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长征的部分女战士在北京合影。前排左起：刘英、陈琮英、魏元德、周月华、危秀英；中排左起：邓六金、甘棠、吴仲廉、李伯钊；后排左起：吴朝祥、何炼芝、康克清、李坚贞、李贞、廖似光、蔡畅。
　　
　　长征，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伟大的丰碑。六十年前，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开动每个人的两条铁腿，纵横十一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完成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壮丽跋涉。多少座崇山峻岭，多少道激流险滩，多少个风雨如磐的日夜……对红军战士是一场生与死的挑战。由于身体和生理等原因，女战士们要战胜这些艰难险阻，得付出更多的辛劳和血汗。据有关部门统计，当年曾有8000多名妇女参加了举世瞩目的长征，然而到达延安时只有1000多人。女红军在长征路上的奇特经历，是一份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谨以此文向牺牲、去世了的以及仍然健在的长征巾帼英雄们致敬。
　　
　　“生”不逢时
　　
　　许多女同志在长征前就怀孕了，只好带着身孕长征，在艰险异常的长征路上临产。她们受尽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长征女干部李坚真老人回忆道：“有位女同志正好在过一条狭窄的小山路时生小孩，但又不能停下来。怎么办？结果是边走边生。小孩的头出来后，我用手托着，另外两个人搀扶着生小孩的女同志。小孩生出来后，又没有马骑，只得血淋淋地跟着队伍走，情状惨不忍睹。”
　　难怪博古的爱人刘群先曾说：“行军中骡马比丈夫好！”这句话看似俏皮却极悲壮。
　　红二军团长肖克的妻子蹇先佛也是“生”不逢时：就在进入草地的第二天，烈日当空，蹇先佛临产了，草地上毫无隐蔽之地，她急哭了。天无绝人之路。不远处恰巧有个“土围子”，原来这是红四方面军过草地时，打击藏族反动派骑兵用过的一个碉堡。就这样，蹇先佛在小碉堡内生下了一个可爱的男孩，因在碉堡内降生，取名为“堡生”。就是这位可怜的小堡生，在抗战中却被日本鬼子施毒杀害了。
　　邓发的妻子陈慧清生孩子时，是在贵州白苗地区，她所在的部队遭到国民党优势兵力的围追。敌人飞机不时地扔下炸弹。董必武和随军医生孙仪之等人只得把产妇抬进一所破庙，等待分娩。追兵越来越近，交战双方的枪声听得一清二楚。董老当机立断，派人通知打后卫的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前面一位女战士正在生小孩，务必顶住敌人。
　　董振堂回答很干脆：“敌人我们顶着，产妇安心生吧！”
　　过了两三个钟头，婴儿才在身边的炮火隆隆中姗姗来到人世。
　　夏洛特·索尔兹伯里在《长征日记——中国史诗》中写道：“为了使红军队伍不受拖累，那些有婴儿的妇女，要么将孩子留给农民，要么干脆扔掉，就像处理过多的装备那样，别无其他选择，革命利益第一。”激烈地生死战斗使母亲们不得不毅然地放弃孩子。不少母亲把婴儿用布包好，含泪寄放在附近农民家里。董老常常亲自给寄主写信，言词恳切感人，信笺上不时滴上老人慈祥的眼泪。
　　贺子珍在长征途中，也做过一次“绝情寡义”的母亲。行军到贵州，贺子珍生下一个可爱的婴儿，然而，孩子的呱呱坠地，给母亲带来的却是满怀愁绪。因为上级规定不能带孩子长征，领导人也不例外。贺子珍只得忍痛割爱，把刚生下的婴儿交给弟媳——毛泽民爱人钱希钧，由她托付给当地老乡抚养。贺子珍掏出仅有的4块银元交给弟媳：“做母亲的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把这几块钱带上，就补贴抚养费吧。”
　　长征途中诞生的婴儿今安在？据长征老干部刘英回忆，因没有奶，这些刚生下来就送人的孩子估计无一能活下来。
　　
　　“现代孙悟空”
　　
　　长征中女红军的主要任务就是做群众工作、宣传红军政策、找向导、找挑夫、筹粮筹款等。
　　找向导、挑夫很不容易。因受反动派的蛊惑宣传，老百姓都躲藏起来，女红军们往往要翻过几座大山才能找到群众，还没喘过气来，就带领向导挑夫马不停蹄地追赶队伍。于是，有人称她们是“神行太保”，她们走的不是二万五，而是三万五。
　　最使女红军伤脑筋的是筹粮筹款。由于贫穷百姓家生活十分清苦，要筹粮筹款，只能打土豪们的主意。但每到一地，老百姓还不了解红军，也不敢得罪“土皇帝”，他们不敢贸然说出谁是“富佬”，红军只能靠自己摸情况。
　　女红军在打土豪的斗争中，逐渐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只要远眺近看一番，准能把“妖魔鬼怪”识别出来。其中功夫最好的要数李坚真，她打土豪又快又准，从没失误过，被同伴誉为“现代孙悟空”。
　　李坚真打土豪的绝招别具一格。每到宿营地，她就先爬到高山上去，放眼眺望，看哪家屋子大，楼多，青砖碧瓦，具有“富豪气派”，心中有个大概印象。然后听狗叫，富豪家的狗仗势欺人，底气足，叫得凶，而且主动出击。凡见到神气十足、狂吠乱叫的狗，判断主人的身份就有了几分把握。接下来是看“两栏”（牛栏、猪栏）的大小，存栏数的多少。这样由远及近，选准目标后就穿堂入室，走进已逃之夭夭的大户人家去看灶、看锅，灶头大，锅里油水多的人家必定有“料”。进一步缩小目标后，就走进房间去搜检信件、公文，发现信封上有称某“老”或“先生”的，就更有了把握。干脆利索地操作完以上程序，就在土豪家门上贴上封条，等待同伴们来“收拾”。
　　
　　好怕一个“寄”字
　　
　　长征路上，栉风淋雨，风餐露宿，饥、寒、湿郁积，对女战士的身体摧残很大。鼻孔流血，肝肾受损，全身机能失调，有的甚至造成了终生不孕。但她们咬牙忍受着，一声不吭。她们给自己提出的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其中，“八块钱”指生病负伤等原因实在走不动，发八块大洋，“寄”在老乡家。
　　“寄”，在当时是一个最可怕的字眼。
　　女战士们不怕险山恶水，不怕饥寒疲劳，就怕一个“寄”字。
　　一次，总卫生部为了减轻部队负担，决定处理掉笨重的X光机。一个卫生员听错了音，以为要“处理”受伤的廖似光。很快，这则小道消息传遍了军营，廖似光的难姐难妹们同情地流起泪来。廖似光听后如五雷轰顶，顿时六神无主，愣了好久才回过神来，“哇”地大声痛哭，直到卫生部长贺诚紧急辟谣，郑重声明是“寄X光机”时，廖似光才破涕为笑。
　　许多老红军回忆道：被寄的女红军，举目无亲，孤单寂寞，不少人被反动派杀害，不少人被“卖”，还有少数人被迫无奈与当地居民结婚。因此，伤病员宁愿忍受千辛万苦，也不愿跟“寄”字沾边。
　　从大别山走出来的陈玉莲在川康边界的一次战斗中，不幸腿上中弹，因医药奇缺，伤口发炎，大腿肿得像冬瓜，实在坚持不住，只好服从安排，被“寄”在一藏民家。为了生存，陈玉莲只能入乡随俗了。学说藏语，学做糍粑、酥油茶……陈玉莲以她的勤劳纯朴得到了当地藏民的认同。闭塞的环境，使她对外界一无所知。
　　终于有一天，她发现了那些熟悉的“红五星”。陈玉莲以为自己是做梦，但站在眼前的却是活生生的“自己人”。这是二野的一支入藏部队。当她得知经过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又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打败了蒋介石，大陆已是“红军”的天下时，她欣喜若狂。离群的孤雁归队了，陈玉莲又戴上了镶有红五星的军帽。
　　
　　长征，让爱情走开
　　
　　男女红军战士一起同甘共苦出生入死，不免产生感情，闪出爱情的火花。但是红军有严格的纪律规定：在长征路上，女红军不准谈恋爱；谈了恋爱的，不准结婚；结了婚的，不准生育。
　　刘英当时属于没有谈恋爱的那类。
　　小巧玲珑的刘英1932年毕业于莫斯科劳动大学，是长征女战士中少数“文化人”之一。她是长征中身材最矮小的一个。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描写刘英：“我真想不透在长征途中她怎么没有被大风刮走，竟然也到了延安；她像春天的知更鸟一样活泼伶俐，忙着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
　　内慧外秀的刘英引起了张闻天同志的注意。在一次夜行军中，战士彭健搞了一盏小马灯，刘英说：“黑夜里行军，有盏马灯真方便。”张闻天立即接过去说：“这是刘英（意即流萤）嘛！”说得刘英满脸绯红。部队打下遵义城后，全军上下喜气洋洋。张闻天在街上遇到刘英，趁机约她去“谈谈”。到了张闻天住地，他又是倒茶，又是煮醪糟，忙得不亦乐乎。沉默了好一会儿，张闻天终于开口了，他表示彼此都很了解，希望他们不仅做一般的同志……刘英在中央苏区时就对张闻天同志很敬重，不能否认，敬重的感情确实在向爱情转化。但她认识到：现在不是恋爱结婚的时候，婚后怀孕对女同志来说，简直是一种灾难。她只得把爱情的种子深深地埋藏起来。对于张闻天的含蓄表示，刘英直截回答：“我早有打算，五年内不结婚。”张闻天很尊重刘英的选择，只好耐心等待。有情人终成眷属。长征结束后，刘英和张闻天在延安喜结连理。刘英后来回忆这段不和谐的浪漫曲时说：“长征开始后，我们每天累得要死，有时连绑腿都不松，倒下去就睡，事实上，也很少有时间想到‘爱情’两个字。”
　　刘彩香虽然想到了爱情，却不敢恋爱结婚。部队行军到贵州一县城，女战士们晚上就寝时，突然发现刘彩香失踪了。苦大仇深的刘彩香是不可能开小差的，她会去哪儿呢？原来，她与九军团参谋长毕占云相好上了，抑制不住思念之情，偷偷跑到九军团找毕占云去了。第二天一早，女战士们对刘彩香进行了批评，刘彩香低垂着头，吞吞吐吐地说实话：“我好久没有见到他了，心里想他。我想部队进城了，一时不会有什么行动，就……”“你要检讨，保证以后再也不违反纪律。”还是指导员李坚真通情达理，给了刘彩香一个台阶下。刘彩香赶紧保证：“从今天起，我发誓再也不去找老毕了。”后来，长征途中刘彩香信守诺言，再也没有越“雷池”一步。
　　爱情，在严酷的环境下，只能望而却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