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家客厅醒目的位置，挂着著名的《沉思中的周恩来》。1980年代，这张照片的发行量就超过了9000万张。周恩来生前并没有看到它，照片由意大利摄影记者焦尔乔·洛迪拍摄，在意大利公开发表，并由使馆工作人员带回中国。
　　1949年，12岁的周秉德进入中南海，跟伯伯周恩来、伯母（注：亦称呼为“七妈”）邓颖超生活，直到1964年结婚离开。她此后也是伯伯家的常客。从少女时代起，细心、温和、开朗的姑娘就是伯父伯母和父母之间的桥梁。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由中宣部出版局、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中央电视台发布的“2018中国好书”评选榜单揭晓，《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入选。南方周末记者对周秉德进行了采访。
　　“他要有时间看书就好了！”
　　南方周末：你12岁就跟伯父伯母生活在一起。这种安排是因为家族上一辈就有兄弟间代为抚养子女的传统，还是伯父母为支持你的母亲出去工作，想为她减轻负担？
　　周秉德：伯父说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裙带关系，更不能像封建社会那样“一人得道，鸡犬飞升”。他也不让我父亲用周恩寿这个本名，让他用字。
　　爸爸职位低，房子就很小，两间西晒的厢房加起来二十多平方米，不通风。我小弟弟出生后，头上痱子满满的。我那时已经上初中了，不太用妈妈操心，伯伯让我住到他家，纯粹因为父母家住不开。
　　南方周末：一开始你住在书房，据你观察他爱看什么书？
　　周秉德：他要有时间看书就好了！有一回伯伯说他在发奋读《家》，已经读了36页。我们听了都笑他。我到北京时，伯伯与国民党的谈判刚刚结束（注：指1949年4月的北平和平谈判），要参与指挥解放战争，同时还得筹备政协召开……1949年11月7日伯伯搬到西花厅，属于政务院范围，之后弟弟妹妹也来了。平时我们上学，周末和寒暑假都回到西花厅的家里。
　　南方周末：西花厅的周末是怎样的？
　　周秉德：伯伯没有周末，只是加了我们几个孩子。有时候暑假我们在家，他快回来，七妈就打发我们到二道门等。他下车看到我们，就知道是七妈的意图——让我们陪他走几百米，放松一下。
　　南方周末：杨尚昆在日记里写过，农历二月十三是你伯父的生日，但“他不愿让多人知道，故无人去庆贺”。
　　周秉德：对，生日从来不过。不过（伯父过世后）伯母每年2月初会把我或我和先生找去聊天，吃个点心。其实那是她的生日，我们也不说破。我记得唯一一次过生日是1988年，她84岁，把我们兄弟姐妹都找去了。我们一人出5块钱，给她买了个蛋糕。那时她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一吃东西就呛，所以没能和我们一块吃。我们在厨房，她在房间里，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吃面，然后切开蛋糕合影。
　　“叫我‘亲妈’当然好了，可是你自己的妈妈会怎么想呢”
　　南方周末：书里写有一年西花厅的海棠开了，伯母带你们赏花，怀里抱着一个精致的洋娃娃。
　　周秉德：七妈曾经对我说，1927年她难产，儿子未能成活，赶上“四一二”白色恐怖，中央決定让她从广州赶往上海。她一路劳碌奔波，产后没有休息，医生诊断她不能再生产了。新中国成立后一些老同志跟农村的夫人离婚，再找大学生、文工团员。七妈也跟伯伯说过：我生不了孩子了，你还是再找一个。伯伯说：你胡说八道什么？他们的感情非常深厚。伯母是1904年的人，进城时才四十多岁，很希望有小孩。她不光有个漂亮的布娃娃经常抱着，还有一个小小的木制玩具，国外带来的，一上弦几个小娃娃就转，还有音乐，她经常打开来听。
　　南方周末：看得出来，她挺渴望做母亲的。这种情况下，你有一次叫她“亲妈”，她说你叫“亲妈”当然好，可是你的母亲会怎么想，挺难得的。
　　周秉德：可不止叫了一次。我第一次见她是1949年的8月28日，宋庆龄到北京，她陪着来的。汽车一辆辆开走，伯母就看到我了：这是秉德吗？我说：对呀，大妈你好。我按照天津的习惯，第一次看到伯伯叫“大爷”，看见七妈叫“大妈”，他们都给我纠正了。伯母说就叫她“七妈”吧，可能觉得“大妈”有点大众化，张大妈李大妈都可以叫“大妈”，“七妈”就不一样了。我给听成“亲妈”了，后来就那么叫，弟弟妹妹也跟着叫。她起初没在意，直到有一次我给她写信，抬头是“亲妈”。她回信说：你叫我“亲妈”当然好了，可是你自己的妈妈会怎么想呢？让你叫我“七妈”，是因为你伯伯排行排第七。
　　南方周末：那你伯母为什么抱怨伯伯大男子主义？
　　周秉德：有一次是何香凝过生日，伯伯交代秘书：给何老太送一个花篮，以我的名义。七妈听见就问：怎么就以你一个人的名义？我还做过她的秘书呢。伯伯赶紧说：对对对，有大姐，一块儿。七妈还跟我说过，她一辈子不管钱，伯伯更是不管。有时候伯伯问秘书：我现在有多少钱？伯母听见就很生气：他连“我们”都不说，只说“我”，大男子主义！在那之后，她曾经交代秘书，她和伯伯分开记账，到月底伯伯只剩两毛六分钱。这个做法只短暂地实行过。
　　“这是他一辈子的遗憾”
　　南方周末：你提到伯父想写一篇叫《房》的小说，他说过具体想写什么吗？
　　周秉德：那可不知道。伯父说他从小就感受到世态炎凉。家里已经穷成那样，墙上还贴着条子，亲戚的生日、祭日都在上面，到日子借钱也要随礼。他恨透了封建社会旧礼教那个虚套子。
　　南方周末：他对父辈有极深的感情。
　　周秉德：是。1938年国共合作，武汉文艺界开会，他简短发言就要告辞离场，那天我爷爷到汉口。亏得老舍先生把讲话记录了下来。他说：是暴敌让我们分离，现在又是暴敌让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让我们更加团结。
　　南方周末：武汉转移到重庆的三四年也是他们父子共处最长的一段时间，最后你的祖父得病，七妈亲自侍奉左右，但伯伯并没能送终。
　　周秉德：这是他一辈子的遗憾。当时他小肠疝气住院，爷爷不久也住院了。伯伯在病床上还记挂着爷爷的生日，写信嘱咐七妈：如果老人要按正日子过生日，我可能还没出院，如果他愿意等我，就晚点过生日。不过老人一般信老礼儿：晚过不吉利，那你就迁就他一下……没想到爷爷在生日前一天去世，伯伯没能见到最后一面。
　　南方周末：所以他是革命者，也是有情人。
　　周秉德：革命者应该是有情意的人。黄埔一些将领放出来，他找他们聊天，带他们游颐和园，在大牌楼前合影。
　　南方周末：由于癌症的折磨，周总理最后的时光非常痛苦，听说他听越剧来缓解癌症的疼痛。
　　周秉德：这我不知道。当时我想去看伯伯，七妈说不行，中央规定亲属都不让去，只允许她一个人去。我急了，七妈才让我跟伯伯通电话，说了二十多分钟，我怕他累，就匆匆挂断。我从回忆文章中知道，他在病床上听过总政文工团的《长征组歌》。他们给他专门演过一次，没有观众，录给他看。
　　他住院的时候，我送给他的小书签，还有草编的茶杯垫，后来七妈都还给我了，留给我当“念想”。我结婚，七妈准备了很多东西，像嫁女一样：缎子被面、毛毯、枕套，成对的茶杯，玻璃磨花的糖罐儿……伯伯的礼物是七妈在庐山含鄱口拍的风景照。我的床头从来没挂过结婚照片，一直就是七妈拍的庐山。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