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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一座伟大的城市,我不可能轻易下一个结论,一个忧伤的城市,或者一个很有未来的城市,一定不是这么单一的。
用城市折射国家
在一年半的拍摄和后期剪辑后,贾樟柯在最后一刻把电影片名从《上海传奇》改成了《海上传奇》。从2007年起,外界就开始期待贾樟柯正在筹备中的这部由上海世博会起头的电影纪录片,这到底是怎样的一部电影?贾樟柯会拍出怎样的上海?
在电影即将送往戛纳影展之前,贾樟柯从片名上打破了人们可能固有的对于上海的想象:“电影里呈现了18个人的个人讲述,我觉得这是一整个国家的历史,把电影局限在一个城市里有点误导观众。当然这些人都和上海有关,但上海就像他们出发时的一个舞台,他们演出了中国的现代史,他们真的能涵盖更大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很多人将《海上传奇》说成是官方的世博献礼片,也认为贾樟柯借此走向“主流”。贾樟柯纠正说,应该叫世博会驻会电影,自己是以做艺术品那样的态度来自由发挥,没有接到过任何暗示和指示,也没有人管过他采访什么人。
拍上海,很难。而且贾樟柯和上海没什么太深的关系,从小对上海的了解仅限于上海之外的大部分中国人所知道的——妈妈用的擦脸油和自己偶尔吃到的大白兔奶糖,他第一次来上海已经是上大学以后的事了。
“那时起我就对上海历史感兴趣,尤其是对1920-1930年代的革命。朝鲜半岛、日本、俄罗斯等全世界的革命家都来过,这里是展现中国现近代史最重要的舞台。但是最后我发现资料都太空洞,比如谈到工人武装起义,一般也就抽象地说哪天到哪儿,没有说到底怎么样的,没有细节。我特别想了解个人的事情,搜集过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写的回忆录,比如有个苏联领馆的工作人员,一个车夫帮他拉车,他每天和车夫讲革命道理,这个车夫后来在胳膊上刺了斧头镰刀。1927年国民党清党,他因为刺青就被杀掉了,故事一下子就活了起来。我也一直在准备关于上海1927年的故事片,准备了很多年,本来打算改编法国人马尔罗1932年的小说《人的状况》(以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和汉口工人运动为内容,渗透着“荒谬”的主题,是这位法国作家在国外塑造了革命中国这个形象),后来发现版权被贝托鲁奇卖给了好莱坞,很难得到,那就自己写剧本吧。”这就是《海上传奇》的初衷。
到末了,贾樟柯可能也没有了解多少上海的细枝末节,但他尝试努力去理解这座城市孕育出的人。18个人物的讲述只是电影一半的篇幅,另一半是贾樟柯对于这座城市里的普通人和日常生活的捕捉,是上海乃至香港和台湾的“上海人”们给予贾樟柯的音乐和影像上的印象。最主要的视觉元素是“河流”,贾樟柯大特写了苏州河、上海黄浦江轮渡、台湾高雄轮渡和香港天星小轮,“一船船的人来,一船船的人走。城市所有的空间都可能变化,苏州河和黄浦江永远不会变”。
在上海,也有外国记者问他,为什么电影里没有出现一个外国人。“我更大的兴趣不是谈论一座国际化都市曾经丰富的记忆,包括外国人的记忆。对我来说,电影的重点是中国社会的创伤。”贾樟柯说。
最年轻的和最年长的
6月28日夜晚,《海上传奇》在上海影城首映。很多人抱着怀疑心态入场,116分钟后,有人改变想法,有人坚持如故。而现场最受欢迎的人,除了贾樟柯,还有穿着大裤衩上台的嘉宾韩寒,即使是那些见惯世面的文化人也在欢迎他从观众席中的起身。
韩寒这个80后的上海金山男孩在《海上传奇》里代表着上海的现在,另一个比较靠近现在的人物是金融行业的风云人物“杨百万”杨怀定,他的讲述聚焦在了90年代金融市场刚刚开放的时候。
《海上传奇》在戛纳首映后,现场的中国记者们印象最深的就是韩寒的段落。其实韩寒讲述的内容毫无新意,高中时因为理科成绩不好而退学,写书赚版税来买人生第一辆车。唯一有意思的地方只有,韩寒说有一天当他拿到自己中意的(赛车比赛)总冠军后,他会高兴地宣布,“其实我是一个作家。”但大家还是觉得好,他们大多和韩寒同龄,和他有共鸣,包括贾樟柯,他用的词是“惊喜”。
贾樟柯把韩寒看成是自己的“同龄人”,“我特别理解他中学读书时的选择,和我青春期的选择很像,我们都想给自己的生命一个自由的选择,不想被约束,不想被固定,想找一些自己喜欢的生活方法,所以我和他很亲近。每个人口述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很多讲述很沉重,幽默的是杨百万,他说得幽默,对于数字的熟悉和记忆的精准程度,让我叹为观止,他代表着上海这座城市很重要的气质,理性和务实,他代表着上海的财富梦。但韩寒消除了我们北方人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误解,这个城市里除了财富梦外,还有自由梦,这就是惊喜。”他和韩寒唯一的接触就是在上海赛车场5个小时的访问,之前他们通过两封邮件谈定这个采访时间,6月28日首映式上两人见了第二次面。
有趣的是,与中国记者的印象不同,首映式上外国记者们印象最深的却是年龄最大的那位讲述者,几乎所有的国外记者最喜欢的都是张心漪的段落,她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丈夫当过台湾“财政部长”,自己办过媒体,还是翻译家和作家。
在《海上传奇》里,张心漪如小女孩一般讲述自己的初恋,两眼发亮,“让我兴奋的是看这些人物怎么说出自己的故事。张心漪老奶奶说她自己的爱情故事,国语,英语,还有上海话,配上她的优雅,一下子让我看到了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物,那个时代的语言模式,那种分寸和礼仪。除了讲述的内容,讲述状态也是一种享受。”贾樟柯说。
豪华“明星”阵容
《海上传奇》由受访者的讲述来丰满一段历史的描述,这有点像贾樟柯之前的影片《二十四城记》。《海上传奇》里的采访是贾樟柯和林旭东一起完成的,他们最初拟定了100多人的采访名单,最后完成了80个访问,每个人的讲述时间3到5个小时,从出生开始说到现在,但最后在电影里呈现了18个讲述者“生命中最重要的片段”,每人露面不超过4分钟。让贾樟柯遗憾的是和四大家族相关的采访者们在最后一刻拒绝了,“说上海离不开四大家族。他们好像说好一样的,先答应了,又都不说了”。
林旭东是画家和电影研究者,上海人,山西人贾樟柯靠他来和讲述者们用上海话沟通,贾樟柯希望口述者们用上海话表达,“用上海话说话的那种生动感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老人,用普通话时就会选择用词,挺损失的”。
林旭东还和陈丹青一起为贾樟柯“顾问”上海掌故,上海出身的画家陈丹青在电影开头的一段童年记忆奠定了《海上传奇》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印象。贾樟柯说,“陈丹青回忆了童年时弄堂生活的质感,为我提供了很好的开头。他说,上海是个移民城市,城市里的人构成很复杂,直到抄家时才发现有人是特务家庭,有人是工人家庭,有人是资本家。他的讲述描绘了这个城市最初是怎样的,由他开始进入到苏州河,进入到后来的各个人物。”
接下来每个出场的人都是明星,但他们述说的全部是最平凡的幸福和哀伤:“一个14岁的少年目睹父亲(中国人权运动先驱杨杏佛)被暗杀;曾经的“味精大王”家族最终千金散尽,家道衰落;杜月笙的女儿杜美如讲述了一代枭雄的当年和末路,一个开过两家银行的大佬晚年问台湾政府要去法国的140张护照,却因拿不出15万美元郁郁而终;对于烈士王孝和的女儿王佩民来说,1949年真的就是解放,但对于国民党那边,台湾导演王童他们家,代表着失败后出走的悲剧,一家十兄弟腰上系着绳子走上黄浦江边的“中兴轮”,离开;还有潘迪华(香港歌手和演员),她的家庭不在这两个阵容,就是普通的市民人家,但她的家庭保留了原来的生活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妻妾成群,到那时这种生活方法要改变了,然后一对母女就被抛弃了。”贾樟柯两眼里布满了血丝,但他毫不停顿地诉说着电影里的人和事给他的刺激。
有些业已完成的个人口述被贾樟柯舍弃,比如歌手张行,“我特别为他单剪了一段片子,里面有他各个年代的音乐,但他的讲述和杨百万提供的信息基本是重叠的,所以就没有出现在电影里”;有些人的讲述出乎他的预期,比如原本被导演认为最没有星光的劳动模范和纺织女工黄宝妹,“我不知道她拍过电影,就知道她是劳模,一个被塑造起来的英雄,代表着建国初期的状态,见面时一直谈她怎么和领导人见面,怎么从不识字的包身工变成劳模。后来她忽然说到自己拍过一部电影,很出乎意料,还是谢晋导演拍摄的”,黄宝妹和她的电影都出现在了《海上传奇》里。
贾樟柯最后的选择原则就是,细节化的私人故事,电影化的讲述,要有感染力。他们说话时的停顿,脸部细微的表情,都是电影内容的一部分。采访现场忽然冒出了手机铃声,电影里原封不动地剪了进去。“这部电影没有普及历史知识的意思,我最主要的就是呈现历史情境中的细节和情感,让我们感受到历史事件外面的变动和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电影里有一种伤感,从1916年出生的张心漪女士,一直到最后的韩寒说完,你就会发现在中国人80多年的生活里,每个人的个体生活都会受到外部的政治、运动和战争的深刻影响,到现在还影响着我们。中国人在历史面前很被动,在大的社会变迁面前很被动。”
贾樟柯:让社会变得平静
记者:《海上传奇》里呈现的上海,不是我们通常见到的那个国际大都市。
贾樟柯:上海目前的视觉形象基本就是外滩边的摩登形象,而我想回到日常的空间。每天坐轮渡往返浦江两岸的人,每天靠轻轨进出市区的莘庄的年轻人,还有住在苏州河沿岸的人看到的城市空间是怎样的,这是我关心的。就像结尾的那段轻轨,这是上海的城市生活无法评说的一面,轻轨生活很超现实,大家在城市的半空中走,但轻轨上的人都特别疲惫,这个城市所有复杂的感情都混杂了在一起。我给了电影这样一个模糊的结尾,一个充满可能性的结尾,面对一座伟大的城市,我不可能轻易下一个结论,一个忧伤的城市,或者一个很有未来的城市,一定不是这么单一的。
记者:很多人觉得赵涛在电影里一言不发,走来走去,有点奇怪。
贾樟柯:上海世博前的变动很快,如果摄影机能够记录下这个改造的空间,很有意思。所以我叫来赵涛,让她到处走,我当时也不知道她能干什么,就是希望到最后能发展出一个人物来。这也是长期工作的默契,我很难再去找一个女演员,说我还没想明白,你就走吧,我也不知道让你干什么,别人肯定不干。等到拍了三次正在大修中的外白渡桥后,赵涛这个角色的定位就清晰了,她代表来自过去或者未来的人们,代表那些没有办法述说自己传奇的人,这个城市何止这18个人,何止我采访的80个人,真正的传奇可能被这些人带走了。
记者:你最后选择了这18个人,选择了他们的一些片段,这些片段连起来代表了什么?
贾樟柯:我就想说,中国人真不容易。怎么让时代变得更容易点呢?无论你是金枝玉叶还是普通人家,都是无力的,被动的。我希望以后能改变,社会能变得更加平静,能够顾及到每个普通个体的个人生活。
记者:你是个好的访问者吗?
贾樟柯:不是。我还是容易感情用事,我比较敏感,当人家欲言又止时,我觉得自己非常明白了,就不会问下去,缺乏“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职业训练,我基本都是点到为止,我觉得自己已经感受到了。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不会追问,在别人情绪激动时干扰别人。
记者:你下部戏《在清朝》是一部武侠片,转拍商业片,走向主流会改变你的创作风格吗?
贾樟柯:准确来说,是我的电影越来越走向主流渠道。我希望始终保持电影的独立,独立和商业是不矛盾的,马丁斯科的电影也是商业电影,但也保持了作者很强的独立性。我希望能拍他那样的电影,这个时代并不缺一个贾樟柯去拍商业电影,只是缺一部贾樟柯的商业电影。
记者:在这个时代里,保持独立性难吗?
贾樟柯:不难。只要你不患得患失,没有那么多的欲望,不是太难的事情。
用城市折射国家
在一年半的拍摄和后期剪辑后,贾樟柯在最后一刻把电影片名从《上海传奇》改成了《海上传奇》。从2007年起,外界就开始期待贾樟柯正在筹备中的这部由上海世博会起头的电影纪录片,这到底是怎样的一部电影?贾樟柯会拍出怎样的上海?
在电影即将送往戛纳影展之前,贾樟柯从片名上打破了人们可能固有的对于上海的想象:“电影里呈现了18个人的个人讲述,我觉得这是一整个国家的历史,把电影局限在一个城市里有点误导观众。当然这些人都和上海有关,但上海就像他们出发时的一个舞台,他们演出了中国的现代史,他们真的能涵盖更大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很多人将《海上传奇》说成是官方的世博献礼片,也认为贾樟柯借此走向“主流”。贾樟柯纠正说,应该叫世博会驻会电影,自己是以做艺术品那样的态度来自由发挥,没有接到过任何暗示和指示,也没有人管过他采访什么人。
拍上海,很难。而且贾樟柯和上海没什么太深的关系,从小对上海的了解仅限于上海之外的大部分中国人所知道的——妈妈用的擦脸油和自己偶尔吃到的大白兔奶糖,他第一次来上海已经是上大学以后的事了。
“那时起我就对上海历史感兴趣,尤其是对1920-1930年代的革命。朝鲜半岛、日本、俄罗斯等全世界的革命家都来过,这里是展现中国现近代史最重要的舞台。但是最后我发现资料都太空洞,比如谈到工人武装起义,一般也就抽象地说哪天到哪儿,没有说到底怎么样的,没有细节。我特别想了解个人的事情,搜集过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写的回忆录,比如有个苏联领馆的工作人员,一个车夫帮他拉车,他每天和车夫讲革命道理,这个车夫后来在胳膊上刺了斧头镰刀。1927年国民党清党,他因为刺青就被杀掉了,故事一下子就活了起来。我也一直在准备关于上海1927年的故事片,准备了很多年,本来打算改编法国人马尔罗1932年的小说《人的状况》(以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和汉口工人运动为内容,渗透着“荒谬”的主题,是这位法国作家在国外塑造了革命中国这个形象),后来发现版权被贝托鲁奇卖给了好莱坞,很难得到,那就自己写剧本吧。”这就是《海上传奇》的初衷。
到末了,贾樟柯可能也没有了解多少上海的细枝末节,但他尝试努力去理解这座城市孕育出的人。18个人物的讲述只是电影一半的篇幅,另一半是贾樟柯对于这座城市里的普通人和日常生活的捕捉,是上海乃至香港和台湾的“上海人”们给予贾樟柯的音乐和影像上的印象。最主要的视觉元素是“河流”,贾樟柯大特写了苏州河、上海黄浦江轮渡、台湾高雄轮渡和香港天星小轮,“一船船的人来,一船船的人走。城市所有的空间都可能变化,苏州河和黄浦江永远不会变”。
在上海,也有外国记者问他,为什么电影里没有出现一个外国人。“我更大的兴趣不是谈论一座国际化都市曾经丰富的记忆,包括外国人的记忆。对我来说,电影的重点是中国社会的创伤。”贾樟柯说。
最年轻的和最年长的
6月28日夜晚,《海上传奇》在上海影城首映。很多人抱着怀疑心态入场,116分钟后,有人改变想法,有人坚持如故。而现场最受欢迎的人,除了贾樟柯,还有穿着大裤衩上台的嘉宾韩寒,即使是那些见惯世面的文化人也在欢迎他从观众席中的起身。
韩寒这个80后的上海金山男孩在《海上传奇》里代表着上海的现在,另一个比较靠近现在的人物是金融行业的风云人物“杨百万”杨怀定,他的讲述聚焦在了90年代金融市场刚刚开放的时候。
《海上传奇》在戛纳首映后,现场的中国记者们印象最深的就是韩寒的段落。其实韩寒讲述的内容毫无新意,高中时因为理科成绩不好而退学,写书赚版税来买人生第一辆车。唯一有意思的地方只有,韩寒说有一天当他拿到自己中意的(赛车比赛)总冠军后,他会高兴地宣布,“其实我是一个作家。”但大家还是觉得好,他们大多和韩寒同龄,和他有共鸣,包括贾樟柯,他用的词是“惊喜”。
贾樟柯把韩寒看成是自己的“同龄人”,“我特别理解他中学读书时的选择,和我青春期的选择很像,我们都想给自己的生命一个自由的选择,不想被约束,不想被固定,想找一些自己喜欢的生活方法,所以我和他很亲近。每个人口述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很多讲述很沉重,幽默的是杨百万,他说得幽默,对于数字的熟悉和记忆的精准程度,让我叹为观止,他代表着上海这座城市很重要的气质,理性和务实,他代表着上海的财富梦。但韩寒消除了我们北方人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误解,这个城市里除了财富梦外,还有自由梦,这就是惊喜。”他和韩寒唯一的接触就是在上海赛车场5个小时的访问,之前他们通过两封邮件谈定这个采访时间,6月28日首映式上两人见了第二次面。
有趣的是,与中国记者的印象不同,首映式上外国记者们印象最深的却是年龄最大的那位讲述者,几乎所有的国外记者最喜欢的都是张心漪的段落,她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丈夫当过台湾“财政部长”,自己办过媒体,还是翻译家和作家。
在《海上传奇》里,张心漪如小女孩一般讲述自己的初恋,两眼发亮,“让我兴奋的是看这些人物怎么说出自己的故事。张心漪老奶奶说她自己的爱情故事,国语,英语,还有上海话,配上她的优雅,一下子让我看到了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物,那个时代的语言模式,那种分寸和礼仪。除了讲述的内容,讲述状态也是一种享受。”贾樟柯说。
豪华“明星”阵容
《海上传奇》由受访者的讲述来丰满一段历史的描述,这有点像贾樟柯之前的影片《二十四城记》。《海上传奇》里的采访是贾樟柯和林旭东一起完成的,他们最初拟定了100多人的采访名单,最后完成了80个访问,每个人的讲述时间3到5个小时,从出生开始说到现在,但最后在电影里呈现了18个讲述者“生命中最重要的片段”,每人露面不超过4分钟。让贾樟柯遗憾的是和四大家族相关的采访者们在最后一刻拒绝了,“说上海离不开四大家族。他们好像说好一样的,先答应了,又都不说了”。
林旭东是画家和电影研究者,上海人,山西人贾樟柯靠他来和讲述者们用上海话沟通,贾樟柯希望口述者们用上海话表达,“用上海话说话的那种生动感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老人,用普通话时就会选择用词,挺损失的”。
林旭东还和陈丹青一起为贾樟柯“顾问”上海掌故,上海出身的画家陈丹青在电影开头的一段童年记忆奠定了《海上传奇》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印象。贾樟柯说,“陈丹青回忆了童年时弄堂生活的质感,为我提供了很好的开头。他说,上海是个移民城市,城市里的人构成很复杂,直到抄家时才发现有人是特务家庭,有人是工人家庭,有人是资本家。他的讲述描绘了这个城市最初是怎样的,由他开始进入到苏州河,进入到后来的各个人物。”
接下来每个出场的人都是明星,但他们述说的全部是最平凡的幸福和哀伤:“一个14岁的少年目睹父亲(中国人权运动先驱杨杏佛)被暗杀;曾经的“味精大王”家族最终千金散尽,家道衰落;杜月笙的女儿杜美如讲述了一代枭雄的当年和末路,一个开过两家银行的大佬晚年问台湾政府要去法国的140张护照,却因拿不出15万美元郁郁而终;对于烈士王孝和的女儿王佩民来说,1949年真的就是解放,但对于国民党那边,台湾导演王童他们家,代表着失败后出走的悲剧,一家十兄弟腰上系着绳子走上黄浦江边的“中兴轮”,离开;还有潘迪华(香港歌手和演员),她的家庭不在这两个阵容,就是普通的市民人家,但她的家庭保留了原来的生活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妻妾成群,到那时这种生活方法要改变了,然后一对母女就被抛弃了。”贾樟柯两眼里布满了血丝,但他毫不停顿地诉说着电影里的人和事给他的刺激。
有些业已完成的个人口述被贾樟柯舍弃,比如歌手张行,“我特别为他单剪了一段片子,里面有他各个年代的音乐,但他的讲述和杨百万提供的信息基本是重叠的,所以就没有出现在电影里”;有些人的讲述出乎他的预期,比如原本被导演认为最没有星光的劳动模范和纺织女工黄宝妹,“我不知道她拍过电影,就知道她是劳模,一个被塑造起来的英雄,代表着建国初期的状态,见面时一直谈她怎么和领导人见面,怎么从不识字的包身工变成劳模。后来她忽然说到自己拍过一部电影,很出乎意料,还是谢晋导演拍摄的”,黄宝妹和她的电影都出现在了《海上传奇》里。
贾樟柯最后的选择原则就是,细节化的私人故事,电影化的讲述,要有感染力。他们说话时的停顿,脸部细微的表情,都是电影内容的一部分。采访现场忽然冒出了手机铃声,电影里原封不动地剪了进去。“这部电影没有普及历史知识的意思,我最主要的就是呈现历史情境中的细节和情感,让我们感受到历史事件外面的变动和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电影里有一种伤感,从1916年出生的张心漪女士,一直到最后的韩寒说完,你就会发现在中国人80多年的生活里,每个人的个体生活都会受到外部的政治、运动和战争的深刻影响,到现在还影响着我们。中国人在历史面前很被动,在大的社会变迁面前很被动。”
贾樟柯:让社会变得平静
记者:《海上传奇》里呈现的上海,不是我们通常见到的那个国际大都市。
贾樟柯:上海目前的视觉形象基本就是外滩边的摩登形象,而我想回到日常的空间。每天坐轮渡往返浦江两岸的人,每天靠轻轨进出市区的莘庄的年轻人,还有住在苏州河沿岸的人看到的城市空间是怎样的,这是我关心的。就像结尾的那段轻轨,这是上海的城市生活无法评说的一面,轻轨生活很超现实,大家在城市的半空中走,但轻轨上的人都特别疲惫,这个城市所有复杂的感情都混杂了在一起。我给了电影这样一个模糊的结尾,一个充满可能性的结尾,面对一座伟大的城市,我不可能轻易下一个结论,一个忧伤的城市,或者一个很有未来的城市,一定不是这么单一的。
记者:很多人觉得赵涛在电影里一言不发,走来走去,有点奇怪。
贾樟柯:上海世博前的变动很快,如果摄影机能够记录下这个改造的空间,很有意思。所以我叫来赵涛,让她到处走,我当时也不知道她能干什么,就是希望到最后能发展出一个人物来。这也是长期工作的默契,我很难再去找一个女演员,说我还没想明白,你就走吧,我也不知道让你干什么,别人肯定不干。等到拍了三次正在大修中的外白渡桥后,赵涛这个角色的定位就清晰了,她代表来自过去或者未来的人们,代表那些没有办法述说自己传奇的人,这个城市何止这18个人,何止我采访的80个人,真正的传奇可能被这些人带走了。
记者:你最后选择了这18个人,选择了他们的一些片段,这些片段连起来代表了什么?
贾樟柯:我就想说,中国人真不容易。怎么让时代变得更容易点呢?无论你是金枝玉叶还是普通人家,都是无力的,被动的。我希望以后能改变,社会能变得更加平静,能够顾及到每个普通个体的个人生活。
记者:你是个好的访问者吗?
贾樟柯:不是。我还是容易感情用事,我比较敏感,当人家欲言又止时,我觉得自己非常明白了,就不会问下去,缺乏“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职业训练,我基本都是点到为止,我觉得自己已经感受到了。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不会追问,在别人情绪激动时干扰别人。
记者:你下部戏《在清朝》是一部武侠片,转拍商业片,走向主流会改变你的创作风格吗?
贾樟柯:准确来说,是我的电影越来越走向主流渠道。我希望始终保持电影的独立,独立和商业是不矛盾的,马丁斯科的电影也是商业电影,但也保持了作者很强的独立性。我希望能拍他那样的电影,这个时代并不缺一个贾樟柯去拍商业电影,只是缺一部贾樟柯的商业电影。
记者:在这个时代里,保持独立性难吗?
贾樟柯:不难。只要你不患得患失,没有那么多的欲望,不是太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