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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生活，行动坚强内心柔软
1985年初中毕业后，我在母亲安排下前往安徽合肥读高中。那时候从乌鲁木齐到合肥没有直达的火车，要在郑州转车。临别前父亲给我一张纸，是郑州火车站的图纸，上面标着到郑州站后怎么转车，在乌鲁木齐站把我送上车后就离开了。
那年我14岁，我知道自己要学会独立生活了。
坐了3天的火车到郑州。下了车才知道，转签处在郑州火车站广场的另一端，广场很大人也很多，我带了七八件行李包，寄存太贵，但又没办法一下子都拿到转签的窗口，只好提着两件行李，走个十多米，放在地上，再回头取两件行李，走十多米，和刚才的行李放一起，接着返回拿行李。为了安全，拎行李时不时回头看看其他行李，确保在视线范围内。搬运差不多花了两小时，累得满头大汗。
在合肥独自一个人住在亲戚家两居室。平时都在食堂吃饭，回家也没其他娱乐方式，学习之余我就大量看书，打发无聊的时间。有一次看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中篇小说集，小说写得很细腻，我一下子进入情感世界，发现自己是个情感细腻的人，很感性，会因为想家而哭泣，会因为打雷吓得裹着被子躲在墙角，在看奥运会时，运动员还没进场，我眼泪就夺眶而出了。
那段孤独的日子，让我感受自己的内心，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的性格怎样？并开始有意识观察自己，我发现自己内心很柔软，是个善良、情感丰富的人。
办音乐会，感受正能量
高考后本来报考的哈工大，阴差阳错却考进了中戏表演系。大一的时候，北京摇滚乐最兴盛，我看了一场唐朝乐队的演出，四个非常帅的男生长发披肩，唱的《梦回唐朝》。我以前在新疆，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震撼的音乐，想邀请他们到新疆演出。
大三那年，我认识了唐朝乐队经纪人郭大伟，说起我的想法。郭大伟说，我不打击你，但做音乐会困难很大，如果你能和新疆那边谈成了，提前15天跟我联系，交了钱，我就带乐队去乌鲁木齐演出。
暑假我回新疆后在家躺了3天，毫无头绪。产生一个想法很容易，但实践一个想法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天父亲下班后扔给我一张报纸，上面有一家文化公司在做广告，当年文化公司还是比较新奇的，我决定试试看。
公司是一个搞餐饮的女老板开的。在她看来，我这个中戏的学生是艺术的“内行”，给我安排了办公室，还给我印了名片。接下来就是找赞助单位，我专找那些在报纸上做大广告的公司，觉得肯做大广告的公司一定有钱。
开始半个月，基本上每天都碰一鼻子灰。后来有一家外贸公司老板见我了，老板开口就问：啥叫摇滚乐？我蒙了，解释不清楚，只好回去翻《音乐大辞典》，对方又问唐朝乐队是怎么回事，我又愣了，赶紧让在北京拍戏的王学兵寄一张唐朝乐队的专辑来。
这张专辑是唐朝乐队在新疆采风后创作的，里面有很多新疆民族音乐的旋律，老板也是新疆人，听完很激动，给了我3万元，并跟我说，他压根没指望我能办成这场音乐会，这3万元是给我的“鼓励费”。
一个暑假我敲了70多家公司的门，终于筹到了9万7千多元现金，邀请唐朝乐队演出了两场，每场都爆满。门票卖了14万，除去成本还挣了3万多，我们把剩下的钱做了很多文化衫和铜版纸宣传画，在街头免费发放。
演出结束后，父母到后台看我，父亲突然伸出右手，我愣住了。长这么大，我们父子之间从来没有这样交流过，我伸出手和他握手，这是我父亲给我最大的肯定。
这是我走上社会后挖掘到的第一桶“金”，但我更愿意称它“正能量”。在与社会碰撞的过程中，我付出了该付出的，收获了我该收获的。这对一个年轻人会慢慢建立起信心和正确的人生观，支撑他走得更远。
涉足商业，寻找人生方向
1998年，我在旧金山拍一部偶像剧，剧组离斯坦福大学很近，当时互联网产业很兴盛，很多IT工作人员都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的。我第一次接触到IT的概念，当朋友们谈到杨致远等行业的风云人物都是亿万富翁时，觉得这个行业太神奇了，萌发自己创办一个网站的念头。
我当时想办一个有收费模式的网站，有个斯坦福大学毕业的朋友说，你这想法太土了，网站要的是流量，收费那是未来的事情。我说，难道美国就没有一家收费的网站吗？后来找到一家做婚庆的收费，婚庆行业有很多线下产业，餐饮、摄影、住宿等，所以要收费。
我一看就它了！创业意向书只写了3张纸，其实就是3句话的扩写：要做什么样的网站，在中国每年结婚人数和中国人对结婚的重视，以及我们的团队。
我们通过朋友约了3家投资公司的人，去咖啡馆谈了2小时，对方给我们投资50万美金。1999年我拍完戏，回北京办了一家婚庆网站，叫“喜宴”，是当时李安导演一部电影的名字。这是我和商业第一次接触，我们现在都处在一个人类有史以来商业最繁荣的时期，商业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不管从事什么行业，拥有商业思维是很重要的。
“喜宴网”让我开始尝试介入商业，我从来都不认为演艺就是我的终身事业。29岁时，我说，每年只拍一部戏。所有人都不理解我，我经纪人跟我说，你疯啦？最红的时候不去挣钱？我说要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当时我都不敢很严肃地说“理想”，因为谈理想，是需要一些辅助环境的，这是我那时心中最真实的想法。从2000年到2010年，每年我只拍一部戏，剩下的9个月都在寻找人生的方向。
投身公益，关注别人的世界
这10年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但有关婚姻的我就不多说，网上铺天盖地的都是。当然，有真也有假。 2006年女儿出生了，在她妈妈怀孕5个月做B超时，医生检查发现胎儿唇线不确定性，这意味着将来孩子出生时极有可能患有唇裂。
我和太太王菲回到家，谁也没说话，两人心里斗争都很厉害，半夜都没睡着，我就问她：你是怎么想的？她说，难道你还不想要？我们做了这个决定。
在女儿满月时带她去美国治疗，主要是看美国治疗唇腭裂技术在全世界都很有名。在美国待了10个月，做了2次手术。在第二次做腭裂手术时，我不敢进手术室，躲到院子里抽烟解闷，腭裂手术需要全麻，孩子太小，一直很担心出危险。女儿在美国手术费医疗费大概花了100万，我这才感觉到看病原来这么难。自己身为父亲，想到国内众多患有唇腭裂孩子的家长们，他们给孩子治病更费劲。国内唇腭裂手术技术并非比美国差多少，但就是缺少一些服务细节和更全面的器材用具。 当时我在院子里发了一个愿：希望孩子的手术顺利，等孩子出院，就捐出100万，将这些技术和服务引进国内，国内的孩子接受唇腭裂手术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回到北京我就找基金会想把这笔钱捐了，但没有一家专门用于服务唇腭裂患者的公益基金会，仅有的是美国“微笑列车”项目。于是我干脆用这100万成立了嫣然天使基金。
嫣然天使基金成立7年来，已经完成一万例来自全国各地贫困家庭患儿的全额免费治疗。在去年7月份，中国首家儿童慈善医院嫣然儿童医院在北京望京地区成立，目前医院是负债经营，我预估计到2015年，医院可以达到收支平衡，以后将会有盈利，实现“自我造血”。这也是我们当初设立该医院的目的：一方面为嫣然天使基金提供一个自己的手术服务平台，促成国内治疗唇腭裂联盟，制定标准。另一方面也成为基金重要的资金补充。
基金有个公益项目“天使之旅”，就是基金工作人员和医生到边远贫困山区走访，搜集患者资料。7年来，我们走过四川、内蒙、哈尔滨、贵州、云南、西藏等地方。第一站就去的乌鲁木齐的乡镇，当时有记者问，不怕人质疑你有“私心”？我说，怕什么，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家乡都不关心，怎么相信他能关心别人的故乡？
这七年来帮助其他唇腭裂患儿的过程，其实我是最大的一个受益者。在这之前我很关注自己，甚至因为职业原因，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上网看新闻，要是看不到自己的新闻就不高兴，也很喜欢照镜子化妆。但是嫣然基金运作的7年来，我把对自己的关注慢慢拉开了，开始关注别人。
7年间，我打过交道的患者加起来不下百人。记得成都有个64岁的老人，是唇裂患者，由于贫困一直没有治疗，后来经过手术，恢复得不错。在召开新闻发布会的那天，我把老太太邀请到现场，老人说：“以前我的孙女一直不肯让我抱她，昨天她终于让我抱了，我谢谢你们。”我当时听完这话，眼泪就止不住了。
尽管如此努力，我们还是留下了遗憾。有一次去阿里地区，一个2个月大的藏族小女孩，大眼睛白皮肤，很漂亮，但严重营养不良，考虑到手术风险，我们就留了些营养费，等孩子营养调整好再接来北京做手术。但等我们再次去西藏找到小女孩家人时，小女孩因病已经走了。我们的宣传片里有一张我和她的照片，那次我和她妈妈在诊所门口谈话，她的小手紧紧抓住我的手指，死活不松开，半个多小时，我蹲得腿都麻了，但我还是不忍心把她的手掰开。
这样一种精神上的收获，在只关注自己的过程中是无法获得的，只有你去关注别人，去为他们付出时才能获得。经过了这七年的沉淀，我不需要世界对我的关注，我的心开始关注这个世界。
募款尴尬，思考“自我造血”
为机构筹款是眼下绝大多数公益组织都面临的难题，“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机构能否生存下去。在嫣然发展的初期，募款同样是难题，我每遇到募款的机会，都是“逢场必赶”。一次我接到上海朋友的电话，他邀请了几个“大佬”朋友聚会，让我参加。谈到募款时，饭桌上出现意想不到的一幕：一位姓王的大老板突然跳起，走到我背后猛地拍了我一下，大声喝道：“李亚鹏，我告诉你，我根本就不喜欢你。”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长这么大从来没遇到这样的“待遇”，整个饭桌顿时安静了，大家都很尴尬。朋友赶紧打圆场，扯话题，大家开始喝酒，王老板喝完酒就把酒杯放桌上，也不理我，我就起身给他斟满，他仍然一饮而尽，还是不理我。
酒过三巡，王老板突然起身，走到我背后又拍了我一下：“你，可以啊，我捐500万！”后来我和这位王先生成了好朋友，每年的慈善晚宴他都来捧场，累计捐款一千万左右。
我不是思维有多敏捷，而是我目标很坚定，我到上海是来募款的，这才促使了我后面尽管受到冷落仍会主动给对方斟酒的行为。
国内有很多企业家也像美国早期的慈善家洛克菲勒那样，先大把大把挣钱，挣了钱再把一部分钱捐出去做公益，在我看来，并不是最好的做法。王振耀院长此前访美时也与洛克菲勒进行交谈，洛克菲勒坦言，自己做商业是个人才，但在做了这么多年的公益，才发现自己总是在做出愚蠢错误的决定。公益并不比商业好做，因为公益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事业，不是完全可以按照个人意志来做决定的。
尝试创新，毁誉皆有所得
做过商业、做过公益，这些经历让我思考社会企业的价值。我相信社会是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商业的蓬勃发展在造就财富的同时也带来诸如贫富悬殊、不公平等弊端。一百多年前，英国出现了慈善公益机构。美国的梅耶诊所是我创建慈善医院的“指明灯”，梅耶诊所是一百多年前两名美国医生创办的，现成为全球最大的非营利性医院，每天有4万人在医院工作。2009年梅耶医院年营业额76亿美金，国内营业额较大的北医三院、协和医院，年营业额仅几十亿人民币，这就是差距。
十几年前，英国出现了“社会企业”的雏形，之后德国、美国、波兰等也出现了社会企业。我对“社会企业”的理解是，不以营利为单一目的，在实现企业商业价值的同时，也实现社会价值的企业。社会企业是可以营利的，但它同时也是在做公益事业做的那部分事情。有人提出前半生挣钱后半生裸捐，我问一句，你的“裸捐”真的能对得起你前半生艰辛的付出吗？未必。
在英国，有专门的“社会企业登记处”，但这在中国目前还是个空白。接下来我准备做“嫣咖啡”，不在乎项目能募集多少钱，更多的是要形成一个公益普及的理念。前几天在上海参加21世纪公益论坛的时候，英国年度社会企业家的获奖者和我讨论说，“嫣咖啡”不就是卖咖啡募款吗？这跟公益有啥关系呢？我说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在英美，“公益慈善”的概念已经融入到很多百姓家庭中，美国2010年全社会捐赠总额是2900亿美元，来自于2500万个美国家庭，我们国家13亿人口的捐赠额去年才首次突破800万人民币。我们不要低估国民对于慈善的热情，但也不能高估国民对慈善的参与度，这是中国的现状。
在中国做公益，除了做好既有的项目外，还要在更大范围人群中推广公益理念。人们对于公益没有太大的需求，但每个人对于生活品质的改善有很大需求。“嫣咖啡”我们准备做成一个“消费即捐助”的项目，你买一杯咖啡，我替你捐一元还是两元，让你在消费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变成了公益参与者，当然捐赠额如何公开透明等也很重要，我们还在设计中。
“嫣咖啡”项目暂时让我的商业公司去投资。其实在中国，法律是允许公益机构投资商业的，但民众不理解会形成很大的舆论压力。这么多年来，嫣然天使基金所有钱都存银行，有投资机构建议我们理财，我拒绝了。这样一个受公众关注的公益机构，一旦涉及投资，不论是亏损还是盈利，其社会影响都是很致命的。
中国书院是我的一个尝试，2013年12月22号成立了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宗旨是重建书院与中国社会，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同时我还成立了中书控股有限公司，有书院的教育、住宅，是人们对高品质生活追求的服务，在输出产品的过程中，推广了传统文化。书院中国基金会和中书控股两者是有共同的使命和目标的，彼此有更好的资源互补。基金会联合了如台北故宫、北京故宫等几百名专家的资源，可以向企业输出更多的文化资源，而企业又可以使用这些资源为企业的商业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为基金会注入更多的资金来支持其发展。
我从接触到开始尝试探索中国式“社会企业”才3年，这期间我们慢慢构建一个框架，明年可能逐步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明年4月我打算组成考察团去英国考察社会企业，现在英国社会企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收入占到全国GDP的1%，就业人数占到全国就业总人数的5%，还有专门为社会企业上市的证券交易公司，已经形成一个较完备的系统。
我当下需要做的是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中国公益发展之路，我认为，具有相同使命和目标的商业机构加一个公益机构，等于中国目前社会企业的可能性。
1985年初中毕业后，我在母亲安排下前往安徽合肥读高中。那时候从乌鲁木齐到合肥没有直达的火车，要在郑州转车。临别前父亲给我一张纸，是郑州火车站的图纸，上面标着到郑州站后怎么转车，在乌鲁木齐站把我送上车后就离开了。
那年我14岁，我知道自己要学会独立生活了。
坐了3天的火车到郑州。下了车才知道，转签处在郑州火车站广场的另一端，广场很大人也很多，我带了七八件行李包，寄存太贵，但又没办法一下子都拿到转签的窗口，只好提着两件行李，走个十多米，放在地上，再回头取两件行李，走十多米，和刚才的行李放一起，接着返回拿行李。为了安全，拎行李时不时回头看看其他行李，确保在视线范围内。搬运差不多花了两小时，累得满头大汗。
在合肥独自一个人住在亲戚家两居室。平时都在食堂吃饭，回家也没其他娱乐方式，学习之余我就大量看书，打发无聊的时间。有一次看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中篇小说集，小说写得很细腻，我一下子进入情感世界，发现自己是个情感细腻的人，很感性，会因为想家而哭泣，会因为打雷吓得裹着被子躲在墙角，在看奥运会时，运动员还没进场，我眼泪就夺眶而出了。
那段孤独的日子，让我感受自己的内心，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的性格怎样？并开始有意识观察自己，我发现自己内心很柔软，是个善良、情感丰富的人。
办音乐会，感受正能量
高考后本来报考的哈工大，阴差阳错却考进了中戏表演系。大一的时候，北京摇滚乐最兴盛，我看了一场唐朝乐队的演出，四个非常帅的男生长发披肩，唱的《梦回唐朝》。我以前在新疆，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震撼的音乐，想邀请他们到新疆演出。
大三那年，我认识了唐朝乐队经纪人郭大伟，说起我的想法。郭大伟说，我不打击你，但做音乐会困难很大，如果你能和新疆那边谈成了，提前15天跟我联系，交了钱，我就带乐队去乌鲁木齐演出。
暑假我回新疆后在家躺了3天，毫无头绪。产生一个想法很容易，但实践一个想法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天父亲下班后扔给我一张报纸，上面有一家文化公司在做广告，当年文化公司还是比较新奇的，我决定试试看。
公司是一个搞餐饮的女老板开的。在她看来，我这个中戏的学生是艺术的“内行”，给我安排了办公室，还给我印了名片。接下来就是找赞助单位，我专找那些在报纸上做大广告的公司，觉得肯做大广告的公司一定有钱。
开始半个月，基本上每天都碰一鼻子灰。后来有一家外贸公司老板见我了，老板开口就问：啥叫摇滚乐？我蒙了，解释不清楚，只好回去翻《音乐大辞典》，对方又问唐朝乐队是怎么回事，我又愣了，赶紧让在北京拍戏的王学兵寄一张唐朝乐队的专辑来。
这张专辑是唐朝乐队在新疆采风后创作的，里面有很多新疆民族音乐的旋律，老板也是新疆人，听完很激动，给了我3万元，并跟我说，他压根没指望我能办成这场音乐会，这3万元是给我的“鼓励费”。
一个暑假我敲了70多家公司的门，终于筹到了9万7千多元现金，邀请唐朝乐队演出了两场，每场都爆满。门票卖了14万，除去成本还挣了3万多，我们把剩下的钱做了很多文化衫和铜版纸宣传画，在街头免费发放。
演出结束后，父母到后台看我，父亲突然伸出右手，我愣住了。长这么大，我们父子之间从来没有这样交流过，我伸出手和他握手，这是我父亲给我最大的肯定。
这是我走上社会后挖掘到的第一桶“金”，但我更愿意称它“正能量”。在与社会碰撞的过程中，我付出了该付出的，收获了我该收获的。这对一个年轻人会慢慢建立起信心和正确的人生观，支撑他走得更远。
涉足商业，寻找人生方向
1998年，我在旧金山拍一部偶像剧，剧组离斯坦福大学很近，当时互联网产业很兴盛，很多IT工作人员都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的。我第一次接触到IT的概念，当朋友们谈到杨致远等行业的风云人物都是亿万富翁时，觉得这个行业太神奇了，萌发自己创办一个网站的念头。
我当时想办一个有收费模式的网站，有个斯坦福大学毕业的朋友说，你这想法太土了，网站要的是流量，收费那是未来的事情。我说，难道美国就没有一家收费的网站吗？后来找到一家做婚庆的收费，婚庆行业有很多线下产业，餐饮、摄影、住宿等，所以要收费。
我一看就它了！创业意向书只写了3张纸，其实就是3句话的扩写：要做什么样的网站，在中国每年结婚人数和中国人对结婚的重视，以及我们的团队。
我们通过朋友约了3家投资公司的人，去咖啡馆谈了2小时，对方给我们投资50万美金。1999年我拍完戏，回北京办了一家婚庆网站，叫“喜宴”，是当时李安导演一部电影的名字。这是我和商业第一次接触，我们现在都处在一个人类有史以来商业最繁荣的时期，商业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不管从事什么行业，拥有商业思维是很重要的。
“喜宴网”让我开始尝试介入商业，我从来都不认为演艺就是我的终身事业。29岁时，我说，每年只拍一部戏。所有人都不理解我，我经纪人跟我说，你疯啦？最红的时候不去挣钱？我说要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当时我都不敢很严肃地说“理想”，因为谈理想，是需要一些辅助环境的，这是我那时心中最真实的想法。从2000年到2010年，每年我只拍一部戏，剩下的9个月都在寻找人生的方向。
投身公益，关注别人的世界
这10年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但有关婚姻的我就不多说，网上铺天盖地的都是。当然，有真也有假。 2006年女儿出生了，在她妈妈怀孕5个月做B超时，医生检查发现胎儿唇线不确定性，这意味着将来孩子出生时极有可能患有唇裂。
我和太太王菲回到家，谁也没说话，两人心里斗争都很厉害，半夜都没睡着，我就问她：你是怎么想的？她说，难道你还不想要？我们做了这个决定。
在女儿满月时带她去美国治疗，主要是看美国治疗唇腭裂技术在全世界都很有名。在美国待了10个月，做了2次手术。在第二次做腭裂手术时，我不敢进手术室，躲到院子里抽烟解闷，腭裂手术需要全麻，孩子太小，一直很担心出危险。女儿在美国手术费医疗费大概花了100万，我这才感觉到看病原来这么难。自己身为父亲，想到国内众多患有唇腭裂孩子的家长们，他们给孩子治病更费劲。国内唇腭裂手术技术并非比美国差多少，但就是缺少一些服务细节和更全面的器材用具。 当时我在院子里发了一个愿：希望孩子的手术顺利，等孩子出院，就捐出100万，将这些技术和服务引进国内，国内的孩子接受唇腭裂手术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回到北京我就找基金会想把这笔钱捐了，但没有一家专门用于服务唇腭裂患者的公益基金会，仅有的是美国“微笑列车”项目。于是我干脆用这100万成立了嫣然天使基金。
嫣然天使基金成立7年来，已经完成一万例来自全国各地贫困家庭患儿的全额免费治疗。在去年7月份，中国首家儿童慈善医院嫣然儿童医院在北京望京地区成立，目前医院是负债经营，我预估计到2015年，医院可以达到收支平衡，以后将会有盈利，实现“自我造血”。这也是我们当初设立该医院的目的：一方面为嫣然天使基金提供一个自己的手术服务平台，促成国内治疗唇腭裂联盟，制定标准。另一方面也成为基金重要的资金补充。
基金有个公益项目“天使之旅”，就是基金工作人员和医生到边远贫困山区走访，搜集患者资料。7年来，我们走过四川、内蒙、哈尔滨、贵州、云南、西藏等地方。第一站就去的乌鲁木齐的乡镇，当时有记者问，不怕人质疑你有“私心”？我说，怕什么，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家乡都不关心，怎么相信他能关心别人的故乡？
这七年来帮助其他唇腭裂患儿的过程，其实我是最大的一个受益者。在这之前我很关注自己，甚至因为职业原因，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上网看新闻，要是看不到自己的新闻就不高兴，也很喜欢照镜子化妆。但是嫣然基金运作的7年来，我把对自己的关注慢慢拉开了，开始关注别人。
7年间，我打过交道的患者加起来不下百人。记得成都有个64岁的老人，是唇裂患者，由于贫困一直没有治疗，后来经过手术，恢复得不错。在召开新闻发布会的那天，我把老太太邀请到现场，老人说：“以前我的孙女一直不肯让我抱她，昨天她终于让我抱了，我谢谢你们。”我当时听完这话，眼泪就止不住了。
尽管如此努力，我们还是留下了遗憾。有一次去阿里地区，一个2个月大的藏族小女孩，大眼睛白皮肤，很漂亮，但严重营养不良，考虑到手术风险，我们就留了些营养费，等孩子营养调整好再接来北京做手术。但等我们再次去西藏找到小女孩家人时，小女孩因病已经走了。我们的宣传片里有一张我和她的照片，那次我和她妈妈在诊所门口谈话，她的小手紧紧抓住我的手指，死活不松开，半个多小时，我蹲得腿都麻了，但我还是不忍心把她的手掰开。
这样一种精神上的收获，在只关注自己的过程中是无法获得的，只有你去关注别人，去为他们付出时才能获得。经过了这七年的沉淀，我不需要世界对我的关注，我的心开始关注这个世界。
募款尴尬，思考“自我造血”
为机构筹款是眼下绝大多数公益组织都面临的难题，“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机构能否生存下去。在嫣然发展的初期，募款同样是难题，我每遇到募款的机会，都是“逢场必赶”。一次我接到上海朋友的电话，他邀请了几个“大佬”朋友聚会，让我参加。谈到募款时，饭桌上出现意想不到的一幕：一位姓王的大老板突然跳起，走到我背后猛地拍了我一下，大声喝道：“李亚鹏，我告诉你，我根本就不喜欢你。”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长这么大从来没遇到这样的“待遇”，整个饭桌顿时安静了，大家都很尴尬。朋友赶紧打圆场，扯话题，大家开始喝酒，王老板喝完酒就把酒杯放桌上，也不理我，我就起身给他斟满，他仍然一饮而尽，还是不理我。
酒过三巡，王老板突然起身，走到我背后又拍了我一下：“你，可以啊，我捐500万！”后来我和这位王先生成了好朋友，每年的慈善晚宴他都来捧场，累计捐款一千万左右。
我不是思维有多敏捷，而是我目标很坚定，我到上海是来募款的，这才促使了我后面尽管受到冷落仍会主动给对方斟酒的行为。
国内有很多企业家也像美国早期的慈善家洛克菲勒那样，先大把大把挣钱，挣了钱再把一部分钱捐出去做公益，在我看来，并不是最好的做法。王振耀院长此前访美时也与洛克菲勒进行交谈，洛克菲勒坦言，自己做商业是个人才，但在做了这么多年的公益，才发现自己总是在做出愚蠢错误的决定。公益并不比商业好做，因为公益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事业，不是完全可以按照个人意志来做决定的。
尝试创新，毁誉皆有所得
做过商业、做过公益，这些经历让我思考社会企业的价值。我相信社会是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商业的蓬勃发展在造就财富的同时也带来诸如贫富悬殊、不公平等弊端。一百多年前，英国出现了慈善公益机构。美国的梅耶诊所是我创建慈善医院的“指明灯”，梅耶诊所是一百多年前两名美国医生创办的，现成为全球最大的非营利性医院，每天有4万人在医院工作。2009年梅耶医院年营业额76亿美金，国内营业额较大的北医三院、协和医院，年营业额仅几十亿人民币，这就是差距。
十几年前，英国出现了“社会企业”的雏形，之后德国、美国、波兰等也出现了社会企业。我对“社会企业”的理解是，不以营利为单一目的，在实现企业商业价值的同时，也实现社会价值的企业。社会企业是可以营利的，但它同时也是在做公益事业做的那部分事情。有人提出前半生挣钱后半生裸捐，我问一句，你的“裸捐”真的能对得起你前半生艰辛的付出吗？未必。
在英国，有专门的“社会企业登记处”，但这在中国目前还是个空白。接下来我准备做“嫣咖啡”，不在乎项目能募集多少钱，更多的是要形成一个公益普及的理念。前几天在上海参加21世纪公益论坛的时候，英国年度社会企业家的获奖者和我讨论说，“嫣咖啡”不就是卖咖啡募款吗？这跟公益有啥关系呢？我说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在英美，“公益慈善”的概念已经融入到很多百姓家庭中，美国2010年全社会捐赠总额是2900亿美元，来自于2500万个美国家庭，我们国家13亿人口的捐赠额去年才首次突破800万人民币。我们不要低估国民对于慈善的热情，但也不能高估国民对慈善的参与度，这是中国的现状。
在中国做公益，除了做好既有的项目外，还要在更大范围人群中推广公益理念。人们对于公益没有太大的需求，但每个人对于生活品质的改善有很大需求。“嫣咖啡”我们准备做成一个“消费即捐助”的项目，你买一杯咖啡，我替你捐一元还是两元，让你在消费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变成了公益参与者，当然捐赠额如何公开透明等也很重要，我们还在设计中。
“嫣咖啡”项目暂时让我的商业公司去投资。其实在中国，法律是允许公益机构投资商业的，但民众不理解会形成很大的舆论压力。这么多年来，嫣然天使基金所有钱都存银行，有投资机构建议我们理财，我拒绝了。这样一个受公众关注的公益机构，一旦涉及投资，不论是亏损还是盈利，其社会影响都是很致命的。
中国书院是我的一个尝试，2013年12月22号成立了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宗旨是重建书院与中国社会，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同时我还成立了中书控股有限公司，有书院的教育、住宅，是人们对高品质生活追求的服务，在输出产品的过程中，推广了传统文化。书院中国基金会和中书控股两者是有共同的使命和目标的，彼此有更好的资源互补。基金会联合了如台北故宫、北京故宫等几百名专家的资源，可以向企业输出更多的文化资源，而企业又可以使用这些资源为企业的商业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为基金会注入更多的资金来支持其发展。
我从接触到开始尝试探索中国式“社会企业”才3年，这期间我们慢慢构建一个框架，明年可能逐步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明年4月我打算组成考察团去英国考察社会企业，现在英国社会企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收入占到全国GDP的1%，就业人数占到全国就业总人数的5%，还有专门为社会企业上市的证券交易公司，已经形成一个较完备的系统。
我当下需要做的是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中国公益发展之路，我认为，具有相同使命和目标的商业机构加一个公益机构，等于中国目前社会企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