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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无痕》写了两个半月，《苍天在上》写了五个半月，《省委书记》连采访带写总共用了一年。《高纬度战栗》我写了快两年，这期间除了我妹妹陆星儿病逝，我基本就没离开过电脑，其他什么事情都不做了，就写这本书。写到最后两三个月，就根本写不下去了，牙疼得整天出虚汗，一天吃两三次止疼药，就那么熬着，硬撑着写完的。”今年，当65岁的他花了两年多终于完成了60 万字的长篇小说《命运》，那一刻之后，他连续高烧不退，几乎进入虚脱状态。他对写作是如此执着与狂热，后来，他的许多作品曾多次获各种国家奖项，作为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的专家，他带给我们太多震撼了。当我们倾听着他对命运、人生的追索与解读，这个“倔老头”执着得近乎悲壮的人生，更是让人肃然起敬。他说：“只要我还能写作，我就会一直写下去！”他，就是陆天明！
我用执着成就了我的文学梦
“在我10岁的时候，父亲患肺痨病去世，兄妹4人只得靠母亲一个人微薄的工资生活。”1958年，陆天明14岁，正在上海读高中，为了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他毅然选择到安徽下乡。在安徽他过着最典型、最艰苦、最最刻骨铭心的农村生活，平生第一次体验到和底层老百姓生活在一起的感受，也明白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群人，让他无法忽视他们，也无法忘记。那一年，正赶上安徽闹饥荒，饥饿让他最终生病吐血，不得不回上海治疗。1964年，他又毅然下乡到新疆兵团，那里物质生活一贫如洗，自然条件更是艰苦到了极点。没想到他这一呆却是12个年头，12年里，陆天明在农场安家、结婚、生子，成为地地道道的西北汉子。那个年代，边疆极度的贫困和落后带给知青们的是绝望和困境，但他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梦，但只有愿望，却无法抒写，读书成了他精神的支柱，“我没有被生活击倒，完全得益于读书，它让我感觉不再孤单，不再绝望。”他把文学梦藏在心底，涉猎了大量的俄罗斯文学，我们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可以隐约看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子。这两次下乡，无形中给他的生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为他日后的创作积累了最基本的生活感受和最扎實的素材。
1971年，上头号召工农兵拿起笔来进行艺术创作，那时他还在新疆兵团。他向农场领导请了七天的假，在滴水成冰的冬日里，躲在一个不能生火的仓库里面，披着皮大衣，完成他平生的第一部大型话剧——《扬帆万里》，该剧当时代表新疆进京汇演，引起很大的反响，他也因此被奉调进京，就职于中央广播文工团电视剧团编导组。从新疆到北京，冥冥中似乎是命运给他的一次“精神救赎”。日后，他成了编剧，又写长篇小说，在创作上“一发不可收拾”。 但由于他后来的很多描述官场的小说得到广泛的肯定，很多人都认为他只是写官场小说的，其实这是不准确的。陆天明说，他早期的作品一部分是知青题材的，还有一部分是实验文体小说，表现当下社会生活的。说到官场文学，“中国至今仍然是个官本位制的国家，官左右着人民的生活。虽然说‘水载舟，亦能覆舟。’但毕竟不是以‘水’为本位的，而是以‘舟’为中心的。因此，如果回避了官场生活，就不能完整地表现中国的社会生活。但并非所有涉及到官场的小说都应该定义为官场文学，所谓的官场文学，是有具体界定的，那就是指以暴露官场黑暗为主的作品。我的许多作品有些是涉及到官场，但并不是所有的都是。像《泥日》、《桑那高地的太阳》、《木凸》等作品更是带有实验文体性的纯文学作品。即使是涉及官场的那一部分作品，像《苍天在上》、《大雪无痕》、《高纬度战栗》也是以反腐败为主的，不只是在展现和暴露官场黑幕”。不管如何，他终于用自己的坚强和执着，成就了自己的文学梦。
《命运》:用内容证明价值
2009年，《命运》一出版，就引发了很多人的争议。有人说陆天明写《命运》是被政府“招安”了，说它是“奉命文学”。“如果一定要说，它是奉命的，那么《命运》所奉的也是历史的召唤、民族的召唤、时代的召唤，我一直认为深圳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民族命运变迁的‘诺曼底登陆’，写深圳就是写中国。《命运》就是要回答，这三十年来，中国人民做了什么，他们成为了什么样的新人。我是把它当史诗来写的。”
然而，《命运》的写作却困难重重：“第一.真实地表现当代的历史进程，是相当有难度的。当代的历史进程是充满矛盾斗争的，而且，矛盾斗争的当事人双方都在世。如何真实地写，其难度可想而知。第二.我们要的是憾世之作，是要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历史的作品，是能够流传下来的作品，而不只是一部献礼的应景之作。第三.要写成一部真正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是很难的。第四. 写得好看也是很难的，是写给老百姓看的，写给创造历史的人看，让他们喜欢看。当然，作品当中还是有对一些东西进行取舍，但这种取舍是非常必要的。” 他说，“有些人看不起这样贴近现实的作品，认为这样的作品只是在讨好当局。他们岂不知这部作品曾经在审查过程中差一点夭折。可以说，《命运》是中国第一部写当代历史的宏大叙事小说。中国当代至今还没有一本写当代历史的宏大叙事文学，不是作家不愿意写，而是现在某些规定严重约束了文学去真正贴近现实，让作家很难真实反映当代的历史。文学是要直面当代历史的。” 如今，《命运》这样一部严肃沉重题材的小说，居然也见诸各大畅销榜单，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说服力呢？
当代文学到底怎么了
近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坛，文人的心态一直存在着相近的状态。他们一方面钟情于心中的缪斯，对唯美的东西心存眷恋；另一方面不得不卷入身边的政治经济生活，当下感常常冲淡了先前的艺术之梦。如何权衡文学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陆天明说：“这个问题困扰中国当代文学很多年，这是一个畸形的现象，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在当代却成了作家的困惑。1919年~1949年，这三十年间，中国出现许多伟大的作品；1949~1979年，又是一个三十年，同样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但1979~2009年，出现的优秀作品却非常少。文革绑架了文学，把文学变成了政治的附属品。拨乱反正后，作家维护个人审美权利，但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和现实生活错误地分隔开了，为此，整个文学在走下坡路。我的创作立场非常坚定，文学先要服务当代的人民。有人说自己的小说是为一百年后的人民服务的。当代的人民和一百年以后的人民，我相信是心心相通的。如果当代的人民都不愿意接受，你怎么证明一百年以后的人民会接受呢？如果你的小说能在当代的人民中引起强大的共鸣，那么这样的小说有希望流传到后代；如果你的作品被当代的人民唾弃，那你期待一百年以后的人民把它当经典来对待的依据何在？毕竟一百年以后你我都不在了啊。”
文学要个性化，但不能个人化。如今，许多文学作品要么过于个人化，要么过于媚俗。文学完全被当成表达自我的工具。“经典的含义是历史和人民承认，这样的作品才是经典，而不是限于小圈子，仅仅打动三五红颜或者蓝颜知己，更不是完全不把人民看在眼里。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提倡的文学观念，就是一定要趟出一条路来，让文学回归到人民群众中。当代中国文学脱离人民已经太久了，尤其小说，很多普通民众，根本看不到有价值的东西；有些东西，他们也看不下去。我们要反思的是，当代文学不该在极小的一个圈子里热闹着，应该让最大多数的民众看得懂，喜欢看。近几年来我写的几部书，如《高纬度战栗》、《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等，特别是《命运》，都和当代现实生活仅仅绑在一起。每一部作品里，都有一种呼喊，也都有一种生命欲求在搏动。我指望它是属于历史的，民族的，未来的，是完全属于人民的。”
家庭潜规则: 我们都得靠自己
随着陆天明在文学上的成就越来越大，他在媒体上露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但我们从未见过他的家人谈论他的作品，也很少看到他谈及自己的家人，这是为何呢？
沪上著名女作家陆星儿是陆天明的小妹，然而他们素来不以“兄妹作家”在文坛彼此呼应。只有当陆星儿临终前在病榻上与陈思和共话文学的时候，才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对于我来说，人不能为活而活，写作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人格的一部分、信念的一部分，更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经历，父亲病故后一直由母亲抚养我们兄妹四个长大成人，……我们一直保持密切的书信往来，我受哥哥的影响很深，我很尊敬他，长兄如父嘛。”
继《可可西里》获得东京电影节评委特别奖后，又以此片抱得金马归的电影导演新锐陆川，是陆天明的长子。陆天明几乎从不对妹妹和儿子做评论。他说：“不管我们是作家，还是导演，我们都是工作者，作为工作者是应该靠自己的劳动成果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而不是靠炒作自己。在我们家庭，虽然没有约定，但都严格遵守，这是潜规则。”今年，当陆川的《南京！南京！》引发热议，陆天明终于站出来说话了，他解释说：“这部电影引起轩然大波，勾起很多当下对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学创作等问题的思考，而我作为一位作家，有义务对这些个问题进行表态，我不是代表儿子做表态，而是代表社会方面做表态。”
父亲是编剧和作家，儿子是导演，让人讶异的是父子俩却从来没有合作过，许多人还是希望能看到他们父子合作的。不过，据陆天明透露，他们父子已经都有这个意向，合作之日指日可待了。
祝福我最敬重的妻子
“没有程蕴兰, 就没有我文学创作的成功。”当陆天明谈起自己的妻子，他的语气开始变得激动。“我刚调到北京的时候，我们经历了人生中最艰苦最艰难的时期，这一路坎坷，都是妻子陪我一起度过。”
“我太太从来不接受任何采访，从不出境。在我们家，她是一个女人带着三个男人。”说到这里，陆天明感慨万千，“刚来北京的时候，如果家里有一个鸡蛋，她那就会用它来保证我的营养；如果有两个鸡蛋，就用来保证我和小儿子的营养；如果有三个鸡蛋，那么就绝对是保证三个男人的营养；除非是有四个鸡蛋，她才会考虑到自己，但那时候，我们家很少有四个鸡蛋的时候。那些日子，她一个人不停地奔波劳碌，几乎每个月都要昏倒一次，但她就那样支撑着。而对她，我们全家也是充满敬重。”多年来，程蕴兰对丈夫依然如故。“现在她年岁也大了，身体比以前更加虚弱了，我敬重她，也祝福她。”
写作是莫大的人生乐趣
“每次写作都是我的一次自我诠释。文学是我的生命寄托，向这个世界和历史做表态的就是我的文学。我是一个极入世的人，但我只以文学入世，只靠文学来表达我的人生追求人生理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才是真正的‘纯文学’作家。我非常看重我的每一作品，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比我的孩子还重要。我在北京30年了，从来不休假，几乎没有过周末，也从来不参加应酬，没有夜生活，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创作。创作是很需要体力的，因此，几十年如一日，我坚持每天早锻炼，每写完一部作品，我总要出去下生活，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找找感觉，再看一些书，找一些资料，以充实一下自己。说一句玩笑话，我真的是在把自己完全变成一部很好的写作机器啊。”
陆天明说：“我写作，或者活着，并不是只为圆自己的作家梦。写作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为那一群曾经在他们中间生活过10多年的最底层的老百姓而写，为那一群人而活着，如果这群人有什么不快，有什么需要，有什么吶喊，只要遇到合适的时间，合适的题材，我一定会去表达，但不是简单地重复自己。现在如果说这一辈子有什么享受的话，我就享受我自己，做一个真正的自己。我一直觉得还没写出最好的东西来，并且一直有这样的预感：我这一生可能写不完我所要写的东西。也可能写到最后，写不动了，也没有真正把文学的自己完美化，但我觉得只要能够一直写下去就很幸福了。”
陆天明
祖籍江苏南通。生于昆明，长于上海。国家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石河子大学、原江西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作品有主要作品有：大型话剧《扬帆万里》、《樟树泉》、《第十七棵黑杨》；中篇小说集《啊，野麻花》；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泥日》、《苍天在上》、《木凸》、《大雪无痕》、《省委书记》、《命运》；电影《走出地平线》；电视剧《华罗庚》(六集)(与人合作)、《不散的军魂》(十集)、《冻土带》(三集)、《苍天在上》(十七集)、《李克农》(十八集)、《闻一多》(七集)、《大雪无痕》(二十集)、《省委书记》(二十集)等。
我用执着成就了我的文学梦
“在我10岁的时候，父亲患肺痨病去世，兄妹4人只得靠母亲一个人微薄的工资生活。”1958年，陆天明14岁，正在上海读高中，为了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他毅然选择到安徽下乡。在安徽他过着最典型、最艰苦、最最刻骨铭心的农村生活，平生第一次体验到和底层老百姓生活在一起的感受，也明白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群人，让他无法忽视他们，也无法忘记。那一年，正赶上安徽闹饥荒，饥饿让他最终生病吐血，不得不回上海治疗。1964年，他又毅然下乡到新疆兵团，那里物质生活一贫如洗，自然条件更是艰苦到了极点。没想到他这一呆却是12个年头，12年里，陆天明在农场安家、结婚、生子，成为地地道道的西北汉子。那个年代，边疆极度的贫困和落后带给知青们的是绝望和困境，但他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梦，但只有愿望，却无法抒写，读书成了他精神的支柱，“我没有被生活击倒，完全得益于读书，它让我感觉不再孤单，不再绝望。”他把文学梦藏在心底，涉猎了大量的俄罗斯文学，我们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可以隐约看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子。这两次下乡，无形中给他的生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为他日后的创作积累了最基本的生活感受和最扎實的素材。
1971年，上头号召工农兵拿起笔来进行艺术创作，那时他还在新疆兵团。他向农场领导请了七天的假，在滴水成冰的冬日里，躲在一个不能生火的仓库里面，披着皮大衣，完成他平生的第一部大型话剧——《扬帆万里》，该剧当时代表新疆进京汇演，引起很大的反响，他也因此被奉调进京，就职于中央广播文工团电视剧团编导组。从新疆到北京，冥冥中似乎是命运给他的一次“精神救赎”。日后，他成了编剧，又写长篇小说，在创作上“一发不可收拾”。 但由于他后来的很多描述官场的小说得到广泛的肯定，很多人都认为他只是写官场小说的，其实这是不准确的。陆天明说，他早期的作品一部分是知青题材的，还有一部分是实验文体小说，表现当下社会生活的。说到官场文学，“中国至今仍然是个官本位制的国家，官左右着人民的生活。虽然说‘水载舟，亦能覆舟。’但毕竟不是以‘水’为本位的，而是以‘舟’为中心的。因此，如果回避了官场生活，就不能完整地表现中国的社会生活。但并非所有涉及到官场的小说都应该定义为官场文学，所谓的官场文学，是有具体界定的，那就是指以暴露官场黑暗为主的作品。我的许多作品有些是涉及到官场，但并不是所有的都是。像《泥日》、《桑那高地的太阳》、《木凸》等作品更是带有实验文体性的纯文学作品。即使是涉及官场的那一部分作品，像《苍天在上》、《大雪无痕》、《高纬度战栗》也是以反腐败为主的，不只是在展现和暴露官场黑幕”。不管如何，他终于用自己的坚强和执着，成就了自己的文学梦。
《命运》:用内容证明价值
2009年，《命运》一出版，就引发了很多人的争议。有人说陆天明写《命运》是被政府“招安”了，说它是“奉命文学”。“如果一定要说，它是奉命的，那么《命运》所奉的也是历史的召唤、民族的召唤、时代的召唤，我一直认为深圳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民族命运变迁的‘诺曼底登陆’，写深圳就是写中国。《命运》就是要回答，这三十年来，中国人民做了什么，他们成为了什么样的新人。我是把它当史诗来写的。”
然而，《命运》的写作却困难重重：“第一.真实地表现当代的历史进程，是相当有难度的。当代的历史进程是充满矛盾斗争的，而且，矛盾斗争的当事人双方都在世。如何真实地写，其难度可想而知。第二.我们要的是憾世之作，是要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历史的作品，是能够流传下来的作品，而不只是一部献礼的应景之作。第三.要写成一部真正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是很难的。第四. 写得好看也是很难的，是写给老百姓看的，写给创造历史的人看，让他们喜欢看。当然，作品当中还是有对一些东西进行取舍，但这种取舍是非常必要的。” 他说，“有些人看不起这样贴近现实的作品，认为这样的作品只是在讨好当局。他们岂不知这部作品曾经在审查过程中差一点夭折。可以说，《命运》是中国第一部写当代历史的宏大叙事小说。中国当代至今还没有一本写当代历史的宏大叙事文学，不是作家不愿意写，而是现在某些规定严重约束了文学去真正贴近现实，让作家很难真实反映当代的历史。文学是要直面当代历史的。” 如今，《命运》这样一部严肃沉重题材的小说，居然也见诸各大畅销榜单，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说服力呢？
当代文学到底怎么了
近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坛，文人的心态一直存在着相近的状态。他们一方面钟情于心中的缪斯，对唯美的东西心存眷恋；另一方面不得不卷入身边的政治经济生活，当下感常常冲淡了先前的艺术之梦。如何权衡文学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陆天明说：“这个问题困扰中国当代文学很多年，这是一个畸形的现象，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在当代却成了作家的困惑。1919年~1949年，这三十年间，中国出现许多伟大的作品；1949~1979年，又是一个三十年，同样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但1979~2009年，出现的优秀作品却非常少。文革绑架了文学，把文学变成了政治的附属品。拨乱反正后，作家维护个人审美权利，但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和现实生活错误地分隔开了，为此，整个文学在走下坡路。我的创作立场非常坚定，文学先要服务当代的人民。有人说自己的小说是为一百年后的人民服务的。当代的人民和一百年以后的人民，我相信是心心相通的。如果当代的人民都不愿意接受，你怎么证明一百年以后的人民会接受呢？如果你的小说能在当代的人民中引起强大的共鸣，那么这样的小说有希望流传到后代；如果你的作品被当代的人民唾弃，那你期待一百年以后的人民把它当经典来对待的依据何在？毕竟一百年以后你我都不在了啊。”
文学要个性化，但不能个人化。如今，许多文学作品要么过于个人化，要么过于媚俗。文学完全被当成表达自我的工具。“经典的含义是历史和人民承认，这样的作品才是经典，而不是限于小圈子，仅仅打动三五红颜或者蓝颜知己，更不是完全不把人民看在眼里。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提倡的文学观念，就是一定要趟出一条路来，让文学回归到人民群众中。当代中国文学脱离人民已经太久了，尤其小说，很多普通民众，根本看不到有价值的东西；有些东西，他们也看不下去。我们要反思的是，当代文学不该在极小的一个圈子里热闹着，应该让最大多数的民众看得懂，喜欢看。近几年来我写的几部书，如《高纬度战栗》、《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等，特别是《命运》，都和当代现实生活仅仅绑在一起。每一部作品里，都有一种呼喊，也都有一种生命欲求在搏动。我指望它是属于历史的，民族的，未来的，是完全属于人民的。”
家庭潜规则: 我们都得靠自己
随着陆天明在文学上的成就越来越大，他在媒体上露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但我们从未见过他的家人谈论他的作品，也很少看到他谈及自己的家人，这是为何呢？
沪上著名女作家陆星儿是陆天明的小妹，然而他们素来不以“兄妹作家”在文坛彼此呼应。只有当陆星儿临终前在病榻上与陈思和共话文学的时候，才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对于我来说，人不能为活而活，写作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人格的一部分、信念的一部分，更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经历，父亲病故后一直由母亲抚养我们兄妹四个长大成人，……我们一直保持密切的书信往来，我受哥哥的影响很深，我很尊敬他，长兄如父嘛。”
继《可可西里》获得东京电影节评委特别奖后，又以此片抱得金马归的电影导演新锐陆川，是陆天明的长子。陆天明几乎从不对妹妹和儿子做评论。他说：“不管我们是作家，还是导演，我们都是工作者，作为工作者是应该靠自己的劳动成果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而不是靠炒作自己。在我们家庭，虽然没有约定，但都严格遵守，这是潜规则。”今年，当陆川的《南京！南京！》引发热议，陆天明终于站出来说话了，他解释说：“这部电影引起轩然大波，勾起很多当下对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学创作等问题的思考，而我作为一位作家，有义务对这些个问题进行表态，我不是代表儿子做表态，而是代表社会方面做表态。”
父亲是编剧和作家，儿子是导演，让人讶异的是父子俩却从来没有合作过，许多人还是希望能看到他们父子合作的。不过，据陆天明透露，他们父子已经都有这个意向，合作之日指日可待了。
祝福我最敬重的妻子
“没有程蕴兰, 就没有我文学创作的成功。”当陆天明谈起自己的妻子，他的语气开始变得激动。“我刚调到北京的时候，我们经历了人生中最艰苦最艰难的时期，这一路坎坷，都是妻子陪我一起度过。”
“我太太从来不接受任何采访，从不出境。在我们家，她是一个女人带着三个男人。”说到这里，陆天明感慨万千，“刚来北京的时候，如果家里有一个鸡蛋，她那就会用它来保证我的营养；如果有两个鸡蛋，就用来保证我和小儿子的营养；如果有三个鸡蛋，那么就绝对是保证三个男人的营养；除非是有四个鸡蛋，她才会考虑到自己，但那时候，我们家很少有四个鸡蛋的时候。那些日子，她一个人不停地奔波劳碌，几乎每个月都要昏倒一次，但她就那样支撑着。而对她，我们全家也是充满敬重。”多年来，程蕴兰对丈夫依然如故。“现在她年岁也大了，身体比以前更加虚弱了，我敬重她，也祝福她。”
写作是莫大的人生乐趣
“每次写作都是我的一次自我诠释。文学是我的生命寄托，向这个世界和历史做表态的就是我的文学。我是一个极入世的人，但我只以文学入世，只靠文学来表达我的人生追求人生理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才是真正的‘纯文学’作家。我非常看重我的每一作品，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比我的孩子还重要。我在北京30年了，从来不休假，几乎没有过周末，也从来不参加应酬，没有夜生活，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创作。创作是很需要体力的，因此，几十年如一日，我坚持每天早锻炼，每写完一部作品，我总要出去下生活，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找找感觉，再看一些书，找一些资料，以充实一下自己。说一句玩笑话，我真的是在把自己完全变成一部很好的写作机器啊。”
陆天明说：“我写作，或者活着，并不是只为圆自己的作家梦。写作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为那一群曾经在他们中间生活过10多年的最底层的老百姓而写，为那一群人而活着，如果这群人有什么不快，有什么需要，有什么吶喊，只要遇到合适的时间，合适的题材，我一定会去表达，但不是简单地重复自己。现在如果说这一辈子有什么享受的话，我就享受我自己，做一个真正的自己。我一直觉得还没写出最好的东西来，并且一直有这样的预感：我这一生可能写不完我所要写的东西。也可能写到最后，写不动了，也没有真正把文学的自己完美化，但我觉得只要能够一直写下去就很幸福了。”
陆天明
祖籍江苏南通。生于昆明，长于上海。国家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石河子大学、原江西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作品有主要作品有：大型话剧《扬帆万里》、《樟树泉》、《第十七棵黑杨》；中篇小说集《啊，野麻花》；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泥日》、《苍天在上》、《木凸》、《大雪无痕》、《省委书记》、《命运》；电影《走出地平线》；电视剧《华罗庚》(六集)(与人合作)、《不散的军魂》(十集)、《冻土带》(三集)、《苍天在上》(十七集)、《李克农》(十八集)、《闻一多》(七集)、《大雪无痕》(二十集)、《省委书记》(二十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