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于1920年秋拜齐白石为师学画。之前二人相互仰慕已久，只是无缘会面。9月初的一天，齐白石在齐如山的陪伴下来到北芦草园梅宅。两位大师一见如故，梅兰芳向齐白石请教草虫、游鱼、虾米的画法。齐白石悉心授艺，梅兰芳受益匪浅。从此，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时隔不久，在一处堂会上，齐先生先到一步，由于穿着朴素受到冷落。正当他暗自后悔不该来时，梅兰芳在众人簇拥下缓步而入，他见到齐白石后，疾步来到齐老面前，恭恭敬敬鞠躬并唤声：“老师！”然后搀他起身，扶他在前排坐下。齐白石的心情好了很多，他没想到，梅兰芳这样尊重他。事后，他精心绘了一幅《雪中送炭图》，并配诗一首赠给梅兰芳。梅兰芳收到画和诗也很感慨，他认为学生敬师乃天经地义，却蒙老师如此感激，心中不安，便给老师回了一首诗。从此，梅兰芳尊师的美名在艺术界流传开来。
　　在启功众多的老师里，历史学家陈垣有点石成金之功。初次见面时，陈垣告诉启功：“现在看书先要看《书目答问》。”这是陈垣的经验之谈，陈垣16岁时就系统阅读《书目答问》，并根据书中提示买书、读书。晚年启功回忆起这一幕，动情地说：“我从21岁起识得陈垣先生，直到他去世。受陈老师教导，经历近40年。”启功为报师恩，耄耋之年，呕心沥血伏案3年，创作了上百幅书画作品。在陈垣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他以在香港义卖所得163万元设立了“耕耘基金”，以慰老师于九泉。启功说：“陈老师教导我的样子，我现在蘸着眼泪也能画出来。”
　　鲁迅曾师从章太炎学习文字学，师生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1913年至1916年，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被囚禁于北京，鲁迅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去看望，还劝绝食中的老师进食。在鲁迅的日记中，留下了7次探望记录，而且每次去都是“晚归”“夜归”“傍晚归”，大年初一还去给章太炎拜年，给囚禁中的老师带去许多温暖。身处囹圄的太炎先生很感激，亲书庄子的一段话赠给鲁迅，鲁迅一直珍藏着这幅字。1936年6月，章太炎逝世后，鲁迅不顾病重，于逝世前10天写下了著名的《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等文章，颂扬章太炎先生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不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些文章，表达了对太炎先生的深深敬意。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旁听过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从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陈寅恪得到季羡林结束留学生活准备回国的消息，看过他在德国出色的学业和研究成果之后，马上主动把季羡林推荐给北大。1946年，时年35岁的季羡林入北大，一个星期由副教授转为正教授，并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从此再没有离开北大。为了缅怀恩师，季羡林先后写了《回忆陈寅恪先生》《纪念陈寅恪先生》等文章。季羡林无限深情地说：“如果没有陈先生的影响，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条道路，也同样进不了北大。”
　　当代文学大师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不久沈从文就发现了汪曾祺的才华。沈从文曾经对人说过：“汪曾祺的文章写得比我还要好。”汪曾祺的“课堂习作”，沈从文给过120分。沈从文在教学中，发现学生的好文章，就推荐给报刊发表。汪曾祺说：“我在1946年以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后来，汪曾祺以《受戒》和《大淖记事》等作品扬名中外，由此确立了他在当代文坛上小说家地位。沈从文逝世后，汪曾祺去送他最后一程：“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我走进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汪曾祺以《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为题写了纪念恩师的文章。
　　（責任编辑/刘大伟 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