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在西方科技与军事的冲击下，一些本来要沿前辈读经应科举的书生，选择学习军事的职业之路，最后成了满清王室的掘墓人。蔡锷将军便是如此。
　　蔡锷出生在湖南宝庆府的一个贫穷家庭，父亲是一个裁缝，母亲是一个孤儿，这样的家庭，如果没有特殊的机遇，再聪明也很难有出头之日。蔡锷能从偏僻山区的贫穷家庭成长为护国大将军，与早年其两位恩师的鼎力相助分不开。
　　蔡锷第一位恩师是当地秀才刘辉阁。蔡锷幼时即显露出天资聪颖、有胆有识，秀才刘辉阁认为此儿非池中物，在蔡4岁时，将侄女刘侠贞许配给蔡锷——刘是蔡的原配夫人。蔡6岁时，刘资助蔡锷在自己开办的私塾开蒙读书，亲自督导课业。
　　蔡的第二位恩师是邵阳赫赫有名的维新派人士樊锥。樊锥自幼好学，15岁时，他遍访城邑藏书，“悉读之”。戊戌变法前，出面组织强学会邵阳分会，并上书湖南巡抚陈宝箴，倡议变法维新。蔡锷12岁考中秀才，入县学。樊锥“一见奇之，携而授之读，衣之食之”。蔡锷跟着樊锥，通习周秦诸子之学，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
　　樊锥后来因在宝庆倡导变法，为地方的劣绅所不容，不得不带着蔡锷去了长沙，入时务学堂。戊戌变法失败后，蔡锷和樊锥先后逃亡日本。可以说，此时，两人已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樊锥年长蔡锷10岁，当两人离开故乡浪迹天涯时，或许是年纪大了，或许是性格的原因，樊锥过得很不如意，而蔡锷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光绪三十年（1904）初，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先后应聘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陆军小学总办等职。年轻蔡锷，英俊潇洒，威风凛凛，正在广西陆军小学就读的少年李宗仁对蔡锷“敬若神明”。而樊锥的生活状况近似于落魄，于公于私，蔡锷觉得应该帮助老师，于是礼聘樊锥来到桂林的广西陆军小学担任教习。
　　蔡锷当时的行为合乎中国传统道德，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樊锥曾经是他的人生启蒙者。可是他忘记了，一个人角色转换是不容易的。他受业于樊锥门下时，才是个12岁的少年，自然对老师言听计从，亦步亦趋，而今他成了校长，而恩师则成了他手下的教师，关系是很难处，何况樊锥又是那样狂傲的个性。
　　果然，据石建勋《樊锥传略》所载：“暮年，（锷）以桂抚林绍年中丞电聘赴桂林，设干部小学暨陆军小学，电邀君（即樊锥）往任讲席。与锷言事不合，暴怒，呕血数斗。既而为书投桂抚张鸣岐，终不遇，病亟以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冬返籍，丙午春二月卒，年甫三十有五。”
　　究竟在哪些方面樊锥与蔡锷意见不合？我没有找到详细的记载，但揣度以人情，樊锥恐怕没有完成从蔡锷恩师到蔡锷下属的角色转变，还以为蔡锷是当年跟着自己读书的宝庆伢崽，对陆军小学的事务可能多有干涉；而于蔡锷而言，他性格坚毅，办事果断，年纪轻轻就掌管一所新式军校，必须有校长的权威，不能迁就一位“教习”的意见——哪怕曾是自己恩师，否则就等于自己上面还有一个“太上皇”，这校务怎么可能正常运转呢？
　　这位樊锥也是性格过于狷急了，以为当年的学生翅膀硬了，不把自己放在眼里，自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竟然气得吐血。不得不回宝庆老家治病，最后英年早逝——他学生蔡锷也是如此，但蔡锷在短暂的一生中干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我以为樊锥恐怕至死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蔡锷闹翻了后，又上书广西巡抚张鸣岐，希望直接找校长蔡锷的上司，以获得重用。这样的人，巡抚老爷不敢用也是自然之理。
　　百余年后，我们再来分析此事，师生二人，没有谁应该受到责备。樊锥尽管是变法的鼓吹者，但他毕竟是旧式读书人出身，坚持“师道尊严”并不为过；而蔡锷呢，作为一校之长，当然不能由一位教师左右自己的意见，这是起码的职场规则。当旧道德遇到了新的职场规则，于是发生了这样的悲剧。我以为这样的悲剧，是个人的性格和大时代聚合于一起而成的，并无损于蔡锷将军历史上的光辉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