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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远离了故乡十渡王老铺，当上了一名人民警察，就常常难以回家，只能更深地回味着“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妙处与苦涩。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春风吹来故乡的泥草香。便会唤醒你血液里秀丽温柔的青山绿水，便会在你的脉搏中，低吟浅唱起温情饱蕴玉米棒子香的蝉鸣蛙响。哦！想家的感觉是那样的妙趣横生。
因为我的家乡在十渡的山顶之上，那里生活着一群不看脸色只看天色，靠老天吃饭，最讲亲情友情的“没文化”的人们。那些人，那些事，那里的山水草木，必将永远伴随我这个山里人的一生。
难忘的“搞资本主义”
回想起那个年代，父辈们可称得上是“搞资本主义”者，我也是学着“搞资本主义”的人。就在大喊不许搞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父辈们搞资本主义都是偷偷摸摸的。现在想来还真有点儿轰轰烈烈。
我家住在深山区，记得刚懂事的时候，父亲天一黑就走了，等我睡醒了天刚一亮就又回来了。白天还要上工，不能让人看出破碇。一次次都是这样，我问妈妈，爸爸他们干什么去了？妈妈责怪地说：大人的事小孩子家不要管。所以我不再观察大人的事，也不再过问父辈们出去干什么了。
一天放学后，老远就听见住家的山顶上有人吵架。当我走近时，看到有一个戴大檐帽的人和大队干部正组织大伙儿在生产队的场上开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公安局的人，当时只敢从墙缝儿里看他。大队干部说话的声音很大很大，说是在大声嚷，不如说是在叫骂。戴大檐帽的那个人虽然长像很凶，但没有说话。这时我看到十来个人都耷拉着脑袋，一溜儿在旮旯里坐着，脸上带着些哭相，其中就有我爸爸。现在想来，如果戴大檐帽的人再喊几句，得有人从山顶上跳到山下去。后来还真有人经不住打击，自己寻短见从山上滚到了山下成了残废。
过后我才闹明白，原来父辈们是搞了“资本主义”被人揭发挨整了。不但交了罚款，还让他们每人义务挖了100个大寨坑。
父辈们为什么搞资本主义？现在想来还不是因为家里穷，吃不上，穿不好 ！他们靠山吃不上山，眼看着有赚钱的门路儿却不敢干，只好偷着冒点儿风险。
想起来父辈们付出得太多太多了。距家四五里地远的大山之中，生长着荆条、檀木、木棍儿等农家盖房必需品。为了能卖上几个钱养家糊口，他们不敢白天到山去砍割。等天一黑，才敢来到山上，月亮出来赶紧行动。弄上100多斤，就着月亮地儿背到距山路近的地方藏起来。等第二天夜里再背到河北省涞水县石亭集市卖掉。背100多斤重一去80多里，返回还不能在天亮后让人发现。一次最多赚三五块钱，有时换十几斤粉条，有时买百八十斤白面回来。让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每次父亲出门回来都怀揣几个油饼儿，姐弟几个吃上几口，真像过年一样。有时风声紧，砍一次木棍儿藏好几天也背不出山。
后来我也加入了搞资本主义的行列，尝到了搞资本主义的艰辛。一天晚上，我都睡着了，妈妈把我推醒说：“今天你出趟门儿。当时我想：天这么黑上哪儿？挺害怕的！拉出驴，抬上驮，我随两个哥哥赶着驮了荆条的毛驴，顺着河路北沟向山下走去。可能大人知道我害怕，走时安排我在两个哥哥的中间走。这样他俩一前一后，我在中间，一路小跑着向涞水石亭集市奔去。从王老铺到石亭要走60多里山路，30来里柏油路。走在山路上只能听到驴蹄子与石头的碰撞声。深山里的夜静得让人毛发直立，时不时还会从山顶上传来夜猫子的嚎叫。
等到了张坊与涞水县石亭交界的漫水桥上，鸡刚叫完头遍。到石亭卸下驴驮的荆条天刚放亮。好在回家时毛驴没有驮东西，我可以趴在驴背上睡一觉，那时我刚11岁。平时我最爱听《红灯记》里李玉和唱的《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我想我就是穷人的孩子，也是早当家的孩子。
搞这样的资本主义活动我少说干过十来次。 给我的感觉虽然是吃了苦，受了累，但得到了实惠。就说上学拿干粮吧！开始上学中午拿窝头、锅贴饼子，带用葫芦当饭盒提的粥。后来带玉米面、白面两样面包的饺子，再后来吃上了大米饭。我想这全靠父辈们“搞资本主义”的收获。
改革开放了，不割资本主义尾巴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芝麻开花节节高了。不知怎的，我越来越找不到年少时的那种感觉了。不但父辈们艰苦奋斗的气氛没有了，特别是年轻人的那种吃大苦、耐大劳的劲头更少见了......
18人一间屋子的小学校
那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小的一所学校。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老师突然宣布，明天4队的孩子到小队里上学。我不知道队里的干部为什么突然想起来要办学，莫非那时候他们就深深地懂得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莫非那时候他们就知道“再苦不能苦了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
这样，我们一共18个人都来到了我们小队上学。让大人们讲离家近，孩子得益。老师姓高，在他住的三间房的旁边有一间像驴棚子样的小屋。现在看来不到20平米，还没有窗户。我们18名一、二、三、四年级的小学生都挤在这间屋里，桌子是老人做棺材用的寿木板，板下面垒上几块石头当架子，凳子是学生从家里拿的小板凳。
开学的第一天孩子们挺高兴，这样可以出门就上学了，可我不这样认为。在一年级时，上的是我们村的小学，有三四百人，是国家拨的桌椅，写字挺舒服的。教室也宽敞，可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写字不是像现在这样坐着，而是像在家吃饭时那样半蹲着，盘腿儿式。后来我才知道，教书老师的哥哥是校长。为了给这个没有活儿的妹妹找个事儿，就在我们小队单成立了一所小学。他的妹妹也就成了队派老师，每月拿工资。这在当时已经很高摆啦！
在我的记忆中，这位老师很是严厉，不知是因为“文化人”对我们这些穷孩子管得越严越出材儿，还是她就是这个脾气。记得我在队里上了两年多学，共挨过她三次批评。第一次挨批评是因为放屁。一间屋里装着18个孩子，加上老师19人，又没有窗户。那时候的孩子衣服一个月换不了一回，脚一个星期洗不上一次，不管男女都是泥土里打滚儿的人。别说放屁，就是不放屁，味道也好闻不了。记得有一天，老师正在讲课，忽然不讲了，用书本捂住鼻子，好长时间不说话。其他同学都发现了老师的动作，眼巴巴地望着老师。我却没有发现老师的举动，仍然看着书本。当老师和同学们都盯着我时，我才发现自己有问题了。当时老师厉声叫道：“你站起来，是不是你放屁了？”我说，没有哇。老师也没有再问，也没有让我坐下，这样我就因为没有放屁而站了一节课。后来同学们一看到老师用书本捂住鼻子的举动，都要先看看我。现在想起来真是好笑，吃五谷杂粮之人哪有不放屁之理？ 第二次挨批评是因为拿笔。一次，我们上毛笔字课，老师首先教我们怎样拿毛笔。我们不会拿，我想老师也没有练过毛笔字。按她的方法，大姆指捏住毛笔一侧，中指、无名指、小姆指捏住另一侧，食指压住毛笔杆顶端来写字。我照老师的方法练了半天，怎么练怎么别扭，怎么练都不对劲儿。回家问爸爸、妈妈，他们说老师说得对。再问在中学念书的哥哥，我想他告诉我的方法是正确的。第二次练毛笔字时我把哥哥告诉我的方法说给了老师，把老师气得够呛，又让我罚了站。后来老师不管怎么拿毛笔写字了，反正把字写好就行。也许她真的也去问了别人！
第三次挨批评是因为认字。一间屋18人，一、二、三、四年级4个级别。二、三年级的时候，认识的字极少，很多时候都是瞎猜着读文章。有一次，四年级一个同学问我“冻”字怎么念。因为我一看旁边有一个东字，放上两点儿准不念东了，就告诉同学念“东”的第四声。一问老师，果然不错，同学们说我真行。后来有一个同学问我“拨”字怎么念，因为我一看到右边有一个“发”字，就告诉那同学念“发”。这回可出事了，老农民就忌讳这个字。因为山里农村家家养猪、牛、羊、驴等牲口，它们一到发情期，都说这个字。当老师知道我把“拨”念成“发”时，说我在骂人，又让我站了一节课。
就这样我在队里上了不到两年半学，到了五年级时又回到了让我看来是正宗的小学。这时我们18个孩子还剩13个。小学毕业时还剩10个。初中到离家30里的六渡上学，毕业时还剩5个。而到距家80多里路的张坊念完高中时，则只剩我一个人了。至于我后来通过努力当上了人民警察，那在故乡都是很值得父母荣耀的事，我也以此为美。
每当我回到家乡看到老师，我都要和老师说上几句心里话，教育现在的孩子只有“吃得苦中苦，才能成为人上人”。而让我自豪的是，我之所以有了今天，多亏了教我育我的老师们。
全村大搬迁
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全村从1993年开始进行大搬迁。千余口人的大村陆陆续续地迁往山外，现在还剩下百八十人，都是些年老体弱的，已走不出遮风避雨、繁衍生息的大山。
我几乎每月都要回家乡一趟，因为我忘不了生我养我的地方。每当我回到家乡，沿着寂寥的村落走一遍，触目所及，心情甚感苍凉、沉重。村里有窗户的房子很少了，杂树之中，掩着一堵堵石片垒成的断墙。墙头上长满了绿苔，房子的大概轮廊还看得出来。有的房顶已长满了野草，一片荒芜。我看到一座残存的门楼，已然摇摇欲坠，像是随时都会訇然倒下，让人望而却步。我走进一处院落，刚要拾级而上。一抬头，却见石阶上扔着横七竖八的死树，挡住了去路。在又一家门前，我也只能看着门楣上方窗棂上的精美雕花发呆。因为门窗都封死了，上面结满蛛网。曾几何时，这里曾居住着一户户人丁兴旺的殷实之家，如今却是人去房空。
每次回家，我都来到最高处，俯看整个村庄，思绪万千。因为我走过房山的村村落落，看过房山的山山水水，却从来未见过有家乡这样美景的地方，有家乡这样肥沃土地的山乡。
我忘不了幼时点着煤油灯写字的日子;忘不了妈妈在油灯下，锥底儿纳帮儿为全家做鞋的情景;忘不了为了见到光明，全村人抬着几千斤重的电线杆在七八十度的山涯上齐声呐喊爬行的镜头;忘不了电灯发亮人们见到光明时惊呆、喜悦的心情;我也忘不了儿时赶着毛驴驮运东西的场景;更忘不了轰轰炮声，在通往家乡的山涧里开出一条30千米长的公路;我还没有忘记支农队的师傅们为了家乡人吃上自来水，爬山越岭，安管接线，付出的辛勤劳动。
灯亮了，自来水有了， 公路通车了，人们生活好了，可这些已成为历史。过去的都过去了，留下的是心酸。人们搬迁后电灯线大多被偷盗，遗留的高压线还时时被盗割;国家拨款，把泉水引上了山，铁管却被砸烂，让不成气候的人给卖掉了。唯一一条引水上山的管线是历史的见证，我告诉他们谁砸了卖了铁，我和他们没完。可是，前些天却让搬迁后在外混不了日子又回家放羊的人们拆掉搭了羊棚。
我时常在问，为什么要搬迁？有的说缺水，有的说交通不方便。但我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有时我突发奇想，如果我要有了钱，成了大款，我投资意向首先就是家乡王老铺。我要搞个观光农场，封闭荒山，禁止放牧，再种植果树和药材。最后收拾农家小院，引游客进山。如果这样，不过七八年时间，这里定是人间世外桃源。
但愿有人发现这块处女之地。但愿家乡的未来风光无限……
故乡的事说不完，讲不完，写不完。故乡的事不是故事里的事，是发生在我身边不经意的事。故乡的事，不是故事也是故事，是我永生难忘的事。
（编辑·韩旭）
hanxu716@126.com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春风吹来故乡的泥草香。便会唤醒你血液里秀丽温柔的青山绿水，便会在你的脉搏中，低吟浅唱起温情饱蕴玉米棒子香的蝉鸣蛙响。哦！想家的感觉是那样的妙趣横生。
因为我的家乡在十渡的山顶之上，那里生活着一群不看脸色只看天色，靠老天吃饭，最讲亲情友情的“没文化”的人们。那些人，那些事，那里的山水草木，必将永远伴随我这个山里人的一生。
难忘的“搞资本主义”
回想起那个年代，父辈们可称得上是“搞资本主义”者，我也是学着“搞资本主义”的人。就在大喊不许搞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父辈们搞资本主义都是偷偷摸摸的。现在想来还真有点儿轰轰烈烈。
我家住在深山区，记得刚懂事的时候，父亲天一黑就走了，等我睡醒了天刚一亮就又回来了。白天还要上工，不能让人看出破碇。一次次都是这样，我问妈妈，爸爸他们干什么去了？妈妈责怪地说：大人的事小孩子家不要管。所以我不再观察大人的事，也不再过问父辈们出去干什么了。
一天放学后，老远就听见住家的山顶上有人吵架。当我走近时，看到有一个戴大檐帽的人和大队干部正组织大伙儿在生产队的场上开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公安局的人，当时只敢从墙缝儿里看他。大队干部说话的声音很大很大，说是在大声嚷，不如说是在叫骂。戴大檐帽的那个人虽然长像很凶，但没有说话。这时我看到十来个人都耷拉着脑袋，一溜儿在旮旯里坐着，脸上带着些哭相，其中就有我爸爸。现在想来，如果戴大檐帽的人再喊几句，得有人从山顶上跳到山下去。后来还真有人经不住打击，自己寻短见从山上滚到了山下成了残废。
过后我才闹明白，原来父辈们是搞了“资本主义”被人揭发挨整了。不但交了罚款，还让他们每人义务挖了100个大寨坑。
父辈们为什么搞资本主义？现在想来还不是因为家里穷，吃不上，穿不好 ！他们靠山吃不上山，眼看着有赚钱的门路儿却不敢干，只好偷着冒点儿风险。
想起来父辈们付出得太多太多了。距家四五里地远的大山之中，生长着荆条、檀木、木棍儿等农家盖房必需品。为了能卖上几个钱养家糊口，他们不敢白天到山去砍割。等天一黑，才敢来到山上，月亮出来赶紧行动。弄上100多斤，就着月亮地儿背到距山路近的地方藏起来。等第二天夜里再背到河北省涞水县石亭集市卖掉。背100多斤重一去80多里，返回还不能在天亮后让人发现。一次最多赚三五块钱，有时换十几斤粉条，有时买百八十斤白面回来。让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每次父亲出门回来都怀揣几个油饼儿，姐弟几个吃上几口，真像过年一样。有时风声紧，砍一次木棍儿藏好几天也背不出山。
后来我也加入了搞资本主义的行列，尝到了搞资本主义的艰辛。一天晚上，我都睡着了，妈妈把我推醒说：“今天你出趟门儿。当时我想：天这么黑上哪儿？挺害怕的！拉出驴，抬上驮，我随两个哥哥赶着驮了荆条的毛驴，顺着河路北沟向山下走去。可能大人知道我害怕，走时安排我在两个哥哥的中间走。这样他俩一前一后，我在中间，一路小跑着向涞水石亭集市奔去。从王老铺到石亭要走60多里山路，30来里柏油路。走在山路上只能听到驴蹄子与石头的碰撞声。深山里的夜静得让人毛发直立，时不时还会从山顶上传来夜猫子的嚎叫。
等到了张坊与涞水县石亭交界的漫水桥上，鸡刚叫完头遍。到石亭卸下驴驮的荆条天刚放亮。好在回家时毛驴没有驮东西，我可以趴在驴背上睡一觉，那时我刚11岁。平时我最爱听《红灯记》里李玉和唱的《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我想我就是穷人的孩子，也是早当家的孩子。
搞这样的资本主义活动我少说干过十来次。 给我的感觉虽然是吃了苦，受了累，但得到了实惠。就说上学拿干粮吧！开始上学中午拿窝头、锅贴饼子，带用葫芦当饭盒提的粥。后来带玉米面、白面两样面包的饺子，再后来吃上了大米饭。我想这全靠父辈们“搞资本主义”的收获。
改革开放了，不割资本主义尾巴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芝麻开花节节高了。不知怎的，我越来越找不到年少时的那种感觉了。不但父辈们艰苦奋斗的气氛没有了，特别是年轻人的那种吃大苦、耐大劳的劲头更少见了......
18人一间屋子的小学校
那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小的一所学校。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老师突然宣布，明天4队的孩子到小队里上学。我不知道队里的干部为什么突然想起来要办学，莫非那时候他们就深深地懂得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莫非那时候他们就知道“再苦不能苦了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
这样，我们一共18个人都来到了我们小队上学。让大人们讲离家近，孩子得益。老师姓高，在他住的三间房的旁边有一间像驴棚子样的小屋。现在看来不到20平米，还没有窗户。我们18名一、二、三、四年级的小学生都挤在这间屋里，桌子是老人做棺材用的寿木板，板下面垒上几块石头当架子，凳子是学生从家里拿的小板凳。
开学的第一天孩子们挺高兴，这样可以出门就上学了，可我不这样认为。在一年级时，上的是我们村的小学，有三四百人，是国家拨的桌椅，写字挺舒服的。教室也宽敞，可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写字不是像现在这样坐着，而是像在家吃饭时那样半蹲着，盘腿儿式。后来我才知道，教书老师的哥哥是校长。为了给这个没有活儿的妹妹找个事儿，就在我们小队单成立了一所小学。他的妹妹也就成了队派老师，每月拿工资。这在当时已经很高摆啦！
在我的记忆中，这位老师很是严厉，不知是因为“文化人”对我们这些穷孩子管得越严越出材儿，还是她就是这个脾气。记得我在队里上了两年多学，共挨过她三次批评。第一次挨批评是因为放屁。一间屋里装着18个孩子，加上老师19人，又没有窗户。那时候的孩子衣服一个月换不了一回，脚一个星期洗不上一次，不管男女都是泥土里打滚儿的人。别说放屁，就是不放屁，味道也好闻不了。记得有一天，老师正在讲课，忽然不讲了，用书本捂住鼻子，好长时间不说话。其他同学都发现了老师的动作，眼巴巴地望着老师。我却没有发现老师的举动，仍然看着书本。当老师和同学们都盯着我时，我才发现自己有问题了。当时老师厉声叫道：“你站起来，是不是你放屁了？”我说，没有哇。老师也没有再问，也没有让我坐下，这样我就因为没有放屁而站了一节课。后来同学们一看到老师用书本捂住鼻子的举动，都要先看看我。现在想起来真是好笑，吃五谷杂粮之人哪有不放屁之理？ 第二次挨批评是因为拿笔。一次，我们上毛笔字课，老师首先教我们怎样拿毛笔。我们不会拿，我想老师也没有练过毛笔字。按她的方法，大姆指捏住毛笔一侧，中指、无名指、小姆指捏住另一侧，食指压住毛笔杆顶端来写字。我照老师的方法练了半天，怎么练怎么别扭，怎么练都不对劲儿。回家问爸爸、妈妈，他们说老师说得对。再问在中学念书的哥哥，我想他告诉我的方法是正确的。第二次练毛笔字时我把哥哥告诉我的方法说给了老师，把老师气得够呛，又让我罚了站。后来老师不管怎么拿毛笔写字了，反正把字写好就行。也许她真的也去问了别人！
第三次挨批评是因为认字。一间屋18人，一、二、三、四年级4个级别。二、三年级的时候，认识的字极少，很多时候都是瞎猜着读文章。有一次，四年级一个同学问我“冻”字怎么念。因为我一看旁边有一个东字，放上两点儿准不念东了，就告诉同学念“东”的第四声。一问老师，果然不错，同学们说我真行。后来有一个同学问我“拨”字怎么念，因为我一看到右边有一个“发”字，就告诉那同学念“发”。这回可出事了，老农民就忌讳这个字。因为山里农村家家养猪、牛、羊、驴等牲口，它们一到发情期，都说这个字。当老师知道我把“拨”念成“发”时，说我在骂人，又让我站了一节课。
就这样我在队里上了不到两年半学，到了五年级时又回到了让我看来是正宗的小学。这时我们18个孩子还剩13个。小学毕业时还剩10个。初中到离家30里的六渡上学，毕业时还剩5个。而到距家80多里路的张坊念完高中时，则只剩我一个人了。至于我后来通过努力当上了人民警察，那在故乡都是很值得父母荣耀的事，我也以此为美。
每当我回到家乡看到老师，我都要和老师说上几句心里话，教育现在的孩子只有“吃得苦中苦，才能成为人上人”。而让我自豪的是，我之所以有了今天，多亏了教我育我的老师们。
全村大搬迁
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全村从1993年开始进行大搬迁。千余口人的大村陆陆续续地迁往山外，现在还剩下百八十人，都是些年老体弱的，已走不出遮风避雨、繁衍生息的大山。
我几乎每月都要回家乡一趟，因为我忘不了生我养我的地方。每当我回到家乡，沿着寂寥的村落走一遍，触目所及，心情甚感苍凉、沉重。村里有窗户的房子很少了，杂树之中，掩着一堵堵石片垒成的断墙。墙头上长满了绿苔，房子的大概轮廊还看得出来。有的房顶已长满了野草，一片荒芜。我看到一座残存的门楼，已然摇摇欲坠，像是随时都会訇然倒下，让人望而却步。我走进一处院落，刚要拾级而上。一抬头，却见石阶上扔着横七竖八的死树，挡住了去路。在又一家门前，我也只能看着门楣上方窗棂上的精美雕花发呆。因为门窗都封死了，上面结满蛛网。曾几何时，这里曾居住着一户户人丁兴旺的殷实之家，如今却是人去房空。
每次回家，我都来到最高处，俯看整个村庄，思绪万千。因为我走过房山的村村落落，看过房山的山山水水，却从来未见过有家乡这样美景的地方，有家乡这样肥沃土地的山乡。
我忘不了幼时点着煤油灯写字的日子;忘不了妈妈在油灯下，锥底儿纳帮儿为全家做鞋的情景;忘不了为了见到光明，全村人抬着几千斤重的电线杆在七八十度的山涯上齐声呐喊爬行的镜头;忘不了电灯发亮人们见到光明时惊呆、喜悦的心情;我也忘不了儿时赶着毛驴驮运东西的场景;更忘不了轰轰炮声，在通往家乡的山涧里开出一条30千米长的公路;我还没有忘记支农队的师傅们为了家乡人吃上自来水，爬山越岭，安管接线，付出的辛勤劳动。
灯亮了，自来水有了， 公路通车了，人们生活好了，可这些已成为历史。过去的都过去了，留下的是心酸。人们搬迁后电灯线大多被偷盗，遗留的高压线还时时被盗割;国家拨款，把泉水引上了山，铁管却被砸烂，让不成气候的人给卖掉了。唯一一条引水上山的管线是历史的见证，我告诉他们谁砸了卖了铁，我和他们没完。可是，前些天却让搬迁后在外混不了日子又回家放羊的人们拆掉搭了羊棚。
我时常在问，为什么要搬迁？有的说缺水，有的说交通不方便。但我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有时我突发奇想，如果我要有了钱，成了大款，我投资意向首先就是家乡王老铺。我要搞个观光农场，封闭荒山，禁止放牧，再种植果树和药材。最后收拾农家小院，引游客进山。如果这样，不过七八年时间，这里定是人间世外桃源。
但愿有人发现这块处女之地。但愿家乡的未来风光无限……
故乡的事说不完，讲不完，写不完。故乡的事不是故事里的事，是发生在我身边不经意的事。故乡的事，不是故事也是故事，是我永生难忘的事。
（编辑·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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