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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人自古对月亮就有特殊的情感，我们以月亮的盈亏来记日子，我们也以月亮的盈亏来比拟人间的沧桑。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谁说不是呢?!难怪李白要举杯邀月，“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了。不过，“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月亮还有一面，从未面对人间。
达尔文与华莱士
天择理论是现代演化生物学的基础。达尔文发明天择理论，为生命史的研究开创了新的篇章，史称“达尔文革命”。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这么说。这样干燥的叙述，虽然缺少血肉，也有它的优点：它要言不烦、简明直接、无可推诿。反正我们对达尔文的认识，早已累积了大量的知识，并已转化为各种不同程度的报道文字，广为流传。所以对达尔文的生平与科学勋业，一般人都能说上两句。“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达尔文可以无憾。
不过，第一个以公开的论文形式向科学界宣布天择理论的，并不是达尔文，而是华莱士(1823～1913)。华莱士其人，大家知道的不多，教科书或一般的科学史对他的着墨最多只能算是素描。简言之，华莱士在演化论史上扮演的是个“催生”的角色——催促达尔文生产日后当选“改变历史的书”的《物种原始论》。《物种原始论》问世后，当然也就没有他的事了，可应了古人的那句话：过河拆桥。所以每隔几年总有人联袂而起，为华莱士打抱不平，要纠正“历史的错误”。
华莱士是什么人?
华莱士与马尔萨斯
先从1858年谈起吧!这年。华莱士到马来群岛快要4年了。采集生物标本是他赖以维生的行当，他一箱箱地把采集到的甲虫、蝴蝶及剥制好的鸟类标本，寄给伦敦的一位生物标本经纪人。这个人让他预支款子去“探险”。并在出售这些标本后再分利润给他。这个工作并不好做。以甲虫来说吧，他一箱得装上1000只，还得一一标明采集地点。
1月，他到达香料群岛中的特内岛(在基里巴斯东方、新几内亚西北方)。他找了一个供日后数年居停、整理标本的处所后，就到附近的岛屿探访采集。途中他疟疾发作，于2月底回到特内岛休养。每天寒热交缠，难以行动，只好卧床冥思。一天，恍惚悠闲的思绪里，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的论证，电光石火般闪过脑海，眼前柳暗花明。“物种变化”的机制豁然开朗。
马尔萨斯的书他十多年前早已读过，这会儿让他产生感触的，是马尔萨斯对于野蛮人的讨论。马尔萨斯肯定了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是几何级数之后，必须说明为什么那些“不文明”的人种。人口一直很稳定，没有增长的迹象。根据他的看法，是“战争、疾病、饥馑、灾害”等因素，钳制了他们的人口增长。华莱士立刻想到，这些原因不仅是人口增长的钳制因素，自然界生物族群的大小，同样也要受环境钳制，而不由生理性因素(如生殖力)来决定。生存关键在于能不能禁得起环境的考验。每一个物种，成员之间总有差异，各有不同的形性，它们适应环境(以及环境变化)的潜力也不同。环境一旦发生变化，比较不适应的，必然很快遭到淘汰。而存活下来的成员又会再繁殖出新的变异，它们同样要接受环境的考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生存着的族群可能与原先的母群在形态上发生很大的差异；新种于是诞生了。事实上，在这整个论证中潜伏着莱尔《地质学原理》的基本观念：地球的表面自古就因各种地质作用而变动不居。生物的生活环境也因此时时变动，环境的变化是生物演化的原动力。马尔萨斯让华莱士想到适应与生存、繁殖之间的因果关系。一群个体中，哪一个能成功地生养众多，哪一个不行，并不是“没什么道理的、只是幸运罢了”。否则，我们怎么解释普遍可见的生物适应呢?
晴天霹雳
华莱士没有浪费时间，病体初愈即动笔写作。他的文笔简洁干净，不到4000字便完成一篇历史性的论文。他把这篇论文寄给达尔文，看看达尔文是不是同意他的“创见”。要是达尔文认为值得的话，就请转交莱尔过目。3月9日，这封信先被送上一艘荷兰船带到新加坡，再越洋送回英国。不久，华莱士康复，即动身到新几内亚。他是第一位登上新几内亚的自然学家，在那儿他停留到8月。
3个月后，也就是6月18日，达尔文收到华莱士的信。他正为村里流行猩红热，家里也有人感染而忧烦。华莱士的论文对达尔文而言，不啻晴天霹雳。他立刻给莱尔写了一封信，把他的感受描写得淋漓尽致：“我从来没遇上过这么巧的事。即使华莱士读过我1842年的手稿，也写不出更精简的摘要了，甚至连他使用的词儿都是我的书中专章的题目。”
令达尔文懊丧的，是“他的理论”要给人“抢先”发表了。两年前他的良师益友、名地质学家莱尔已警告他，要他赶快发表他的理论，否则，难保没有他人想出同样的结论。达尔文听从了这个建议，两年全力以赴。只是这部书似乎愈写愈长，因为他不只是要提出个“假说”而已。他还想尽可能地呈现这个假说的魅力。以大量的、不同性质的资料来证明：生物演化是个事实，而演化的机制是天择。要把二十年间搜集累积起来的资料整齐排比，再“吾道一以贯之”一番，本来就是件大工程。
微妙的安排
华莱士的论文让达尔文产生的懊丧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二十年的心力，眼看就要“为他人作嫁”：将来大家记得的，是达尔文以坚实的证据，巩固了华莱士在科学史上的地位。(1957年吴健雄并没有得诺贝尔奖，不是吗?人生在世不过名利二字，达尔文献身科学，自费研究，无怨无悔，图的不过是个历史地位。比起欺世盗名、曲学阿世之辈，“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令后学者思慕不已。)
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华莱士并没有请达尔文安排发表他的论文，而是达尔文认为他有义务推荐这篇论文发表。什么义务?这是基于“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真理为学术之准绳”的认知，以及“同行必须互相扶持”的道义所产生的义务。缺少了这种认知与道义，科学社群就没有存在的可能。
6月28日，达尔文一岁半的幺儿夭折了，死于猩红热。他还有个女儿仍在和白喉抗争。达尔文心力交瘁，还得配合莱尔、虎克的“阴谋”，以保卫他的“优先权”。
莱尔与虎克决定：华莱士的论文必须发表，达尔文的权利必须保障，他们两人都知道达尔文的研究、理论以及进展。达尔文比华莱士更早想到物种演化的事实与天择理论，并早在1842年、1844年就写出了他的理论的大要。他还在1857年秋写信给哈佛大学的植物学家葛雷(1810～1888)，简要地叙述了他的理论。所以莱尔与虎克决定：将达尔文1844年手稿的摘录、他写给葛雷的信的摘录与华莱士的论文一并发表。
发表的地方也得讲究。伦敦地质学会不适合，那儿“反理论” 气息浓厚；动物学会也不适合，因为“反演化论”的大佬、皇家外科医师学院解剖学教授、大英博物馆自然历史部主任欧文(1804～1882)在那儿坐镇，不宜自找麻烦。尤其是他才在6月17日让赫胥黎在皇家学会的演讲，给公开修理了一番。
林奈学会是成立得较早的自然研究学会，比起新兴的小老弟，它大多了。不过最近虎克、赫胥黎已开始插手会务，弄个有争议性的题目到那儿，也许可以帮助它快点恢复生机。时间上林奈学会也最合适，它的例行聚会才延期到7月1日(星期四)晚上举行，真凑巧。
莱尔与虎克联名推荐了达尔文与华莱士的文稿。他们说明：这两位先生彼此不知对方的研究。却想出相同的理论，他们也从未发表过他们的理论。6月30日11时，他们成功地把达尔文与华莱士的文稿塞入议程。莱尔与虎克很费了点心思安排宣读的顺序：达尔文的在先，当然。
那天晚上出席的有30来人，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聚会。文稿宣读完后，莱尔与虎克当然表示支持，但没有人有异议，也没有人提出讨论，根本没有反应。虎克后来的解释是，因为所提出来的理论太新奇了，大家心里没有准备，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才是。当晚，林奈学会的副会长、哲学家边沁的侄子、植物学家乔治本来要宣读一篇论文。主张“物种不变”。由于莱尔与虎克的“插花”，让达尔文与华莱士的理论占用了时间，挤掉了他的论文。他当时并不完全信服，不过从此他对“物种不变”的观念产生了怀疑，那篇论文他拆散改作之后才发表。
乔治可能是个例外。林奈学会会长后来在年度报告中明白地说，这一年没有出现什么惊人的发现，足以造成科学革命。达尔文的两份摘录与华莱士的论文，后来刊登在《林奈学会学报》(8月20日出版)。
此后，达尔文将他正在写的“大书”搁置，立刻着手一本较短的摘要，尽快出版。这便是1859年问世的《物种原始论》的来历。
阴谋论
1858年达尔文与华莱士在《林奈学会学报》刊出的作品，是天择理论第一次在科学界公开发表。尽管在学会宣读时似乎没有明显的反应，但是他们的理论刊出后的确受到当时重要自然学者的注意与评论，而且评论并不完全是负面的。作品在学报上发表比在学会中宣读更为重要，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没有人信服，但也没有人认为他们的理论荒谬。《物种原始论》的出版预告刊出后。书店的预约就超过了初版印行的数量，所以达尔文得立刻准备出第二版。这是他们的作品没有遭到漠视的证据。
天择理论至今仍是生物演化论的基石。论功行赏我们该“华、达”并重。为什么我们似乎只对达尔文情有独钟，而漠视华莱士呢?在某些人看来，其中必然有“阴谋”。
“阴谋论”的证据，莫须有得很，也许有，也许没有，其实也无关紧要。达尔文至死都认为天择说是他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天择说至今仍是生物演化论的基石。华莱士呢?
人在自然界的地位
华莱士是“叛徒”，他认为天择理论不能解释人的演化。
或许，达尔文一开始就搞错了，华莱士也错了，我们都错了。华莱士1858年的那篇论文，与达尔文的理论，相似只在表面，骨子里各有千秋。
1862年初，华莱士结束了长达8年的东南亚热带探险，回到伦敦。夏天，他与达尔文第一次会面，从此展开了两人持久的友谊。几年后。达尔文对他们的友谊开始感到锥心之痛，因为他与华莱士发生了难以调和的争论：关键在“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以及天择理论的适用范围。
达尔文在《物种原始论》中并没有讨论到人。他只暗示，人也不例外，是自然(演化)的产物。没有人会误会达尔文的弦外之音。《物种原始论》引起的争论，几乎全绕着人在打转。有那么多与自然研究无关的人，毫不避讳地发表高见，觉得义不容辞，就是因为人是演化论的根本问题。人、人性以及道德的源头，全成为必须讨论的问题了。这些问题一点也不抽象，全有现实意义。任何人要是说什么对事不对人，反倒显得做作，更加强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印象。
假如“自然”本身是“自有永有”的，人是自然的产物。那么上帝就是“人造”的，而不是什么上帝造人了。教会、国王、贵族、平民之间的传统关系。就失去了理论根据。换言之，人间秩序势必得重新界定。从人跟猿猴像还是不像。可以讨论到国家的政治体制合不合宜。这样的“上纲上线”，在别的学科中还真少见。兹事体大。
1863年，莱尔出版《古人》，赫胥黎出版《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分别从地质史、考古学与解剖学讨论人——这种动物的自然史。莱尔的书很让达尔文失望，莱尔只是提出证据指出人类的历史比过去想象的要长。他的证据包括与绝种了的动物化石一并出土的人类石器。他以人类学家研究的野蛮人作模型，讨论古人的生活形貌。他并不肯定天择是主要的演化机制，更不愿直截了当地说，人的祖先可能是类似猿猴的生物。莱尔虽然与达尔文过从甚密，对达尔文的支持也不遗余力，但他的晚年是在“天人交战”中度过的，他不愿相信繁复瑰丽的生命奇观是“盲目演化”的产物。在达尔文的“朋友”中，他绝非例外。赫胥黎的书颇令达尔文满意。基于解剖学，赫胥黎主张：人与猿的差异，大于猿与猴的差异。伦敦著名的比较解剖学家欧文曾认为：人与猿的脑有根本的差异，赫胥黎以坚强的证据推翻了这个论断。对主张演化论的人，这当然是一场胜利。
华莱士与天择理论
1864年，华莱士在伦敦人类学会发表演说。在达尔文眼中，这个新成立的人类学会是个恶名昭彰的处所，只有种族主义者在那儿出没。“人类学者”相信各个人种并不平等，鼓吹奴隶制度，因为不同的人种属于不同的“物种”。本非同根生，相煎又何妨。达尔文、赫胥黎都是老牌的伦敦民族学会的会员，“民族学者”根本憎恶那些持种族偏见的“人类学者”，决不相信有什么科学论证能支持奴隶制度。这会儿华莱士出面作调停人，第一次显示出他对“人的问题”的立场。
华莱士中道而行，左“拥”(人类学者)右“抱”(民族学者)。他主张人类各种族本是一家人，不过很久很久以前，人类演化超越了猿的阶段后，各种族就已在演化的路途上分道扬镳。人与其他的动物不同，人能呼群保义，分工互助。所以人类的演化，是群体之间的竞争。有道德、有组织的群体会兴盛；否则就遭淘汰，像那些让欧洲人压榨的种族一样。不过，文明发达之后，人类主宰了环境，天择已失去作用。人类的体质虽然仍有种族的差别，已不受自然力量的操纵。人体已停止演化，人智仍然精进不已。最后人类会进化至大同世界：自由、平等、国家消亡、 自治共荣。
对这样之推衍，达尔文想必啼笑皆非。他大概怎么都想不到：他的理论竟然与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理想那么契合。当然，他最不满意的，就是“体质一心智”的二分法。
1865年，华莱士参加了伦敦最著名的女灵媒主持的灵交会，他开始对当时锋头正健的有灵论发生兴趣。不久，他承认有个更高的有灵存在，还在自家办灵交会，并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超自然的科学面相》。此后，华莱士与达尔文对天择的认知，差异愈来愈大。4年后，达尔文写信给华莱士，说：“我希望你还没有把我俩的智慧结晶杀死了。”
比达尔文还要达尔文
达尔文可不是杞人忧天。在“人的问题”上，华莱士已干下了这桩歹事。不仅干了，还振振有词，说他“比达尔文还要达尔文”。从达尔文钟爱的前提，推衍出一个达尔文不能接受的结论，能怪谁呢?有了这种“同志”，还用担心什么敌人!
根据华莱士理论，任何一个生物形性都有功用，这样才会受到天择的青睐。天择并无远见，任一生物形性的功用，也不至于“过分”，总不会高于维持生物生存的底线太多。人类的大脑，很明显地是太聪明了。以野蛮人的生活需求，比猩猩稍大一点的脑子就够用了，而他们的脑量与文明人没有什么差异!天择怎么可能创造出超过实际需要那么多的器官?同样的例子还有人的双手。万能的双手。是科技工艺、现代文明的功臣，但野蛮人没有善加利用，简直暴殄天物。可见手的万能，与生存无涉。“天才少见”的事实，在华莱士看来也是“高等心智功能”与“在自然界讨生活”没有关联的证据。否则，人人都该很天才才是。
所以人的演化必然受到超自然力量的关照，因而产生智慧与灵性。天择理论适用于人以外的生物的演化，也可以说明人的体质的演化，不多也不少。
演化之道
华莱士对天择的理解，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达尔文的理论，有思想上的障碍。想了解达尔文的知识环境，与其从他的敌人下手，不如看看他的朋友们的想法。其实，华莱士1858年那篇论文与达尔文的理论互相呼应的地方，并不能掩盖两人的差异。生物演化的过程，华莱士强调的是环境变迁。环境变动不居，生物族群时时暴露在环境的压力下，“不适者”出局，整个群体存活。这个过程的重点在于环境扮演的剪除“不适者”的角色。可是马尔萨斯让达尔文领悟到的是，有限的环境使任何一个生物族群的内部，都得发生生存竞争。无论环境变不变迁，生殖力的(人口增长的)压力，必然迫使族群成员追逐有限的资源，互相竞争。假如繁殖是生物定义的一部分的话，那么演化就是生物世界的基本特征。所以适应并无客观标准，“能够有效利用资源以求生存与繁殖”只不过是必要条件。在生存竞争中没有固定的“门槛”，就像大专联考一样，最低分由录取人数决定。要是录取的最后一名考95分，考94分就不及格，生存竞争中没有什么“60分”。自然界的竞争极为惨烈，诗人讴歌的“平衡”是以狙杀与流血来维持的。古人云：天地之大德日生(《易经》)；又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演化之道正在其中。
生物变异的来源
达尔文的朋友们，对天择理论最不满意的地方。几乎都与生物变异有关。人类养殖动植物，已有长久的历史，对于生物的变异性，当然不陌生。达尔文之前，持“物种不变”观点的人不惮指出：物种的变异性有其限度；北京犬与德国狼犬的差异虽然很大，仍属同一物种。华莱士认为生物变异是生物演化的原料，但是他采取的极端功能论的立场，等于以另一种形式复活了“生物变异的有限性”的观点。华莱士没有考虑到量变可能导致质变，不然一根羽毛怎么可能压垮一头骆驼?还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在生物的发育过程中，初期条件的些微差异，可能导致巨大的后果。
华莱士的例子，显示反对“天择说”的人不必然反对“演化论”。假如生物演化的原料是变异的话。就必须解释生物变异的起源。许多人相信上帝在演化的世界中扮演着一个积极的角色：上帝指导变异的发生，从而引导演化的方向。这样看来，达尔文的“天择说”根本没搔着痒处。
达尔文在《物种原始论》中预告他将讨论人的问题。但是他在1871年写作《人的自然史》之前，花了很大的力气，整理人类养殖动植物的经验．以讨论生物变异与遗传，其结果就是1868年出版的《家养动植物的变异》(两册)。可见变异问题对他所造成的威胁。
达尔文的月亮
有些学者为华莱士抱屈，他们描述华莱士像是达尔文的月亮。这个意思是说华莱士因人成事、没有独立的地位，贡献也未受到适当的肯定。我们中国人不这么看月亮。我们自古对月亮就有特殊的情感，我们以月亮的盈亏来记日子，我们也以月亮的盈亏来比拟人间的沧桑。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一谁说不是呢?!难怪李白要举杯邀月，“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了。不过。“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月亮还有的一面，从未面对人间。把华莱士比做月亮，再适当也没有了。
有许多书强调华莱士与达尔文共同发表天择理论，这是事实。但是还有更多的事实，这么强调的学者并不明白。我们经常发现，当更多的事实出现了之后，原先的事实，不管是真是假，都不重要了。
(杜少君图)
华莱士1855年写成的《控制新种出现的规律》一文提出了解释物种灭绝、产生、更替和进化的见解，反对“生物神创”的教条。1858年2月写成《论变种无限地偏离原始类型的倾向》一文，指出，生物大都有过度繁殖的倾向，但由于食物、天敌、气候等自然环境条件的变化，造成了大量个体的死亡，才保持着生物体间的一定比例。认为，环境变了，那些在结构、习性、“能力”上产生了“有益变异”的个体将在生存竞争中占优势并趋于增多，而产生了“有害变异”的个体则趋于减少或消灭。这样，占优势的变种最终将取代原始物种。变种的这种“不断地偏离原始类型的前进趋势”就是生物的进化。1868年提出爪哇东端的巴厘岛与对岸的龙目岛之间为“东洋区”与“澳洲区”的分界线，世称“华莱士线”。
达尔文与华莱士
天择理论是现代演化生物学的基础。达尔文发明天择理论，为生命史的研究开创了新的篇章，史称“达尔文革命”。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这么说。这样干燥的叙述，虽然缺少血肉，也有它的优点：它要言不烦、简明直接、无可推诿。反正我们对达尔文的认识，早已累积了大量的知识，并已转化为各种不同程度的报道文字，广为流传。所以对达尔文的生平与科学勋业，一般人都能说上两句。“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达尔文可以无憾。
不过，第一个以公开的论文形式向科学界宣布天择理论的，并不是达尔文，而是华莱士(1823～1913)。华莱士其人，大家知道的不多，教科书或一般的科学史对他的着墨最多只能算是素描。简言之，华莱士在演化论史上扮演的是个“催生”的角色——催促达尔文生产日后当选“改变历史的书”的《物种原始论》。《物种原始论》问世后，当然也就没有他的事了，可应了古人的那句话：过河拆桥。所以每隔几年总有人联袂而起，为华莱士打抱不平，要纠正“历史的错误”。
华莱士是什么人?
华莱士与马尔萨斯
先从1858年谈起吧!这年。华莱士到马来群岛快要4年了。采集生物标本是他赖以维生的行当，他一箱箱地把采集到的甲虫、蝴蝶及剥制好的鸟类标本，寄给伦敦的一位生物标本经纪人。这个人让他预支款子去“探险”。并在出售这些标本后再分利润给他。这个工作并不好做。以甲虫来说吧，他一箱得装上1000只，还得一一标明采集地点。
1月，他到达香料群岛中的特内岛(在基里巴斯东方、新几内亚西北方)。他找了一个供日后数年居停、整理标本的处所后，就到附近的岛屿探访采集。途中他疟疾发作，于2月底回到特内岛休养。每天寒热交缠，难以行动，只好卧床冥思。一天，恍惚悠闲的思绪里，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的论证，电光石火般闪过脑海，眼前柳暗花明。“物种变化”的机制豁然开朗。
马尔萨斯的书他十多年前早已读过，这会儿让他产生感触的，是马尔萨斯对于野蛮人的讨论。马尔萨斯肯定了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是几何级数之后，必须说明为什么那些“不文明”的人种。人口一直很稳定，没有增长的迹象。根据他的看法，是“战争、疾病、饥馑、灾害”等因素，钳制了他们的人口增长。华莱士立刻想到，这些原因不仅是人口增长的钳制因素，自然界生物族群的大小，同样也要受环境钳制，而不由生理性因素(如生殖力)来决定。生存关键在于能不能禁得起环境的考验。每一个物种，成员之间总有差异，各有不同的形性，它们适应环境(以及环境变化)的潜力也不同。环境一旦发生变化，比较不适应的，必然很快遭到淘汰。而存活下来的成员又会再繁殖出新的变异，它们同样要接受环境的考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生存着的族群可能与原先的母群在形态上发生很大的差异；新种于是诞生了。事实上，在这整个论证中潜伏着莱尔《地质学原理》的基本观念：地球的表面自古就因各种地质作用而变动不居。生物的生活环境也因此时时变动，环境的变化是生物演化的原动力。马尔萨斯让华莱士想到适应与生存、繁殖之间的因果关系。一群个体中，哪一个能成功地生养众多，哪一个不行，并不是“没什么道理的、只是幸运罢了”。否则，我们怎么解释普遍可见的生物适应呢?
晴天霹雳
华莱士没有浪费时间，病体初愈即动笔写作。他的文笔简洁干净，不到4000字便完成一篇历史性的论文。他把这篇论文寄给达尔文，看看达尔文是不是同意他的“创见”。要是达尔文认为值得的话，就请转交莱尔过目。3月9日，这封信先被送上一艘荷兰船带到新加坡，再越洋送回英国。不久，华莱士康复，即动身到新几内亚。他是第一位登上新几内亚的自然学家，在那儿他停留到8月。
3个月后，也就是6月18日，达尔文收到华莱士的信。他正为村里流行猩红热，家里也有人感染而忧烦。华莱士的论文对达尔文而言，不啻晴天霹雳。他立刻给莱尔写了一封信，把他的感受描写得淋漓尽致：“我从来没遇上过这么巧的事。即使华莱士读过我1842年的手稿，也写不出更精简的摘要了，甚至连他使用的词儿都是我的书中专章的题目。”
令达尔文懊丧的，是“他的理论”要给人“抢先”发表了。两年前他的良师益友、名地质学家莱尔已警告他，要他赶快发表他的理论，否则，难保没有他人想出同样的结论。达尔文听从了这个建议，两年全力以赴。只是这部书似乎愈写愈长，因为他不只是要提出个“假说”而已。他还想尽可能地呈现这个假说的魅力。以大量的、不同性质的资料来证明：生物演化是个事实，而演化的机制是天择。要把二十年间搜集累积起来的资料整齐排比，再“吾道一以贯之”一番，本来就是件大工程。
微妙的安排
华莱士的论文让达尔文产生的懊丧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二十年的心力，眼看就要“为他人作嫁”：将来大家记得的，是达尔文以坚实的证据，巩固了华莱士在科学史上的地位。(1957年吴健雄并没有得诺贝尔奖，不是吗?人生在世不过名利二字，达尔文献身科学，自费研究，无怨无悔，图的不过是个历史地位。比起欺世盗名、曲学阿世之辈，“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令后学者思慕不已。)
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华莱士并没有请达尔文安排发表他的论文，而是达尔文认为他有义务推荐这篇论文发表。什么义务?这是基于“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真理为学术之准绳”的认知，以及“同行必须互相扶持”的道义所产生的义务。缺少了这种认知与道义，科学社群就没有存在的可能。
6月28日，达尔文一岁半的幺儿夭折了，死于猩红热。他还有个女儿仍在和白喉抗争。达尔文心力交瘁，还得配合莱尔、虎克的“阴谋”，以保卫他的“优先权”。
莱尔与虎克决定：华莱士的论文必须发表，达尔文的权利必须保障，他们两人都知道达尔文的研究、理论以及进展。达尔文比华莱士更早想到物种演化的事实与天择理论，并早在1842年、1844年就写出了他的理论的大要。他还在1857年秋写信给哈佛大学的植物学家葛雷(1810～1888)，简要地叙述了他的理论。所以莱尔与虎克决定：将达尔文1844年手稿的摘录、他写给葛雷的信的摘录与华莱士的论文一并发表。
发表的地方也得讲究。伦敦地质学会不适合，那儿“反理论” 气息浓厚；动物学会也不适合，因为“反演化论”的大佬、皇家外科医师学院解剖学教授、大英博物馆自然历史部主任欧文(1804～1882)在那儿坐镇，不宜自找麻烦。尤其是他才在6月17日让赫胥黎在皇家学会的演讲，给公开修理了一番。
林奈学会是成立得较早的自然研究学会，比起新兴的小老弟，它大多了。不过最近虎克、赫胥黎已开始插手会务，弄个有争议性的题目到那儿，也许可以帮助它快点恢复生机。时间上林奈学会也最合适，它的例行聚会才延期到7月1日(星期四)晚上举行，真凑巧。
莱尔与虎克联名推荐了达尔文与华莱士的文稿。他们说明：这两位先生彼此不知对方的研究。却想出相同的理论，他们也从未发表过他们的理论。6月30日11时，他们成功地把达尔文与华莱士的文稿塞入议程。莱尔与虎克很费了点心思安排宣读的顺序：达尔文的在先，当然。
那天晚上出席的有30来人，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聚会。文稿宣读完后，莱尔与虎克当然表示支持，但没有人有异议，也没有人提出讨论，根本没有反应。虎克后来的解释是，因为所提出来的理论太新奇了，大家心里没有准备，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才是。当晚，林奈学会的副会长、哲学家边沁的侄子、植物学家乔治本来要宣读一篇论文。主张“物种不变”。由于莱尔与虎克的“插花”，让达尔文与华莱士的理论占用了时间，挤掉了他的论文。他当时并不完全信服，不过从此他对“物种不变”的观念产生了怀疑，那篇论文他拆散改作之后才发表。
乔治可能是个例外。林奈学会会长后来在年度报告中明白地说，这一年没有出现什么惊人的发现，足以造成科学革命。达尔文的两份摘录与华莱士的论文，后来刊登在《林奈学会学报》(8月20日出版)。
此后，达尔文将他正在写的“大书”搁置，立刻着手一本较短的摘要，尽快出版。这便是1859年问世的《物种原始论》的来历。
阴谋论
1858年达尔文与华莱士在《林奈学会学报》刊出的作品，是天择理论第一次在科学界公开发表。尽管在学会宣读时似乎没有明显的反应，但是他们的理论刊出后的确受到当时重要自然学者的注意与评论，而且评论并不完全是负面的。作品在学报上发表比在学会中宣读更为重要，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没有人信服，但也没有人认为他们的理论荒谬。《物种原始论》的出版预告刊出后。书店的预约就超过了初版印行的数量，所以达尔文得立刻准备出第二版。这是他们的作品没有遭到漠视的证据。
天择理论至今仍是生物演化论的基石。论功行赏我们该“华、达”并重。为什么我们似乎只对达尔文情有独钟，而漠视华莱士呢?在某些人看来，其中必然有“阴谋”。
“阴谋论”的证据，莫须有得很，也许有，也许没有，其实也无关紧要。达尔文至死都认为天择说是他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天择说至今仍是生物演化论的基石。华莱士呢?
人在自然界的地位
华莱士是“叛徒”，他认为天择理论不能解释人的演化。
或许，达尔文一开始就搞错了，华莱士也错了，我们都错了。华莱士1858年的那篇论文，与达尔文的理论，相似只在表面，骨子里各有千秋。
1862年初，华莱士结束了长达8年的东南亚热带探险，回到伦敦。夏天，他与达尔文第一次会面，从此展开了两人持久的友谊。几年后。达尔文对他们的友谊开始感到锥心之痛，因为他与华莱士发生了难以调和的争论：关键在“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以及天择理论的适用范围。
达尔文在《物种原始论》中并没有讨论到人。他只暗示，人也不例外，是自然(演化)的产物。没有人会误会达尔文的弦外之音。《物种原始论》引起的争论，几乎全绕着人在打转。有那么多与自然研究无关的人，毫不避讳地发表高见，觉得义不容辞，就是因为人是演化论的根本问题。人、人性以及道德的源头，全成为必须讨论的问题了。这些问题一点也不抽象，全有现实意义。任何人要是说什么对事不对人，反倒显得做作，更加强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印象。
假如“自然”本身是“自有永有”的，人是自然的产物。那么上帝就是“人造”的，而不是什么上帝造人了。教会、国王、贵族、平民之间的传统关系。就失去了理论根据。换言之，人间秩序势必得重新界定。从人跟猿猴像还是不像。可以讨论到国家的政治体制合不合宜。这样的“上纲上线”，在别的学科中还真少见。兹事体大。
1863年，莱尔出版《古人》，赫胥黎出版《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分别从地质史、考古学与解剖学讨论人——这种动物的自然史。莱尔的书很让达尔文失望，莱尔只是提出证据指出人类的历史比过去想象的要长。他的证据包括与绝种了的动物化石一并出土的人类石器。他以人类学家研究的野蛮人作模型，讨论古人的生活形貌。他并不肯定天择是主要的演化机制，更不愿直截了当地说，人的祖先可能是类似猿猴的生物。莱尔虽然与达尔文过从甚密，对达尔文的支持也不遗余力，但他的晚年是在“天人交战”中度过的，他不愿相信繁复瑰丽的生命奇观是“盲目演化”的产物。在达尔文的“朋友”中，他绝非例外。赫胥黎的书颇令达尔文满意。基于解剖学，赫胥黎主张：人与猿的差异，大于猿与猴的差异。伦敦著名的比较解剖学家欧文曾认为：人与猿的脑有根本的差异，赫胥黎以坚强的证据推翻了这个论断。对主张演化论的人，这当然是一场胜利。
华莱士与天择理论
1864年，华莱士在伦敦人类学会发表演说。在达尔文眼中，这个新成立的人类学会是个恶名昭彰的处所，只有种族主义者在那儿出没。“人类学者”相信各个人种并不平等，鼓吹奴隶制度，因为不同的人种属于不同的“物种”。本非同根生，相煎又何妨。达尔文、赫胥黎都是老牌的伦敦民族学会的会员，“民族学者”根本憎恶那些持种族偏见的“人类学者”，决不相信有什么科学论证能支持奴隶制度。这会儿华莱士出面作调停人，第一次显示出他对“人的问题”的立场。
华莱士中道而行，左“拥”(人类学者)右“抱”(民族学者)。他主张人类各种族本是一家人，不过很久很久以前，人类演化超越了猿的阶段后，各种族就已在演化的路途上分道扬镳。人与其他的动物不同，人能呼群保义，分工互助。所以人类的演化，是群体之间的竞争。有道德、有组织的群体会兴盛；否则就遭淘汰，像那些让欧洲人压榨的种族一样。不过，文明发达之后，人类主宰了环境，天择已失去作用。人类的体质虽然仍有种族的差别，已不受自然力量的操纵。人体已停止演化，人智仍然精进不已。最后人类会进化至大同世界：自由、平等、国家消亡、 自治共荣。
对这样之推衍，达尔文想必啼笑皆非。他大概怎么都想不到：他的理论竟然与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理想那么契合。当然，他最不满意的，就是“体质一心智”的二分法。
1865年，华莱士参加了伦敦最著名的女灵媒主持的灵交会，他开始对当时锋头正健的有灵论发生兴趣。不久，他承认有个更高的有灵存在，还在自家办灵交会，并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超自然的科学面相》。此后，华莱士与达尔文对天择的认知，差异愈来愈大。4年后，达尔文写信给华莱士，说：“我希望你还没有把我俩的智慧结晶杀死了。”
比达尔文还要达尔文
达尔文可不是杞人忧天。在“人的问题”上，华莱士已干下了这桩歹事。不仅干了，还振振有词，说他“比达尔文还要达尔文”。从达尔文钟爱的前提，推衍出一个达尔文不能接受的结论，能怪谁呢?有了这种“同志”，还用担心什么敌人!
根据华莱士理论，任何一个生物形性都有功用，这样才会受到天择的青睐。天择并无远见，任一生物形性的功用，也不至于“过分”，总不会高于维持生物生存的底线太多。人类的大脑，很明显地是太聪明了。以野蛮人的生活需求，比猩猩稍大一点的脑子就够用了，而他们的脑量与文明人没有什么差异!天择怎么可能创造出超过实际需要那么多的器官?同样的例子还有人的双手。万能的双手。是科技工艺、现代文明的功臣，但野蛮人没有善加利用，简直暴殄天物。可见手的万能，与生存无涉。“天才少见”的事实，在华莱士看来也是“高等心智功能”与“在自然界讨生活”没有关联的证据。否则，人人都该很天才才是。
所以人的演化必然受到超自然力量的关照，因而产生智慧与灵性。天择理论适用于人以外的生物的演化，也可以说明人的体质的演化，不多也不少。
演化之道
华莱士对天择的理解，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达尔文的理论，有思想上的障碍。想了解达尔文的知识环境，与其从他的敌人下手，不如看看他的朋友们的想法。其实，华莱士1858年那篇论文与达尔文的理论互相呼应的地方，并不能掩盖两人的差异。生物演化的过程，华莱士强调的是环境变迁。环境变动不居，生物族群时时暴露在环境的压力下，“不适者”出局，整个群体存活。这个过程的重点在于环境扮演的剪除“不适者”的角色。可是马尔萨斯让达尔文领悟到的是，有限的环境使任何一个生物族群的内部，都得发生生存竞争。无论环境变不变迁，生殖力的(人口增长的)压力，必然迫使族群成员追逐有限的资源，互相竞争。假如繁殖是生物定义的一部分的话，那么演化就是生物世界的基本特征。所以适应并无客观标准，“能够有效利用资源以求生存与繁殖”只不过是必要条件。在生存竞争中没有固定的“门槛”，就像大专联考一样，最低分由录取人数决定。要是录取的最后一名考95分，考94分就不及格，生存竞争中没有什么“60分”。自然界的竞争极为惨烈，诗人讴歌的“平衡”是以狙杀与流血来维持的。古人云：天地之大德日生(《易经》)；又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演化之道正在其中。
生物变异的来源
达尔文的朋友们，对天择理论最不满意的地方。几乎都与生物变异有关。人类养殖动植物，已有长久的历史，对于生物的变异性，当然不陌生。达尔文之前，持“物种不变”观点的人不惮指出：物种的变异性有其限度；北京犬与德国狼犬的差异虽然很大，仍属同一物种。华莱士认为生物变异是生物演化的原料，但是他采取的极端功能论的立场，等于以另一种形式复活了“生物变异的有限性”的观点。华莱士没有考虑到量变可能导致质变，不然一根羽毛怎么可能压垮一头骆驼?还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在生物的发育过程中，初期条件的些微差异，可能导致巨大的后果。
华莱士的例子，显示反对“天择说”的人不必然反对“演化论”。假如生物演化的原料是变异的话。就必须解释生物变异的起源。许多人相信上帝在演化的世界中扮演着一个积极的角色：上帝指导变异的发生，从而引导演化的方向。这样看来，达尔文的“天择说”根本没搔着痒处。
达尔文在《物种原始论》中预告他将讨论人的问题。但是他在1871年写作《人的自然史》之前，花了很大的力气，整理人类养殖动植物的经验．以讨论生物变异与遗传，其结果就是1868年出版的《家养动植物的变异》(两册)。可见变异问题对他所造成的威胁。
达尔文的月亮
有些学者为华莱士抱屈，他们描述华莱士像是达尔文的月亮。这个意思是说华莱士因人成事、没有独立的地位，贡献也未受到适当的肯定。我们中国人不这么看月亮。我们自古对月亮就有特殊的情感，我们以月亮的盈亏来记日子，我们也以月亮的盈亏来比拟人间的沧桑。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一谁说不是呢?!难怪李白要举杯邀月，“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了。不过。“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月亮还有的一面，从未面对人间。把华莱士比做月亮，再适当也没有了。
有许多书强调华莱士与达尔文共同发表天择理论，这是事实。但是还有更多的事实，这么强调的学者并不明白。我们经常发现，当更多的事实出现了之后，原先的事实，不管是真是假，都不重要了。
(杜少君图)
华莱士1855年写成的《控制新种出现的规律》一文提出了解释物种灭绝、产生、更替和进化的见解，反对“生物神创”的教条。1858年2月写成《论变种无限地偏离原始类型的倾向》一文，指出，生物大都有过度繁殖的倾向，但由于食物、天敌、气候等自然环境条件的变化，造成了大量个体的死亡，才保持着生物体间的一定比例。认为，环境变了，那些在结构、习性、“能力”上产生了“有益变异”的个体将在生存竞争中占优势并趋于增多，而产生了“有害变异”的个体则趋于减少或消灭。这样，占优势的变种最终将取代原始物种。变种的这种“不断地偏离原始类型的前进趋势”就是生物的进化。1868年提出爪哇东端的巴厘岛与对岸的龙目岛之间为“东洋区”与“澳洲区”的分界线，世称“华莱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