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大家把我世俗化。”王蒙坐在会议室贵宾席位置发言，“我在这都不好意思了，得了赠送的书画，又被说了很多好话。”当然，演讲时，他一如往常，绝不备发言稿。
　　这是在乌鲁木齐，抵达乌市的第一天下午，王蒙睡了一个半小时的午觉，然后下楼参加“推动新疆文化建设”的座谈会。与会的文艺界领导和圈内人士肯定了王蒙在当代文坛的地位，以及对新疆跨文化写作的贡献，但他们并未提及王蒙的新作《这边风景》。
　　王蒙便自己谈起了这部长达70万字的长篇小说。实际上，小说写于1974年至1978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新作”，尘封了近40年，迟迟未能发表。
　　“我是把它作为一本未完成的作品来说。”王蒙好不容易从会议中抽身，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道，“当时‘四人帮’已经倒了，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里头，某些左的言语是非常不合时宜的，那个时候出版这个书的话，让人觉得非常奇怪。”王蒙解释当时被“雪藏”的原因。

去新疆

　　79岁的王蒙到达新疆之后的每一天，活动都安排得满满当当。在每一场活动的开始，王蒙必定是第一个被介绍的嘉宾，在他的名字前面有着“中国文化部原部长、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原副主席”等称谓。他是新疆地区最被熟知的汉族作家之一，乌鲁木齐的新华书店里设有王蒙作品的专柜。
　　从1963年至1979年，王蒙在新疆生活了共16个年头。在这里，他学会了维吾尔语，“和新疆人民打成一片”，也完成了自己从“小王”到“老王”的蜕变，度过了自己的壮年时期——虽然那时他一度瘦弱到仅有50多公斤。现在，在每一场活动结束后，王蒙在新疆的老朋友、老读者都会围着他合影、攀谈、签名。然后在众人的簇拥下离开热闹的现场。
　　很多年前，情况并非这样。“那个时候处于人生的逆境。”王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王蒙因为1956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名噪一时；但很快受到批判，并在次年因该作而被划为“右派”，按照他自己说法“被打入另册”。1960年代初，这个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很清楚自己“面临着彻底封死的局面”，而自己第一个长篇《青春万岁》也不知何时能见天日。
　　1962年9月，王蒙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在其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中，王蒙曾记录到自己当时觉得“在北京高校干不出什么名堂”，他要的是“广阔的天地”，而“新疆最有味道，去新疆最浪漫最有魄力”。
　　中国文联在京组织的西山读书会上，王蒙碰到了新疆文联的负责人刘萧芜和 《新疆文学》的主编王谷林，两人对王蒙的调动拍了板。随后，中国作协完成了王蒙的调动手续。王谷林甚至提醒王蒙可以向组织申请补助，王蒙得到了800元的补贴，“是我的月工资的近10倍”。
　　1963年12月底，王蒙和妻子崔瑞芳，以及只有几岁大的两个儿子搭火车到西安，住了一夜车站附近的解放旅社，然后再从西安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抵达乌鲁木齐。
　　王蒙被分到《新疆文学》做编辑，并争取重新入党。

三突出 高大全 未出版

　　《花城》杂志执行主编田瑛去年6月到北京出差，作为《王蒙自传》曾经的责编和多年老友，他去王蒙家做客。“吃了晚饭，我就顺便问起王蒙最近在写什么。”田瑛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王蒙愣了10秒钟，说道，“我新作品没有写，倒有一部‘文革’期间的长篇在改。”于是，田瑛拿到了这部书稿，成为责编。
　　《这边风景》是王蒙戴着“右派”的帽子，写就的“左派”作品。故事以伊利县跃进公社爱国大队七生产队队长伊利哈穆为主角，叙述其在1962年伊利“边民外逃事件”中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以及伊利哈穆在1964年、1965年“四清运动”中遭遇的故事。
　　王蒙承认，当时写作时受到了“文革”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当时并不敢完全撒开来写。”坐在昆仑宾馆的一间小会议室里的沙发上，他探过头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怕写的哪些地方会造成和当时意识形态尖锐的冲突，或者造成其他麻烦，这个心情是有的。”
　　“文革”结束时，这部作品并未完成，直到1978年王蒙受中国青年出版社之邀到北戴河，才定稿了《这边风景》。那时的政治局势和文化走向，王蒙拿捏不准，但还是尽量往“三突出”“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上靠。虽然完稿，但由于“不合时宜”，也一直未出版。
　　去年3月，在王蒙妻子去世的前两天，王蒙的儿子在家里的一个顶柜上发现了该书稿，由此王蒙决定再度修改并将其发表。“改动并不大，前前后后删掉了有1500多个字，主要是当时政治情况下，有些话说得有点过分一些的地方，其他的一仍其旧。”另外，王蒙在每一章结束后，增加了几百字的“小说人语”，算是他当下再回过头看陈年往事与旧作的感触。
　　在新疆的那些年，王蒙几乎只发表过一些零星的散文，以及唯一一篇短篇小说《向春晖》。“写一个在少数民族地区与农民结合得很好的女农业技术员。连主人公的姓名都充满小儿科的‘文革’色彩。王蒙写出这样的小说，不能不说是改造得已经很可以的了。”他曾这样回忆。
　　他经常在文章中称那个时段的自己是“王某人”，Somebody，大致是一个没有多少存在感的状态。

“这不是政治宣传，是实实在在的生活”

　　客观地讲，在今天看来，《这边风景》并不成功。王蒙对《中国新闻周刊》坦率地说，主人公伊力哈穆是有些“高大全”，但他又解释，“毕竟也还不太一样”。
　　“这个核心人物，我特别写到四清、社教运动当中被冤枉、被诽谤、被诬陷的场景。而不是高大全以后就能无坚不摧、大步前进。”王蒙解释说，“哪怕是我想把他写成一个英雄，他仍然要接受许多考验，仍然会有各种各样的脏水倒在他的身上。”在责任编辑田瑛看来，《这边风景》首先带着当时历史、政治、文化和话语方式的印记，这种记录显得尤为真实。“王蒙在文学史的价值，实际上已经远远大于文学本身。”田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王蒙觉得，这个题材虽然打有“文革”的烙印，但更多的在于对新疆维吾尔族农民的全景式记录。“柴米油盐酱醋茶我写到了，喜怒哀乐我写到了，国内斗争、国际斗争、阶级斗争、下层斗争我写到了，打馕、做汤我写到了，维吾尔族的洞房花烛我写到了……”对于这些细节的叙述，王蒙很自信。
　　“生活是不可摧毁的，文学是不可摧毁的，尤其是生活的细节是不可摧毁的。你怎么给这些细节命名呢？这个是跟意识形态的关系非常大。如果透过这些命名的层面，看生活本身，就会感觉到这个小说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图解，也不是一个政治宣传，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文学评论家李敬泽很看重王蒙新增补的“小说人语”，“特别强调了生活大于政治，大于那些具体的意识形态的这个东西，这个是对的。”李敬泽认为，1966到1977年“在编写文学史的过程中，除了文化分析和文化批评的意义之外，我们很难找到这一段在文学意义上的重要作用。”而《这边风景》的出版在文学史上具有参考价值。

　　能在政治表象之下如此翔实地叙述细节是因为王蒙确实在新疆“实实在在地生活”过，从1964年到伊利县的红旗人民公社二大队“劳动锻炼”，他在伊利农村生活了七八年。当年，瘦弱的王蒙除了卖命干活，他还在伊利学会了维吾尔语。当时，王蒙手头上有一本50年代初出版的《新疆省人民政府维吾尔语读本》。王蒙至今还能熟悉地用维吾尔语背出该书的第一句，“你的家庭成分是什么？”“我的家庭出身是贫农。” 当时，王蒙学维吾尔语“都学疯了，睡觉时都在想”。这对他日后写作《这边风景》起到了绝对重要的作用。1971年王蒙离开伊利的公社，去五七干校，到1973年回到乌鲁木齐。1974年，在团结路第14中学，即妻子崔瑞芳的教师宿舍里，王蒙开始写作《这边风景》。
　　“快到我40岁生日了。那个时候觉得四十已经不年轻了，什么事都没干，觉得完蛋了。”王蒙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在文革中，自己的精神是非常惶惑的，但在爱人的鼓励之下，一定要写，发表不了也要写，找麻烦也要写，不好写也要写。”
　　于是，快40年之后，人们得以读到了这部王蒙在特殊时期写下的特殊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