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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9月，任弼时受中共中央的派遣，去安徽巡视指导工作，帮助安徽临时省委整顿和恢复党的组织，发展工运和农运，开展武装斗争。
任弼时从上海乘火车去南京，改乘轮船于9月19日到达团省委所在地——芜湖。他通过几天的调查了解，收集了芜湖党团组织对省临委的意见，对党内存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处理，并将处理情况上报中央。
为安全起见，任弼时剃掉了毛茸茸的胡子，换上长袍马褂，戴上一顶瓜皮帽，扮成商人，于10月10日在团省委书记林植夫的陪同下，抵达安徽省的南陵县，住在东门外大街一家叫“东美旅馆”里。随后，林植夫去找南陵县团委书记汪正芳，决定第二天在城郊香油寺召开党团员会议。
15日下午，任弼时、林植夫来到南陵公园，两人保持一定距离，装作互不认识，在小乔墓附近佯装游览，警惕地注视四周的动静。这时，由汪正芳单线联系的刘某和王某前来参加会议。他们在路过国民党南陵县党部时，被叛徒发现，立即报告国民党县党部。县党部派出了十多名保安团丁，荷枪实弹，尾随来到香油寺。任弼时发现情况不对，准备避开，而保安团丁已经将他们包围，几枝乌黑的枪口直指他们。汪正芳因来得晚，见香油寺正捕人，掉头便走，连夜乘船去了芜湖。任弼时、林植夫、刘某、王某四人被捕。敌人在任弼时身上搜去了80元大洋，其他一无所获。
第二天，南陵县政府和县党部联合组成所谓“军事法庭”，对他们四人进行审问。县长兼法官王粹民主审，先提审刘某和王某。在叛徒当场指认下，他们承认自己是共青团员。林植夫在敌人严刑拷打下，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为了保护任弼时，他矢口否认认识任。最后提审任弼时。任弼时镇定自若，神志安祥，因敌人在搜身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证据，又是在会议未开以前被捕的，而刘某王某又不认识他。
主审官问道：“你叫什么名字？”“胡少甫！”这是任来皖时的化名。“哪里人，什么职业，来南陵干什么？”“湖南长沙人，在长沙纬纶纸庄当店员，来南陵收账。”纬纶纸庄是他妻子陈琮英的五哥开的。“既来收账，为什么去香油寺？”“我第一次来南陵，逛逛南陵的名胜古迹，谁知被不明不白地抓了起来。”敌人的初审没审出什么名堂。
第二天又提审任弼时，敌人采取严刑逼供，用碗口粗的木杠压在他的小腿上，四个彪形大汉站在木杠两头，用力踩杠子，使他昏死过去，一桶冷水将他泼醒，继续审问，折腾了几个小时，他仍坚贞不屈，不改原供。敌人先后审问他几次，一无所获，只得将他当作“共产党嫌疑犯”押往省城安庆。押解途中在船上偶然遇见在长沙读中学时认识的一个工友叫彭佑亭。任弼时趁法警没注意，托彭带口讯给长沙恒丰纱厂任工程师的堂叔任理卿。任理卿得讯后，忙电告上海陈琮英。
自任弼时离开上海去安徽，妻子陈琮英一直为他的安全担心。曾几次去党中央机关打听，中央说他上个月寄回一份报告，以后就失去了联系。接到堂叔电报，要陈琮英速来长沙。在组织的帮助下，陈带着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苏明，爬上一列拉煤的货车去长沙，母女俩在敞篷货车上，经不住冷风的侵袭，苏明病倒了，到了长沙才知道任弼时被捕了。陈琮英急得不行，此时小苏明的病情加重了，急忙送往医院抢救，因急性肺炎抢救无效，孩子死了。陈琮英急上加急，差一点也病倒了。与堂叔商量如何营救任弼时，任理卿认为任弼时一直未暴露身份，于是去找当时在长沙小有名气的律师、任弼时的远房姐夫何维道，经三人商量，决定采取正常的司法途径去营救任弼时出狱。
陈琮英与何维道来到安庆。何通过他的老同学将任弼时的案子由警备司令部转到安徽省高等法院，关押在饮马塘看守所。不几天，省高等法院开庭审判。只见任弼时脚镣手铐，在法警的押送下，一腐一拐地走上被告席。
法官照例询问被告人的姓名、藉贯、职业，任弼时按原供复述一遍。法官喝道：“胡少甫！你图谋作乱，危害民国，从实招来！”“本人是个安份守法的生意人，何来图谋作乱，危害民国？”任弼时驳斥得理直气壮。法官又问：“你为什么去香油寺参加会议？”“我到香油寺游览名胜古迹，哪参加了什么会议？纯属捕风捉影！”此时，作为当事人的律师何维道站起来质问法官：“这图谋作乱，危害民国的罪名何其大，法庭应当出示证据！”法官被质问得理屈词穷，借口案情重大，暂时休庭。
休庭后，何维道对陈琮英说：“要作好法院对质取证的准备，你先赶回长沙纬纶纸庄，与你五哥商量怎么应付！”
第二天，陈琮英急忙赶回长沙，叫她的五哥避开，她暂代纸庄老板，以应付法院调查。果然不久，安徽省高等法院派人来长沙对质取证。陈琮英按照任弼时的口供镇静自如地说：“胡少甫是敝号的店员，是我派他去南陵收账，他有什么不轨，敝号完全可以担保！”
一个月后，安徽高等法院以“证据不足，无法立案”为由，将任弼时交保释放，由长沙纬纶纸庄担保。1929年3月，任弼时始结束长达半年的牢狱之灾，回到长沙与妻子团聚。这时妻子才含着眼泪告诉他：“小苏明因乘火车受了风寒，得急性肺炎死了。我没带好孩子，对你不起！”任弼时紧紧抱着妻子，沉痛地说：“你受苦了！孩子是为了营救我而夭折的，我对不起孩子！”接着安慰妻子道：“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多少有作为的同志为革命牺牲了，我们应当永远怀念他们！”
不几天，他们回到上海，中央派他担任江苏省委书记。任弼时又重新投入革命事业之中。(责任编辑：禾 青)
任弼时从上海乘火车去南京，改乘轮船于9月19日到达团省委所在地——芜湖。他通过几天的调查了解，收集了芜湖党团组织对省临委的意见，对党内存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处理，并将处理情况上报中央。
为安全起见，任弼时剃掉了毛茸茸的胡子，换上长袍马褂，戴上一顶瓜皮帽，扮成商人，于10月10日在团省委书记林植夫的陪同下，抵达安徽省的南陵县，住在东门外大街一家叫“东美旅馆”里。随后，林植夫去找南陵县团委书记汪正芳，决定第二天在城郊香油寺召开党团员会议。
15日下午，任弼时、林植夫来到南陵公园，两人保持一定距离，装作互不认识，在小乔墓附近佯装游览，警惕地注视四周的动静。这时，由汪正芳单线联系的刘某和王某前来参加会议。他们在路过国民党南陵县党部时，被叛徒发现，立即报告国民党县党部。县党部派出了十多名保安团丁，荷枪实弹，尾随来到香油寺。任弼时发现情况不对，准备避开，而保安团丁已经将他们包围，几枝乌黑的枪口直指他们。汪正芳因来得晚，见香油寺正捕人，掉头便走，连夜乘船去了芜湖。任弼时、林植夫、刘某、王某四人被捕。敌人在任弼时身上搜去了80元大洋，其他一无所获。
第二天，南陵县政府和县党部联合组成所谓“军事法庭”，对他们四人进行审问。县长兼法官王粹民主审，先提审刘某和王某。在叛徒当场指认下，他们承认自己是共青团员。林植夫在敌人严刑拷打下，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为了保护任弼时，他矢口否认认识任。最后提审任弼时。任弼时镇定自若，神志安祥，因敌人在搜身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证据，又是在会议未开以前被捕的，而刘某王某又不认识他。
主审官问道：“你叫什么名字？”“胡少甫！”这是任来皖时的化名。“哪里人，什么职业，来南陵干什么？”“湖南长沙人，在长沙纬纶纸庄当店员，来南陵收账。”纬纶纸庄是他妻子陈琮英的五哥开的。“既来收账，为什么去香油寺？”“我第一次来南陵，逛逛南陵的名胜古迹，谁知被不明不白地抓了起来。”敌人的初审没审出什么名堂。
第二天又提审任弼时，敌人采取严刑逼供，用碗口粗的木杠压在他的小腿上，四个彪形大汉站在木杠两头，用力踩杠子，使他昏死过去，一桶冷水将他泼醒，继续审问，折腾了几个小时，他仍坚贞不屈，不改原供。敌人先后审问他几次，一无所获，只得将他当作“共产党嫌疑犯”押往省城安庆。押解途中在船上偶然遇见在长沙读中学时认识的一个工友叫彭佑亭。任弼时趁法警没注意，托彭带口讯给长沙恒丰纱厂任工程师的堂叔任理卿。任理卿得讯后，忙电告上海陈琮英。
自任弼时离开上海去安徽，妻子陈琮英一直为他的安全担心。曾几次去党中央机关打听，中央说他上个月寄回一份报告，以后就失去了联系。接到堂叔电报，要陈琮英速来长沙。在组织的帮助下，陈带着刚出生两个月的女儿苏明，爬上一列拉煤的货车去长沙，母女俩在敞篷货车上，经不住冷风的侵袭，苏明病倒了，到了长沙才知道任弼时被捕了。陈琮英急得不行，此时小苏明的病情加重了，急忙送往医院抢救，因急性肺炎抢救无效，孩子死了。陈琮英急上加急，差一点也病倒了。与堂叔商量如何营救任弼时，任理卿认为任弼时一直未暴露身份，于是去找当时在长沙小有名气的律师、任弼时的远房姐夫何维道，经三人商量，决定采取正常的司法途径去营救任弼时出狱。
陈琮英与何维道来到安庆。何通过他的老同学将任弼时的案子由警备司令部转到安徽省高等法院，关押在饮马塘看守所。不几天，省高等法院开庭审判。只见任弼时脚镣手铐，在法警的押送下，一腐一拐地走上被告席。
法官照例询问被告人的姓名、藉贯、职业，任弼时按原供复述一遍。法官喝道：“胡少甫！你图谋作乱，危害民国，从实招来！”“本人是个安份守法的生意人，何来图谋作乱，危害民国？”任弼时驳斥得理直气壮。法官又问：“你为什么去香油寺参加会议？”“我到香油寺游览名胜古迹，哪参加了什么会议？纯属捕风捉影！”此时，作为当事人的律师何维道站起来质问法官：“这图谋作乱，危害民国的罪名何其大，法庭应当出示证据！”法官被质问得理屈词穷，借口案情重大，暂时休庭。
休庭后，何维道对陈琮英说：“要作好法院对质取证的准备，你先赶回长沙纬纶纸庄，与你五哥商量怎么应付！”
第二天，陈琮英急忙赶回长沙，叫她的五哥避开，她暂代纸庄老板，以应付法院调查。果然不久，安徽省高等法院派人来长沙对质取证。陈琮英按照任弼时的口供镇静自如地说：“胡少甫是敝号的店员，是我派他去南陵收账，他有什么不轨，敝号完全可以担保！”
一个月后，安徽高等法院以“证据不足，无法立案”为由，将任弼时交保释放，由长沙纬纶纸庄担保。1929年3月，任弼时始结束长达半年的牢狱之灾，回到长沙与妻子团聚。这时妻子才含着眼泪告诉他：“小苏明因乘火车受了风寒，得急性肺炎死了。我没带好孩子，对你不起！”任弼时紧紧抱着妻子，沉痛地说：“你受苦了！孩子是为了营救我而夭折的，我对不起孩子！”接着安慰妻子道：“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多少有作为的同志为革命牺牲了，我们应当永远怀念他们！”
不几天，他们回到上海，中央派他担任江苏省委书记。任弼时又重新投入革命事业之中。(责任编辑：禾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