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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收藏与博物馆的话题，需要回顾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些情况。不妨引用五年前我在《正视民间收藏》一文中的一些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首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王冶秋两先生倡议并进而要求参与文博工作的同志从此放弃个人收藏，从而更好地‘全心全意’为国家为人民工作。这些早期参与文博工作核心的人几乎都是收藏家，他们经过了一定不无痛苦的思考抉择，果然一一提高觉悟，放弃个人收藏，为了崇高的无产阶级理想，牺牲个人利益以服从国家利益。由此，形成了新中国文博工作者不沾收藏的清规戒律和传统。郑振铎、王冶秋们当然是很值得敬重的前辈。然而，这一切都是在建国之初全国上下共产主义狂热与社会主义误解背景下进行的，这使得我们的文物法规条例中那些明显理想化的、左倾的、不周全的、甚至荒谬的条款得以通过，得以被多数人拥护且显得合情合理。例如，《文物保护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这就意味着哪怕再明确是个人财产、祖传之物，只要一经埋入地下、井中(许多地方人们习惯于这样)，所有权已经改变。即便是埋入自家院内、房基地下也一样，因为宪法还规定一切土地是国家所有的。现在，我们有理由说这是具有非理性、非人性色彩的，而且是无法真正贯彻执行的，无法真正实现的。它造成了我们文博事业不可弥补的伤害和损失，使得很大一部分人群对文物从根本上疏离以至丧失感情和兴趣。这一切甚至也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埋下根须。一方面我们规定了‘一切’归国家所有，一方面国家又没有能力没有花相应的力量实现对它的拥有和保护。在几十年的漫漫岁月里，因为《文物保护法》的非现实成分和严格贯彻执行的不可能性，致使矛盾重重，冲突处处，既构成了国家利益的损伤更构成人民利益的伤害，也同时严重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因为与《文物保护法》相冲突的行为、事件在全国范围随时随地普遍发生，使得执法部门被迫普遍选择了宽严松紧不一、具体情况具体处理的弹性方针。一方面法律形同虚设，一方面使无可计数的人民群众受害蒙冤。许多人因为仅仅去看一件文物或随身携带文物甚至是被怀疑为文物的赝品、工艺品而遭到罚款或拘押。而很多地方执法机构或其中的个人则利用法律的模糊性，以罚款为目的，甚至以坑人、整人为目的，‘收拾’那些于文物有兴趣的人，以至于用文物‘钓鱼’成为全国人民都懂的隐语。当一项法律与大多数人的正常行为构成冲突的时候，它的合理性何在?于是，人民呼吁修改现行《文物保护法》的声音越来越大。同时，进入新时期，我们的文物主管部门被迫在一定程度上顺乎民意，采取更加宽松也更加人性化、现实化的工作方针，并直接批准、执行了许多与现行《文物保护法》相左、甚至相背的方案(例如认可并鼓励民间收藏、批准各地成立收藏家协会、准许开办民间古玩市场、批准私立博物馆等等)。终于，2002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通过了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保守而谨慎地明确了个人拥有文物的合法性和合法流通的可能性。尽管依然不尽如人意，但却是一个根本意义上的进步。为了这一点进步，人民痛苦了几十年。
现在，我们不妨作一个假设：假如郑振铎、王冶秋两前辈没有提出那条戒律，假如我们的文博工作者中有大量收藏家和抱有收藏兴趣的人，假如我们当初的《文物保护法》再理智些再现实些再人性化些再合理些，假如我们更早地选择藏宝于民的策略……我们的文博事业一定不是今天的样子。我们一定会拥有更多更好的博物馆、研究所，拥有更多更好的藏品和学术成果，拥有更热爱文物也更痴情敬业的文博队伍。那些把个人爱好和所从业的工作紧密相连的人，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会更有另外一重的兴趣、领悟和感情，也就更容易获得成果、进步和发现。至于所谓‘避嫌’ ‘忌讳’诸般问题，当然都可以通过纪律、通过逐步完善的工作条例得到解决。一定要通过避讳、通过所谓“不沾”解决问题的逻辑是推不通的，甚至是荒谬的。其他行业怎么办呢?难道要银行和印钞厂的人都不得花钱来实现清白吗?卖食品的就别吃东西了吧!做鞋的也全都光脚!或者只能吃自家所卖的东西以外的东西?只能穿别个厂家生产的鞋子?可这样也依然不够彻底，社会却早已不是社会了。
应该说这些年来，我们逐渐合乎情理地对待民间收藏、允许藏宝于民、兴办古玩市场，我们批准拥有文物拍卖权的拍卖行、批准私立博物馆，调动民间力量配合国有系统保护文物，这一些都是理性与智慧的选择，也是发展与进步的必然结果。遗憾的是，在我们国家最高领导层高声倡导与时俱进的今天，一小部分文博专家和领导依旧思想僵化，不肯正视民间收藏，不能正确对待留藏在民间的文物遗产，不能正视甚至视而不见、也就根本不能理解私立博物馆事业以及收藏家、收藏大众对我们民族文化事业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贡献。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无可统计的大量文物散落在民间。在这个国有文博系统无力顾及也难于掌控的巨大层面，正是收藏家、收藏爱好者们承担着保护文物的使命和作用，并进而完成着收藏、整理、研究文化遗产，弘扬华夏文明的工作。他们中的许许多多优秀分子甚至能够忍辱负重，无论身处何境而固执地选择‘知识分子立场’，淡化以至牺牲个人利益，比国有文博工作者还要虔心敬业地为实现中华文明的尊严、价值和意义而努力工作。由此我要说，这的确是一个具有无限潜力与可能的巨大空间，也确有一支队伍庞大的、痴情收藏而保有良知、道义和理想的人民群众，这里有着异常美妙的花朵和草木，风景与品格。我们的文博工作者、我们的社会，实在到了应该解放思想，摒弃成见，以尽可能宽容而平和的目光正视民间收藏、正视藏在民间的文化遗产的时候了!”
第六代收藏家
在我开始收藏行为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现实与今天有着太多的差异。那时候，收藏只是极少数人的另类行为，与文物、古董、旧货发生着关系的也只是一小部分人群，而这一小部分人群中绝大部分也还是买卖人，为生计计，“鼓捣俩钱儿花”。真正买了就不想着卖的实在是少得可怜。是啊，中国人民刚刚从“文化革命”的渊渊孽海之中踉跄走出，刚刚能够填饱肚子，所有人都在睁大眼睛向前张望， “收藏”两个字显得那么离奇古怪不合时宜。所有和古董、文物、收藏相关的行为都显得离奇古怪不合时宜，都需要遮遮掩掩躲躲藏藏以至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就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偏偏有一些极个别的人，或出于情性天心，或出于智性觉悟，或受家庭渊源影响，或受偶然事缘影响，开始执著于收藏古物，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为古陶博物馆开馆揭幕回望历史，怡情探秘。他们成为“新时期”最早也最纯粹的一代收藏家。尽管为数稀少，队伍细瘦，他们的确构成了 “代”的概念。他们和他们的前一代收藏家——那些在毛泽东时代宝有收藏，在“文化革命”中历经苦难，已经被时代风雨摧残得七零八落，虽诚惶诚恐战战兢兢迷离恍惚将信将疑，却犹能抱残守缺痴心未泯，并进而在“新时期”小心翼翼继续收藏重圆老梦的前辈有着太多的不同。同时，他们和他们的后一代收藏家——那些在中国社会商品经济转型与小康时代迈进时期接触收藏，在收藏渐成大众行为与社会风尚的时候跻身其中，或附庸风雅，或迷恋美奥，或押宝升值，或投资炒作，总之是需要关心其藏品直接经济价值的后来者又有着太多的不同。说来他们有着特殊的辛酸和苦难，也得获了特殊的机会和缘分。他们是我们时代的幸运儿。在那个所有人都在睁大眼睛向前张望的时代，被“毛时代”彻底颠覆的价值体系还未及纠正翻转，随着人们义无反顾地弃旧图新，更随着举国上下前所未有的大兴土木与继之而来的挖坟掘墓，传世故物与新出文物货源堆积而市价低廉。那时候逛摊儿，真叫是紧张而兴奋。周日起床疾急往奔，到得市场急冲乱抢。永远担心别人抢先，永远发愁钱不够用，早已数得一清二楚的那点儿钞票需要散掷定金最佳分配。进入21世纪，逛摊儿抢宝的感觉已经荡然无存。“老手们”悠哉而索然地混身于熙攘而茫然的“收藏大众”人流中，口袋里银子厚厚的，却是举目
尽假“不需折腰”了。在我看来，自古以来的中国收藏家是可以也应该用代沟理论划一划“代”的。划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新时期”生成的一代，刚好是第六代，我称之为“第六代收藏家”。有幸，我是这其中的一例典型。
我出生于饥荒初度的1962年秋天。1966年秋“文革”之初，我们全家随“历史反革命”父亲被押往北京站遣送“老家”辽宁。那天，未足四岁的我脑门儿上被贴了“大坏蛋”的字条，怯生生看着一些凶恶脸孔在我家门外贴上封条。我一直记得那最后的封门动作。此后，我们全家十数年颠沛流离历尽苦难，直到70年代末陆续回到北京，而作为苦难之源的父亲已于灾厄深重的1976年惨死于秋天的告状途中。这样的命运使得我家几乎没有任何故物，我的全部收藏均属于我个人自成年以后至今未足三十年的一已痴心。我的收藏很快由起步之初的古币、书画过渡到秦砖汉瓦、高古陶器。这是心性的选择，也有不得已的成分。因为痴情诗文书画，秦砖汉瓦、高古陶器既通魂洞腑契合我心又实在是太便宜了，但台仨瓜俩枣便可背回古器。当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1987年负笈长安的大缘(我由鲁迅文学院转入西北大学作家班进修)。因为西北大学图书馆工地的收藏考古实绩与妙得“菩萨残碑”奇缘，因为迅速成为“瓦当大户”并以瓦拓题跋作品得以谋生，我开始把收藏作为事业主项。
我最初构成系列的收藏是瓦当。上世纪80年代，玩瓦者少，识瓦者鲜，作为冷门项目，瓦当的市价极低。可50年前它曾是前辈收藏家钟情的大雅，仅仅因为我们时代的特殊现实才使之冷落。我决心恢复并提升它的价值、意义和尊严。1993年，我在北京举办了《路东之收藏瓦当展》，这是关于中国古代瓦当的第一个专题展览。同年，我在由我参与创刊的《收藏家》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藏瓦者说》。后来许多人告诉我，这篇文章对他们构成影响，甚至一些人就是由此开始了对瓦当的关注和收藏。1994年至1995年，我用了几乎一年时间，亲手完成了《路东之藏战国秦汉瓦当原拓本》60部，这是我“梦斋原拓本系列”工程的开基之作。此后，我每两年选择一个藏品系列作手拓本书。 “梦斋原拓本”在海内外收藏界有着特殊的影响和声望。我最具学术价值的藏品系列是封泥。1995年，由我的梦斋封泥收藏引发的“秦封泥重大发现”，被考古界、史学界专家称为秦始皇批阅文书的遗物，是可以弥补《史记》《汉书》缺憾的珍贵文献。越来越多的学术文章和著作涉及到秦封泥相关问题。有人说秦封泥是50年来民间收藏领域最具学术价值的收藏和发现。
谁是“第一家”?
在我们这个文化沦丧的快餐时代，许多价值被颠倒了，许多被前辈收藏家奉为瑰宝的东西被冷落了。面对已经构成体系的收藏，我下决心亲手创办一座博物馆，最大限度地实现藏品的价值，同时实现自己的理想。历史又一次敞开缝隙。经过许许多多收藏家的不断努力，北京市文物局决定特批成立首批中国私立博物馆。经过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全面认真的考察、鉴定和论证，以及一系列复杂而艰辛的工作后，1996年10月30日，当时的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向社会宣布，首批四家私立博物馆成立，我申办的古陶文明博物馆名列其中。这一天刚好是我35岁的生日。1997年6月15日，古陶文明博物馆正式开馆。这是第一座陶的专题博物馆。
作为新生事物，私立博物馆十几年来可谓处境艰辛而尴尬。作为私立博物馆中的重要标本，古陶文明博物馆的情况既具有特殊性又具典型意义。1996年秋第一批四家私立博物馆成立之初，北京市政府一度相当重视并给予较高调式的礼遇和宣传，“批准四家私立博物馆成立”一时构成新闻事件被各媒体追踪报道。在接到市文物局“批准博物馆成立”的文件后，我们被指令到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注册登记，当时给予的名分是相当于局级的特殊民营事业单位，颁发事业单位法人证书。马未都的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和我的古陶文明博物馆还分别获批了12人和15人的“事业单位编制”，公安局也给刻了相当于局级的事业单位大印。当时媒体上还有人戏称马未都为“局长”。马未都因第一个抢先开馆，遂从此号称“第一家私立博物馆”。“批准”之前我们都在争取“第一家”的名分，后来文物局明确告知：别争“第一家”了，都叫“第一批”，“第一批”批四家，是四种不同的类型。事实上，“第一批”四家中，北京遗箴堂碑帖拓片博物馆后来放弃开馆，而何扬吴茜现代绘画馆第一个办完了“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拿到这张“证”才是合法机构，从这个意义上，何扬吴茜现代绘画馆也是有理由称“第一家私立博物馆”的。也有一些专家学者和媒体在文章和报道中称古陶文明博物馆为“第一家私立博物馆”，我总是纠正为“第一批私立博物馆”。而其他省市亦不时有人声称他们才是中国“第一家”或“第一个”私立博物馆或民营博物馆。据我所知，除上海后来被定名为“家庭博物馆”的多家“民间藏馆”构成中国民营或私立博物馆事业的萌芽与基础外，其他省市确有多个规模更大、也更接近博物馆定义的民营或私立博物馆形态，它们在1996年10月30日北京市文物局批准中国首批私立博物馆成立之前，早已以民营博物馆名义成立与运营。然而它们均不是政府文物部门正式批准成立的。当然，它们是中国民营或私立博物馆事业的先期形态与组成部分。据说，全国的私立博物馆至今已经超过400家。
“民营事业单位”，或是“民办非企业”，还是?
后来的情况是，中国第一批私立博物馆的名分与权益都有些虚妄，没有可以对接的政策，至于我们两家获批的所谓12人和15人的“事业单位编制”更属空文象征。韩国的私立博物馆同样批准“编制”，其“编制”之内的馆员则由所属政府行政机构的文化部门提供薪金与福利待遇。我们则一切“自筹自支”。房子是花钱租赁的，水电都得以商用价格支付。开馆的喧哗与热闹转瞬过去，接下来便是孤独地前行与寂寞的坚守。的确，我们这项事业在中国当下的现实中，尤其前些年是有些超前意味的，没有多少人能够给予真正理解与正确看待，尤其是不能从公益事业的角度理解和对待。
1999年10月，国家文物局董保华副局长带队来馆考察，对我的工作感到惊奇和感动，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关心。我则趁机表述了我的观点：“文物不在于谁人占有，而在于占有者的态度。无论何人，只要他对其所拥有的文物的态度是真诚的、善意的、美好的、有崇高意义的、能够出以公心的，就是合理的，应该受到尊重的；无论放在何地，只要是妥善的、可以公开的、有利于公众观赏与研究的，那便是功德的，应该获得帮助的。反之，即便是国家科学发掘，即便是国有最高级的文博机构所有，只要其长久湮没而不能为公众服务，只要其受到不应有的损毁破坏，那又何尝不是犯罪!同理，博物馆更不在于是谁办的，而在于办得怎么样，办得是否符合大家公认的博物馆的定义。从全世界范围说，有许多了不起的博物馆都是私立的或者缘起于私立的。从这个角度上，正视民间收藏、正视藏在民间的文化遗产并给予正确疏导与合理利用，适时发展并引导支持私立博物馆事业，应该成为我们整体文博事业的一个方向。”
2003年，一位在美国某大博物馆工作了几十年，而且兼任社区文化管理工作的女士来馆。她对我所做的一切赞赏不已，兴趣极大地向我追问博物馆各方面情况。当知道我们完全没有外援资金，而是我用全部文化艺术劳动收入填补博物馆开支的时候，她大为诧异：“你有这么好的藏品，有这么高的文化艺术能力和文博专业能力，如果在我们美国，你这个博物馆，我们的企业和基金会是要追着给你钱的。难道你们的企业家就真的没有人捐助吗?为什么?”我说：“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现实还存在很大差异。你们美国有发达的基金会系统，你们的企业，你们的有钱人已经有钱了很多很多年，他们自然要做公益事业要有财富以外的追求，要有文化品位和深远目光。我们目前的有钱人大多还刚刚聚集起财富，他们有钱还没多久，只能顾及眼面前儿的，更直接的，更时兴与功利的。”她愣愣地看我，我相信这位大洋彼岸的同行不可能完全听懂我的话。
2004年后，北京的私立博物馆改由民政局年检注册，并被重新定位为“民办非企业”机构。本来我们挺明白自己的，特殊“民营事业单位”，“自筹自支”，现在却不知道是什么了。只告诉我们不是企业，那是什么呢?没有界定。善于说话的马未都多次出来掰扯，至今于事无补。因为“非企业”，因为“非盈利性”，使得我们的年检非常痛苦。按照规则，我们不能盈利一块钱，否则违背“非盈利性”；同时，我们也不能够亏损一块钱，那样我们将因为不能成功运营而面临被取消生存资格。我们必须收支绝对平衡，这样的假账做起来确有难度。
古陶文明坐标系
多年以来，寻求新址发展成为我梦绕魂牵的大事。2007年秋，经过多次磨合的失意，总算有一个机缘感觉靠谱。2008年元旦，我们与山水文园集团达成合作意向并拟定合同，对方在其建设中的E区临街把角最佳位置提供2100平方米建筑空间，免去房租、水电、物业，用于古陶文明博物馆建立新馆，从而构成其整体社区与企业文化品牌形象的第一亮点和社区底商之“文化大道”的引领形象。我们配合对方在半年时间里完成了全部设计与装修图纸，但合作方案却因为接踵而至的四川地震、奥运停工、金融风暴从而导致的地产危机致使甲方陷入一时困境而搁浅。
渐渐的，古陶文明博物馆的收藏已经构成整体意义的古陶文明收藏体系，一个框架庞大的课题工程构想在我头脑中生成——《古陶文明坐标系》。陶是人类创造的第一个非自然物质，是人类文明的曙光，是人类最初的科技语言，也是人类共有的文明遗产。在中华文明的历史大河中，陶是一条承载文明的主线，是一张连接与编织文化诸端和颗粒的大网。这张大网触及到我们生活的全部空间和内容，与我们全部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直到今天，我们从未停止过陶的创造、使用和审美。尽管全世界都在将陶用于考古、科研、审美和其他诸多领域，却至今未有一部完整反映陶的文明历程的大型类书，没有一个跨越时空、民族和品类的坐标体系，没有一个可供大家使用的综合数据库，这可以说是20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一个遗憾。
《古陶文明坐标系》构想最初产生于2002年，因为力量薄弱，孤军奋战，虽努力多年而无大进展。但我从未停止古陶实物的收藏。我设想中的《古陶文明坐标系》，是一个归纳、总结、整理和提供人类与古陶文明相关全部内容的文博课题工程，拟建立尽量完整的、权威意义的单一门类综合知识体系与资料信息数据库，是一个既能服务于社会大众也能应用于专业科研、同时又利于宣教传播与产业开发的创意文化产业工程。2009年春以来， “坐标系”计划陆续获得历史、文博、考古、教育等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赞赏、认同和支持。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庆柱、著名表演艺术家黄宏分别联名多位政协委员在2009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了题为《关于援助“古陶文明坐标系计划”的提案》和《建议援助“古陶文明坐标系”计划的情况反映》的两个提案文件。
古陶文明博物馆创办之初的理想是“建立具有权威意义的古陶文明收藏与研究体系，最大限度地发展并实现其价值，将陶类文物的收藏鉴赏、学术研究、宣教展览、信息传播及与之相关的艺术创作、产业开发、资本运营于一体，开创中国博物馆事业新的途径和体例”。为了实现理想，我们正在寻求一块可以充分使用的生存发展空间，规划设计一座多功能的、包括“陶文化创意产业”形态的新馆方案，并开始寻求合作式异地设立古陶文明博物馆分馆的可能性。经过诸多策划精英的参谋和帮助，基本形成了一个《古陶文明博物馆新馆及其创意产业运营方案》。其核心创意是由从前展览宣教与学术研究这一个中心拓展出“陶文化创意产业”这第二个中心，以“陶文化生活馆”为主体形态，由“陶文字室、弄陶工房、传拓工房、手印工房、修复工房、陶文化苑、陶文化茶、陶文化餐”等多个子单元互动服务项目构成。
尽管面临诸多尴尬和困难，但古人称“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需待七年期”，毛泽东老人说：“风物长宜放眼量”，我期待并努力争取着中国私立博物馆事业的良好未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首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王冶秋两先生倡议并进而要求参与文博工作的同志从此放弃个人收藏，从而更好地‘全心全意’为国家为人民工作。这些早期参与文博工作核心的人几乎都是收藏家，他们经过了一定不无痛苦的思考抉择，果然一一提高觉悟，放弃个人收藏，为了崇高的无产阶级理想，牺牲个人利益以服从国家利益。由此，形成了新中国文博工作者不沾收藏的清规戒律和传统。郑振铎、王冶秋们当然是很值得敬重的前辈。然而，这一切都是在建国之初全国上下共产主义狂热与社会主义误解背景下进行的，这使得我们的文物法规条例中那些明显理想化的、左倾的、不周全的、甚至荒谬的条款得以通过，得以被多数人拥护且显得合情合理。例如，《文物保护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这就意味着哪怕再明确是个人财产、祖传之物，只要一经埋入地下、井中(许多地方人们习惯于这样)，所有权已经改变。即便是埋入自家院内、房基地下也一样，因为宪法还规定一切土地是国家所有的。现在，我们有理由说这是具有非理性、非人性色彩的，而且是无法真正贯彻执行的，无法真正实现的。它造成了我们文博事业不可弥补的伤害和损失，使得很大一部分人群对文物从根本上疏离以至丧失感情和兴趣。这一切甚至也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埋下根须。一方面我们规定了‘一切’归国家所有，一方面国家又没有能力没有花相应的力量实现对它的拥有和保护。在几十年的漫漫岁月里，因为《文物保护法》的非现实成分和严格贯彻执行的不可能性，致使矛盾重重，冲突处处，既构成了国家利益的损伤更构成人民利益的伤害，也同时严重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因为与《文物保护法》相冲突的行为、事件在全国范围随时随地普遍发生，使得执法部门被迫普遍选择了宽严松紧不一、具体情况具体处理的弹性方针。一方面法律形同虚设，一方面使无可计数的人民群众受害蒙冤。许多人因为仅仅去看一件文物或随身携带文物甚至是被怀疑为文物的赝品、工艺品而遭到罚款或拘押。而很多地方执法机构或其中的个人则利用法律的模糊性，以罚款为目的，甚至以坑人、整人为目的，‘收拾’那些于文物有兴趣的人，以至于用文物‘钓鱼’成为全国人民都懂的隐语。当一项法律与大多数人的正常行为构成冲突的时候，它的合理性何在?于是，人民呼吁修改现行《文物保护法》的声音越来越大。同时，进入新时期，我们的文物主管部门被迫在一定程度上顺乎民意，采取更加宽松也更加人性化、现实化的工作方针，并直接批准、执行了许多与现行《文物保护法》相左、甚至相背的方案(例如认可并鼓励民间收藏、批准各地成立收藏家协会、准许开办民间古玩市场、批准私立博物馆等等)。终于，2002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通过了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保守而谨慎地明确了个人拥有文物的合法性和合法流通的可能性。尽管依然不尽如人意，但却是一个根本意义上的进步。为了这一点进步，人民痛苦了几十年。
现在，我们不妨作一个假设：假如郑振铎、王冶秋两前辈没有提出那条戒律，假如我们的文博工作者中有大量收藏家和抱有收藏兴趣的人，假如我们当初的《文物保护法》再理智些再现实些再人性化些再合理些，假如我们更早地选择藏宝于民的策略……我们的文博事业一定不是今天的样子。我们一定会拥有更多更好的博物馆、研究所，拥有更多更好的藏品和学术成果，拥有更热爱文物也更痴情敬业的文博队伍。那些把个人爱好和所从业的工作紧密相连的人，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会更有另外一重的兴趣、领悟和感情，也就更容易获得成果、进步和发现。至于所谓‘避嫌’ ‘忌讳’诸般问题，当然都可以通过纪律、通过逐步完善的工作条例得到解决。一定要通过避讳、通过所谓“不沾”解决问题的逻辑是推不通的，甚至是荒谬的。其他行业怎么办呢?难道要银行和印钞厂的人都不得花钱来实现清白吗?卖食品的就别吃东西了吧!做鞋的也全都光脚!或者只能吃自家所卖的东西以外的东西?只能穿别个厂家生产的鞋子?可这样也依然不够彻底，社会却早已不是社会了。
应该说这些年来，我们逐渐合乎情理地对待民间收藏、允许藏宝于民、兴办古玩市场，我们批准拥有文物拍卖权的拍卖行、批准私立博物馆，调动民间力量配合国有系统保护文物，这一些都是理性与智慧的选择，也是发展与进步的必然结果。遗憾的是，在我们国家最高领导层高声倡导与时俱进的今天，一小部分文博专家和领导依旧思想僵化，不肯正视民间收藏，不能正确对待留藏在民间的文物遗产，不能正视甚至视而不见、也就根本不能理解私立博物馆事业以及收藏家、收藏大众对我们民族文化事业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贡献。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无可统计的大量文物散落在民间。在这个国有文博系统无力顾及也难于掌控的巨大层面，正是收藏家、收藏爱好者们承担着保护文物的使命和作用，并进而完成着收藏、整理、研究文化遗产，弘扬华夏文明的工作。他们中的许许多多优秀分子甚至能够忍辱负重，无论身处何境而固执地选择‘知识分子立场’，淡化以至牺牲个人利益，比国有文博工作者还要虔心敬业地为实现中华文明的尊严、价值和意义而努力工作。由此我要说，这的确是一个具有无限潜力与可能的巨大空间，也确有一支队伍庞大的、痴情收藏而保有良知、道义和理想的人民群众，这里有着异常美妙的花朵和草木，风景与品格。我们的文博工作者、我们的社会，实在到了应该解放思想，摒弃成见，以尽可能宽容而平和的目光正视民间收藏、正视藏在民间的文化遗产的时候了!”
第六代收藏家
在我开始收藏行为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现实与今天有着太多的差异。那时候，收藏只是极少数人的另类行为，与文物、古董、旧货发生着关系的也只是一小部分人群，而这一小部分人群中绝大部分也还是买卖人，为生计计，“鼓捣俩钱儿花”。真正买了就不想着卖的实在是少得可怜。是啊，中国人民刚刚从“文化革命”的渊渊孽海之中踉跄走出，刚刚能够填饱肚子，所有人都在睁大眼睛向前张望， “收藏”两个字显得那么离奇古怪不合时宜。所有和古董、文物、收藏相关的行为都显得离奇古怪不合时宜，都需要遮遮掩掩躲躲藏藏以至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就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偏偏有一些极个别的人，或出于情性天心，或出于智性觉悟，或受家庭渊源影响，或受偶然事缘影响，开始执著于收藏古物，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为古陶博物馆开馆揭幕回望历史，怡情探秘。他们成为“新时期”最早也最纯粹的一代收藏家。尽管为数稀少，队伍细瘦，他们的确构成了 “代”的概念。他们和他们的前一代收藏家——那些在毛泽东时代宝有收藏，在“文化革命”中历经苦难，已经被时代风雨摧残得七零八落，虽诚惶诚恐战战兢兢迷离恍惚将信将疑，却犹能抱残守缺痴心未泯，并进而在“新时期”小心翼翼继续收藏重圆老梦的前辈有着太多的不同。同时，他们和他们的后一代收藏家——那些在中国社会商品经济转型与小康时代迈进时期接触收藏，在收藏渐成大众行为与社会风尚的时候跻身其中，或附庸风雅，或迷恋美奥，或押宝升值，或投资炒作，总之是需要关心其藏品直接经济价值的后来者又有着太多的不同。说来他们有着特殊的辛酸和苦难，也得获了特殊的机会和缘分。他们是我们时代的幸运儿。在那个所有人都在睁大眼睛向前张望的时代，被“毛时代”彻底颠覆的价值体系还未及纠正翻转，随着人们义无反顾地弃旧图新，更随着举国上下前所未有的大兴土木与继之而来的挖坟掘墓，传世故物与新出文物货源堆积而市价低廉。那时候逛摊儿，真叫是紧张而兴奋。周日起床疾急往奔，到得市场急冲乱抢。永远担心别人抢先，永远发愁钱不够用，早已数得一清二楚的那点儿钞票需要散掷定金最佳分配。进入21世纪，逛摊儿抢宝的感觉已经荡然无存。“老手们”悠哉而索然地混身于熙攘而茫然的“收藏大众”人流中，口袋里银子厚厚的，却是举目
尽假“不需折腰”了。在我看来，自古以来的中国收藏家是可以也应该用代沟理论划一划“代”的。划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新时期”生成的一代，刚好是第六代，我称之为“第六代收藏家”。有幸，我是这其中的一例典型。
我出生于饥荒初度的1962年秋天。1966年秋“文革”之初，我们全家随“历史反革命”父亲被押往北京站遣送“老家”辽宁。那天，未足四岁的我脑门儿上被贴了“大坏蛋”的字条，怯生生看着一些凶恶脸孔在我家门外贴上封条。我一直记得那最后的封门动作。此后，我们全家十数年颠沛流离历尽苦难，直到70年代末陆续回到北京，而作为苦难之源的父亲已于灾厄深重的1976年惨死于秋天的告状途中。这样的命运使得我家几乎没有任何故物，我的全部收藏均属于我个人自成年以后至今未足三十年的一已痴心。我的收藏很快由起步之初的古币、书画过渡到秦砖汉瓦、高古陶器。这是心性的选择，也有不得已的成分。因为痴情诗文书画，秦砖汉瓦、高古陶器既通魂洞腑契合我心又实在是太便宜了，但台仨瓜俩枣便可背回古器。当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1987年负笈长安的大缘(我由鲁迅文学院转入西北大学作家班进修)。因为西北大学图书馆工地的收藏考古实绩与妙得“菩萨残碑”奇缘，因为迅速成为“瓦当大户”并以瓦拓题跋作品得以谋生，我开始把收藏作为事业主项。
我最初构成系列的收藏是瓦当。上世纪80年代，玩瓦者少，识瓦者鲜，作为冷门项目，瓦当的市价极低。可50年前它曾是前辈收藏家钟情的大雅，仅仅因为我们时代的特殊现实才使之冷落。我决心恢复并提升它的价值、意义和尊严。1993年，我在北京举办了《路东之收藏瓦当展》，这是关于中国古代瓦当的第一个专题展览。同年，我在由我参与创刊的《收藏家》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藏瓦者说》。后来许多人告诉我，这篇文章对他们构成影响，甚至一些人就是由此开始了对瓦当的关注和收藏。1994年至1995年，我用了几乎一年时间，亲手完成了《路东之藏战国秦汉瓦当原拓本》60部，这是我“梦斋原拓本系列”工程的开基之作。此后，我每两年选择一个藏品系列作手拓本书。 “梦斋原拓本”在海内外收藏界有着特殊的影响和声望。我最具学术价值的藏品系列是封泥。1995年，由我的梦斋封泥收藏引发的“秦封泥重大发现”，被考古界、史学界专家称为秦始皇批阅文书的遗物，是可以弥补《史记》《汉书》缺憾的珍贵文献。越来越多的学术文章和著作涉及到秦封泥相关问题。有人说秦封泥是50年来民间收藏领域最具学术价值的收藏和发现。
谁是“第一家”?
在我们这个文化沦丧的快餐时代，许多价值被颠倒了，许多被前辈收藏家奉为瑰宝的东西被冷落了。面对已经构成体系的收藏，我下决心亲手创办一座博物馆，最大限度地实现藏品的价值，同时实现自己的理想。历史又一次敞开缝隙。经过许许多多收藏家的不断努力，北京市文物局决定特批成立首批中国私立博物馆。经过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全面认真的考察、鉴定和论证，以及一系列复杂而艰辛的工作后，1996年10月30日，当时的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向社会宣布，首批四家私立博物馆成立，我申办的古陶文明博物馆名列其中。这一天刚好是我35岁的生日。1997年6月15日，古陶文明博物馆正式开馆。这是第一座陶的专题博物馆。
作为新生事物，私立博物馆十几年来可谓处境艰辛而尴尬。作为私立博物馆中的重要标本，古陶文明博物馆的情况既具有特殊性又具典型意义。1996年秋第一批四家私立博物馆成立之初，北京市政府一度相当重视并给予较高调式的礼遇和宣传，“批准四家私立博物馆成立”一时构成新闻事件被各媒体追踪报道。在接到市文物局“批准博物馆成立”的文件后，我们被指令到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注册登记，当时给予的名分是相当于局级的特殊民营事业单位，颁发事业单位法人证书。马未都的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和我的古陶文明博物馆还分别获批了12人和15人的“事业单位编制”，公安局也给刻了相当于局级的事业单位大印。当时媒体上还有人戏称马未都为“局长”。马未都因第一个抢先开馆，遂从此号称“第一家私立博物馆”。“批准”之前我们都在争取“第一家”的名分，后来文物局明确告知：别争“第一家”了，都叫“第一批”，“第一批”批四家，是四种不同的类型。事实上，“第一批”四家中，北京遗箴堂碑帖拓片博物馆后来放弃开馆，而何扬吴茜现代绘画馆第一个办完了“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拿到这张“证”才是合法机构，从这个意义上，何扬吴茜现代绘画馆也是有理由称“第一家私立博物馆”的。也有一些专家学者和媒体在文章和报道中称古陶文明博物馆为“第一家私立博物馆”，我总是纠正为“第一批私立博物馆”。而其他省市亦不时有人声称他们才是中国“第一家”或“第一个”私立博物馆或民营博物馆。据我所知，除上海后来被定名为“家庭博物馆”的多家“民间藏馆”构成中国民营或私立博物馆事业的萌芽与基础外，其他省市确有多个规模更大、也更接近博物馆定义的民营或私立博物馆形态，它们在1996年10月30日北京市文物局批准中国首批私立博物馆成立之前，早已以民营博物馆名义成立与运营。然而它们均不是政府文物部门正式批准成立的。当然，它们是中国民营或私立博物馆事业的先期形态与组成部分。据说，全国的私立博物馆至今已经超过400家。
“民营事业单位”，或是“民办非企业”，还是?
后来的情况是，中国第一批私立博物馆的名分与权益都有些虚妄，没有可以对接的政策，至于我们两家获批的所谓12人和15人的“事业单位编制”更属空文象征。韩国的私立博物馆同样批准“编制”，其“编制”之内的馆员则由所属政府行政机构的文化部门提供薪金与福利待遇。我们则一切“自筹自支”。房子是花钱租赁的，水电都得以商用价格支付。开馆的喧哗与热闹转瞬过去，接下来便是孤独地前行与寂寞的坚守。的确，我们这项事业在中国当下的现实中，尤其前些年是有些超前意味的，没有多少人能够给予真正理解与正确看待，尤其是不能从公益事业的角度理解和对待。
1999年10月，国家文物局董保华副局长带队来馆考察，对我的工作感到惊奇和感动，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关心。我则趁机表述了我的观点：“文物不在于谁人占有，而在于占有者的态度。无论何人，只要他对其所拥有的文物的态度是真诚的、善意的、美好的、有崇高意义的、能够出以公心的，就是合理的，应该受到尊重的；无论放在何地，只要是妥善的、可以公开的、有利于公众观赏与研究的，那便是功德的，应该获得帮助的。反之，即便是国家科学发掘，即便是国有最高级的文博机构所有，只要其长久湮没而不能为公众服务，只要其受到不应有的损毁破坏，那又何尝不是犯罪!同理，博物馆更不在于是谁办的，而在于办得怎么样，办得是否符合大家公认的博物馆的定义。从全世界范围说，有许多了不起的博物馆都是私立的或者缘起于私立的。从这个角度上，正视民间收藏、正视藏在民间的文化遗产并给予正确疏导与合理利用，适时发展并引导支持私立博物馆事业，应该成为我们整体文博事业的一个方向。”
2003年，一位在美国某大博物馆工作了几十年，而且兼任社区文化管理工作的女士来馆。她对我所做的一切赞赏不已，兴趣极大地向我追问博物馆各方面情况。当知道我们完全没有外援资金，而是我用全部文化艺术劳动收入填补博物馆开支的时候，她大为诧异：“你有这么好的藏品，有这么高的文化艺术能力和文博专业能力，如果在我们美国，你这个博物馆，我们的企业和基金会是要追着给你钱的。难道你们的企业家就真的没有人捐助吗?为什么?”我说：“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现实还存在很大差异。你们美国有发达的基金会系统，你们的企业，你们的有钱人已经有钱了很多很多年，他们自然要做公益事业要有财富以外的追求，要有文化品位和深远目光。我们目前的有钱人大多还刚刚聚集起财富，他们有钱还没多久，只能顾及眼面前儿的，更直接的，更时兴与功利的。”她愣愣地看我，我相信这位大洋彼岸的同行不可能完全听懂我的话。
2004年后，北京的私立博物馆改由民政局年检注册，并被重新定位为“民办非企业”机构。本来我们挺明白自己的，特殊“民营事业单位”，“自筹自支”，现在却不知道是什么了。只告诉我们不是企业，那是什么呢?没有界定。善于说话的马未都多次出来掰扯，至今于事无补。因为“非企业”，因为“非盈利性”，使得我们的年检非常痛苦。按照规则，我们不能盈利一块钱，否则违背“非盈利性”；同时，我们也不能够亏损一块钱，那样我们将因为不能成功运营而面临被取消生存资格。我们必须收支绝对平衡，这样的假账做起来确有难度。
古陶文明坐标系
多年以来，寻求新址发展成为我梦绕魂牵的大事。2007年秋，经过多次磨合的失意，总算有一个机缘感觉靠谱。2008年元旦，我们与山水文园集团达成合作意向并拟定合同，对方在其建设中的E区临街把角最佳位置提供2100平方米建筑空间，免去房租、水电、物业，用于古陶文明博物馆建立新馆，从而构成其整体社区与企业文化品牌形象的第一亮点和社区底商之“文化大道”的引领形象。我们配合对方在半年时间里完成了全部设计与装修图纸，但合作方案却因为接踵而至的四川地震、奥运停工、金融风暴从而导致的地产危机致使甲方陷入一时困境而搁浅。
渐渐的，古陶文明博物馆的收藏已经构成整体意义的古陶文明收藏体系，一个框架庞大的课题工程构想在我头脑中生成——《古陶文明坐标系》。陶是人类创造的第一个非自然物质，是人类文明的曙光，是人类最初的科技语言，也是人类共有的文明遗产。在中华文明的历史大河中，陶是一条承载文明的主线，是一张连接与编织文化诸端和颗粒的大网。这张大网触及到我们生活的全部空间和内容，与我们全部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直到今天，我们从未停止过陶的创造、使用和审美。尽管全世界都在将陶用于考古、科研、审美和其他诸多领域，却至今未有一部完整反映陶的文明历程的大型类书，没有一个跨越时空、民族和品类的坐标体系，没有一个可供大家使用的综合数据库，这可以说是20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一个遗憾。
《古陶文明坐标系》构想最初产生于2002年，因为力量薄弱，孤军奋战，虽努力多年而无大进展。但我从未停止古陶实物的收藏。我设想中的《古陶文明坐标系》，是一个归纳、总结、整理和提供人类与古陶文明相关全部内容的文博课题工程，拟建立尽量完整的、权威意义的单一门类综合知识体系与资料信息数据库，是一个既能服务于社会大众也能应用于专业科研、同时又利于宣教传播与产业开发的创意文化产业工程。2009年春以来， “坐标系”计划陆续获得历史、文博、考古、教育等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赞赏、认同和支持。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庆柱、著名表演艺术家黄宏分别联名多位政协委员在2009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了题为《关于援助“古陶文明坐标系计划”的提案》和《建议援助“古陶文明坐标系”计划的情况反映》的两个提案文件。
古陶文明博物馆创办之初的理想是“建立具有权威意义的古陶文明收藏与研究体系，最大限度地发展并实现其价值，将陶类文物的收藏鉴赏、学术研究、宣教展览、信息传播及与之相关的艺术创作、产业开发、资本运营于一体，开创中国博物馆事业新的途径和体例”。为了实现理想，我们正在寻求一块可以充分使用的生存发展空间，规划设计一座多功能的、包括“陶文化创意产业”形态的新馆方案，并开始寻求合作式异地设立古陶文明博物馆分馆的可能性。经过诸多策划精英的参谋和帮助，基本形成了一个《古陶文明博物馆新馆及其创意产业运营方案》。其核心创意是由从前展览宣教与学术研究这一个中心拓展出“陶文化创意产业”这第二个中心，以“陶文化生活馆”为主体形态，由“陶文字室、弄陶工房、传拓工房、手印工房、修复工房、陶文化苑、陶文化茶、陶文化餐”等多个子单元互动服务项目构成。
尽管面临诸多尴尬和困难，但古人称“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需待七年期”，毛泽东老人说：“风物长宜放眼量”，我期待并努力争取着中国私立博物馆事业的良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