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礼仪之邦”“文明古国”的中国，在当代卻遭遇了“不读书”的现实尴尬。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7.84本，欧美国家年人均阅读量约为16本，北欧国家更达到年均24本。而在活动发起国英国，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更是高达64本。热闹的活动与严峻的现实一对比，免不了遭遇“有这功夫还不如去读书”的情绪宣泄。
　　与诸多公益号召不同，读书并非被暗藏在角落不为人知，相反，中国人一直生活在“多读书”的规劝里。曾经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当代“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的标语，大概是每一所学校的标配。书籍在中国大体也不存在获得的障碍，中国的书籍出版量早已是世界第一，价格在世界范围内也偏低。在这一大背景下，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读书号召，自然有观者疲劳。
　　宋代文人钱惟演说过：“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这则故事，展示了读书作为生活方式的样态。而在今天，读书多少似乎变成了不少人的一种“姿势”，用于向外界宣示“我是读书的”。正如每年的世界读书日，社交媒体常被修饰过的“亲切读书照”刷屏，读书成了文化格调的彰显，变成了“炫耀性消费”。做出爱读书的姿态、大张旗鼓举办活动，或许只是展现了一种补偿性心理：正是现实情境的过于冷清，造成了姿态展示的极端热闹。对不读书的过度焦虑，造成了全民号召读书的文化景观。
　　读书是一件奢侈的事，如果说古代的障碍是教育、书籍的获得成本，在今天则是占据时间的机会成本。成为生活方式的读书，必然和功利相悖，正如中国学生从小就泡在书山题海里，在脱离了功利指向后却没有形成广泛的读书习惯。阅读的意义，可能更指向人格的完善，而非具体问题的解决。南北朝时梁元帝藏书万卷，国破时却一举焚之，理由是“读书破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他的观点颇有代表性。但是，读书并不必然导向“成功”，而是指向“丰沛”。这种精神需求在全民范围内的养成还需时日，过多焦虑也无用，而能缓解这焦虑的，唯有静静读书。
　　（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11月17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