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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早在1984年。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老摄影家协会、中国新闻摄影学会、《解放军画报》社等单位，便筹谋在1985年即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一次隆重的《沙飞摄影艺术展览》。
《沙飞摄影艺术展览》的举办倡议，首先是由沙飞的老战友石少华、罗光达以及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主席、沙飞研究专家蒋齐生提出来的。紧接着得到沙飞的老战友及新闻摄影界知名人士如吴印成、高帆、高粮、吴群、吕厚民、袁毅平等的热烈响应。于是由上述这些同志为骨干的《沙飞摄影艺术展览》筹委会便成立了。沙飞女儿王笑利也作为筹委会成员，参加了筹备工作。
勿庸置疑，《沙飞摄影艺术展览》这件事，从倡言开始。倡导者们便充分意识到要担巨大的政治风险!
然而，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总政文化部给文化部的《复函》(内容大意)竟是：“沙飞问题已解决，影展具体问题由你们决定。”
阴差阳错、歪打正着——恰恰由于总政文化部执笔复函的同志一时的疏忽，成全了《沙飞摄影艺术展览》的成功举办。
然而，《邀请函》刚刚发出，果然不出所料。总政军事法院便派员来到了老摄影家协会，要求撤消《沙飞摄影艺术展览》。
老摄影家协会秘书长陈勃说：“我们的《邀请函》都发出去了，没法撤。”
军事法院的来人说：“没法撇也得撤。你们再发个通知好了。”
陈勃明知故问：“你们是哪儿的?”
“咦，刚才不是给你看了介绍信吗?我们是总政治部军事法院的。”
“这我就不懂了，”陈勃拿出一份总政文化部《复函》的复印件往桌子上一拍：“是总政治部文化部管总政治部军事法院。还是总政治部军事法院管总政治部文化部呢?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
“老同志。”军事法院的来人的态度软下来了：“您看，沙飞问题尚未解决……”
“咦，我是听你的，还是听总政文化部的呢?你们自己说。”
“老同志，我跟您讲。沙飞问题是个涉外案件，退一步讲，就是解决了，也是不宜宣传的……”一
“你们!”陈勃大声嚷道：“你们还有完没完?人家沙飞积劳成疾得了精神病，行为不能自控，枪杀了个日本人，人也枪毙了，沙飞有多大的功劳呀，你们知道不知道?时至今日，你们不但不给平反不说，连人家的摄影展览都不让办。你们揪住了不放，到底有完没完!”
总政军事法院的来人只好无功而返。
临近《沙飞摄影展览》举办的前两三天，石少华、罗光达和蒋齐生以至于魏巍的家里，电话铃响个不停。接到了来自文化部、外交部、总政治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乃至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电话。显然形势万分紧急!惊动了与之有关的中国所有最高权力机构。真是一石激起轩然大波呀!
这也许是领导干部们处理家申电话的习惯，凡是听见电话铃响后，均由家属先接，问明对方是何处何人打来的电话之后，再转告。如不接，便由家属婉拒——佯言“不在”云云。罗光达、蒋齐生等听家属说后，都躲出去了，怕电话过后派员来找，——就在展览馆、图书馆、书店、图片社来回转悠。
石少华是在展览会前两天从上海回来的。一回来便被中联部和外交部的同志堵在了家里。
总政军事法院和中联部、外交部的同志一致要求石少华撤消展览。
石少华说：“第一，《邀请函》早就全部发出去了。我石少华纵有三头六臂也撤不回来。第二，这个《沙飞摄影艺术展览》是好几个单位联合举办的，我虽然是中国摄影家协会和中国老摄影家协会主席，我说话可以算数，但别的举办单位如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和《解放军画报》社等，我说了就不算数，鞭长莫及，要‘撤’也撤不了。第三，这次《(沙飞摄影艺术展览)的邀请函》发出之后，很多党政军的领导同志都欣然命笔，写来了很多的都是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中国革命新闻摄影事业先驱者沙飞的重大贡献的题词。这个展览要是‘撤’了，是会产生很不好的负面影响的，是会伤害很多党政军领导同志和诸多老新闻摄影工作者与沙飞在枪林弹雨中结下的战斗情感的。”
“那么，如果日本人闹事怎么办。你们负责吗?”这是来人最后的杀手锏。 “日本人要闹事，我们负责。”石少华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据悉，展览会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下达了明码电传(大意)：“沙飞是我解放后处决的，历史背景复杂，不予宣传。”由于举办单位都是群众组织，且在展览即将开幕的头一天都在中国美术馆里忙活，对于明码电传多不知晓。
1985年11月22日上午9时，《沙飞摄影艺术展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
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杨成武，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郑天翔，沙飞生前的党政军老领导、老战友、老部下，摄影界、新闻界、艺术界知名人士李葆华、王国权、叶华、吴印咸、蒋齐生、干家驹、周海婴及沙飞夫人王辉和五个子女及亲属等500余人参加了开幕式。
影展期间。观众十分踊跃。熙来攘往，摩肩接踵，人们观摩着品味着评骘着这一幅幅技艺精湛、震撼人心的艺术经典作品，人们缅怀着痛悼着感念着这个中国革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者——沙飞。
《沙飞摄影艺术展览》于12月1日圆满闭幕。为期10天。
《人民日报》、《中国摄影报》、《中国摄影》等报刊报道了关于《沙飞摄影艺术展览》的消息。
沙飞问题尚未平反，即举办了如此盛大、隆重的《沙飞摄影艺术展览》，有那么多的党政军领导人莅会、题词，有那么多的观众踊跃参观，而且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和摄影界的权威报刊《中国摄影报》和《中国摄影》都发了消息。对于生前富有传奇色彩的沙飞来说，可谓是生后的一件传奇事件。
二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捩点，她将思想解放和民主政治的温煦春风。吹进亿万人民的心头。
1979年10月，即第四次中国文代会召开期间，时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陈淑芬，给沙飞的大女儿——在北京98中任历史教师的王笑利(小力)打来一个电话，想采访一下她。了解一下她父亲沙飞的情况——陈淑芬大抵因是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听到很多老一代革命新闻摄影家，以痛惜和不平的口吻不断地谈到了具有传奇色彩的沙飞。
陈淑芬对王笑利说，摄影界很多摄影家——特别是一些与沙飞一起战斗过的老摄影家——都非常怀念沙飞，我们也都非常崇敬沙飞。现在很多人的问题都解决了，你爸爸的问题组织上是否考虑重新解决，重新评价?要知道，沙飞不仅仅是属于你和你们家的，他是属于整个中国新闻摄影界的，属于全中国人民的。……陈淑芬说这些话时，眼睛一直是泪汪汪的。
这便像在王笑利平静的心田里，猛地投下了一块巨石，引起了 轩然大波。
是的，贺龙、彭德怀元帅和刘少奇主席等都“平反了”，恢复了他们的原有名誉和历史地位。
但沙飞就不一样了，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被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处以极刑——倒在共和国枪声下的第一个“革命军人且系相当的负责干部”。
他毕竟有着枪杀无辜的日籍大夫津泽胜的确凿不移的刑事犯罪事实……这一切都白纸黑字地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医训令》之中啊!
勿庸置疑，对沙飞判处极刑。执行枪决，是惊动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并由他们亲自批准的。仅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决书》“经呈请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批准。特判处沙飞极刑”诸赫然在目的文字中，便可一目了然!
然而，严冬过去，春回大地，坚冰打破，征帆毕竟要乘风破浪，启程远航。这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必然归宿，也是新时期的崭新起点。
因此，为沙飞平反昭雪所透露出来的春的信息，应该说是一个新时期到来的历史必然，是春回大地的时代召唤!
从1979年王笑利开始着手准备材料，到1981年3月间正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江华院长呈递《申诉书》已经过去了三年。这三年中的艰难苦辛、委屈挫折，真是一言难尽!
又过了三年的1983年5月，沙飞的夫人王辉在小儿子王毅强的陪同下来到了北京。
王辉已经72岁高龄了，她从上世纪50年代便担任广东省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副书记等职，离休前担任过一段时期的顾问——她在1936年冬参加华南抗日义勇军——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大革命时期”的离休干部了。
王辉的惟一心愿，就是想在与沙飞相见于黄泉之前。看到沙飞问题的平反昭雪。她这次不顾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执意要找北京军区军事法院讨一个说法。
一如前述。沙飞夫人王辉可说是革命资格相当老的厅局级干部了。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显然不能采取对待王笑利的办法来接待王辉。
王辉来到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时，院长和庭长都已在会客厅等候了。
与母亲王辉、弟弟王毅强同来的王笑利一看，原来的曲院长、赵庭长都已撤换了，现在笑盈盈在座的，是同样敦实威严的张院长和穆庭长。
先寒暄了几句，王辉便直截了当地问：“沙飞是精神病，有众多证明材料，而且二六一医院五人专家小组已经作了明确的鉴定。你们为什么老拖着不给‘平反’呢?”
“王辉同志，我们军区军事法院在沙飞‘平反’的问题上，不瞒您说，确实是一贯持积极态度的，我们曾花了大气力，搞了一个十余页的详尽材料，以北京军区政治部的名义报上去了……”
“那上面——是总政吧?他们怎么说呢?!”王辉诘问道。
“不用讳言。沙飞枪杀津泽胜，是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所为的，原判的‘蓄意谋害显然证据不足’。”
“既然你们已认定是错了，那么究竟打算怎么办呢?从50年到现在已经33年了，我今年都72岁了，人到七十古来稀，我还能活多久?我希望我能在有生之年见到沙飞问题的‘平反’。”
“您的心情我们充分了解。但现在的困难主要是，由于沙飞枪杀的是日籍医生津泽胜，所以该案是一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涉外案件。处理略有不慎，稍有不当。会影响中日关系，特别是日本近年发生的教科书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使沙飞的案子变得更加敏感……”
“我们纠正错案，难道还要看日本人的脸色吗?”王辉显然有些生气了，大声责问道。
“王辉同志，您喝茶。”张院长微微欠身。用手指着茶杯客气地说道：“现在的困难是——正像您刚才说的那样，这案子已经过了33年，现在来对犯案时的沙飞是否有精神病，再作出科学的、有法律效力的鉴定，显然比较困难。”
“根据国际法惯例，”王笑利插话道：“缺席鉴定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缺席鉴定。有这样的先例吗?”张院长反问道。
“怎么没有?”王辉、王笑利和王毅强异口同声地答道。笑利忽然意识到了什么，用手轻轻地碰了一下弟弟毅强，于是王辉朗声说道：“美国枪击总统里根的那个‘凶犯’，不就是医院根据他的平日反常表现，做出‘缺席诊断’后，法庭便宣告他被无罪释放了吗?”
“王辉同志，我指是中国，在中国大概还没有这样的先例吧?”
“鲁迅先生说得好，路是人走出来的，你们这样做了。不就有先例吗?”
“王辉同志，我们不说‘先例’了。还有两点，即在沙飞判决时。也没有精神病患者杀人不负刑事责任的政策规定。因此，是不宜作为错案平反的。如有家属子女受株连的，我们可以想法解决，生活有困难，也可酌情救济。王辉同志，话我只能说到这里了，你们看还有什么问题和困难没有?”
显然，有了总政的“批复”意见。张院长是绝对不可擅越雷池一步的。
“张院长，我问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五条是怎么讲的?我国刑法为什么要增加这样一条——即‘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不负刑事责任’?这就说明过去‘没有精神病患者杀人不负刑事责任的政策规定’是不合理的，刑法的更改，是符合我党一贯的‘有错必纠’的政治思想原则的。我问你，法律尚且能做到‘有错必纠’，何况沙飞的案子，明显是错案，为什么不能做到‘有错必纠’呢?再说，中央关于复查冤假错案的政策精神是‘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沙飞的案子，显然是错判、错杀了的‘全错’，为什么不能‘全平’呢?我作为沙飞的家属，再一次郑重要求。对沙飞一案应重新审理，尽快‘平反’。”王辉说这番话时，尽管态度婉和，语气平缓，但说得有理、有利、有节，内在的严密逻辑形成了外在表达上的严正气概。真不愧是在周总理和邓大姐身边工作了多年的老干部!
三
1986年5月左右，王笑利接到哥哥王达理从广州打来的一个长途，说了两件事：一是北京军区军事法庭，最近有人打电话给他告状，那人说：“你妹妹尽搞‘小动作’，你父亲的问题，我们仍在认真严肃地进行复查工作嘛，……”言外之意，是让我规劝你，不要再搞“小动作”了；另一件事是，说他在去年也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了信，是托习仲勋转上去的。据悉胡耀邦总书记已经有了批示，你在北京赶紧设法打听一下。
王笑利放下电话后，喜不自胜。马上去找江一真。她见到江一真叔叔后，便开门见山地把她哥哥王达理长途电话的内容复述了一遍。
江一真一听，便嗔笑地大声嚷道：“岂有此理!一个共产党员——你是党员吧?”他得到王笑利的肯定回答后，继续朗声说道：“就是嘛，一个党员给党的总书记写信反映情况，《党章》上明文规定的。你问问他们，这是‘大动作’，还是‘小动作’?”
然后他郑重地对王笑利说， 你哥哥说的是对的，胡耀邦总书记的确对你们兄妹的书信都批了字。你的信在前，耀邦同志批的是“酌处”两个字；你哥哥的信在后，批的是“酌处告我”四个字。这次你爸爸问题的平反解决，真的为期不远了。
王笑利怀着深挚的感激之情与江一真叔叔握别之后，走在街上时，已是黄昏时分，落日熔金，把天边的晚霞映照得如同镶嵌了金边的织锦一般，她的眼前和心里，仿佛都是一片金光灿然、明丽似锦……
6月下旬的一天，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给王笑利打来电话。让她去一下。这时。她的心便“怦”地猛然跳起来，她急忙问道，找我去有什么事?那边大声地说：“好事。”她问：“什么好事?”那边说：“你来就知道了。”
王笑利怀着激动的心情，急忙赶到杏石口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穆庭长和一位张姓的秘书已经等候在接待室了。
王笑利落座之后，穆庭长对王笑利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爸爸沙飞同志的问题平反了。”王笑利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真真切切地听到这句话后，仍禁不住心中狂喜，泪水便夺眶而出，滂沱如倾!
穆庭长简要地讲了北京军区军事法庭进行“复查”的经过，以及为此案的平反做出的种种努力——王笑利确信这都是实情。因这从1982年上报总政的《对沙飞枪杀津泽胜被判处死刑的复查处理报告》中，便完全可以证明。
最后，穆庭长神色严肃地说，北京军区政治部和军事法院对于你父亲沙飞同志“平反”问题，有一个精神，你们家属须认真地贯彻执行，这就是“四不”：不宣传，不登报，不广播，不立碑。你知道，你爸爸这是一个“涉外案件”，要尽量减少麻烦。
“作为家属，我们可以恪守‘四不’，但别人要不‘四不’呢?”
“那当然不是你们的责任，你看，你还有什么要求?”穆庭长说着便将《判决书》递给了王笑利。
王笑利提出由军事法院将平反的文件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判决书》复印发寄给沙飞的所有亲属和沙飞的老战友。
经过沙飞夫人王辉、子女王达理、王笑利、王雁等以及沙飞生前战友石少华、罗光达等多人锲而不舍的艰苦努力下，在江一真、彭冲等老一代革命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下，最终在胡耀邦总书记、聂荣臻元帅的亲切关怀下，沙飞错案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历时八年，沙飞艰难曲折的平反昭雪也整整历时了八个年头!
早在1984年。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老摄影家协会、中国新闻摄影学会、《解放军画报》社等单位，便筹谋在1985年即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一次隆重的《沙飞摄影艺术展览》。
《沙飞摄影艺术展览》的举办倡议，首先是由沙飞的老战友石少华、罗光达以及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主席、沙飞研究专家蒋齐生提出来的。紧接着得到沙飞的老战友及新闻摄影界知名人士如吴印成、高帆、高粮、吴群、吕厚民、袁毅平等的热烈响应。于是由上述这些同志为骨干的《沙飞摄影艺术展览》筹委会便成立了。沙飞女儿王笑利也作为筹委会成员，参加了筹备工作。
勿庸置疑，《沙飞摄影艺术展览》这件事，从倡言开始。倡导者们便充分意识到要担巨大的政治风险!
然而，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总政文化部给文化部的《复函》(内容大意)竟是：“沙飞问题已解决，影展具体问题由你们决定。”
阴差阳错、歪打正着——恰恰由于总政文化部执笔复函的同志一时的疏忽，成全了《沙飞摄影艺术展览》的成功举办。
然而，《邀请函》刚刚发出，果然不出所料。总政军事法院便派员来到了老摄影家协会，要求撤消《沙飞摄影艺术展览》。
老摄影家协会秘书长陈勃说：“我们的《邀请函》都发出去了，没法撤。”
军事法院的来人说：“没法撇也得撤。你们再发个通知好了。”
陈勃明知故问：“你们是哪儿的?”
“咦，刚才不是给你看了介绍信吗?我们是总政治部军事法院的。”
“这我就不懂了，”陈勃拿出一份总政文化部《复函》的复印件往桌子上一拍：“是总政治部文化部管总政治部军事法院。还是总政治部军事法院管总政治部文化部呢?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
“老同志。”军事法院的来人的态度软下来了：“您看，沙飞问题尚未解决……”
“咦，我是听你的，还是听总政文化部的呢?你们自己说。”
“老同志，我跟您讲。沙飞问题是个涉外案件，退一步讲，就是解决了，也是不宜宣传的……”一
“你们!”陈勃大声嚷道：“你们还有完没完?人家沙飞积劳成疾得了精神病，行为不能自控，枪杀了个日本人，人也枪毙了，沙飞有多大的功劳呀，你们知道不知道?时至今日，你们不但不给平反不说，连人家的摄影展览都不让办。你们揪住了不放，到底有完没完!”
总政军事法院的来人只好无功而返。
临近《沙飞摄影展览》举办的前两三天，石少华、罗光达和蒋齐生以至于魏巍的家里，电话铃响个不停。接到了来自文化部、外交部、总政治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乃至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电话。显然形势万分紧急!惊动了与之有关的中国所有最高权力机构。真是一石激起轩然大波呀!
这也许是领导干部们处理家申电话的习惯，凡是听见电话铃响后，均由家属先接，问明对方是何处何人打来的电话之后，再转告。如不接，便由家属婉拒——佯言“不在”云云。罗光达、蒋齐生等听家属说后，都躲出去了，怕电话过后派员来找，——就在展览馆、图书馆、书店、图片社来回转悠。
石少华是在展览会前两天从上海回来的。一回来便被中联部和外交部的同志堵在了家里。
总政军事法院和中联部、外交部的同志一致要求石少华撤消展览。
石少华说：“第一，《邀请函》早就全部发出去了。我石少华纵有三头六臂也撤不回来。第二，这个《沙飞摄影艺术展览》是好几个单位联合举办的，我虽然是中国摄影家协会和中国老摄影家协会主席，我说话可以算数，但别的举办单位如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和《解放军画报》社等，我说了就不算数，鞭长莫及，要‘撤’也撤不了。第三，这次《(沙飞摄影艺术展览)的邀请函》发出之后，很多党政军的领导同志都欣然命笔，写来了很多的都是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中国革命新闻摄影事业先驱者沙飞的重大贡献的题词。这个展览要是‘撤’了，是会产生很不好的负面影响的，是会伤害很多党政军领导同志和诸多老新闻摄影工作者与沙飞在枪林弹雨中结下的战斗情感的。”
“那么，如果日本人闹事怎么办。你们负责吗?”这是来人最后的杀手锏。 “日本人要闹事，我们负责。”石少华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据悉，展览会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下达了明码电传(大意)：“沙飞是我解放后处决的，历史背景复杂，不予宣传。”由于举办单位都是群众组织，且在展览即将开幕的头一天都在中国美术馆里忙活，对于明码电传多不知晓。
1985年11月22日上午9时，《沙飞摄影艺术展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
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杨成武，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郑天翔，沙飞生前的党政军老领导、老战友、老部下，摄影界、新闻界、艺术界知名人士李葆华、王国权、叶华、吴印咸、蒋齐生、干家驹、周海婴及沙飞夫人王辉和五个子女及亲属等500余人参加了开幕式。
影展期间。观众十分踊跃。熙来攘往，摩肩接踵，人们观摩着品味着评骘着这一幅幅技艺精湛、震撼人心的艺术经典作品，人们缅怀着痛悼着感念着这个中国革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者——沙飞。
《沙飞摄影艺术展览》于12月1日圆满闭幕。为期10天。
《人民日报》、《中国摄影报》、《中国摄影》等报刊报道了关于《沙飞摄影艺术展览》的消息。
沙飞问题尚未平反，即举办了如此盛大、隆重的《沙飞摄影艺术展览》，有那么多的党政军领导人莅会、题词，有那么多的观众踊跃参观，而且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和摄影界的权威报刊《中国摄影报》和《中国摄影》都发了消息。对于生前富有传奇色彩的沙飞来说，可谓是生后的一件传奇事件。
二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捩点，她将思想解放和民主政治的温煦春风。吹进亿万人民的心头。
1979年10月，即第四次中国文代会召开期间，时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陈淑芬，给沙飞的大女儿——在北京98中任历史教师的王笑利(小力)打来一个电话，想采访一下她。了解一下她父亲沙飞的情况——陈淑芬大抵因是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听到很多老一代革命新闻摄影家，以痛惜和不平的口吻不断地谈到了具有传奇色彩的沙飞。
陈淑芬对王笑利说，摄影界很多摄影家——特别是一些与沙飞一起战斗过的老摄影家——都非常怀念沙飞，我们也都非常崇敬沙飞。现在很多人的问题都解决了，你爸爸的问题组织上是否考虑重新解决，重新评价?要知道，沙飞不仅仅是属于你和你们家的，他是属于整个中国新闻摄影界的，属于全中国人民的。……陈淑芬说这些话时，眼睛一直是泪汪汪的。
这便像在王笑利平静的心田里，猛地投下了一块巨石，引起了 轩然大波。
是的，贺龙、彭德怀元帅和刘少奇主席等都“平反了”，恢复了他们的原有名誉和历史地位。
但沙飞就不一样了，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被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处以极刑——倒在共和国枪声下的第一个“革命军人且系相当的负责干部”。
他毕竟有着枪杀无辜的日籍大夫津泽胜的确凿不移的刑事犯罪事实……这一切都白纸黑字地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医训令》之中啊!
勿庸置疑，对沙飞判处极刑。执行枪决，是惊动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并由他们亲自批准的。仅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决书》“经呈请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批准。特判处沙飞极刑”诸赫然在目的文字中，便可一目了然!
然而，严冬过去，春回大地，坚冰打破，征帆毕竟要乘风破浪，启程远航。这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必然归宿，也是新时期的崭新起点。
因此，为沙飞平反昭雪所透露出来的春的信息，应该说是一个新时期到来的历史必然，是春回大地的时代召唤!
从1979年王笑利开始着手准备材料，到1981年3月间正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江华院长呈递《申诉书》已经过去了三年。这三年中的艰难苦辛、委屈挫折，真是一言难尽!
又过了三年的1983年5月，沙飞的夫人王辉在小儿子王毅强的陪同下来到了北京。
王辉已经72岁高龄了，她从上世纪50年代便担任广东省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副书记等职，离休前担任过一段时期的顾问——她在1936年冬参加华南抗日义勇军——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大革命时期”的离休干部了。
王辉的惟一心愿，就是想在与沙飞相见于黄泉之前。看到沙飞问题的平反昭雪。她这次不顾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执意要找北京军区军事法院讨一个说法。
一如前述。沙飞夫人王辉可说是革命资格相当老的厅局级干部了。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显然不能采取对待王笑利的办法来接待王辉。
王辉来到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时，院长和庭长都已在会客厅等候了。
与母亲王辉、弟弟王毅强同来的王笑利一看，原来的曲院长、赵庭长都已撤换了，现在笑盈盈在座的，是同样敦实威严的张院长和穆庭长。
先寒暄了几句，王辉便直截了当地问：“沙飞是精神病，有众多证明材料，而且二六一医院五人专家小组已经作了明确的鉴定。你们为什么老拖着不给‘平反’呢?”
“王辉同志，我们军区军事法院在沙飞‘平反’的问题上，不瞒您说，确实是一贯持积极态度的，我们曾花了大气力，搞了一个十余页的详尽材料，以北京军区政治部的名义报上去了……”
“那上面——是总政吧?他们怎么说呢?!”王辉诘问道。
“不用讳言。沙飞枪杀津泽胜，是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所为的，原判的‘蓄意谋害显然证据不足’。”
“既然你们已认定是错了，那么究竟打算怎么办呢?从50年到现在已经33年了，我今年都72岁了，人到七十古来稀，我还能活多久?我希望我能在有生之年见到沙飞问题的‘平反’。”
“您的心情我们充分了解。但现在的困难主要是，由于沙飞枪杀的是日籍医生津泽胜，所以该案是一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涉外案件。处理略有不慎，稍有不当。会影响中日关系，特别是日本近年发生的教科书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使沙飞的案子变得更加敏感……”
“我们纠正错案，难道还要看日本人的脸色吗?”王辉显然有些生气了，大声责问道。
“王辉同志，您喝茶。”张院长微微欠身。用手指着茶杯客气地说道：“现在的困难是——正像您刚才说的那样，这案子已经过了33年，现在来对犯案时的沙飞是否有精神病，再作出科学的、有法律效力的鉴定，显然比较困难。”
“根据国际法惯例，”王笑利插话道：“缺席鉴定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缺席鉴定。有这样的先例吗?”张院长反问道。
“怎么没有?”王辉、王笑利和王毅强异口同声地答道。笑利忽然意识到了什么，用手轻轻地碰了一下弟弟毅强，于是王辉朗声说道：“美国枪击总统里根的那个‘凶犯’，不就是医院根据他的平日反常表现，做出‘缺席诊断’后，法庭便宣告他被无罪释放了吗?”
“王辉同志，我指是中国，在中国大概还没有这样的先例吧?”
“鲁迅先生说得好，路是人走出来的，你们这样做了。不就有先例吗?”
“王辉同志，我们不说‘先例’了。还有两点，即在沙飞判决时。也没有精神病患者杀人不负刑事责任的政策规定。因此，是不宜作为错案平反的。如有家属子女受株连的，我们可以想法解决，生活有困难，也可酌情救济。王辉同志，话我只能说到这里了，你们看还有什么问题和困难没有?”
显然，有了总政的“批复”意见。张院长是绝对不可擅越雷池一步的。
“张院长，我问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五条是怎么讲的?我国刑法为什么要增加这样一条——即‘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不负刑事责任’?这就说明过去‘没有精神病患者杀人不负刑事责任的政策规定’是不合理的，刑法的更改，是符合我党一贯的‘有错必纠’的政治思想原则的。我问你，法律尚且能做到‘有错必纠’，何况沙飞的案子，明显是错案，为什么不能做到‘有错必纠’呢?再说，中央关于复查冤假错案的政策精神是‘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沙飞的案子，显然是错判、错杀了的‘全错’，为什么不能‘全平’呢?我作为沙飞的家属，再一次郑重要求。对沙飞一案应重新审理，尽快‘平反’。”王辉说这番话时，尽管态度婉和，语气平缓，但说得有理、有利、有节，内在的严密逻辑形成了外在表达上的严正气概。真不愧是在周总理和邓大姐身边工作了多年的老干部!
三
1986年5月左右，王笑利接到哥哥王达理从广州打来的一个长途，说了两件事：一是北京军区军事法庭，最近有人打电话给他告状，那人说：“你妹妹尽搞‘小动作’，你父亲的问题，我们仍在认真严肃地进行复查工作嘛，……”言外之意，是让我规劝你，不要再搞“小动作”了；另一件事是，说他在去年也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了信，是托习仲勋转上去的。据悉胡耀邦总书记已经有了批示，你在北京赶紧设法打听一下。
王笑利放下电话后，喜不自胜。马上去找江一真。她见到江一真叔叔后，便开门见山地把她哥哥王达理长途电话的内容复述了一遍。
江一真一听，便嗔笑地大声嚷道：“岂有此理!一个共产党员——你是党员吧?”他得到王笑利的肯定回答后，继续朗声说道：“就是嘛，一个党员给党的总书记写信反映情况，《党章》上明文规定的。你问问他们，这是‘大动作’，还是‘小动作’?”
然后他郑重地对王笑利说， 你哥哥说的是对的，胡耀邦总书记的确对你们兄妹的书信都批了字。你的信在前，耀邦同志批的是“酌处”两个字；你哥哥的信在后，批的是“酌处告我”四个字。这次你爸爸问题的平反解决，真的为期不远了。
王笑利怀着深挚的感激之情与江一真叔叔握别之后，走在街上时，已是黄昏时分，落日熔金，把天边的晚霞映照得如同镶嵌了金边的织锦一般，她的眼前和心里，仿佛都是一片金光灿然、明丽似锦……
6月下旬的一天，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给王笑利打来电话。让她去一下。这时。她的心便“怦”地猛然跳起来，她急忙问道，找我去有什么事?那边大声地说：“好事。”她问：“什么好事?”那边说：“你来就知道了。”
王笑利怀着激动的心情，急忙赶到杏石口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穆庭长和一位张姓的秘书已经等候在接待室了。
王笑利落座之后，穆庭长对王笑利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爸爸沙飞同志的问题平反了。”王笑利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真真切切地听到这句话后，仍禁不住心中狂喜，泪水便夺眶而出，滂沱如倾!
穆庭长简要地讲了北京军区军事法庭进行“复查”的经过，以及为此案的平反做出的种种努力——王笑利确信这都是实情。因这从1982年上报总政的《对沙飞枪杀津泽胜被判处死刑的复查处理报告》中，便完全可以证明。
最后，穆庭长神色严肃地说，北京军区政治部和军事法院对于你父亲沙飞同志“平反”问题，有一个精神，你们家属须认真地贯彻执行，这就是“四不”：不宣传，不登报，不广播，不立碑。你知道，你爸爸这是一个“涉外案件”，要尽量减少麻烦。
“作为家属，我们可以恪守‘四不’，但别人要不‘四不’呢?”
“那当然不是你们的责任，你看，你还有什么要求?”穆庭长说着便将《判决书》递给了王笑利。
王笑利提出由军事法院将平反的文件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判决书》复印发寄给沙飞的所有亲属和沙飞的老战友。
经过沙飞夫人王辉、子女王达理、王笑利、王雁等以及沙飞生前战友石少华、罗光达等多人锲而不舍的艰苦努力下，在江一真、彭冲等老一代革命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下，最终在胡耀邦总书记、聂荣臻元帅的亲切关怀下，沙飞错案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历时八年，沙飞艰难曲折的平反昭雪也整整历时了八个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