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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赋作为汉代文学的典型代表，从西汉铺张扬厉的汉大赋到东汉深邃典雅、针砭时弊的抒情赋，并非只是汉赋作家的天才创造，它在内容和形式方面深受变风变雅的影响。变风变雅作为《诗经》研究的一个分支，因其在时代划分方面的合理性，笔者从东汉辞赋与它所处的类似的社会背景出发，从词语引用和美刺手法两个方面，简要分析变风变雅对东汉辞赋的影响。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反映古代劳动人民社会生活面貌的同时也是一本记录周王朝从盛至衰的历史画册。周朝以礼乐治国，文化和经济繁盛一时，之后王权废弛，礼崩乐坏，《诗经》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曾经的歌功颂德诗悄然隐去，针砭时弊的“变风变雅”层出不穷。同样的社会现象发生在东汉中后期，反映在文学上以铺张扬厉著称的汉大赋逐渐减少，揭露黑暗现实、讥讽时事的抒情赋猝然兴起。由此可见，时代与文学之间天然存在着一种关系，社会时局的变化必然引起文学的变革。本文从历史角度出发，以《诗经》中“变风变雅”为基础，简要分析其在东汉辞赋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
首先，关于“变风变雅”的概念。最初提到“变风变雅”是在《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此处虽然并未对“变风变雅”作具体阐述，但这个概念已经初具形态。后来郑玄《诗谱序》曰：“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后王稍更凌迟。彭王受潜烹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邺不尊贤。自是而下，历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故孔子录夷王时诗，迄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郑玄承认社会变革对诗歌的影响，延续了《诗大序》的说法并做出了明确划分。笔者认为郑玄的依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故把这种论诗方法移入进对汉代文学的研究，从时代变迁的角度分析东汉赋与“变风变雅”的继承性关系。
其次，赋体的来历。前人关于赋起源大体有源于《诗》、“不歌而诵谓之赋”、《楚辞》、纵横家说辞四种观点。源于《诗》是因为“诗六义”中的“赋”，后来班固也在《两都赋序》中提出“赋者，古诗之流也”;除此之外刘向又提出“不歌而诵谓之赋”;源于《楚辞》是因为汉赋写作受其影响很大，而且班固也在《离骚序》中提到“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可见他是承认这个说法的。源于纵横家说辞的观点主要来源于清人章学成。以上说法虽然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赋体本身分类的复杂性提醒我们在讨论时也不应该一以贯之，对于赋起源这个问题，我们应该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用发展的眼光去分析，囿于单一的观点反而会限制我们的思想。
一、语词语句的直接引用与简单化用
《诗经》题材丰富，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遣词造句与表情达意更是成为后世文人效仿的一面旗帜。所以汉赋对于《诗经》的继承，最明显的就是对其诗句的直接引用与简单化用。
张衡《归田赋》中“于焉逍遥，聊以娱情”两句出自自《小雅·白驹》“所谓伊人，于焉逍遥”;班彪《北征赋》中“彼何生之优渥，我独罹此百殃”两句出自《小雅·信南山》“既优既渥，既沾既足”;班昭《东征赋》中“明发曙而不寐兮，心迟迟而有违”两句分别出自《小雅·小宛》中“明发不寐，有怀二人”和《邶风·谷风》中“行道迟迟，中心有违”;蔡邕《述行赋》中“玄云黯以凝结兮，集零雨之溱溱”两句出自《豳风·东山》的“我来自东，零雨其濛”;祢衡《鹦鹉赋》中“采采丽容，咬咬好音”两句出自《邶风·凯风》“睍睆黄鸟，载好其音”。除了直接引用外，还有不少赋篇的作者因个人遭遇与情感的共通性而将《诗经》语句融汇化用，如：蔡邕《述行赋》中“阴噎噎而不阳”是对《邶风·终风》中“噎噎其阴”的化用;《青衣赋》中“非彼牛女，隔于河维”是对《小雅·大东》中“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的化用;张衡《定情赋》中“大火流兮草虫鸣，繁霜降兮草木零。秋为期兮时已征，思美人兮愁屏营”分别是对《豳风·七月》中“七月流火”和《卫风·氓》中“秋以为期”的化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东汉辞赋对变风变雅的发展，除了机械地择取某些词组之外还融入了作者独特的艺术和情感技巧。借用《诗》句言志抒情，不仅使用地恰到好处，而且经作者改造化用之后的语句更加生动，丰富汉赋语言的同时也从实践上证明，汉赋成为汉代代表性文学，并非只是作家的天才创作，这与作家吸收前代文学经验也有很大关系，文学也是在不断积累中稳步前进的。
二、美刺
在《诗经》少数诗篇中，有些作者明确表达了自己写诗的目的和态度，比如：《魏风·葛屦》中的“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陈风·墓门》中的“夫也不良，歌以讯之”，等等。由此看出，诗可以用来抒发感情，表达作者对于某些事情的看法和态度，对于美好的人和事物加以歌颂，对于不好的事物则予以讽刺和揭露。像这样通过诗歌发表对现实政治的看法以及对事件进行赞美和讽刺的方式，就被人们称为“美刺”说。西周末年时局动荡不堪，诗人触景生情，为了讽喻社会现实，创作出大量的“变风变雅”诗，之后这种手法被汉赋家们所继承，进而成为赋体文学的一种典型表现方式。
首先，汉赋的歌功颂德是与当时汉王朝大一统的社会背景相契合的，在于表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作者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對统治者励精图治的颂扬。《东都赋》从光武帝承天命，建立东汉开始讲起，通过描述王莽之乱时国家破败不堪的现状，赞美光武帝的伟大功绩，肯定他迁都洛阳的政策。后文继续歌颂帝王的文治武功，盛赞东汉的典章制度、文教以及外交，将新国家的威望与繁荣充分展现出来。赋末“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对东汉的赞美之意更是毫不掩饰。此外赋中还描写了天子游猎时的场面，生动表现出东汉强盛壮大的国力的同时作者内心洋溢的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也显露出来，这显然是当时人们心理的真实写照。
其次，汉赋的讽喻也是出自于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体察民情、关注国家命运，这与“变风变雅”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诗人直言不讳，而在汉赋中却是极尽婉转。最有特点的是张衡的《二京赋》：《西京赋》中作者用大量笔墨写宫殿建筑的讲究、池苑的宏伟、天子狩猎场面的盛大、皇宫生活极尽奢靡;《东京赋》中反而致力于表现天子有礼有度，倡行节俭的做法，写洛阳建筑合乎典制，统治者重视教化。一来一去之间讽谏之意立显。赋末“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坚冰作於履霜，寻木起於櫱栽。昧旦丕显，後世犹怠”。作者浓厚的忧虑跃然纸上，他奉劝统治者要防微杜渐，期望天子能够以史为鉴，及时进行自我反省，勤政爱民，将汉赋讽喻的曲折婉转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东汉辞赋在语言运用、美刺手法两个方面对“变风变雅”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笔者虽然并未深入研究，但至少可以说明：第一，时代与文学之间是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不能把它们完全割裂开。汉赋作为汉代文学的典型代表，不论是前期铺张扬厉、汪洋恣肆的汉大赋，还是后期反映现实、讽喻社会的抒情赋，都是对当时时代的反映，不应该带着偏见的眼光去审视;第二，《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不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是为后代文学树立的一种典型，后代文学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它的影响，从而证明，文学创作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
本文系2020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编号：KYCX20_2872）。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反映古代劳动人民社会生活面貌的同时也是一本记录周王朝从盛至衰的历史画册。周朝以礼乐治国，文化和经济繁盛一时，之后王权废弛，礼崩乐坏，《诗经》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曾经的歌功颂德诗悄然隐去，针砭时弊的“变风变雅”层出不穷。同样的社会现象发生在东汉中后期，反映在文学上以铺张扬厉著称的汉大赋逐渐减少，揭露黑暗现实、讥讽时事的抒情赋猝然兴起。由此可见，时代与文学之间天然存在着一种关系，社会时局的变化必然引起文学的变革。本文从历史角度出发，以《诗经》中“变风变雅”为基础，简要分析其在东汉辞赋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
首先，关于“变风变雅”的概念。最初提到“变风变雅”是在《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此处虽然并未对“变风变雅”作具体阐述，但这个概念已经初具形态。后来郑玄《诗谱序》曰：“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后王稍更凌迟。彭王受潜烹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邺不尊贤。自是而下，历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故孔子录夷王时诗，迄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郑玄承认社会变革对诗歌的影响，延续了《诗大序》的说法并做出了明确划分。笔者认为郑玄的依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故把这种论诗方法移入进对汉代文学的研究，从时代变迁的角度分析东汉赋与“变风变雅”的继承性关系。
其次，赋体的来历。前人关于赋起源大体有源于《诗》、“不歌而诵谓之赋”、《楚辞》、纵横家说辞四种观点。源于《诗》是因为“诗六义”中的“赋”，后来班固也在《两都赋序》中提出“赋者，古诗之流也”;除此之外刘向又提出“不歌而诵谓之赋”;源于《楚辞》是因为汉赋写作受其影响很大，而且班固也在《离骚序》中提到“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可见他是承认这个说法的。源于纵横家说辞的观点主要来源于清人章学成。以上说法虽然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赋体本身分类的复杂性提醒我们在讨论时也不应该一以贯之，对于赋起源这个问题，我们应该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用发展的眼光去分析，囿于单一的观点反而会限制我们的思想。
一、语词语句的直接引用与简单化用
《诗经》题材丰富，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遣词造句与表情达意更是成为后世文人效仿的一面旗帜。所以汉赋对于《诗经》的继承，最明显的就是对其诗句的直接引用与简单化用。
张衡《归田赋》中“于焉逍遥，聊以娱情”两句出自自《小雅·白驹》“所谓伊人，于焉逍遥”;班彪《北征赋》中“彼何生之优渥，我独罹此百殃”两句出自《小雅·信南山》“既优既渥，既沾既足”;班昭《东征赋》中“明发曙而不寐兮，心迟迟而有违”两句分别出自《小雅·小宛》中“明发不寐，有怀二人”和《邶风·谷风》中“行道迟迟，中心有违”;蔡邕《述行赋》中“玄云黯以凝结兮，集零雨之溱溱”两句出自《豳风·东山》的“我来自东，零雨其濛”;祢衡《鹦鹉赋》中“采采丽容，咬咬好音”两句出自《邶风·凯风》“睍睆黄鸟，载好其音”。除了直接引用外，还有不少赋篇的作者因个人遭遇与情感的共通性而将《诗经》语句融汇化用，如：蔡邕《述行赋》中“阴噎噎而不阳”是对《邶风·终风》中“噎噎其阴”的化用;《青衣赋》中“非彼牛女，隔于河维”是对《小雅·大东》中“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的化用;张衡《定情赋》中“大火流兮草虫鸣，繁霜降兮草木零。秋为期兮时已征，思美人兮愁屏营”分别是对《豳风·七月》中“七月流火”和《卫风·氓》中“秋以为期”的化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东汉辞赋对变风变雅的发展，除了机械地择取某些词组之外还融入了作者独特的艺术和情感技巧。借用《诗》句言志抒情，不仅使用地恰到好处，而且经作者改造化用之后的语句更加生动，丰富汉赋语言的同时也从实践上证明，汉赋成为汉代代表性文学，并非只是作家的天才创作，这与作家吸收前代文学经验也有很大关系，文学也是在不断积累中稳步前进的。
二、美刺
在《诗经》少数诗篇中，有些作者明确表达了自己写诗的目的和态度，比如：《魏风·葛屦》中的“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陈风·墓门》中的“夫也不良，歌以讯之”，等等。由此看出，诗可以用来抒发感情，表达作者对于某些事情的看法和态度，对于美好的人和事物加以歌颂，对于不好的事物则予以讽刺和揭露。像这样通过诗歌发表对现实政治的看法以及对事件进行赞美和讽刺的方式，就被人们称为“美刺”说。西周末年时局动荡不堪，诗人触景生情，为了讽喻社会现实，创作出大量的“变风变雅”诗，之后这种手法被汉赋家们所继承，进而成为赋体文学的一种典型表现方式。
首先，汉赋的歌功颂德是与当时汉王朝大一统的社会背景相契合的，在于表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作者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對统治者励精图治的颂扬。《东都赋》从光武帝承天命，建立东汉开始讲起，通过描述王莽之乱时国家破败不堪的现状，赞美光武帝的伟大功绩，肯定他迁都洛阳的政策。后文继续歌颂帝王的文治武功，盛赞东汉的典章制度、文教以及外交，将新国家的威望与繁荣充分展现出来。赋末“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对东汉的赞美之意更是毫不掩饰。此外赋中还描写了天子游猎时的场面，生动表现出东汉强盛壮大的国力的同时作者内心洋溢的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也显露出来，这显然是当时人们心理的真实写照。
其次，汉赋的讽喻也是出自于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体察民情、关注国家命运，这与“变风变雅”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诗人直言不讳，而在汉赋中却是极尽婉转。最有特点的是张衡的《二京赋》：《西京赋》中作者用大量笔墨写宫殿建筑的讲究、池苑的宏伟、天子狩猎场面的盛大、皇宫生活极尽奢靡;《东京赋》中反而致力于表现天子有礼有度，倡行节俭的做法，写洛阳建筑合乎典制，统治者重视教化。一来一去之间讽谏之意立显。赋末“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坚冰作於履霜，寻木起於櫱栽。昧旦丕显，後世犹怠”。作者浓厚的忧虑跃然纸上，他奉劝统治者要防微杜渐，期望天子能够以史为鉴，及时进行自我反省，勤政爱民，将汉赋讽喻的曲折婉转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东汉辞赋在语言运用、美刺手法两个方面对“变风变雅”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笔者虽然并未深入研究，但至少可以说明：第一，时代与文学之间是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不能把它们完全割裂开。汉赋作为汉代文学的典型代表，不论是前期铺张扬厉、汪洋恣肆的汉大赋，还是后期反映现实、讽喻社会的抒情赋，都是对当时时代的反映，不应该带着偏见的眼光去审视;第二，《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不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是为后代文学树立的一种典型，后代文学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它的影响，从而证明，文学创作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
本文系2020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编号：KYCX20_2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