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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摆脱现实主义框架，从香港本土意识的角度关照西西的小说，更易于把握西西小说创作的内涵，理解她小说中的实验意义。本文从香港本土意识出发论述《我城》中的香港本土意识。
关键词：西西；《我城》；香港；本土意识
作者简介：廖昱霄（1993-），女，汉族，贵州都匀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文学硕士，研究方向：美学、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2-0-02
西西作为香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在台港曾多次获奖，是颇负盛名的作家，而在大陆却少有人知。近年来台港文学逐渐走入文学批评者的视线，对西西以及相关文学作品的研究也逐渐增多。《我城》是西西的代表作也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我城》写于1974年，1975年在《香港》快报上连载，字间镶嵌一幅画和几个字，平行拼贴，连载共刊16万字。删减版1979年由香港素叶出版者出版，1989年3月才出版了完整的全文以及插图版，其中108幅图均系作者自己绘出。西西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以独特的语言风格、叙事手法、小说结构及人物塑造等书写了一个轻松愉快、哀而不伤的70年代的香港，在诸多方面在当时的香港文坛中都是独树一帜的，同时，作为香港意识的发轫之作，也使得这部小说具有考察香港意识重要意义。
一、“香港意识”始于《我城》
作家的创作与其生长的环境与生活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香港作为曾经的英属殖民地，有其存在的特殊性。许子东曾说：“真正有香港意识的小说是从西西呐代开始的，她最有名的小说叫《我城》，这是最有标志性的。”
六七十年代，随着新一代本土港人的成长，“香港意识”浮出了地表。新一代港人或者生于香港长于香港，或者生于外地长于香港，他们不再有父母一代的浓厚的“北望”情思和“过客”心态[1]，相反，他们以为香港为自己的家乡，与香港共生共存，“港味”已经深深地植入到他们的骨血中，他们以香港的繁荣为荣，他们的生命也熔铸在香港的发展中，他们对于香港有不同于父辈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而西西写于70年代的《我城》就代表了这一代人对于香港的情感，也代表了新一代本土作家对于香港的认同。
作品的中呈现的情感取向在无形中显示了作家们隐含的情感立场，无论是阮郎、东瑞等现实主义作家对于都市中辛酸的暴露与批判，还是刘以鬯等现代主义作家对于身处都市的现代人焦虑与疏离，都显示了一种对于香港这个城市中经济文化质疑。西西属于随着香港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一辈，五十年代工业化，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腾飞，使香港从一个偏僻小城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这其中包含着西西这一辈年轻人的青春体验，对于香港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使他们为此而感到自豪。在西西心目中，香港是“我的城”，她在小说中所表现出的诗情画意，正是她“我城”这一叙事立场的一种表现。[2]
二、《我城》中的“港人形象”
《我城》中西西开始了新题材新手法的试验，这背后亦和香港社会的本土意识抬头相互联系。其实，自1971年麦理浩上任以来，香港福利、城市建设等各方面都快速发展，香港人开始意识到“我城”的存在，本土意识愈趋明显。[3]西西在书中的书写正是为这新一代年轻人立传，书中对阿果、麦快乐等一系列人物的书写正是当时年轻人的真实写照，西西对这些年轻人是不无赞扬的，西西曾说： “那时，香港也有许多这样的青年人，活泼，充满朝气，穿牛仔裤唱民歌，难得的是相当明白事理，有正义感，但这种正义感不会放在嘴边，对生活的要求很踏实，很朴素……他们做的不过是卑微的工作： 看守公园，修理电话，没有什么了不起，生活环境却困难重重，可都努力去做，而且做得快快乐乐。这小说是献给这些无名英雄的。”[4]
在西西的笔下，住在这城里的人是轻松且快乐的。阿果找工作不过是为了有点有趣的事情做，在报纸上见到消息后，阿果做了一些“填字游戏”就被录用了，“你去做你高兴的事，我去做我高兴的事。”[5]可见他在这座成生活得怡然自得。阿果做的电话修理工，这种工作需要串街走巷、登高爬低，但阿果并没有感到辛苦，“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趣，这么高高地站在大街上空，看得几底下忙碌的路人。有时候，也有一两个路人抬起头来朝我看，我就想问问他，你说我的工作有趣吗，你的工作又是什么呢？”他所做的工作固然是这座城市中最基础的工作，但是他引以为傲，西西以赞赏的甚至是有些得意口吻去叙述阿果普通的工作，这在商业化的香港无疑是清流般的存在，由此也可窥见西西本人对于商业社会的观望态度。没有事的时候，就玩牌游戏，他们乐在其中“当这四个人坐在一起作牌的时候，气氛是热闹的，他们会把牌拍在桌子上拍得很响，好像谁拍得最响谁就赢，即使不赢，那姿势，也赢了。”香港快乐甚至延续到了难民营里：“在军营里面，他们每人分配得一张床，有的是帆布床。他们就把帆布张开，把钉钉进木架，他们每人有一双筷，有一个铁碗，每天吃饭的时候排队，他们在一间大的房间内选择衣服，房内满是衣物，他们可以高兴拿多少就拿多少。”
这些年轻人将香港当作自己的归属，只要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不论是做什么工作都能让他们感到快乐，工作固然是辛苦的但是它们乐于奉献于这片哺育他们的土地，他们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当作自己的姊妹家人，在照顾难民时他们不分彼此。“到山上来的人，只有少数人特别寻找自己的亲人，其他的都准备粮食和水，对迎面走来的人亲切地说话：你饿了么？你受伤了呵，于是，他们给流血的伤口以药，给饥饿的躯体以粮，众多的外衣和鞋，都披在陌生者的身上了。”[6]
他们不但生活得轻松快乐的，这种快乐和达观一并携着博爱的胸怀，使西西笔下的“我城”处处透着温情的色彩，这与西西以儿童的顽皮视角创作是不无关系的。西西也在有意无意地塑造自己心目中祥和温馨的城市群像。
三、复杂的“我城”情感
“我城”中包含的情感是极富温情的，西西的笔触是柔软的，以顽童般的俏皮语气描摹着港人心中的“我城”，香港人仿佛都充满了爱心，“我的城”、“我们的城”处处都是可爱的。 《我城》中西西创造出的阿果、阿髪、阿游和麦快乐等年轻人都是快乐且积极向上的，他们并不是完全虚构的，而是作者在香港日常生活中所真正见到的年轻人，是鲜活的香港年轻人群像，他们为了自己未来平凡奋斗、苦中作乐、自食其力。西西为这部分年轻人立传，她笔下的“我城”正式这群年轻人的“城”。《我城》不写残酷的商战，不写冷酷的人情，不写上层社会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也不写下层社会的啼饥号寒、乞讨卖淫。作家用一颗童心看世界，她有意避重就轻，她把扰攘人世写成一片祥和，从而展现自己的理想和爱心。她用的是‘净化法’‘蒸馏法’。[7]孩子以想象力看世界，在孩子的心目中，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西西将魔幻现实主义运用的恰到好处。但是《我城》也不乏书写商品经济下扭曲的人（开店设厂的阿东） 、不惜违法犯罪杀人越货 （麦快乐被抢劫） 、社会的不安动荡（社会暴动中的自制炸弹“土菠萝”）、受灾的难民……只是西西在书写中没有将批判冷酷的社会现实作为书写内核，她用一颗童心看世界，在这种充满童真的文辞中，她将熟悉的“城”陌生化，彻底摈弃传统写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放肆大胆的进行她的文学实验，这使得全书即便是书写灾难都洋溢着一种轻松的氛围。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如此西西本人对于“我城”的情感仍旧是矛盾的，在富有想象力的字里行间还有对城市现代化使人的异化的惋惜，对旧有文化的追忆，这一点也与西西的其他作品产生了呼应。西西在创作时没有流于主流的暴露于批判的模式。这也缘于其生长的时期的所形成的本土认同，西西在对香港的发展的认知上不可能像一些“南来作家”报以审视的目光，香港对她来说仍是“我城”，是一个家园，这个城市是一个光明与黑暗共存的整体，使她在感情上也更为矛盾。对西西而言她无法进行简单的非黑即白的道德判断。对她而言没有盲目的爱，也没有盲目的恨，而是以一种宽容、理解的态度去书写她所熟悉的城市生活，在字里行间写出隐忧却也不过度批判。
《我城》的结尾西西写阿北被人遗忘的木工手艺和他手制门，以及满是尘垢的房间内无人问津的书本。西西的笔触是哀愁的，与书架中漂浮的灰尘相同，她在对过往的历史叹息。主人公悠悠站在书架前仿佛听见书本在交谈
“——大概要热闹起来了。一本书说。
——要终结这百年孤寂了吧，另外一本书说。”[8]
而这也正显出西西对“我城”情感的复杂性，她既为现代化都市繁荣的有一种同生同荣的认同感，却对工业下人的异化颇感厌倦，似乎又有对传统文化复归的希冀，而这种复杂的期待又使得这本书中透出的作者本人对“我城”的文化关照。西西在创作时无疑是期待隐含 作者的，她在书的末尾也似乎埋下了对本土旧有文化复归的希望，而这样的希望就寄托在她笔下的像悠悠这样的未来的年轻人身上。她渴望有一天新旧文化能够有机的共存在“我城”中，希望“悠悠们”终有一天会重新发现这些宅院深处的书架与书本，能够翻开历史的书页，在父辈的老城中去构筑新旧完美交融的“我城”，而这座“新城”能透着新的现代化的欣欣向荣，也能找到曾经险些逝去的旧文化的身影。也只有这样，才能规避港人对香港有一日会像“落灰的书本”一样被历史湮没的隐忧，也许这种逝去的文化也正是解决人的异化的一种出路，这不乏理想主义的期待也正是西西本人的期待吧。
参考文献：
[1]赵稀方：西西小说与香港意识[J].华文文学，2003（3）：7.
[2]赵稀方：本土意识与文学形式——西西小说论.[J].台港小说与华文文学1997.
[3]徐霞：文学·女性·知识[M].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161.
[4]西西，何福仁：时间的话题[M].台湾： 洪范书店，1995.
[5]西西：《我城》[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89.
[6]西西：《我城》[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89.
[7]袁良骏：香港小说流派史[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162.
[8]西西：《我城》[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89.
关键词：西西；《我城》；香港；本土意识
作者简介：廖昱霄（1993-），女，汉族，贵州都匀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文学硕士，研究方向：美学、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2-0-02
西西作为香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在台港曾多次获奖，是颇负盛名的作家，而在大陆却少有人知。近年来台港文学逐渐走入文学批评者的视线，对西西以及相关文学作品的研究也逐渐增多。《我城》是西西的代表作也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我城》写于1974年，1975年在《香港》快报上连载，字间镶嵌一幅画和几个字，平行拼贴，连载共刊16万字。删减版1979年由香港素叶出版者出版，1989年3月才出版了完整的全文以及插图版，其中108幅图均系作者自己绘出。西西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以独特的语言风格、叙事手法、小说结构及人物塑造等书写了一个轻松愉快、哀而不伤的70年代的香港，在诸多方面在当时的香港文坛中都是独树一帜的，同时，作为香港意识的发轫之作，也使得这部小说具有考察香港意识重要意义。
一、“香港意识”始于《我城》
作家的创作与其生长的环境与生活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香港作为曾经的英属殖民地，有其存在的特殊性。许子东曾说：“真正有香港意识的小说是从西西呐代开始的，她最有名的小说叫《我城》，这是最有标志性的。”
六七十年代，随着新一代本土港人的成长，“香港意识”浮出了地表。新一代港人或者生于香港长于香港，或者生于外地长于香港，他们不再有父母一代的浓厚的“北望”情思和“过客”心态[1]，相反，他们以为香港为自己的家乡，与香港共生共存，“港味”已经深深地植入到他们的骨血中，他们以香港的繁荣为荣，他们的生命也熔铸在香港的发展中，他们对于香港有不同于父辈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而西西写于70年代的《我城》就代表了这一代人对于香港的情感，也代表了新一代本土作家对于香港的认同。
作品的中呈现的情感取向在无形中显示了作家们隐含的情感立场，无论是阮郎、东瑞等现实主义作家对于都市中辛酸的暴露与批判，还是刘以鬯等现代主义作家对于身处都市的现代人焦虑与疏离，都显示了一种对于香港这个城市中经济文化质疑。西西属于随着香港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一辈，五十年代工业化，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腾飞，使香港从一个偏僻小城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这其中包含着西西这一辈年轻人的青春体验，对于香港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使他们为此而感到自豪。在西西心目中，香港是“我的城”，她在小说中所表现出的诗情画意，正是她“我城”这一叙事立场的一种表现。[2]
二、《我城》中的“港人形象”
《我城》中西西开始了新题材新手法的试验，这背后亦和香港社会的本土意识抬头相互联系。其实，自1971年麦理浩上任以来，香港福利、城市建设等各方面都快速发展，香港人开始意识到“我城”的存在，本土意识愈趋明显。[3]西西在书中的书写正是为这新一代年轻人立传，书中对阿果、麦快乐等一系列人物的书写正是当时年轻人的真实写照，西西对这些年轻人是不无赞扬的，西西曾说： “那时，香港也有许多这样的青年人，活泼，充满朝气，穿牛仔裤唱民歌，难得的是相当明白事理，有正义感，但这种正义感不会放在嘴边，对生活的要求很踏实，很朴素……他们做的不过是卑微的工作： 看守公园，修理电话，没有什么了不起，生活环境却困难重重，可都努力去做，而且做得快快乐乐。这小说是献给这些无名英雄的。”[4]
在西西的笔下，住在这城里的人是轻松且快乐的。阿果找工作不过是为了有点有趣的事情做，在报纸上见到消息后，阿果做了一些“填字游戏”就被录用了，“你去做你高兴的事，我去做我高兴的事。”[5]可见他在这座成生活得怡然自得。阿果做的电话修理工，这种工作需要串街走巷、登高爬低，但阿果并没有感到辛苦，“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趣，这么高高地站在大街上空，看得几底下忙碌的路人。有时候，也有一两个路人抬起头来朝我看，我就想问问他，你说我的工作有趣吗，你的工作又是什么呢？”他所做的工作固然是这座城市中最基础的工作，但是他引以为傲，西西以赞赏的甚至是有些得意口吻去叙述阿果普通的工作，这在商业化的香港无疑是清流般的存在，由此也可窥见西西本人对于商业社会的观望态度。没有事的时候，就玩牌游戏，他们乐在其中“当这四个人坐在一起作牌的时候，气氛是热闹的，他们会把牌拍在桌子上拍得很响，好像谁拍得最响谁就赢，即使不赢，那姿势，也赢了。”香港快乐甚至延续到了难民营里：“在军营里面，他们每人分配得一张床，有的是帆布床。他们就把帆布张开，把钉钉进木架，他们每人有一双筷，有一个铁碗，每天吃饭的时候排队，他们在一间大的房间内选择衣服，房内满是衣物，他们可以高兴拿多少就拿多少。”
这些年轻人将香港当作自己的归属，只要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不论是做什么工作都能让他们感到快乐，工作固然是辛苦的但是它们乐于奉献于这片哺育他们的土地，他们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当作自己的姊妹家人，在照顾难民时他们不分彼此。“到山上来的人，只有少数人特别寻找自己的亲人，其他的都准备粮食和水，对迎面走来的人亲切地说话：你饿了么？你受伤了呵，于是，他们给流血的伤口以药，给饥饿的躯体以粮，众多的外衣和鞋，都披在陌生者的身上了。”[6]
他们不但生活得轻松快乐的，这种快乐和达观一并携着博爱的胸怀，使西西笔下的“我城”处处透着温情的色彩，这与西西以儿童的顽皮视角创作是不无关系的。西西也在有意无意地塑造自己心目中祥和温馨的城市群像。
三、复杂的“我城”情感
“我城”中包含的情感是极富温情的，西西的笔触是柔软的，以顽童般的俏皮语气描摹着港人心中的“我城”，香港人仿佛都充满了爱心，“我的城”、“我们的城”处处都是可爱的。 《我城》中西西创造出的阿果、阿髪、阿游和麦快乐等年轻人都是快乐且积极向上的，他们并不是完全虚构的，而是作者在香港日常生活中所真正见到的年轻人，是鲜活的香港年轻人群像，他们为了自己未来平凡奋斗、苦中作乐、自食其力。西西为这部分年轻人立传，她笔下的“我城”正式这群年轻人的“城”。《我城》不写残酷的商战，不写冷酷的人情，不写上层社会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也不写下层社会的啼饥号寒、乞讨卖淫。作家用一颗童心看世界，她有意避重就轻，她把扰攘人世写成一片祥和，从而展现自己的理想和爱心。她用的是‘净化法’‘蒸馏法’。[7]孩子以想象力看世界，在孩子的心目中，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西西将魔幻现实主义运用的恰到好处。但是《我城》也不乏书写商品经济下扭曲的人（开店设厂的阿东） 、不惜违法犯罪杀人越货 （麦快乐被抢劫） 、社会的不安动荡（社会暴动中的自制炸弹“土菠萝”）、受灾的难民……只是西西在书写中没有将批判冷酷的社会现实作为书写内核，她用一颗童心看世界，在这种充满童真的文辞中，她将熟悉的“城”陌生化，彻底摈弃传统写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放肆大胆的进行她的文学实验，这使得全书即便是书写灾难都洋溢着一种轻松的氛围。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如此西西本人对于“我城”的情感仍旧是矛盾的，在富有想象力的字里行间还有对城市现代化使人的异化的惋惜，对旧有文化的追忆，这一点也与西西的其他作品产生了呼应。西西在创作时没有流于主流的暴露于批判的模式。这也缘于其生长的时期的所形成的本土认同，西西在对香港的发展的认知上不可能像一些“南来作家”报以审视的目光，香港对她来说仍是“我城”，是一个家园，这个城市是一个光明与黑暗共存的整体，使她在感情上也更为矛盾。对西西而言她无法进行简单的非黑即白的道德判断。对她而言没有盲目的爱，也没有盲目的恨，而是以一种宽容、理解的态度去书写她所熟悉的城市生活，在字里行间写出隐忧却也不过度批判。
《我城》的结尾西西写阿北被人遗忘的木工手艺和他手制门，以及满是尘垢的房间内无人问津的书本。西西的笔触是哀愁的，与书架中漂浮的灰尘相同，她在对过往的历史叹息。主人公悠悠站在书架前仿佛听见书本在交谈
“——大概要热闹起来了。一本书说。
——要终结这百年孤寂了吧，另外一本书说。”[8]
而这也正显出西西对“我城”情感的复杂性，她既为现代化都市繁荣的有一种同生同荣的认同感，却对工业下人的异化颇感厌倦，似乎又有对传统文化复归的希冀，而这种复杂的期待又使得这本书中透出的作者本人对“我城”的文化关照。西西在创作时无疑是期待隐含 作者的，她在书的末尾也似乎埋下了对本土旧有文化复归的希望，而这样的希望就寄托在她笔下的像悠悠这样的未来的年轻人身上。她渴望有一天新旧文化能够有机的共存在“我城”中，希望“悠悠们”终有一天会重新发现这些宅院深处的书架与书本，能够翻开历史的书页，在父辈的老城中去构筑新旧完美交融的“我城”，而这座“新城”能透着新的现代化的欣欣向荣，也能找到曾经险些逝去的旧文化的身影。也只有这样，才能规避港人对香港有一日会像“落灰的书本”一样被历史湮没的隐忧，也许这种逝去的文化也正是解决人的异化的一种出路，这不乏理想主义的期待也正是西西本人的期待吧。
参考文献：
[1]赵稀方：西西小说与香港意识[J].华文文学，2003（3）：7.
[2]赵稀方：本土意识与文学形式——西西小说论.[J].台港小说与华文文学1997.
[3]徐霞：文学·女性·知识[M].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161.
[4]西西，何福仁：时间的话题[M].台湾： 洪范书店，1995.
[5]西西：《我城》[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89.
[6]西西：《我城》[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89.
[7]袁良骏：香港小说流派史[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162.
[8]西西：《我城》[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