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尚书》学家刘起釪先生有多篇(部)论著讨论《禹贡》的成书时代，反复论证《禹贡》成书不晚于春秋，提出的证据为《禹贡》写成必在春秋以前或不晚于春秋的一个“铁证”，一个“要证”，一则“史事”，和两则“必早于战国的史实”。此后，刘先生进一步采信辛树帜、邵望平两人的《禹贡》成于西周说。本文认为，刘先生提出的证据存在诸多问题，讨论问题的方法也不尽可取，他对于顾颉刚先生的批评，尤其值得商榷。
　　关键词：刘起釪《禹贡》著作年代证据
　　
　　一
　　
　　
　　《尚书·禹贡》历来受到学者们的特别关注，据统计，“宋至清代研究它的专门著作有近140部，仅清代就有23部，论文157篇”，在《尚书》诸篇研究中可称为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多有评论，如《禹贡长笺提要》云：“《禹贡》自宋元以来，注释者不下数十家，虽得失互见，要以胡渭之《禹贡锥指》为最善。”《禹贡解提要》亦云：“《禹贡》一篇，自注疏而外，无虑数十家。”近代以来因为研究方法改进与考古资料的增多，《禹贡》研究有了较大的突破，仅在《禹贡》写作的时代上提出的意见就有：西周初期、西周早期、西周中晚期、东周时期、春秋时期、春秋晚期、战国时期、秦代和西汉时期等等说法。
　　刘起釪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多篇论著讨论《禹贡》的成书年代。最早一篇《(禹贡)的写成时期及其作者》写于1989年，《(禹贡)写成时代诸问题》成于1997年，《(禹贡)写成年代与九州来源诸问题探研》及《尚书校释译论》的讨论部分，都是以《(禹贡)写成时代诸问题》为基础完成的，基本观点一致。《(禹贡)的写成时期及其作者》一文，主要分析影响最大的顾颉刚的《禹贡》成书于战国说，认为该说虽然“较有说服力”，但于一些历史资料未能注意，《禹贡》中“有不少内容不能晚于春秋时，又常有战国出现新情况以前的事……由这些即可知《禹贡》初稿反映的是春秋之世地理情况，流传至战国之世，又增加了些战国才有的地理情况，它的全文经过了不断修订增补的过程，像最前三句和最后两句，如宋儒所说，是最后才加上去的。”
　　后来，刘起釪先生吸收了农史学家辛树帜与考古学家邵望平两人的意见，相信《禹贡》为西周初期王朝史官所追记。90年代以来，刘先生对辛、邵两位的研究多有称许，且举《(禹贡)写成年代与九州来源诸问题探研》(以下简称《探研》)一文为例，内云：
　　这是从文献以外，就考古学成就所提出的最可珍视的意见……是非常审慎而又中肯的卓
　　见……这就能使探析((禹贡》时代只把眼光拘于后代的在文献中兜圈子的研究者猛然惊觉，要有
　　胆量把眼光探向前代了……我们今天可以赞同其前一种可能，《禹贡》蓝本出于商朝史官之手，
　　则《禹贡》定本就是后一种可能，是由周初史官所追记了。
　　可见，刘先生完全接受邵望平的意见，且认为：
　　《禹贡》本文所反映的至迟为春秋之世所已有的地理情况……既早已存在于春秋之世，它必非凭空产生的，那么就应考虑，王国维、辛树帜先生的成于西周之说有其合理性了。现在益以考古学者的意见，就使我们视野扩大，知道古代九州的划分，是一种客观存在，有着源远流长的自龙山文化时期已自然形成后历三代继续存在的一种人文地理区系。即是说，公元前2000年(约当夏初)前后黄河长江流域古代文化区系的划分，与《禹贡》九州的划分，基本符合。这就使人们体会到，这种文化区系，是九州划分的自然依据。
　　简单一点说，《禹贡》既早已存在于春秋时期，其出现于西周时期是很可能的，考古学者提出的公元前2000年前后黄河长江流域古代文化区系的划分，与《禹贡》九州的区划基本符合，是其自然基础，“《禹贡》作者是根据自然地理区划九州……所以《禹贡》是客观地按经过长期形成的人文地理区系为依据，完全撇开了三代实际的政治地理区域来写成的。”
　　可以看出，刘先生关于《禹贡》写作年代的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他自己论证的《禹贡》早已存在于春秋之世；一个是借助考古与农史学者的研究，相信《禹贡》作者为西周史官，是按照古代人文地理区域而加以划分的，与三代实际的政治地理没有关系。刘先生所说的邵望平先生的观点出自她的《(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一文，其基本观点之不能成立，我们已另文做了评述。这里专论刘先生对《禹贡》早已存在于春秋之世的研究。
　　刘先生《禹贡》成书必在春秋以前的讨论在《(禹贡)的写成时期及其作者》一文中已经开始，以后不断有所论述。他为此在《探研》一文中提出的一个“要证”，　一个“铁证”，一则史事，及两则“必早于战国的史实”，都是需要再讨论的。下面予以逐一分析。
　　
　　二
　　
　　刘先生说的“要证”是指“冀州”，他说：
　　如“冀州”一词，在春秋资料如《左传》等书中，皆指今山西省境，北及内蒙南部。到战国资料如《山海经》、《逸周书·尝麦》、《晏子春秋》、《楚辞·云中君》等丈献中，皆扩展冀州的含义为中土、中国、天下。而《禹贡》所用冀州一名，仍只是其朔义，其州境即春秋时所指的晋境，
　　显然在战国用以指中土、中国、天下以前。这也是不晚于春秋之一要证。
　　我们依刘先生所说稽查《左传》一书，并未发现“冀州”一词，只有“冀方”。刘先生在《(禹贡)冀州地理丛考》一文中讨论“冀州”地理，引的是《国语·晋语四》的资料，它说的是晋公子重耳如楚，楚王享之，彼此对于如何报答问题曾有几段对话。重耳曰：
　　“若以君之灵，得复晋国，晋、楚治兵，会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囊犍，以与君周旋。”令尹子玉曰：“请杀晋公子。弗杀，而反晋国，必惧楚师。”楚王曰：“不可。楚师之惧，我不修也。我之不德，杀之何为!天之祚楚，谁能惧之?楚不可祚，冀州之土其无令君乎?……”
　　此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的记述略有不同，且未用“冀州”一词。刘先生说此“冀州指晋境”，在另一处也说：“《晋语》记楚成王说让晋重耳回去做‘冀州之土’的令君，是冀州原来就是指晋国境。”。
　　韦昭注《晋语》云“晋在冀州”。初看此文，我们也觉得冀州与晋国相当。仔细寻绎三人的对话，又觉不妥。重耳以能与楚国中原(治兵)相遇为说，不然则为执鞭各鞑。中原治兵显然隐含有争霸中原之意。楚王不杀重耳而以修德与否为言，又说天命兴盛则无所惧怕。接着的“冀州之土”承“楚不可祚”而来，两者对言，楚王的话直译即：“老天要兴盛楚国，谁能使之忧惧?天若不兴楚为霸主，中原之地难道就没有使令之君了吗?”冀州若解为晋国：“天不兴楚为霸主，晋国难道就没有贤君了吗?”这就与重耳之言不能接恰了，不合于楚王说话环环相扣的情况。楚之兴霸与否与晋国有无能君并没有直接必然的关系，而是和天下、中原联系在一起，能为中原盟主即是天下之大，霸中原即是执天下之牛耳，这是当时的一般观念，是以楚王有此一说。因此我们认为冀州解为晋国不合文意。学术界也有人如刘先生一样把“冀州”译为晋国的，如来可泓《国语直解》翻译这一段为：“上天如果保佑楚国，谁能让楚国军队忧惧呢?上天如果不保佑楚国，那么晋国广大的土地上，难道就不会出现具有美德的其他君主吗?”。上天保佑楚国与晋国有无贤君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如此翻译，叫人读了不 知所云，楚王的话变得意不连属，听不懂了。而如董立章将冀州译作“中原”，就好多了。这里的“令君”，和《左传》成公八年所说的“三代之令王”及昭公元年“自无令王”的“令王”一样；译为“使令之君”，即可以在中原(冀州)大地上发号施令的人，这是只有霸(盟)主才可以的。
　　再说，楚王之言“冀州”，与《楚辞》楚语的冀州也当一致。《楚辞》之言冀州，是与四海相对的中央、中原(州)之意。如《九歌》“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冀州与四海相对，显然是指中土、中原。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简《容成氏》中也有九州，但没有作为《禹贡》九州之一的冀州，可见楚人的冀州观与北方的不同。
　　还有成书时间与《左传》相近，即战国早期或其以前的古文献提到的“冀州”也不指晋境。如《逸周书·尝麦》载：“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又曰“有殷之多辟，自其作虐于古，是威厥邑，无类于冀州”。黄帝杀蚩尤之地，后世多以为在琢州，今属河北，不是指的晋国。又如《墨子·兼爱中》：“东为漏之(大)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东土与冀州相对，明显指的中原。再如《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这个“冀州”与《逸周书·尝麦》所说显为一地。如此等等所提到的冀州，都不在晋境。可见刘先生说的“要证”存在着理解上的问题。
　　
　　三
　　
　　刘先生说的“铁证”是：《禹贡》中的大河，自大侄山北折，经大陆泽，再北到今天津北入海，自南向北直贯今河北省境。《周谱》说周定王五年河徙，始离大陆泽之南向东行，而后形成后代河道。刘先生由此认为《禹贡》作者“根本不知有河徙之事。这是《禹贡》不晚于春秋的铁证，是无法动摇的关于《禹贡》地理的最根本的关键性记载。”言下之意若是战国作品，就不会述河徙之前的古河道，而应是战国人熟知的河道。
　　拣选有关史料与学界研究可以看出，刘先生所谓的“铁证”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不可动摇。首先，周定王五年河徙之有无，学者间争议较大，至今未有定论，刘文也举出一些争议的情况。清代学者焦循曾举出9条证据证明这一年并无河徙事发生。史念海先生在焦循的基础上，又结合实地踏查进一步论证之。还有人认为是后定王，即贞定王(公元前468—441年)五年的。周定王五年为鲁宣公七年，如果像一些论著所讲的那样河徙发生在大河北去的宿胥口一带，必然会使卫国都城(此时在楚丘与濮阳)一带受灾，而据《春秋》、《左传》，这一年的春天卫孙良夫去鲁国会盟，冬天卫君又与鲁君等在黑壤会盟，都没有向鲁告灾。河徙为非常之事，《春秋》特别重视，未有记载说明卫人应该未曾受到河徙之灾。其次，先秦时期的很长时间里，黄河改道的情况是很多的，这已成为共识。谭其骧指出，《周谱》所记河徙只是其中的一次，甚至可能不是很重要的一次。因此不可执此一端，以定《禹贡》所述大河必在春秋以前。史念海就坚持认为，《禹贡》所说的河道是战国时期的黄河河道。再次，没有考虑如果它是托古之作，则作者必会注意人所共知之事实。像河道大徙这样的事情，《禹贡》作者想必不会不知道，因而作《禹贡》时故意述其改徙前的河道，即参考旧籍而述古河道，以避“托古”之嫌疑。已有学者指出：“明显有悖常理常情，全然不顾基本事实的所谓‘作伪’，其实算不上‘作伪’，真假相杂才是‘作伪’的通则。”顾颉刚先生一再指出，《禹贡》作者参考了古代传说与文献记载尤其是《山海经》等，可能还包括《九共》、《九丘》或《九州之志》之类的古佚书。制作《禹贡》这样“规划整齐，层次分明”的作品的人不会是普通的学人，其知识广博、熟悉文献是可以想见的，战国时代大量的托古之作都是这样做出来的。既然熟悉古文献，作《禹贡》时故意言其改道前的情况，是很自然的。所以“铁证”之说显未尽恰。
　　
　　四
　　
　　刘先生说的不晚于春秋的一则“史事”是指《左传》哀公九年所记“秋，吴城邗沟通江淮”。他说：
　　《孟子‘滕文公上》说禹“排淮泗而注之江”。这是就当时淮泗已通江的事实说的，误把夫差的功劳记在禹身上了。可知这是战国时人所共知的事实，可是《禹贡》写成时还完全不知道此事。扬州章说“沿于江海，迭于淮泗”。传文释为：“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即当时南方要运货到北方，只能沿江入海，再循海道入淮以通北方。可知《禹贡》中的江、淮不通，是早在春秋后期夫差开邗沟以前的事实。
　　这就是说，若是战国成文，则江、淮已通，贡道必然经过邗沟而直通淮泗，不必再由江而海、由海而淮了。刘先生的这个说法，宋代林之奇已经提出来了，他说：“此盖误指吴王夫差所通之水以为禹迹，其实非也。使禹时江已与淮通，则何须自江而入海，白海而入淮，为是迂回也哉。”对此，岑仲勉已从江淮下游之间水网密布，河湖众多，沿流不断，南北相通是按自然规律发展的，指林氏之说“未可为通论。”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要说明白这件事，需要先弄清以下几件事。
　　首先，不少古籍都说到江、淮原本是相通的，如《墨子·兼爱中》云：“禹治天下，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五湖，旧注多以为即今太湖。淮、汝也注五湖，无异于说它们也注江。又《孟子·滕文公上》：“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还有《淮南子·本经训》也云：舜之时“江、淮通流”。刘先生说孟子误把夫差的功劳记在禹身上了，可是墨子与《淮南子》作者，一在孟子之前，一在其后，也有相近的说法，难道都是误会吗?
　　其次，《禹贡》中的长江、淮河也非不相通，只是以前的人没有认识到而已。这方面近人已有不少研究，如胡玉缙通过考证旧籍与引证新说，指出《禹贡》“东迤北会于匿”，与“会于汶”、“会于泗沂”、“会于澧”、“会于泾”、“会于涧渲”、“会于伊”一样，“匿”必是水名，并引吴承志说“匿”即“淮”的借字，《汉唐扶颂》：“匿夷来降”，假匿为淮，提出江自湖口以东，折而北行，合肥水而会于淮，故云“北会于淮”。曾运乾也有相同的见解，他说《禹贡》“东迤北会于匿”之“匿”“为淮之假借字。两大水相合日会，江、淮势均力敌，故云会。古江、淮本相通”。
　　可以看出，《孟子》等所说禹时淮泗与江水相通，与前前后后不少学者的意见是一致的，《禹贡》说江水“东迤北会于匿”，即是说的江、淮通会，与《墨子》、《孟子》、《淮南子》等所说完全一致。
　　再次，《左传》“吴城邗沟通江淮”到底何指?杜预注：“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今广陵韩江是”，即以后世韩江(今江淮运河)当古邗沟。这个说法影响很大，郦道元《水经·淮水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承其说并都有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是吴王夫差时所挖、吴军北上必须经过的江、淮间的通道，以前是不通的。但是稍微留意一下古史便会发现，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
　　一者，吴王与吴军早已来往于淮河及其以北的地方。如《左传》襄公十年(公元前565年)春，“会于租，会吴子寿梦也。”祖地，杨伯峻、谭其骧都认为在今邳州北之洳口，远在淮河以北。又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年)，“秋，晋侯会吴子于良。水道不可，吴子辞，乃还”。杨伯峻注云：“吴都 今江苏苏州市，由吴至良，须船上溯邗沟，至今清江市转入淮水，再上溯泗水入沂水，其道难通。”。此说不可取。祖在邳州北尚且可以会，良在邳州南，而却因为长江至淮河水道不通而不能会，不在情理之中。还有更早在47年前的成公十五年(前576年)的冬天：“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舾、邾人会吴于钟离。”若是所谓江淮之间的邗沟未通不能会良，即如杨氏所说，何以淮水之滨的钟离之会可以成行?《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第二》记载：“寿梦元年，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鲁成公会于钟离”。寿梦元年当鲁成公六年，这是又一次淮水之滨的会晤。再有定公二年，“秋，楚囊瓦伐吴，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这个豫章，现今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在今寿县附近，则吴军显然是自江北上至淮，再进至于豫章。又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吴国大军乘船至淮水，“舍舟于淮油，”然后合唐、蔡两国的军队与楚军五战而入郢都。其军船所走路线与定公二年所走当相同。鲁哀公九年以前，吴国军队北征及吴王北上与中原诸侯会盟，已有很多次，何以哀公九年时一定要再挖沟才能北上至淮，实在说不通。
　　二者，由《左传》鲁哀公八年记载，武城(时属鲁)人在吴国境内种田，捉到一个鄙人说他沤菅弄污了自己的吃水。武城在今山东费县西，邯在今苍山县，值费县南，郎人的污水可以流到吴境的地方，则吴国地界此时至少已到今山东苍山以西地区。如果九年还要在靠近长江的地方修建运河以通粮道，真是不可思议的了。据《左传》，成公七年“吴伐郯，郯成”，就是说，远在100多年前，吴势力己接近郯国即今山东苍山县一带。
　　三者，据《水经·淮水注》，因湖风太大不能航行，永和与兴宁时，不得不沿湖岸穿渠通航，则更早的春秋时期，行船更小，水面更大，又如何可以经受湖风的扑打而可以湖为航道?后大运河即沿湖岸数十里开凿而行，也是这个道理。杜预、郦道元乃北人，都未到过扬州，于当地情形不能实地考察，所说推测只怕多于实证。
　　四者，《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吴王“居外久，士皆罢敝”。吴王所居之外地何在?自然为邗城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吴王又有“邗王”之称。如果邗城在扬州附近的长江之滨，其去吴都(今苏州)不能算远，无以谓之“居外久”。可是若在淮以北，那里正是北上中原的桥头堡，长期在这里谋划北上争霸的事业，正所谓“王居外久，士皆罢敝”。邗即干国，许慎《说文》云：“邗，国也，今属临淮。从邑，干声。一日邗本属吴。”邗国大致在秦穆公(公元前659-621年)初年灭于吴。所以又有属于吴的说法。这方面已有多人考证，可以相信。蒙文通指出：“邗国之在临淮，则知邗沟亦在临淮。”又说：“杜预说邗沟在广陵，尚无不可，而必以邗沟在江都，则隘矣。”所说可谓得体。宋镇豪也认为，殷周革命，干国大部分人迁于苏北泗洪一带立国，即在淮河以北。汉之临淮郡有29县，北自今邳州南，南达长江之滨，跨淮南北，东至于海，西汉时治淮北的徐县(今泗县与泅洪之间)，东汉治下邳(今邳州南)，都在淮以北。所以吴王所久居之外地的邗城不太可能在扬州附近，反是在淮北的可能性更大。
　　我们还可以从早期文献记载吴王所挖的沟都在淮河以北来说明邗沟不在江、淮之间。《国语·吴语》有关资料提供了这方面的线索。如“勾践袭吴”章载王孙雒与吴王的对话有：“(若)无会而归，越闻章矣，民惧而走，远无正就。齐、宋、徐、夷曰：‘吴既败矣!’将夹沟而历我，我无生命矣。”这是吴王接到越国进攻吴国的情报后，讨论是否前往黄池赴会时，一个叫王孙雒的人分析形势时的谈话。韦昭注：“旁击日巧”。此时徐国已灭于吴，当是住在原地的徐国族众，为报国恨而时刻准备袭击吴人。徐，韦昭注“今大徐”，在今天的安徽泗县与江苏泗洪之间。夷，韦注以为淮夷。齐为大国，新败于吴，吴若惧退，齐必然会沿沂水直下乘机攻吴。齐、宋、徐、夷四国族可以夹沟而旁击吴军，则此沟必在四国短时间皆可以临之或接近的地方，它当然不会是北边的荷水，那里去淮夷、徐地远甚。也不会是杜预说的韩江，这里近于长江，四国皆远其地，无以夹沟而击吴之可能。睽诸当时形势，此沟只有在淮河北岸泗水、沂水中下游一带才有可能。其东有齐与淮夷，西为宋，徐地在其左近。则吴军经过这里，四国族正可以夹沟而击之。而这里正是汉之临淮郡的北部地区，郡治所在，说邗沟在这里显然更可信。
　　又“夫差退于黄池”章载吴王语：“昔……余沿江溯淮，阙沟深水，出于商、鲁之间，以彻于兄弟之国。”绎其语，“阙沟深水”在沿江溯淮以后与商(宋)、鲁之间，当然也只能在淮河以北。还有“吴王既杀申胥”章：“吴王……乃起师北征，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当为东)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这个深沟东通沂水，西联济水，无疑即“荷水”。
　　可以看出，吴王开凿的几条沟都在淮以北。其所城之邗与所挖之沟，当然也不应为连接淮河与长江的沟渎，而应在淮河以北的地方。已有学者指出：《左传》所说“沟通江淮”与“北属之沂”相当，“实指连通沂、淮的水道，与后来的韩江无关。”其说与《吴语》记载吴王所阙沟的大体方位颇相符合。
　　邗城邗沟既在淮以北，那么“沟通江淮”之“江”所指为何?过去一般把它理解为长江，石泉先生指出，古代称江者不只有长江，沂水、淮水、汉水等都曾蒙“江”之名，古籍中甚多见。《史记》之《楚世家》与《越世家》中的“江淮”或“江淮北”，指的都是淮河及以北的地方，《战国策》中的一些“江南”，实指淮南。石先生的观点已为学界接受。如此则“沟通江淮”之江，一定理解为长江，未免拘泥。早期的江其实是南方古语言中河流的共名，所谓“南江北河”。“江淮”与古文献中常见的“江汉”指汉水、“江湘”指湘水一样，当指淮河，可视为“淮江(河)”的倒语。古语中大共名前置，甚常见，不赘。刘先生只以杜预注立论，并未深考邗沟的确实所在，也未参考学界的新研究。
　　第四，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南方江、海、淮水通航问题，我们知道的是，吴王北上争霸，“越王句践乃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沂淮，以绝吴路”。还有吴军曾“从海上攻齐”，这一次攻齐的路线大体是自江而海，由海入淮，再从淮水支流游水北上攻齐。越国迁都琅琊，也常自海上往来。如此等等，说明江、海、淮的水道甚是通畅，由江而海、由海而淮是当时东方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也属常行，与《禹贡》扬州章“沿于江、海，达于淮、泗”相一致。林之奇与刘先生以为江、淮相通便不必走海道，只是推想，与当时一般情形不合。
　　由以上，所谓《禹贡》写作不晚于春秋的一则“史事”，显然不能成立。
　　
　　五
　　
　　至于必早于战国的两则史实，一为《禹贡》只称荥而不称“鸿沟”，不称就是不知，故《禹贡》作期不得晚于战国。这个说法让人想起当年张荫麟批评顾颉刚使用“默证”。刘先生这么说似也不无这个嫌疑。另一则史实是“《禹贡》各州之土壤，其颜色未按五色分配，于徐州却又独贡五色土，此皆在战国五行说盛行以前。”这样说的前提是：五行观念出现后，每一种思考与创作都必须也必然会打上五行色彩，否则即在其以前发生。这样说法、推论之不可取，显然无需深论。再说，阴阳五行学 说是在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才形成的，如果《禹贡》作于战国中晚期，也不一定会受五行说的影响。
　　刘文讨论《禹贡》作期有一明显特点，即凡是《禹贡》中未明言者即视其为作者所不知，不知就是还没有发生，从而成为《禹贡》写作之下限。如言河徙，言吴王夫差沟通江淮，言鸿沟，言五行问题等。这让我想起过去讨论《禹贡》作期关注铁的问题，如果铁之发明与使用未发生，则作者自然无从知道与写明。是以大家特别关注之，成为《禹贡》成书上限讨论之重要根据，因而被视为《禹贡》成书研究的“铁”门关。刘先生从知与不知论《禹贡》写作之下限，与以往大不同，显示作者思路之特异。这种方式讨论著书之时代，不仅有使用默证之嫌疑，而且忽略了托古者“故意为之”的动机问题。所以是一种不可取的证明方法。
　　《探研》还辨析了顾颉刚《禹贡》成书于战国说的五条证据，认为不能成立。这种不唯师说、当仁不让的精神，非常可贵。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刘先生对于顾说的辨析是否能够成立。先看顾先生的证据。顾氏的分析较具体，我们概括言之。第一条是《禹贡》中有内、外方山，其名出于楚人对于北方的设防而将嵩山称为外方山，将湖北的章山称为内方山，这必是东周以后楚人到了江汉平原(江陵)才会有的，西周时楚人还在丹、淅二水间，不会有这种称谓；第二条是吴王夫差为北上称霸，开凿了连通泗水与济水的“荷水”，所以才会有《禹贡》“浮于淮泗达于荷”，以前两水是不通的，因而《禹贡》写作必晚于夫差开此运河；第三条是扬州之扬得名于越，两者双声、义同，而越人到公元前473年灭吴后疆域才达于淮，《禹贡》“淮海惟扬州”，必然在这以后才会出现；第四条是春秋时蜀尚与中原隔绝，直到秦公元前316年灭蜀，而后《禹贡》才能以蜀境为梁州；第五条是中国由铜器时代进于铁器时代，始于春秋而盛于战国，而《禹贡》中有贡铁与镂(钢)，故其撰写必不早于战国时代。
　　刘先生认为顾说的后三条证据“是颠扑不破的，但其(一)(二)两证尚可商榷。”刘先生提出“春秋前期的僖公四年，《左传》已记载楚国方城、汉水之固，则方城、内方在春秋前期早已有之，不待至战国。”这是对顾先生第一点的批评。可是，《左传》的成书一般认为在战国，前文指出刘先生也是认可这一点的，其作者使用的语词自然多为其时所通行，何况之后又不断有增删、杜预还进行过改编呢?因此《左传》有方城并不代表春秋前期一定就有方城及内、外方山。仅此可以看出刘先生的驳论是没有力度的。刘先生对顾说之第二点的批评是，郦道元曾亲往泗水验证，认为吴王“夫差只是把荷水‘浚广’了，而非新凿。”又举程大昌也说荷水为原有之水，非吴王所凿。因此“不能说《禹贡》写成会在夫差之后。”我们且不说前述《国语·吴语》明确记载吴王开凿连通泗水的“商鲁间”的深沟，就算是浚广，也说明原有河道不足以通航，否则何必“浚广”之?浚广前吴船不能通航，西周初期乃至更早时期怎么就一定会是舟行的贡道?这个道理不需要详为阐发。关于荷水开凿问题，史念海先生有较深入的讨论。他指出，荷泽以东地势高昂，虽在荷泽盛涨的时候也不易向东流去。所以《禹贡》要说“导荷泽，被孟诸”，水向南方的孟诸流去是顺势，但是向东南方则走不通。“正是为了会盟诸侯而成霸业，吴王才费力开挖荷水的。”
　　至于顾氏后三条证据，刘先生说“确为战国资料写入了《禹贡》中，这只好理解为古代文籍总不是成于一时一人之手，而往往经过一个较长的流传过程，由前后不同的人递增而成；有的则是主稿成于前代，在流传中于某小节目中增入了后代一些有关资料。《禹贡》即是如此。”刘先生这里用一个“递增而成”将顾氏的三个证据否定掉，没有提供任何事实上的证明。我们知道，理论上成立的，事实上常常可能并不存在。顾氏举证都很具体，刘先生不具体分析其证据的得失所在，如此处理顾氏的三个证据，实在叫人感到遗憾。
　　顾先生关于《禹贡》成书的论证其实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方面是就《禹贡》记述的有关具体内容与历史事实的对比，如上所提的五点。再一方面则是讨论《禹贡》一文体现的基本观念、社会制度等与历史时代情形之间的关系与矛盾，通过这些矛盾的揭示来显露文本本身的时代特征，如他说“禹贡篇里把落后的制度和先进的理想一齐记下，虽然显出了矛盾，可是也就在这里自己说明了著作时代。”
　　这一方面，顾文用了很大的篇幅详为阐发。顾先生接着说：“说禹贡为战国时书就靠在这一点上吗?不!还有许多别的证据。”。接下来才提出上面讨论的五点。可以看出顾先生对于《禹贡》先进的理想与落后的制度“这一点”的重视。“别的”五点只是补充。刘文中提到“这一点”，但没有予以任何讨论，显然是不可取的。
　　
　　六
　　
　　自来讨论《禹贡》成书的学者都比较注意其中“九州”部分。而早期的九州是否九个州(九数之州)即如《禹贡》所言，学者们则较少注意。战国时邹衍说“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即禹之九州不是九数之州，而是一个州，名叫赤县神州。九之得名，初与数字无关，这从它的甲骨文与金文的字形可以看的出来。邹衍之说与此相一致。还有《尔雅·释地》的九州，与《禹贡》的九州不同，其中没有梁州而有幽州。上博馆藏楚竹简《容成氏》中也叙述大禹治水分划九州，但没有大家普遍认为最重要的冀州，而东方不仅有兢(青)、涂(徐)二州，还有一个菖州，与以上诸书九州又不同。前言《墨子》说大禹治水，讲到与“东土”相对的“冀州”，这个冀州无疑指中原、中州，与《禹贡》冀州也不同。同是说的禹之九州与治水，彼此差异何以如此巨大?若历史上真有一个禹之九州，则这几个九州必是一个版本的不同传本(说)。讨论《禹贡》成书，为什么不先去考察更早期的九州，或各种版本九州之“祖本”是个什么样子?古之九州即它之“祖本”的出现必定要在它所记述的史事之后，既然据文辞本身不易弄明《禹贡》写作之始末，何如深求其事、以事之发生时间或有无判断文本出现之上限，再通过它之传本演变的经历，看一看《禹贡》九州的出现可以排在什么时段上，如此则《禹贡》成书的大致时间就有了一个确定的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