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鲁迅在给《阿Q正传》的俄文译本所作的序里曾说，他写《阿Q正传》是为了努力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而我们的国民之所以陷入彼此隔膜的状态，一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等级过于壁垒森严，二是因为用于表达交流的识字作文手段学起来太难。其实，鲁迅发表这感慨的时候，一个主观上有能力有意愿、客观上也有资格有条件横跨社会等级鸿沟，并且超越语言文字难关的小众群体，已经从中国社会里赫然崛起。这个群体，就是包括鲁迅本人在内的具有域外求学经历和成长背景的留学生一族。
　　仿照鲁迅有关《阿Q正传》的那句评价，李兆忠《喧闹的骡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修订版）一书，正可称作给中国现代社会里的留学生群体造像画魂的一本书。“骡子”之谓，源自作者在书前自序中的一个设喻：现代中国的文化和文化人也带上了非驴非马、亦驴亦马的某种“骡子文化”的特征。和一般国人多沉浸在整体文化变迁的缓流地带不同，留学生群体从兴起之初，就置身“骡子文化”成形的现场。他们不能不直接承受外来冲击，也不能不在承受这种冲击的同时，扛起化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进而从困局中突围、从绝境里奋起的历史重担。
　　“骡子文化”催生了留学生群体。反过来，留学生群体也成了加工、塑造和传扬“骡子文化”的主力军。为此，他们责无旁贷而又义不容辞，与大多数“沉默的国民”不同，他们反其道而行，在社会舆论和思想文化的空间里，扮演起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喧闹者的角色。旁人看来，这未免太不安分。依留学归国者自身的感受，这却完全是在尽他们的本分。近代以降由政府直接组织和出资支持的成规模、有组织的留学，与唐玄奘西行取经那种形单影只、零星偶发的古时的留学个案不同，更与时下纯粹为谋个人发展甚至移民入籍异国而进行的某种自费留学或出国研修迥异。其动机所出，不是个人意志而是国家意志;其目标所指，也不只是个人成才，而是更远一步更高一层的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
　　这使侧身近现代留学潮中的每一个体，都顺理成章地获得了一种以家国大义自任、以济世救民者自许的特殊身份意识。但另一方面，基于这一特殊身份意识的种种与众不同的社会表现或文化姿态，如喧闹不休的言论、横跨中外两端的思想旨趣和价值诉求，又很容易使他们成为大多数国民眼中的异类、社会生活场域里的他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也贯穿着一部留学生群体起落跌宕、荣辱交变和反复被误认、被曲解的历史。
　　二○一○年《喧闹的骡子》初版时，自二十世纪末开始，文坛学界聚讼不已的所谓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两派思想潮流孰优孰劣的话题，还沸沸扬扬、高热未退。与之关联，针对近现代留学欧美与留学日本出身的一批文化名人的生平传述和历史评价，又一次在众说纷纭的声浪中，回旋到了刻板、含混、简化的老调门上。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把留学欧美和留学日本的经历，分别跟思想上的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立场直接挂钩。对此，《喧闹的骡子》当年的问世，大有调音正律、以正视听和溯本求源、纠偏匡谬的气概。而它采用的办法，则是剖析关键文本，辅以周边事实及文本间联系的分析比较。据此，把这些文本的作者一一还原到他们各自思想感情、精神气质和身心际遇的个性化脉络中。

　　书里详细评述的十四个人物，无论是严格意义上的留学生，还是只在国外工作、旅居或生活过而没有正式入校深造的人，都展现出了各自置身域外时期生活际遇和思想状态的复杂情形。同是留学日本，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陶晶孙、丰子恺，在接受日本社会文化和生活风尚的影响方面，不仅有程度深浅和范围大小之别，更有层次高低和旨趣雅俗之分，根本难以归作一派。而同样留学美国的胡适和张闻天，则在看待和感受整个美国社会的态度上，几乎截然相反。老舍对于英国，巴金和傅雷对于法国和欧洲大陆，以及徐志摩对于美国和整个欧洲，游于斯、钓于斯的一段生活带来的机遇和感受，也是各具特色、鲜见共性，无法一概而论。
　　看得出来，《喧闹的骡子》的立意，并不在赶话题热点，而在为一个在喧闹中明显跑偏了的热门话题正视听、补细节，见证话题本身的复杂性和相关史实的丰富性。于是，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人物，从书里陆续亮出了可能又让我们觉得陌生或者意外的面相，如在孤寂中背对日本文坛而遥望西方，苦苦求索精神资源的“原鲁迅”;先是怀抱从军梦、散漫游学于东洋，尔后又转赴英伦专心攻读，最终确立起坚定的科学化人格的丁文江;因基督教传教士的帮助而得以旅英任教、到了英国后却与基督教断绝了联系的老舍;旅法、旅日期间，通过文学创作对现实素材有意无意地做了反转、裁切和改写的巴金。按作者在书前两篇序言和书后关于留学生写作及留学生形象的三篇综论里的一再阐述，对这些远去的人与事的追述，不只为了怀旧，更着意于为今天“骡子文化”的退化远胜于优化和进化的态势，提供一份生动翔实的历史参照。

　　表面上看，这跟鲁迅给虚构人物设定大量口头和心理的台词，以摹画国民沉默魂灵的做法截然不同，《喧闹的骡子》聚焦于探究真实历史人物和历史情境，却借助了出自这些真实人物和真实情境的许多小说类的虚构作品。两相对比，差异中却有异曲同工的一面。《阿Q正传》要让沉默者开口聒噪，又让这聒噪终归于无可沟通的虚空。《喧闹的骡子》呈现了挤在中外文化桥梁上的“骡子”们的一派喧嚣，却又在这喧嚣中洞察出了不是“驴骡”乡音嘶鸣、便是“马骡”洋腔高唱的单调和贫乏。所幸的是，作者在“寻根派”的“驴骡”和“现代派”的“马骡”之外，还确认了兼具二者之长而无二者之短的“超级骡子”式的文化巨人的存在。他们在精神气魄和文化襟怀上，特别是主体建构的力度、高度和強度上，都全面超越了偏狭、局促、矮小、肤浅的“驴骡”和“马骡”。正是在遥望这些难得一见的“超级骡子”的视域中，《喧闹的骡子》的作者清晰地看见了《阿Q正传》的作者鲁迅先生，有关“骡子文化”和“文化骡子”的一番述史析理的学术谈论，随之也跟对于困在“精神胜利法”和“不准革命”的两难之间的阿Q及其未庄乡亲们的文学描写，连成一线，接续到了为国民画魂的流脉中。
　　循此流脉深察，那些在不幸而又不争的酱缸里泡得太深太久，既没有任何出路可寻也没有任何好梦可做的阿Q们，那些遍踏东洋西洋，越来越相信本国的出路就在于千方百计变成别国、自我的进步必须通过走别人走过的路才能实现的“文化骡子”们，最终都将投射为身患《喧闹的骡子》再版自序里所指的“根绪断裂、狂悖暴走、主体性缺失”征候的同一族类。至于如何克服或者疗治这样的征候，显然已属《喧闹的骡子》题旨和篇幅之外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