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该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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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节研究生讨论课上,老师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真理?一名同学回答说:真理就是“真善美的东西”。可问题是,在我们这个世界里有多少可以称为“明规则”或者“潜规则”的东西是真善美的?真理就是真相吗?事实上,没有几个自称“相信真理”的人愿意听他不愿意接受的真相。
  身体器官,是每个人生存都必须的。假如一名医生手头有一个可以救人的鲜活的肝脏,他会把这个肝脏给谁?是在医院门口痛苦呻吟的穷人还是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亿万富翁乔布斯?事实上,乔布斯获得了那个肝脏,并且因为他“生命坚强”而被媒体广为赞颂,但却忽略了其他得不到肝脏而去世的病人。
  9.11事件中,我们把那些让飞机撞向宾夕法尼亚州空地的人视作英雄。在多数人看来,因为他们选择了牺牲飞机上的人,而不是撞向有人的大厦,这样做似乎理所当然。但飞机上的被剥夺了生命权的少数人也会这样想吗?
  这些也许并不仅仅是哲学家要思考的问题。
  
  华尔街的道德困境
  
  最近在国内放映的电影《华尔街2:金钱永不眠》中有一个场景:一手创立扎贝尔投资公司的老板在金融危机到来之时,以每股3美元的价格把公司股票卖给另一家趁机疯狂扩张的投资公司施瓦茨公司,扎贝尔本人则在地铁卧轨自杀。很明显,这一场景影射了金融危机中破产的雷曼兄弟公司和大发金融危机财的高盛公司。
  然而现实中,破产倒闭的雷曼兄弟公司CEO富尔德除了因为上健身房被员工暴打一顿外,却活得好好的。富尔德在雷曼破产一周年接受采访的话更令人回味。“我不是失败主义者”,富尔德说,“我真的相信好人最终有出头的一天,我真的相信。”
  与日本人动不动就“自杀谢罪”相比,华尔街的投资高手们看起来已经处乱不惊。
  1987年的《华尔街》第一部电影中,意气风发的投资家戈登有一句名言——贪婪就是好的。这不仅仅是当时华尔街的写照,甚至为华尔街之后20年的发展树立了一个“标杆”。以至于哈佛商学院把这句话写进了教科书。迈克尔·道格拉斯扮演的戈登甚至引领了华尔街的流行时尚,不梳个“大背头”都不好意思进纽约股票交易所的门。直到今天,不少三四十岁的投资精英都宣称,就是当年看了电影《华尔街》之后才立志进入金融界的。这部电影的影响力可见一斑。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正是“贪婪就是好的”这句话,引发了金融风暴。
  而在《华尔街2:金钱永不眠》中,导演奥利弗·斯通对这句话有了更深入的诠释。出狱后的戈登说:“贪婪是好的,更是合法的。”如果说第一部电影中戈登因为不择手段进行内线交易而遭到了法律的制裁,那么在第二部中,这样的伎俩已经被“合法化”了。而合法化的结果便导致金融泡沫迅速膨胀,并突然破裂。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正像细胞分裂一样,物竞天择的结果是,旧的泡沫崩溃,新的泡沫出现,所以戈登在电影中同样深刻的一句话是:地球上第一个泡沫是在五亿年前破裂的,但破裂的结果是产生了生命。
  于是华尔街的两难选择就演变成了这样的道德困境:我们是该采取结果主义的道德原则还是绝对主义的道德原则?
  结果主义的道德原则最符合华尔街的功利至上逻辑,代表人物是英国实用主义学者边沁。边沁认为凡是能将效用最大化的事,就是正确的、公正的。其中“效用”的意思是,在快乐和痛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于是我们说“痛并快乐着”,并以此为座右铭。
  而绝对主义道德原则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理想主义学者康德。康德说,他一生有两样东西在心中萦绕,一样是他不断仰望的星空,另一样是他心中的道德定律。1795年,面对腥风血雨的法国大革命,康德发表了永久和平论,他希望用法律和道德来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与和谐。
  两种原则的碰撞产生“道德困境”最极端的例子是“达德利”奇案。
  1884年7月,“木犀草”号游船在南大西洋失事。船长达德利、船员斯蒂芬斯和布鲁克斯以及17岁的孤儿男孩帕克登上救生船。在仅凭两瓶“大头菜”罐头维持20天后,帕克因为喝了海水而奄奄一息,达德利在取得斯蒂芬斯的同意后(布鲁克斯反对)杀死帕克。剩下的人又撑了一个多月才获救。救他们的德国船长发现了小艇上血肉模糊的“早餐”。后来英格兰首席大法官柯利之以谋杀罪判处达德利和斯蒂芬斯死刑。
  那么如果把金融危机看作是一条失事的大船,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用金融衍生工具“杀死”中小投资者,并靠吸收纳税人的钱来度过难关后,那些“肇事者”是否应该受到法律制裁?事实上,《华尔街2》已经给出了答案:功利主义是商业第一原则,“贪婪是合法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影片中的戈登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大谈泡沫破裂的风险,台下人毕恭毕敬地问他如何才能避免危机时,戈登送给他们三个字“买我(的)书”。这一场景是对戈登“贪婪哲学”的最佳诠释。
  如果说近年来人们对华尔街一直在反思,那么电影《华尔街2》的出现表明,这种反思已经从单纯的事件性反思转变为心灵的反思。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类千百年来恪守的道德准则在商业社会的冲击下正逐渐崩溃。正如一则影评讽刺道,《华尔街2》引用了“商业道德”这样高深的“专业术语”,令人看不懂。
  
  华尔街的变与不变
  
  很多观众都注意到《华尔街2:金钱永不眠》这部电影与23年前的第一部《华尔街》有了很大不同。这些改变源于华尔街的变迁。对于这种变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感。
  第一个改变是时代的改变。《华尔街2》的导演奥利弗·斯通在接受采访时注意到,2008年的华尔街与20年前的华尔街最大的不同是技术手段的不同和人的观念的不同。现在华尔街的年轻人比过去更加聪明,他们通过电脑和数学模型能获得更多的信息。因此现在的华尔街更加具有活力。
  第二个改变是财富观的改变。如果说华尔街是美国经济的心脏,那么犹太人则是华尔街的大脑。从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算起,犹太人就以小气和节俭著称。不过近年来,华尔街的风气已经大大改变。金融史学家凯那斯顿注意到华尔街由简转奢的过程。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华尔街银行职员的圣诞礼物往往是一餐简便的盒饭,銀行高管们如果开着豪华轿车参加圣诞舞会会被报纸刊登在头版并大加批判。而如今,华尔街的老板们用各种“奖励机制”来鼓励华尔街的奢侈之风。即便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形势下,给银行职员发大把的奖金也已经习以为常。于是,在《华尔街2》中,导演奥利弗·斯通对华尔街精英给出了新的定义:“评价华尔街富翁的标准已经不是年薪45万美元,而是有没有自己的私人飞机。”
  第三个改变是游戏规则的改变。在1987年的《华尔街》中,扑面而来的是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奥利弗·斯通的父亲就是华尔街的经纪人。华尔街的游戏规则是高度的经济自由,极少政府干预。这里没有特权阶层,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进行着的是平等的博弈游戏。来自世界各地的金融界精英齐聚于此,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与拼搏精神杀出一条血路。但在《华尔街2》中,纽约的摩天大楼被幻化成跌宕起伏的股票指数。如果说在第一部电影中,导演对华尔街冷漠的“自由竞争”的游戏规则是一种带有批判的崇拜,那么在第二部中则有了新的思考。在第一部中,战胜戈登的是庄严的法律,而在第二部中,战胜戈登的大概是被不少观众所诟病的“情感戏”。导演奥利弗·斯通认为,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影响戈登命运的游戏规则已经不仅仅是商业技巧和法律漏洞,更包含了感情因素,这使得《华尔街2》中的人物关系更加复杂。而影片结尾戈登的大彻大悟似乎也为这种加上人性的“新规则”抹上了一点亮色。
  尽管如此,正像《华尔街2》的片名所揭示的那样——金钱永不眠。华尔街所处的时代、观念和规则已经改变了,但华尔街的本质并没有改变,那就是对攫取财富的渴望,从这个角度看,贪婪不仅仅是华尔街的精神,也是这个时代的特点。为此,奥利弗·斯通不忘提醒观众:“戈登本人就像一个高明的骑师一样,把一切玩弄于股掌之中,他和女儿、女婿之间都能发生金钱亲情纠纷,这一切对他不过是个游戏而已。很多人觉得故事结尾戈登变得温柔了,但他的欲望远远不满足于此。”
  因此,《华尔街2》更像是前年获得奥斯卡奖的影片《老无所依》的华尔街版,不仅仅是因为扮演“大反派”的乔什·布洛林恰恰是《老无所依》的主演,更因为它们表现了同样的主题:在人心不古、法律无用的时代,该用什么新的方法来约束人性的贪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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