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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等媒介技术变革日新月异的时代，媒介技术对信息之获取焦点已经从功能性输出转移到社交化链接，彰显了电子媒介从单向、被动、机械到共享、互动、智能的发展态势。PC時代以来，以手机媒体和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为代表的移动设备日益普及，革命性地改变了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方式，书写了媒介范式转型的新篇章。也由此提出了新的问题，对移动互联新媒介的认定和阐释依赖何种理论逻辑？移动互联技术的革新将如何冲击旧的媒介文化现象？又将产生何种文化景观？引发何种新的思维范式？
一、延伸麦克卢汉：理解“新媒介”
20世纪的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说，媒介是人的延伸，它分为两类：清晰度低，要求受众去填充信息空白的冷媒介是一类；清晰度高，拒绝受众深层次参与的热媒介是一类。他还认为，媒介是转换器，旧媒介总是要向新媒介进行转化，并且新媒介总是包含着旧媒介的内容[1]。麦克卢汉所定义的媒介演化进程既复杂微妙又显而易见。它能说明且能证明这样的道理：一旦人将新的媒介技术作为自身的延伸工具来使用，它就启动了一种新的人与媒介技术的互动；反之，这样的互动又要求处于新媒介环境中的人做出适应技术更新的适应性调节。
进入21世纪，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发展速度回落，网络媒体继续高歌猛进。随着大数据处理、VR技术、移动互联技术等的飞速发展，各种新媒体不断涌现，数字电视、手机等成为新媒体技术应用的新宠。新的媒介时代来临了！马克·波斯特（MarkPoster）曾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双向交流模式来区别于之前的播放型单向传播模式，并将之称为大众媒介的新时代———“第二媒介时代”。其理由是，诸如互联网等电子媒介的新发展将改变我们的交流习惯，并对我们的身份进行深层的重新定位[2]。近半个世纪以来，不少媒介研究者都对此表示认可。作为一门学科，关于新媒体的研究仍然在开疆拓土，新媒介的特征也在进一步得到明确和界定。
在麦克卢汉的理论基础上，罗伯特·洛根（RobertLogan）将媒介传播更新为五大时代：非言语的模拟式传播、口语传播、书面传播、大众电子传播以及互动式数字媒介或新媒介时代，并创新性地界定出14种特征，例如双向传播、社群的创建、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再整合等，尤其强调新媒介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互动式数字媒介的时代[3]。被称为“数字麦克卢汉”的保罗·莱文森（PaulLevinson）甚至继续指出了“新新媒介”（newnewmedia）时代的到来，认为“一切新新媒介的标志之一是任何人可以加入”[4]，消费者即是生产者。莱文森尤为青睐移动媒介，在《手机》（Cellphone：TheStory oftheWorld’sMostMobileMedium andHowItHasTransformedEverything！）一书中，他描述了“神奇电话”（手机）作为新新媒介的重要影响。按其论断，“人类有两种基本的交流方式：说话和走路。可惜，自人类诞生之日起，这两个功能就开始分割，直到手机横空出世，将这两种相对的功能整合起来集于一身。”[5]相较于传统媒介和新媒介，移动媒介（例如手机）实现的是接收和传送的双重功能。
从媒介演进的轨迹来看，媒介技术的发展永远不会停止脚步，数字化技术的魔盒将不断变化出新的媒介形态。每一次技术更新，都将延伸麦克卢汉的理论框架。理解新媒介，必然要理解媒介之“新”是相对的这一媒介定律。今天，媒介/技术变革已经迈入移动互联时代，巨大地冲击了社会文化。面对一个新的媒介环境，人们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这种技术变革，并融入新的媒介环境之中。
二、碎片化表征：正在遭遇挑战的现实
1995年以来，互联网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以互联网文化为代表的电子媒介文化在当下大行其道。一方面，互联网技术以惊人之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互联网也搅乱了信息与理性之间的稳定关系。互联网作为这样一种新媒介，显而易见地，它深刻变更了工业时代接收/传播信息的习惯和模式，且强力瓦解了印刷文化所着力培育的逻辑、中心化等话语特征，将整个社会加剧推向詹明信所论断的“崭新的平面无深度感”状态。故而，在谈到互联网时代的典型文化特征时，“碎片化”表征毫无疑问是最佳表述。
在文化精神层面，无论思维范式还是话语模式，电子媒介文化均刻有后现代文化之碎片化的重要印记。后现代主义不仅对碎片化的社会状态进行了描摹，也强调了碎片化存在的意义。自本雅明始，电影蒙太奇手法所带来的碎片化审美体验就得到了关注。这种对碎片化的肯定迈出了“去中心化”的革命性一步，是对传统经典之逻辑、中心的批判。大批后现代文化研究者尽管对后现代社会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对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解构、无历史感、反映当下瞬间体验、复制拼贴等碎片化特征达成了一致认识。同时，在消费主义潮流的裹挟下，媒介文化还不可避免地涂抹上了消费符号的斑斓色彩。面对消费社会所崇尚的欲望化、狂欢化、个体化等价值取向，电子媒介文化也区分出社会群体在文化圈子、身份认同等领域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化、层次化等碎片特征。
媒介文化的碎片化特征由信息技术对社会的全面渗透造成。碎片化的文化表征与媒体变革存在密切关联，如波兹曼（NeilPostman）所说，“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6]。在互联网和后互联网媒介时代，碎片化的文化表征大抵体现在几方面：其一，信息的无语境化将信息形式撕裂成碎片。一方面，信息的获取方式超脱了时空/对象/身份等的限制；另一方面，系统性知识解体，分裂成无数知识片段。其二，互联网的超链接技术加剧了大众注意力的分散，并消解了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意义。其三，鉴于兴趣爱好与价值追求的相异，受众的信息需求也出现了更加细致化的分类，并随之产生了小众群体的分化，也即身份认同的碎片化。 然而，随着互联网媒介发展至更高形态的移动互联网媒介，某些被定义为碎片化的表征开始出现了松动与变化，正在遭受电子技术更新所带来的现实挑战。碎片化表征或者说差异性情结能够神奇般地被置换。例如，在信息传送的过程中，一旦受众更换心理诉求，选择新的APP号推送、更换新的游戏角色，包含着大量信息的时间和地点坐标就会被重新进行设定，信息也随之转换为新的标签链接。各类信息在内容获取渠道和受众群体选择方面，已经被新的编码系统连成整体性的纽带，既因碎片化而离析，又因碎片化重组而聚合。
综观依托移动媒介所塑造的新媒体文化，无论信息的产生、组织和演变，均体现出强化与重组碎片化的特征。受众既接受旧的内容，又创造新的内容，新的媒介文化因此既包含着碎片化的特征，又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形态。首先，移动媒介聚合了信息导航和搜索引擎的双重功能，无时、无处不在地将受众深度卷入信息的分类整合过程中，及时拼合了知识片段之间原本难以划分的边界。微博和微信是碎片化时代高效整合的最优通道，媒体和媒体之间的融合与跨界也同样如此。2017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和微博联合推出全国移动直播平台上线，100多家媒体首批入驻。这既是见证移动时代媒体融合的媒介事件，也是标志碎片化文化整合與新生的一个典例。其次，在快速演变的媒介技术革新进程中，文化的表征必然日益复杂，所以，它不得不为了适应现状调整方向，向着更稳定的高语境一极前进，以此作为对付碎片化信息重组和超载的一种方式。在媒介偏向层面，手机等移动终端不但进一步发展了计算机媒介的时空偏向，还进一步扩容了随时随地依托网络连通实现直接沟通的可能性。当碎片化的文化表征历经了挑战非线性逻辑、拆解碎片化知识进行重组、从无目的性转向有目的性的身份认同等现实挑战后，也是时候重新审视碎片化重组的文化症候了。
三、蜜糖与砒霜：“场景”革命重组亚文化群体
移动媒介技术新创造了“微博”“微信”“公众号”“APP客户端”等这些与我们生活休戚相关的词语。进入“手机人”时代，静态化的场面正在被动态化的直播、视频、即时音频、图片等分享和传播所重构，虽身体缺席但宛如亲临现场，迅速消弭了信息传播间的时间性、地域性差异。随着文化消费方式在文化、心理和风格诉求等交汇场及综合点方面的更新，又将进行碎片化的重组，产生新的无地域化以凸显不同身份地位的文化族群。
移动互联时代最典型的一个悖论是：你之蜜糖，我之砒霜，二者既共存又相互排斥，既相对独立又重叠交叉———某物或某种文化符号引爆一个群体的迷恋、狂欢，但对另一个群体则意味着无感、默然；此群体中的部分人与彼群体中的部分人形成新的引爆点，他们或可能在另一个引爆点上互不相容。在移动媒介的中介下，无数小众化群体真实存在，例如“马蜂窝”之文艺青年旅行群、《权力的游戏》之美剧影迷群、欧冠足球赛之狂热球迷群等，人们因生活方式、行为实践以及思维模式相同而聚合，形成目的性精准和身份定位趋同的群体。不断连接不同群体中的不同个体，将之进行重聚再组，既满足个体的自我表达又达成群体社交需求的目的，这就是“场景”的强大力量。
罗伯特·斯考伯（RobertScoble）在《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AgeofContext）一书中，使用了“信息环境”一词以描述基于移动应用技术所构建的虚拟场景，并认为“移动设备是获取互联网力量的关键，也是体验场景超级风暴的载体”[7]。梅罗维茨（JoshuaMeyrowitz）则在《消失的地域》（NoSenseof Place：TheImpactofElectronicMedia onSocialBehavior）里使用“信息流动的模式”来指称由新媒介的广泛采用所引发的非现场交往行为和心理环境氛围[8]。通俗地说，“场景”指的是一种链接方式，一种微观细节的体验感受，一种生活方式的表现形态，等等。
移动互联时代的媒介内容就是“场景”。在大数据技术如云计算、云储存等的支持下，通过人与数据的同构，“场景”有选择性地攫取碎片化信息进行整理，同时有目的性地输出更加精准的信息内容，将自我态度、消费机制、生活意义以及新的价值与情感通过媒介传达给大众。大众选择何种“场景”，就决定了使用什么样的链接方式，构建什么样的社群，最终成就什么样的亚文化。那么，“场景”如何在蜜糖与砒霜的复杂形态中建构一种差异中的相同性？
其一，互联网接入方式的颠覆式变化，使大众告别了静态“场景”时代。与被动浇灌的身份认同相异，移动互联时代的“场景”越来越呈现出动态化特征。通过关联兴趣点，“场景”不断生成新的链接方式，玩手游、看电影、写作、喝茶；穷游、美剧、漫画、数独……无数标签经由碎片化的分类聚合，最终实现与“陌生人”的连接，重构了具有亚文化特征的社群关系网络。从需要到想要，或基于拥有某种共同的价值观，或基于同一种生活方式的共鸣，身处不同环境的不同人群由此聚合，形成一个社群。社群不断挖掘、创造流行，并将自己认同为它的拥护者，再由拥护者自愿去催生具有流行意义的亚文化，重塑一种符号认同、风格认定和身份标签。各类“场景”持续更迭、累积，最终形成一种多元碎片化的文化症候。其二，随着亚文化开始引爆流行，亚文化社群变得越来越司空见惯，产生亚文化的语境也日渐被熟知。最后，无论是文艺青年、小资还是小米族、iPhone族等，均被主流社会所整合和收编了。赫伯迪格（DickHebdige）指出亚文化的被收编呈现出两种特有的形式：“（1）亚文化符号（服装、音乐等）转化为大量生产的物品（商品的形式）；（2）统治集团（如警方、媒体、司法系统）对越轨行为进行‘贴标签’和重新界定（意识形态的形式）。”[9]以此作为理论依据，移动互联时代的各类“场景”一旦引发大众式流行，均可作如是观。前者如《指环王》电影热映后衍生出的各类商品，后者如时下盛行的“弹幕”文化等。以“弹幕”文化为例，它初始于日本，由niconico网站首创，实际上是网络视频分享网站的吐槽交流方式。由于能够与天南海北的陌生人即时交流并分享自己的个性化表达意愿，参与感极佳，这种方式很快便被各地的各类主流视频网站所借鉴，国内的Acfun、Bilibili、腾讯视频、爱奇艺、土豆网等均纷纷仿效，在以各类影视剧为主的视频播放产品中嵌入弹幕形式，不断获取与重构新的用户数据。显然，“弹幕”形式在被普及应用后，就被贴上了“即时互动之群体观影”的标签，原本有别于播放型网站的差异性被消解，转而被建构成了相同性。 四、体验与分享：建构以人为中心的思维范式
如果我们注意到，“场景”形成了大规模的内容传播和用户参与，并且各行各业对大数据处理和分析的应用多以用户需求为核心准则，则不难发现，“场景”在定位社群目标之时，不仅针对他们在痛点、甜点、痒点、尖叫点等上的感受体验大做文章，而且能够通过小众趣味去引爆大众流行。说到底，“场景”的塑造、构建或者更迭、置换，崇尚的都是以人为中心的社群组建思维。在今天，判断一个消费主张能否快速形成，考量一种商品能否脱颖而出，探究一种亚文化能否聚集众多粉丝，都不约而同地拥有同一个核心准则：以人为中心。举个例子，毫无生命力的科技产品如何通过亚文化族群去进行传播？在科技飞速进步的今天，每一种产品在技术上难分高下，难以体现差异。唯有将人的因素考量进去，将产品打造成或具有某种生活态度，或凝练某种人生情结，或寓意某种人生目标等附加了人生体验和希冀的文化物，才能迅速提升科技产品的温度，使之成为某类社群标签性的文化符号，从而引起广泛流行。有情人倾力购买宣扬“一生只送一人”的Roseonly玫瑰，粉丝群热情高涨地将与某明星同款的“爆款”衣服收入购物车，实则，他们惦记的并非产品功能，而是为了找寻产品附加符号和自己在情绪共鸣上的结合点。
以物为中心的连接逻辑与以人为中心的连接逻辑有何不同？简言之，后者具有两大特点：一则，重体验、情感而轻功能。“场景”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细节体验，随着物质的极度丰盛，“想要”与“打动人心”成了物品攻占市场的新检验尺度。通过放大某种碎片化表征，隐藏在人之内心深处的某项诉求也随之被激活，终于使得物品不仅仅是物品，且成为某类亚文化族群的标签。很多时候，物品在线下转往线上的过程中，经常被赋予“萌”“治愈”“乐活”等情感特质，其承载功能属性的关注度远远低于基于满足情感需要的体验诉求。在产品形式多样，但功能却并无大区别的前提下，大众越来越愿意为自己的体验和情感诉求埋单，应用“场景”亦不例外。例如知乎、果壳、豆瓣、喜马拉雅等App，因为能够带给用户从功能到利益的满足感，因而成为手机移动族乐于体验并乐于推广的应用程序。反之，这类应用程序又以用户体验为圭臬，在大数据的支持下，基于人性关怀进行细节体验至上的精准推送，将用户深度卷入自觉传播“类体验”的大浪之中，完成碎片化重组的完整过程。二则，分享即获取。在手机等移动终端里，百度、谷歌等连接人与信息，京东、唯品会等连接人与商品，58同城、美团等连接人与本地生活服务，微博、微信连接人与人，豆瓣、知乎连接人与知识……那么，或许接下来的问题是，连接之后怎么办？互联网世界是一个分享世界，以分享为基准，信息越分享所获得的价值也就越大。百度外卖的分享红包，滴滴打车的分享折价券，弹幕交流的交互体验等，都是基于分享而让分享与被分享双方共同获取实际利益或者情感共鸣。分享可以更加广义化，不仅仅是红包、影评，还可以是攻略、心得、资源等有效信息，这些可复制和大规模传播内容使得大量用户被卷入，越分享便越能产生碎片化重组价值上的乘法效应，也就越能产生共同获取的应用和文化实效。
注释
[1][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周宪，许均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24—27.
[3][加]罗伯特·洛根.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M].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42—45.
[4][美]保罗·莱文森.新新媒介[M].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0.
[5][美]保罗·莱文森.手机：挡不住的呼唤[M].何道寬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5.
[6][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M].章艳、吴燕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5.
[7][美]罗伯斯·斯考伯，谢尔·伊斯雷尔.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M].赵乾坤，周宝曜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14.
[8][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生活的影响[M].肖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33—34.
[9][美]迪克·赫伯迪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M].陆道夫，胡疆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7.
一、延伸麦克卢汉：理解“新媒介”
20世纪的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说，媒介是人的延伸，它分为两类：清晰度低，要求受众去填充信息空白的冷媒介是一类；清晰度高，拒绝受众深层次参与的热媒介是一类。他还认为，媒介是转换器，旧媒介总是要向新媒介进行转化，并且新媒介总是包含着旧媒介的内容[1]。麦克卢汉所定义的媒介演化进程既复杂微妙又显而易见。它能说明且能证明这样的道理：一旦人将新的媒介技术作为自身的延伸工具来使用，它就启动了一种新的人与媒介技术的互动；反之，这样的互动又要求处于新媒介环境中的人做出适应技术更新的适应性调节。
进入21世纪，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发展速度回落，网络媒体继续高歌猛进。随着大数据处理、VR技术、移动互联技术等的飞速发展，各种新媒体不断涌现，数字电视、手机等成为新媒体技术应用的新宠。新的媒介时代来临了！马克·波斯特（MarkPoster）曾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双向交流模式来区别于之前的播放型单向传播模式，并将之称为大众媒介的新时代———“第二媒介时代”。其理由是，诸如互联网等电子媒介的新发展将改变我们的交流习惯，并对我们的身份进行深层的重新定位[2]。近半个世纪以来，不少媒介研究者都对此表示认可。作为一门学科，关于新媒体的研究仍然在开疆拓土，新媒介的特征也在进一步得到明确和界定。
在麦克卢汉的理论基础上，罗伯特·洛根（RobertLogan）将媒介传播更新为五大时代：非言语的模拟式传播、口语传播、书面传播、大众电子传播以及互动式数字媒介或新媒介时代，并创新性地界定出14种特征，例如双向传播、社群的创建、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再整合等，尤其强调新媒介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互动式数字媒介的时代[3]。被称为“数字麦克卢汉”的保罗·莱文森（PaulLevinson）甚至继续指出了“新新媒介”（newnewmedia）时代的到来，认为“一切新新媒介的标志之一是任何人可以加入”[4]，消费者即是生产者。莱文森尤为青睐移动媒介，在《手机》（Cellphone：TheStory oftheWorld’sMostMobileMedium andHowItHasTransformedEverything！）一书中，他描述了“神奇电话”（手机）作为新新媒介的重要影响。按其论断，“人类有两种基本的交流方式：说话和走路。可惜，自人类诞生之日起，这两个功能就开始分割，直到手机横空出世，将这两种相对的功能整合起来集于一身。”[5]相较于传统媒介和新媒介，移动媒介（例如手机）实现的是接收和传送的双重功能。
从媒介演进的轨迹来看，媒介技术的发展永远不会停止脚步，数字化技术的魔盒将不断变化出新的媒介形态。每一次技术更新，都将延伸麦克卢汉的理论框架。理解新媒介，必然要理解媒介之“新”是相对的这一媒介定律。今天，媒介/技术变革已经迈入移动互联时代，巨大地冲击了社会文化。面对一个新的媒介环境，人们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这种技术变革，并融入新的媒介环境之中。
二、碎片化表征：正在遭遇挑战的现实
1995年以来，互联网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以互联网文化为代表的电子媒介文化在当下大行其道。一方面，互联网技术以惊人之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互联网也搅乱了信息与理性之间的稳定关系。互联网作为这样一种新媒介，显而易见地，它深刻变更了工业时代接收/传播信息的习惯和模式，且强力瓦解了印刷文化所着力培育的逻辑、中心化等话语特征，将整个社会加剧推向詹明信所论断的“崭新的平面无深度感”状态。故而，在谈到互联网时代的典型文化特征时，“碎片化”表征毫无疑问是最佳表述。
在文化精神层面，无论思维范式还是话语模式，电子媒介文化均刻有后现代文化之碎片化的重要印记。后现代主义不仅对碎片化的社会状态进行了描摹，也强调了碎片化存在的意义。自本雅明始，电影蒙太奇手法所带来的碎片化审美体验就得到了关注。这种对碎片化的肯定迈出了“去中心化”的革命性一步，是对传统经典之逻辑、中心的批判。大批后现代文化研究者尽管对后现代社会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对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解构、无历史感、反映当下瞬间体验、复制拼贴等碎片化特征达成了一致认识。同时，在消费主义潮流的裹挟下，媒介文化还不可避免地涂抹上了消费符号的斑斓色彩。面对消费社会所崇尚的欲望化、狂欢化、个体化等价值取向，电子媒介文化也区分出社会群体在文化圈子、身份认同等领域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化、层次化等碎片特征。
媒介文化的碎片化特征由信息技术对社会的全面渗透造成。碎片化的文化表征与媒体变革存在密切关联，如波兹曼（NeilPostman）所说，“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6]。在互联网和后互联网媒介时代，碎片化的文化表征大抵体现在几方面：其一，信息的无语境化将信息形式撕裂成碎片。一方面，信息的获取方式超脱了时空/对象/身份等的限制；另一方面，系统性知识解体，分裂成无数知识片段。其二，互联网的超链接技术加剧了大众注意力的分散，并消解了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意义。其三，鉴于兴趣爱好与价值追求的相异，受众的信息需求也出现了更加细致化的分类，并随之产生了小众群体的分化，也即身份认同的碎片化。 然而，随着互联网媒介发展至更高形态的移动互联网媒介，某些被定义为碎片化的表征开始出现了松动与变化，正在遭受电子技术更新所带来的现实挑战。碎片化表征或者说差异性情结能够神奇般地被置换。例如，在信息传送的过程中，一旦受众更换心理诉求，选择新的APP号推送、更换新的游戏角色，包含着大量信息的时间和地点坐标就会被重新进行设定，信息也随之转换为新的标签链接。各类信息在内容获取渠道和受众群体选择方面，已经被新的编码系统连成整体性的纽带，既因碎片化而离析，又因碎片化重组而聚合。
综观依托移动媒介所塑造的新媒体文化，无论信息的产生、组织和演变，均体现出强化与重组碎片化的特征。受众既接受旧的内容，又创造新的内容，新的媒介文化因此既包含着碎片化的特征，又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形态。首先，移动媒介聚合了信息导航和搜索引擎的双重功能，无时、无处不在地将受众深度卷入信息的分类整合过程中，及时拼合了知识片段之间原本难以划分的边界。微博和微信是碎片化时代高效整合的最优通道，媒体和媒体之间的融合与跨界也同样如此。2017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和微博联合推出全国移动直播平台上线，100多家媒体首批入驻。这既是见证移动时代媒体融合的媒介事件，也是标志碎片化文化整合與新生的一个典例。其次，在快速演变的媒介技术革新进程中，文化的表征必然日益复杂，所以，它不得不为了适应现状调整方向，向着更稳定的高语境一极前进，以此作为对付碎片化信息重组和超载的一种方式。在媒介偏向层面，手机等移动终端不但进一步发展了计算机媒介的时空偏向，还进一步扩容了随时随地依托网络连通实现直接沟通的可能性。当碎片化的文化表征历经了挑战非线性逻辑、拆解碎片化知识进行重组、从无目的性转向有目的性的身份认同等现实挑战后，也是时候重新审视碎片化重组的文化症候了。
三、蜜糖与砒霜：“场景”革命重组亚文化群体
移动媒介技术新创造了“微博”“微信”“公众号”“APP客户端”等这些与我们生活休戚相关的词语。进入“手机人”时代，静态化的场面正在被动态化的直播、视频、即时音频、图片等分享和传播所重构，虽身体缺席但宛如亲临现场，迅速消弭了信息传播间的时间性、地域性差异。随着文化消费方式在文化、心理和风格诉求等交汇场及综合点方面的更新，又将进行碎片化的重组，产生新的无地域化以凸显不同身份地位的文化族群。
移动互联时代最典型的一个悖论是：你之蜜糖，我之砒霜，二者既共存又相互排斥，既相对独立又重叠交叉———某物或某种文化符号引爆一个群体的迷恋、狂欢，但对另一个群体则意味着无感、默然；此群体中的部分人与彼群体中的部分人形成新的引爆点，他们或可能在另一个引爆点上互不相容。在移动媒介的中介下，无数小众化群体真实存在，例如“马蜂窝”之文艺青年旅行群、《权力的游戏》之美剧影迷群、欧冠足球赛之狂热球迷群等，人们因生活方式、行为实践以及思维模式相同而聚合，形成目的性精准和身份定位趋同的群体。不断连接不同群体中的不同个体，将之进行重聚再组，既满足个体的自我表达又达成群体社交需求的目的，这就是“场景”的强大力量。
罗伯特·斯考伯（RobertScoble）在《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AgeofContext）一书中，使用了“信息环境”一词以描述基于移动应用技术所构建的虚拟场景，并认为“移动设备是获取互联网力量的关键，也是体验场景超级风暴的载体”[7]。梅罗维茨（JoshuaMeyrowitz）则在《消失的地域》（NoSenseof Place：TheImpactofElectronicMedia onSocialBehavior）里使用“信息流动的模式”来指称由新媒介的广泛采用所引发的非现场交往行为和心理环境氛围[8]。通俗地说，“场景”指的是一种链接方式，一种微观细节的体验感受，一种生活方式的表现形态，等等。
移动互联时代的媒介内容就是“场景”。在大数据技术如云计算、云储存等的支持下，通过人与数据的同构，“场景”有选择性地攫取碎片化信息进行整理，同时有目的性地输出更加精准的信息内容，将自我态度、消费机制、生活意义以及新的价值与情感通过媒介传达给大众。大众选择何种“场景”，就决定了使用什么样的链接方式，构建什么样的社群，最终成就什么样的亚文化。那么，“场景”如何在蜜糖与砒霜的复杂形态中建构一种差异中的相同性？
其一，互联网接入方式的颠覆式变化，使大众告别了静态“场景”时代。与被动浇灌的身份认同相异，移动互联时代的“场景”越来越呈现出动态化特征。通过关联兴趣点，“场景”不断生成新的链接方式，玩手游、看电影、写作、喝茶；穷游、美剧、漫画、数独……无数标签经由碎片化的分类聚合，最终实现与“陌生人”的连接，重构了具有亚文化特征的社群关系网络。从需要到想要，或基于拥有某种共同的价值观，或基于同一种生活方式的共鸣，身处不同环境的不同人群由此聚合，形成一个社群。社群不断挖掘、创造流行，并将自己认同为它的拥护者，再由拥护者自愿去催生具有流行意义的亚文化，重塑一种符号认同、风格认定和身份标签。各类“场景”持续更迭、累积，最终形成一种多元碎片化的文化症候。其二，随着亚文化开始引爆流行，亚文化社群变得越来越司空见惯，产生亚文化的语境也日渐被熟知。最后，无论是文艺青年、小资还是小米族、iPhone族等，均被主流社会所整合和收编了。赫伯迪格（DickHebdige）指出亚文化的被收编呈现出两种特有的形式：“（1）亚文化符号（服装、音乐等）转化为大量生产的物品（商品的形式）；（2）统治集团（如警方、媒体、司法系统）对越轨行为进行‘贴标签’和重新界定（意识形态的形式）。”[9]以此作为理论依据，移动互联时代的各类“场景”一旦引发大众式流行，均可作如是观。前者如《指环王》电影热映后衍生出的各类商品，后者如时下盛行的“弹幕”文化等。以“弹幕”文化为例，它初始于日本，由niconico网站首创，实际上是网络视频分享网站的吐槽交流方式。由于能够与天南海北的陌生人即时交流并分享自己的个性化表达意愿，参与感极佳，这种方式很快便被各地的各类主流视频网站所借鉴，国内的Acfun、Bilibili、腾讯视频、爱奇艺、土豆网等均纷纷仿效，在以各类影视剧为主的视频播放产品中嵌入弹幕形式，不断获取与重构新的用户数据。显然，“弹幕”形式在被普及应用后，就被贴上了“即时互动之群体观影”的标签，原本有别于播放型网站的差异性被消解，转而被建构成了相同性。 四、体验与分享：建构以人为中心的思维范式
如果我们注意到，“场景”形成了大规模的内容传播和用户参与，并且各行各业对大数据处理和分析的应用多以用户需求为核心准则，则不难发现，“场景”在定位社群目标之时，不仅针对他们在痛点、甜点、痒点、尖叫点等上的感受体验大做文章，而且能够通过小众趣味去引爆大众流行。说到底，“场景”的塑造、构建或者更迭、置换，崇尚的都是以人为中心的社群组建思维。在今天，判断一个消费主张能否快速形成，考量一种商品能否脱颖而出，探究一种亚文化能否聚集众多粉丝，都不约而同地拥有同一个核心准则：以人为中心。举个例子，毫无生命力的科技产品如何通过亚文化族群去进行传播？在科技飞速进步的今天，每一种产品在技术上难分高下，难以体现差异。唯有将人的因素考量进去，将产品打造成或具有某种生活态度，或凝练某种人生情结，或寓意某种人生目标等附加了人生体验和希冀的文化物，才能迅速提升科技产品的温度，使之成为某类社群标签性的文化符号，从而引起广泛流行。有情人倾力购买宣扬“一生只送一人”的Roseonly玫瑰，粉丝群热情高涨地将与某明星同款的“爆款”衣服收入购物车，实则，他们惦记的并非产品功能，而是为了找寻产品附加符号和自己在情绪共鸣上的结合点。
以物为中心的连接逻辑与以人为中心的连接逻辑有何不同？简言之，后者具有两大特点：一则，重体验、情感而轻功能。“场景”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细节体验，随着物质的极度丰盛，“想要”与“打动人心”成了物品攻占市场的新检验尺度。通过放大某种碎片化表征，隐藏在人之内心深处的某项诉求也随之被激活，终于使得物品不仅仅是物品，且成为某类亚文化族群的标签。很多时候，物品在线下转往线上的过程中，经常被赋予“萌”“治愈”“乐活”等情感特质，其承载功能属性的关注度远远低于基于满足情感需要的体验诉求。在产品形式多样，但功能却并无大区别的前提下，大众越来越愿意为自己的体验和情感诉求埋单，应用“场景”亦不例外。例如知乎、果壳、豆瓣、喜马拉雅等App，因为能够带给用户从功能到利益的满足感，因而成为手机移动族乐于体验并乐于推广的应用程序。反之，这类应用程序又以用户体验为圭臬，在大数据的支持下，基于人性关怀进行细节体验至上的精准推送，将用户深度卷入自觉传播“类体验”的大浪之中，完成碎片化重组的完整过程。二则，分享即获取。在手机等移动终端里，百度、谷歌等连接人与信息，京东、唯品会等连接人与商品，58同城、美团等连接人与本地生活服务，微博、微信连接人与人，豆瓣、知乎连接人与知识……那么，或许接下来的问题是，连接之后怎么办？互联网世界是一个分享世界，以分享为基准，信息越分享所获得的价值也就越大。百度外卖的分享红包，滴滴打车的分享折价券，弹幕交流的交互体验等，都是基于分享而让分享与被分享双方共同获取实际利益或者情感共鸣。分享可以更加广义化，不仅仅是红包、影评，还可以是攻略、心得、资源等有效信息，这些可复制和大规模传播内容使得大量用户被卷入，越分享便越能产生碎片化重组价值上的乘法效应，也就越能产生共同获取的应用和文化实效。
注释
[1][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周宪，许均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24—27.
[3][加]罗伯特·洛根.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M].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42—45.
[4][美]保罗·莱文森.新新媒介[M].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0.
[5][美]保罗·莱文森.手机：挡不住的呼唤[M].何道寬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5.
[6][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M].章艳、吴燕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5.
[7][美]罗伯斯·斯考伯，谢尔·伊斯雷尔.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M].赵乾坤，周宝曜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14.
[8][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生活的影响[M].肖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33—34.
[9][美]迪克·赫伯迪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M].陆道夫，胡疆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