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至隋唐是佛教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佛教,随着佛典汉译的逐渐成熟,对佛典的传译、研习和阐释等活动也方兴未艾.僧众对教理的理解逐渐加深和佛教教义的弘传,讲习之风兴起,这促使南北朝时期许多著名的学派和僧人,围绕着佛性论、当常、现常等理论焦点问题展开讨论,诸学派间呈现出一种博弈消长的关系.中国佛教的解经体例在高僧们对佛典的注疏中逐渐形成并体现为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方面,僧人们的解经体例大都遵循着各自学派的判教思想;另一方面,解经体例伴随着理论焦点的转移也有所改变,在继承原有解经方法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与创新.如《观经》四家注疏就体现了这种解经体例的演变,从“五要”→“五重玄义”→“六门要义”→“七门料简”.尤其这四家注疏的高僧又分别是地论学派净影慧远、三论宗吉藏、天台宗智顗与净土宗善导,四位高僧各自分属不同的学派系统和判教系统.通过研究同一部经典在不同时期、不同学派僧人中的解经方式,更能够深入地理解南北朝到隋唐之际解经模式的演变过程及佛教中国化的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