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社区音乐教育直观上可划归为三种相互独立而又相关的独特属性：社区性、音乐性与教育性，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其中，社区性决定了社区音乐教育的存在空间、音乐性决定了社区音乐教育的存在形式、而教育性则决定了社区音乐教育的存在目的。但通过笔者对西安市九区的调查研究发现：西安市多数市民对社区音乐教育在整体认知上存在多种误区，可概括为社区性、音乐性、教育性三方面的问题，而这亦对本市社区音乐教育的整体规划与具体实施产生了一定的障碍。以下将进行具体分述。
西安市民在社区音乐教育中所表现出的社区性问题主要表现为：对社区音乐教育中的社区概念、认识相对狭隘。通过笔者调查问卷发现，35%的群众认为，社区音乐教育中社区的概念是以一个小区为单位，所以其只能发生在社区内，而社区外则不能称之为社区音乐，或社区音乐教育。但实际上，社区音乐教育中的“社区”却是一个相对较广的概念。现欧美许多社区音乐教育专家认为，很多需要社区音乐，并将自己的需要付诸实践的群众本身，便可建立一个属于他们所独立的“社区”。比如，学者阿尔奎斯特认为，一个由群众组织的唱诗班便可以称之为一个音乐社区（Ahlquist，Karen，ed.Chorus and Community.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4.）；学者夏普认为，一次基于节日庆典或嘉年华的音乐一社会性活动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周期性的音乐社区（Sharpe.Festivals and social change：intersections of pleasure and politics at a commu-nity music festival.Leisure Sciences.2008.）；李·哈金斯认为，一个乐团或者一个群众组织的音乐集体，就可以称之为一个社区（Higgins.The community in community music：hos-pitality-friendship，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Music Eduction，Community Music Acitvity commission conference.2006.）。当然，笔者需要强调的是：社区音乐教育本身的发生地，也不仅仅是在社区内，可以说，将一个社区成员联系在一起并进行社区音乐相关实践活动的场地，都应隶属于社区音乐教育之“社区”的范畴之内。对此，学者安迪·拉格里姆斯认为，社区音乐的发生地完全不应该受到限制，而应覆盖城市可供发生的更多地方（Andy Lagrimas.Defining and Exploring Commu-nity Music.IQ，2009（7）.）。依此，笔者认为：扩大西安市民对社区音乐教育中社区的认知以及音乐活动发生地的认识是势在必行的。
西安市民在社区音乐教育中所表现出的音乐性问题主要表现为：社区音乐教育中的音乐元素仅仅是指正在发声的音乐——比如伴奏音乐，器乐合奏等。笔者调查发现：有大约45%的受访对象认为，社区音乐中的音乐仅仅是他们正进行的歌唱或舞蹈伴奏。但实际上，社区音乐中的音乐元素却是一个更为广义的概念，它既包括音乐演绎，也包括音乐教授、音乐言论等多种不同的形式。李·哈金斯在论述社区音乐中的音乐时，曾分析道，其“不仅仅是社区中的音乐，另外还可能是更多的音乐一所有关于主张音乐的行为都可划归在内。”（Andy Lagrimas.Defining and Exploring Community Music.IQ，2009（7）.）由此可以看出，社区音乐教育中的音乐元素应包括：音乐言谈、音乐讲座、音乐表演、音乐伴奏等多个不同的方面。
西安市民在社区音乐教育中所表现出的教育性问题主要为：对社区音乐中教育与活动的关系认识不清。在笔者所采访的相关人群中（以老年人为主，另包括少量中年人），其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社区音乐教育”究竟是什么，而只认为自己所从事的是“社区音乐活动”。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社区音乐教育在中国时日尚短。不论是英国学者李·金斯对社区音乐教育中文增刊的选录，或者是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筹建的“社区音乐教学学术委员会（后改名为社区音乐教育中心）”，都发生在近五年之内，而较国外成熟的社区音乐教育相比，差距较大，所以市民认识不清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第二，中文本身翻译问题。几乎在引入“社区音乐教育”这一概念时，我们便面临着这一概念经翻译后所出现的认识问题。比如，我们在引入这一概念时，将国际组织CMA翻译为社区音乐教育委员会，但这一组织中的“A”实际并非“教育”之意，而是英文单词“Actvity”的缩写，所以，这一单词实际并非“教育”，而是“活动”之意。由此，笔者发现：国内学者在谈到“Community Music Acivity”时，几乎都将其翻译为“社区音乐教育”。比如在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期间，有学者将“Harmonizing the Diversity that is Community Music Actvi-ty”翻译为“社区音乐教育创造和谐之声”。而经笔者查证发现，国外在谈及社区音乐问题时，几乎很少使用真正的社区音乐教育，即“Community Musical Eduction（笔者注：按单词翻译为社区音乐教育）”或之类的单词，其基本使用“Community Music（社区音乐）”或者“Community Musica Activity（社区音乐活动）”，而只在谈到其目的时，多次提及“终身教育”。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学者在翻译“Community Music Actvity”时因忽略了其“活动”的直观意义，而造成部分群众对这一概念的陌生。第三，在开展社区音乐的相关实践活动时，我国现存在重“活动”而轻“教育”的倾向。经笔者对西安市社区音乐所掌握的资料看（人员构成、地域特色等方面），不管是其具有地域特色的秦腔、碗碗腔表演，还是歌咏或歌伴舞等形式，大多数是自律性的，人员流动亦相对较大，所以教育性相对较为薄弱。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之后，笔者必须强调两点：第一，社区音乐教育本身在中文翻译方面的确存在一定问题，这给我们阐释这一概念显然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第二，就中文语境下的社区音乐教育而言，笔者认为，活动应是其具体形式，而教育则是其目的。李·哈金斯在阐释社区音乐这一概念时，便认为它是一种“介于音乐领导者与音乐参与者的一种音乐实践形式”（Lee Higgins.Community music：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2012.），从中可以看出，活动应是社区音乐必要的实践模式，而所谓教育——第一体现在音乐领导者对音乐参与者的音乐传授上，第二体现在整个实践形式的目的。许多社区音乐教育的研究者对“终生教育”反复提及，亦是处于强调社区音乐活动的目的这一点上，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以上笔者通过采访、调查西安市民所暴露出的几个主要问题——社区音乐教育中社区、音乐认识狭隘以及教育缺失这三个方面可以看出，现西安市民对社区音乐教育不仅仅是在整体认知上存在问题，另外亦因认知缺失而导致其所参与的社区音乐相关实践出现了一定的偏差，其主要可归结为：一、因社区认识不足而导致场地受限、社区与社区沟通性不强，没有形成资源的互补；二、因音乐性认识不强导致社区内音乐活动受限，相关音乐培训、或社区音乐学校建设存在一定的困难；三、因教育这一目的性认识不足，而导致社区音乐及其相关活动不能更好的体现地域文化内涵。因此，在试图重构、拓宽现理论基点后，改进实践模式同样势在必行。
李·哈金斯在论及如何理解社区音乐教育时，阐释了五个重要的因素，即群众，参与，地点，环境以及差异性（Andy La-grimas.Defining and Exploring Community Music.IQ，2009（7）.）。而笔者认为，在将其主体对象，即“群众”搁置，则可以进一步启迪我们如何建构正确的社区音乐教育实践方式。其中，“参与”是主体的主动意愿，它将影响社区音乐教育的效果，其具体表现在“教育”这一环节；地点与环境主要表现在“社区”问题上；差异性则可以说贯穿社区、音乐、教育三个方面。借鉴这一整体思路，并结合上文所提及的，相关实践问题，笔者认为，西安社区音乐教育在发展规划方面应改进以下三个方面：
一、扩大社区认识，加强社区联系，结合社区优势
具体实施办法为：一是在突破“社区”的认知壁垒后，各个社区音乐的负责人应通过具体的“社区音乐”讲解减轻社区参与成员对“社区音乐教育”的认识局限，理解开展更广泛社区音乐活动的可能性。二是通过场地扩展、社区与社区音乐活动交流等形式，加强各区片社区音乐教育的有效融合，这样既能减轻社区音乐教育在现西安市各个社区相对零散的问题，又能通过社区成员更大范围的相互交流，实现活动的共同开展，以及筹办社区区域结合的社区舞台表演的可能；三是结合社区优势，主要是通过各社区的有效交流，提升负责人的组织与音乐实践能力、参与者的热情与积极性，并能通过社区的结合，扬长避短，拓宽社区音乐表演的范围。而从政府的角度看，则可以在场地扩展、社区音乐活动的筹办与组织、社区音乐讲座、社区音乐区片总结中为群众提供更多的帮助。场地的扩展、监督与落实应是政府对社区音乐活动进行有效组织的前提条件，通过合理安排各场地资源所举行的社区音乐活动，政府便能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同时，有效提升城市的文化积淀与内涵。另外，笔者认为，政府在合理规划各场地资源时，应考虑本地区社区成员的年龄、周边设施情况、社区文化特色等几个主要方面，依此，通过了解受众群体的具体需要、场地情况以及深层的音乐文化内涵，突出每一个社区的特色。而社区音乐联合开展后的活动组织与筹划，则既需要政府与各社区负责人与成员沟通，研究音乐热点，又需要通过合理的筹划、组织，发挥每一个社区的优势。
二、扩展音乐认知、拓宽音乐类型、提高音乐素养
笔者认为，在现阶段西安市社区音乐教育的音乐性问题上，扩展音乐认知应是亟待加强的。学者史蒂芬曾在论及社区音乐中的音乐时说，让所有参与者能感受到音乐的魅力、甚至分享彼此的错误、激发灵感都是应所必须的（Stevens.Search and Retlect：A Music Workshop Handbook.Community Music Ltd.1985.）。在此，我们可以看出：让参与群众充分了解音乐的乐趣并相互分享将会成为其音乐认知的动力。而在建立多角度的音乐认知后，亦必然会拓宽群众已知的音乐类型。比如，学者维布伦在谈及社区音乐教育的类型问题上，便鼓励社区音乐应该是“成百上千种不同音乐类型的混合”（Veblen.The many ways of community music.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ty Music.2004.vol.1 No.1.）。这样做的目的是，不仅仅可以丰富社区音乐教育的内容，也可以通过在社区内建立不同的音乐类型，吸引更多的、不同音乐审美需要的社区成员加入进来。而提高音乐素养，则应是一个更为漫长的过程，但这其中包括社区负责人及时调整每次活动的侧重，有效引领各社区成员完成活动，进而扩展知识面。
三、扩大社会资源、充分引进人才，提高教育质量
很多学者与专家将社区音乐教育与音乐教育的差异性归结为是否属于音乐学院以及各专业院校的教学管辖，但笔者应指出的是：社区音乐教育虽没有专业音乐院校的专业性，但亦不代表前者不需要专业性的辅助。而在实现社区音乐教育“终生教育”这一要求下，社区音乐教育应有效地扩大社会资源——音乐培训机构、文化馆、音乐厅的有效利用。例如，通过与音乐培训机构在社区中的联合，可以举办更多的社区性展演，而通过与音乐厅的市民公益音乐会、音乐会前讲座、交响乐团进社区等活动，有效地普及本社区成员的音乐认知。另外，笔者必须强调的是，社区音乐教育与专业音乐院校的重要关系体现在：可以通过引入专业音乐院校的人才，极大地丰富社区音乐活动的质量、活动的有效性以及教育程度的显著提高。学者库普曼曾在总结社区音乐教育与专业音乐院校的关系时，强调音乐学院的专业人才应通过筹备符合社区音乐教育环境的培训方案，实现社区音乐教育质量的提升（Koop-man，Constantijn，Community music as music education：on the educational potential of community music.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2007，25：2.）。在此，笔者进一步认为：专业人才的涌入不仅仅在教育这一环节，更应广泛参与群众的社区音乐活动，及时找到不足与漏洞，以改进社区音乐活动，加强社区音乐教育的专业化、有序化。另外，专业人才亦可以通过创造、改进本社区的音乐以进一步丰富社区音乐教育的相关内容。
通过以上三个从认识到实践层面的加强，笔者认为，其可对市民的素质产生以下几点积极的影响：
一是通过人才的不断加入，增强市民的音乐素质，提升其对音乐的理解能力，从而将对其综合素质提高带来助益。
二是通过活动讲座的开展，为群众建立正确的、健康的音乐观念与音乐实践能力。
三是通过音乐类型的不断涌入，为市民欣赏更多通俗音乐、严肃音乐提供帮助，以提升市民与音乐厅、文化馆等机构的交流。
四是为实现市民终身教育的目的提供帮助。
五是通过各种不同的音乐实践活动，使市民加深对本地区、本社区的认识，以及他们的地域内涵、文化内涵，从而进一步提升城市形象与活力。
六是通过音乐人才与音乐参与者之间的沟通、交流，形成专业音乐院校与社区之间的良性循环，并实现社区音乐引进来，走出去，更好地为更多市民服务的目的。
社区音乐教育不论是在西安，还是在我国大多数城市，尚处起步阶段。这便要求我们应始终围绕群众的具体需要，不断加强理论深度，为探索更切实、更科学的实践模式不断努力。
西安市民在社区音乐教育中所表现出的社区性问题主要表现为：对社区音乐教育中的社区概念、认识相对狭隘。通过笔者调查问卷发现，35%的群众认为，社区音乐教育中社区的概念是以一个小区为单位，所以其只能发生在社区内，而社区外则不能称之为社区音乐，或社区音乐教育。但实际上，社区音乐教育中的“社区”却是一个相对较广的概念。现欧美许多社区音乐教育专家认为，很多需要社区音乐，并将自己的需要付诸实践的群众本身，便可建立一个属于他们所独立的“社区”。比如，学者阿尔奎斯特认为，一个由群众组织的唱诗班便可以称之为一个音乐社区（Ahlquist，Karen，ed.Chorus and Community.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4.）；学者夏普认为，一次基于节日庆典或嘉年华的音乐一社会性活动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周期性的音乐社区（Sharpe.Festivals and social change：intersections of pleasure and politics at a commu-nity music festival.Leisure Sciences.2008.）；李·哈金斯认为，一个乐团或者一个群众组织的音乐集体，就可以称之为一个社区（Higgins.The community in community music：hos-pitality-friendship，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Music Eduction，Community Music Acitvity commission conference.2006.）。当然，笔者需要强调的是：社区音乐教育本身的发生地，也不仅仅是在社区内，可以说，将一个社区成员联系在一起并进行社区音乐相关实践活动的场地，都应隶属于社区音乐教育之“社区”的范畴之内。对此，学者安迪·拉格里姆斯认为，社区音乐的发生地完全不应该受到限制，而应覆盖城市可供发生的更多地方（Andy Lagrimas.Defining and Exploring Commu-nity Music.IQ，2009（7）.）。依此，笔者认为：扩大西安市民对社区音乐教育中社区的认知以及音乐活动发生地的认识是势在必行的。
西安市民在社区音乐教育中所表现出的音乐性问题主要表现为：社区音乐教育中的音乐元素仅仅是指正在发声的音乐——比如伴奏音乐，器乐合奏等。笔者调查发现：有大约45%的受访对象认为，社区音乐中的音乐仅仅是他们正进行的歌唱或舞蹈伴奏。但实际上，社区音乐中的音乐元素却是一个更为广义的概念，它既包括音乐演绎，也包括音乐教授、音乐言论等多种不同的形式。李·哈金斯在论述社区音乐中的音乐时，曾分析道，其“不仅仅是社区中的音乐，另外还可能是更多的音乐一所有关于主张音乐的行为都可划归在内。”（Andy Lagrimas.Defining and Exploring Community Music.IQ，2009（7）.）由此可以看出，社区音乐教育中的音乐元素应包括：音乐言谈、音乐讲座、音乐表演、音乐伴奏等多个不同的方面。
西安市民在社区音乐教育中所表现出的教育性问题主要为：对社区音乐中教育与活动的关系认识不清。在笔者所采访的相关人群中（以老年人为主，另包括少量中年人），其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社区音乐教育”究竟是什么，而只认为自己所从事的是“社区音乐活动”。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社区音乐教育在中国时日尚短。不论是英国学者李·金斯对社区音乐教育中文增刊的选录，或者是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筹建的“社区音乐教学学术委员会（后改名为社区音乐教育中心）”，都发生在近五年之内，而较国外成熟的社区音乐教育相比，差距较大，所以市民认识不清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第二，中文本身翻译问题。几乎在引入“社区音乐教育”这一概念时，我们便面临着这一概念经翻译后所出现的认识问题。比如，我们在引入这一概念时，将国际组织CMA翻译为社区音乐教育委员会，但这一组织中的“A”实际并非“教育”之意，而是英文单词“Actvity”的缩写，所以，这一单词实际并非“教育”，而是“活动”之意。由此，笔者发现：国内学者在谈到“Community Music Acivity”时，几乎都将其翻译为“社区音乐教育”。比如在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期间，有学者将“Harmonizing the Diversity that is Community Music Actvi-ty”翻译为“社区音乐教育创造和谐之声”。而经笔者查证发现，国外在谈及社区音乐问题时，几乎很少使用真正的社区音乐教育，即“Community Musical Eduction（笔者注：按单词翻译为社区音乐教育）”或之类的单词，其基本使用“Community Music（社区音乐）”或者“Community Musica Activity（社区音乐活动）”，而只在谈到其目的时，多次提及“终身教育”。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学者在翻译“Community Music Actvity”时因忽略了其“活动”的直观意义，而造成部分群众对这一概念的陌生。第三，在开展社区音乐的相关实践活动时，我国现存在重“活动”而轻“教育”的倾向。经笔者对西安市社区音乐所掌握的资料看（人员构成、地域特色等方面），不管是其具有地域特色的秦腔、碗碗腔表演，还是歌咏或歌伴舞等形式，大多数是自律性的，人员流动亦相对较大，所以教育性相对较为薄弱。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之后，笔者必须强调两点：第一，社区音乐教育本身在中文翻译方面的确存在一定问题，这给我们阐释这一概念显然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第二，就中文语境下的社区音乐教育而言，笔者认为，活动应是其具体形式，而教育则是其目的。李·哈金斯在阐释社区音乐这一概念时，便认为它是一种“介于音乐领导者与音乐参与者的一种音乐实践形式”（Lee Higgins.Community music：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2012.），从中可以看出，活动应是社区音乐必要的实践模式，而所谓教育——第一体现在音乐领导者对音乐参与者的音乐传授上，第二体现在整个实践形式的目的。许多社区音乐教育的研究者对“终生教育”反复提及，亦是处于强调社区音乐活动的目的这一点上，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以上笔者通过采访、调查西安市民所暴露出的几个主要问题——社区音乐教育中社区、音乐认识狭隘以及教育缺失这三个方面可以看出，现西安市民对社区音乐教育不仅仅是在整体认知上存在问题，另外亦因认知缺失而导致其所参与的社区音乐相关实践出现了一定的偏差，其主要可归结为：一、因社区认识不足而导致场地受限、社区与社区沟通性不强，没有形成资源的互补；二、因音乐性认识不强导致社区内音乐活动受限，相关音乐培训、或社区音乐学校建设存在一定的困难；三、因教育这一目的性认识不足，而导致社区音乐及其相关活动不能更好的体现地域文化内涵。因此，在试图重构、拓宽现理论基点后，改进实践模式同样势在必行。
李·哈金斯在论及如何理解社区音乐教育时，阐释了五个重要的因素，即群众，参与，地点，环境以及差异性（Andy La-grimas.Defining and Exploring Community Music.IQ，2009（7）.）。而笔者认为，在将其主体对象，即“群众”搁置，则可以进一步启迪我们如何建构正确的社区音乐教育实践方式。其中，“参与”是主体的主动意愿，它将影响社区音乐教育的效果，其具体表现在“教育”这一环节；地点与环境主要表现在“社区”问题上；差异性则可以说贯穿社区、音乐、教育三个方面。借鉴这一整体思路，并结合上文所提及的，相关实践问题，笔者认为，西安社区音乐教育在发展规划方面应改进以下三个方面：
一、扩大社区认识，加强社区联系，结合社区优势
具体实施办法为：一是在突破“社区”的认知壁垒后，各个社区音乐的负责人应通过具体的“社区音乐”讲解减轻社区参与成员对“社区音乐教育”的认识局限，理解开展更广泛社区音乐活动的可能性。二是通过场地扩展、社区与社区音乐活动交流等形式，加强各区片社区音乐教育的有效融合，这样既能减轻社区音乐教育在现西安市各个社区相对零散的问题，又能通过社区成员更大范围的相互交流，实现活动的共同开展，以及筹办社区区域结合的社区舞台表演的可能；三是结合社区优势，主要是通过各社区的有效交流，提升负责人的组织与音乐实践能力、参与者的热情与积极性，并能通过社区的结合，扬长避短，拓宽社区音乐表演的范围。而从政府的角度看，则可以在场地扩展、社区音乐活动的筹办与组织、社区音乐讲座、社区音乐区片总结中为群众提供更多的帮助。场地的扩展、监督与落实应是政府对社区音乐活动进行有效组织的前提条件，通过合理安排各场地资源所举行的社区音乐活动，政府便能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同时，有效提升城市的文化积淀与内涵。另外，笔者认为，政府在合理规划各场地资源时，应考虑本地区社区成员的年龄、周边设施情况、社区文化特色等几个主要方面，依此，通过了解受众群体的具体需要、场地情况以及深层的音乐文化内涵，突出每一个社区的特色。而社区音乐联合开展后的活动组织与筹划，则既需要政府与各社区负责人与成员沟通，研究音乐热点，又需要通过合理的筹划、组织，发挥每一个社区的优势。
二、扩展音乐认知、拓宽音乐类型、提高音乐素养
笔者认为，在现阶段西安市社区音乐教育的音乐性问题上，扩展音乐认知应是亟待加强的。学者史蒂芬曾在论及社区音乐中的音乐时说，让所有参与者能感受到音乐的魅力、甚至分享彼此的错误、激发灵感都是应所必须的（Stevens.Search and Retlect：A Music Workshop Handbook.Community Music Ltd.1985.）。在此，我们可以看出：让参与群众充分了解音乐的乐趣并相互分享将会成为其音乐认知的动力。而在建立多角度的音乐认知后，亦必然会拓宽群众已知的音乐类型。比如，学者维布伦在谈及社区音乐教育的类型问题上，便鼓励社区音乐应该是“成百上千种不同音乐类型的混合”（Veblen.The many ways of community music.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ty Music.2004.vol.1 No.1.）。这样做的目的是，不仅仅可以丰富社区音乐教育的内容，也可以通过在社区内建立不同的音乐类型，吸引更多的、不同音乐审美需要的社区成员加入进来。而提高音乐素养，则应是一个更为漫长的过程，但这其中包括社区负责人及时调整每次活动的侧重，有效引领各社区成员完成活动，进而扩展知识面。
三、扩大社会资源、充分引进人才，提高教育质量
很多学者与专家将社区音乐教育与音乐教育的差异性归结为是否属于音乐学院以及各专业院校的教学管辖，但笔者应指出的是：社区音乐教育虽没有专业音乐院校的专业性，但亦不代表前者不需要专业性的辅助。而在实现社区音乐教育“终生教育”这一要求下，社区音乐教育应有效地扩大社会资源——音乐培训机构、文化馆、音乐厅的有效利用。例如，通过与音乐培训机构在社区中的联合，可以举办更多的社区性展演，而通过与音乐厅的市民公益音乐会、音乐会前讲座、交响乐团进社区等活动，有效地普及本社区成员的音乐认知。另外，笔者必须强调的是，社区音乐教育与专业音乐院校的重要关系体现在：可以通过引入专业音乐院校的人才，极大地丰富社区音乐活动的质量、活动的有效性以及教育程度的显著提高。学者库普曼曾在总结社区音乐教育与专业音乐院校的关系时，强调音乐学院的专业人才应通过筹备符合社区音乐教育环境的培训方案，实现社区音乐教育质量的提升（Koop-man，Constantijn，Community music as music education：on the educational potential of community music.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2007，25：2.）。在此，笔者进一步认为：专业人才的涌入不仅仅在教育这一环节，更应广泛参与群众的社区音乐活动，及时找到不足与漏洞，以改进社区音乐活动，加强社区音乐教育的专业化、有序化。另外，专业人才亦可以通过创造、改进本社区的音乐以进一步丰富社区音乐教育的相关内容。
通过以上三个从认识到实践层面的加强，笔者认为，其可对市民的素质产生以下几点积极的影响：
一是通过人才的不断加入，增强市民的音乐素质，提升其对音乐的理解能力，从而将对其综合素质提高带来助益。
二是通过活动讲座的开展，为群众建立正确的、健康的音乐观念与音乐实践能力。
三是通过音乐类型的不断涌入，为市民欣赏更多通俗音乐、严肃音乐提供帮助，以提升市民与音乐厅、文化馆等机构的交流。
四是为实现市民终身教育的目的提供帮助。
五是通过各种不同的音乐实践活动，使市民加深对本地区、本社区的认识，以及他们的地域内涵、文化内涵，从而进一步提升城市形象与活力。
六是通过音乐人才与音乐参与者之间的沟通、交流，形成专业音乐院校与社区之间的良性循环，并实现社区音乐引进来，走出去，更好地为更多市民服务的目的。
社区音乐教育不论是在西安，还是在我国大多数城市，尚处起步阶段。这便要求我们应始终围绕群众的具体需要，不断加强理论深度，为探索更切实、更科学的实践模式不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