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忌讽齐王纳谏》载于《战国策•齐策》，是古典散文中的名篇。它着重写齐相邹忌以自身生活中的小事设喻，劝说齐威王必须广泛听取人民的意见作为施政依据的故事。从文章的思想性看，值得肯定的地方正在于此。我想它之所以成为千古名篇被人传诵，这是主要的原因。
　　那么，在文章中，齐威王是否真正广泛听取了人民的意见？“民声”是否真正得到体现？“吏民”是否真的玩了一把民主呢？要解决这几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分析。
　　齐威王下令号召“群臣吏民”都来提意见，可是踊跃进谏者只写到“群臣”而没有提到“吏民”。可见地位低下的“吏民”，实际上是不可能参与政治，发表看法的。在政令的实施过程中，“吏民”缺席了，在半路上被抛弃得更远了。“吏”一般指的是地方官，也就是基层干部；“民”则指广大老百姓。要想真正去了解一个国家，没有“吏民的声音”，可以吗？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的是“吏民”，而非“群臣”。文章中不提“吏民”只写“群臣”，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政治活动的阶级局限性。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我更喜欢更欣赏的是勾践的“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它更能体现一个君王对老百姓的终极关怀。由此可见，劝谏的主体在政令的落实过程中发生了重大的转化，由“群臣吏民”转化到“吏民”，两字之差，谬以千里，“吏民之声”在自觉或不自觉中被“群臣之声”所取代。
　　文章中说：“群臣进谏，门庭若市。”可见“群臣”都是在“面刺”，不管提出的意见是否合理，是否对治理国家有用，都可以得到上赏，皆大欢喜。而“上书”为什么只能受中赏，“谤讥于市朝”为什么只能受下赏。这也是文章的一个较大漏洞。作为弱势群体的“吏民”能否见得到齐威王，能否有机会“上书”，能否让齐威王听到自己的心声，这是值得商榷的问题。所以齐威王的命令无论有多英明，“吏民”最终还是无缘“见天颜”，真正的“民声”还是无法传到齐威王的耳朵里。“吏民”在政令的落实过程中，被遗忘、被摒弃、被边缘化。青年学者余杰曾说：“渴望理解的往往是弱者”（《心灵独白》），“吏民”就是时代的弱者。从受赏令的不合理性可知：在封建时代，“吏民”永远无法成为时代的传声筒，无法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无法向最高统治者发出自己最真实的呐喊声。
　　在文章的结尾还提到：“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只写了“燕、赵、韩、魏”，未提及秦、楚。燕、赵、韩、魏是战国时齐国北方和西方的邻国，国力和齐国相若，后来都比齐国弱小。秦、楚则是齐国西方和南方的大国，文章没有提秦、楚，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形势。但从另一个角度却深刻地说明了一个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齐威王实际上还是没有真正得到民心。“皆朝于齐”或“战胜于朝廷”，是因为这四个国家本身就比齐国弱小，所以“皆朝于齐”也好，“战胜于朝廷”也罢，真正的原因应该是齐强而燕、赵、韩、魏弱。如果说纳谏如流，人家就“朝于齐”，那是不太现实的。“力量的对比”撕破了《邹忌讽齐王纳谏》身上的神化外衣，赤裸裸地将其真实展现在我们面前。
　　有人认为这篇文章的写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其实，将其定义为浪漫主义更确切一些。文章的后半部分写齐威王的纳谏经过，但作者却将其过分夸大。“门庭若市”到“虽欲言，无可进者”，不过是作者用高度概括和极度夸张的手法，肯定纳谏改过的好处无穷，即要求统治者能听取不同的意见，使国家强大；让统治者意识到这样做的优越性和有效后果，同时也表达了作者理想化的君主应该是什么样的。作者在此通过浪漫笔法描绘了自己理想中的君主，而这正是千百年来知识分子最希望遇到的君主，是知识分子的终极理想，是知识分子的浪漫情怀。历史真实和浪漫情怀的碰撞，最终只能是以浪漫情怀的破碎而告终。历史真实也就和作者的终极理想背道而弛。
　　从劝谏主体的转化，受赏令的不合理性，当时力量的对比，浪漫的表现手法等四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这“如饮醇酒，其味无穷，久而弥笃”（臧克家语）的千古文章中，只有知识分子对理想的呐喊，而缺乏了真正代表国家的“吏民之声”。所以劝谏主体的转化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
　　历史是一面镜子。而《邹忌讽齐王纳谏》这面镜子本身就是一面哈哈镜。我们却在知情或不知情，有意或无意的状况下用它去正容、正形、借鉴，使我们在美丽的谎言中隐藏得更深、更严。
　　掩卷沉思，忽发奇想。两千多年前，齐威王若市的门庭前，偶然夹杂着为数不多的“吏民”在呐喊着、倾诉着，那又该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