生热烈响应，掀起了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的热潮，一个空前的万名大、中学生投身革命洪流的青年运动序幕揭开了。
清华大学从2月24日至3月1日，短短几天的时间内便有100多名学生报名，约占在校生的三分之一，有的全班同学都报了名。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朝阳学院、华北学院、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中国大学、中法大学、铁路专科学校、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等院校的学生争先恐后报名，场面热火朝天。曾流亡在北平的东北各院校学生，许多人放弃了“北上还乡”的初衷，毅然改变了随校迁回东北的主意，决定报名“南下革命”。由于报名南下的学生过多，有的院校已无学生上课，不得不中止动员。
令人感动的是，许多中学生不甘落后，争先向大学的哥哥姐姐们学习，纷纷报名。有些不够报名年龄的初中生，再三请求准予参军南下，为了达到目的，有的甚至高报年龄。父母送子女、夫妻齐报名、师生同参军的动人场面不断上演。这是继光辉的“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之后，又一次青年学生大规模参加革命活动的壮举。
南工团团员王应常曾回忆说：“我有幸在天安门前参加了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的盛大集会。那威武雄壮的解放军步兵、炮兵、骑兵、装甲兵队伍，那上千人组成的秧歌腰鼓队，那激越飞扬的国际歌和解放军进行曲，那红旗如林、人群似海、歌声沸天的整个场面，在我回到清华园后，仍反复在脑海中展现。我躺在明斋二楼宿舍里的铁床上，仔细咀嚼着这场发生在九州大地上的伟大历史变革。突然，一个新的想法在脑海里涌现，伴随着全身一跃而起，凝聚为两句话，从口里喷薄而出：‘我要参军南征，这书不能再读了!’我找到经常一起参加学生运动的多位系友交换看法，大家心里部有了共鸣。”不久，传来中央批准成立南下工作团，准备吸收近万名青年参军南下，解放和接管长江以南广大区域的消息。这时，王应常与同学们奔走相告，喜形于色。日后，王应常回忆说，几年来心中一直存在着的当学者还是完全投身革命的矛盾斗争，在这时一下子解决了。
但是，也有个别青年学生觉得南工团不是正规大学、又要背井离乡长途南下，存在着思想顾虑。在经过集体讨论和个别谈话后，心存疑虑者认识到报考南工团是革命发展的需要，也是青年人投身革命熔炉，进行艰苦锻炼，参加社会实践接受革命教育的大好机会，纷纷愉快地报了名。南工团老团员谢鸣第曾这样回忆说：“那时在我们这些小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着一种浪漫的想法，即‘革命都快成功了，还没有参军、打过仗，太令人遗憾了!’基于这样，我们提出了随军南下的要求。”
笔试完了还要口试。一天，招生办的一位女同志打量着前来口试的学生田俊雄，问：“小鬼，你要参军南下?”田俊雄说：“是的，我要南下。”对方问：“你多大啦?”田俊雄答：“表上填得清清楚楚，15岁。不!虚岁17岁。”田俊雄一紧张说走了嘴。
“这可不好办?你太小了，一灭要走一两百里路，还要和敌人……”还没等对方说完，田俊雄不服气地说：“咱俩比比个子，不要小看人，谁是小鬼?我是民丰青年同盟的盟员。”旁边的一位男同志为田俊雄讲情：“收下他吧!他是我党外围秘密组织的成员。”当田俊雄终于被接收为南工团团员时，他兴奋得跳跃起来……
参加南下工作团的平津地区知识分子，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他们当中有不少地下党员、地下盟员(民主同盟成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参加过爱国民主运动的领导骨干、积极分子及一般参与者。他们的出身经历、思想状况，虽然各不相同，或存在这样那样的弱点，但是从整体上、本质上来讲，他们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经受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为此，他们爱国热情高，革命正义感强，文化水准较高，思想敏锐性较强，进取精神很高，接受能力较强。具有这“三高三强”特点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当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火炬一经点燃他们的思想之火，他们就会在人民革命事业的火热的斗争面前勇往直面，义无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