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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部电影，一部诗篇，一群特殊的歌者为我们揭开了他们真实的生活，电影《我的诗篇》通过众筹的方式在众多影院的放映，让打工诗人、打工诗歌走入了大众的视线，本文借助《我的诗篇》对镜头下的打工诗人、打工诗歌进行简要的论述。
关键词：《我的诗篇》 打工诗歌 打工诗人 底层
“打工”一词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浪而出现的一个词汇，伴随全国各大小城市所涌现的打工者的身影，出现了一些专门以打工者为原型的创作者，这些作品描摹他们生活的苦乐，揭示他们命运的起伏，反映他们情感的变化。这些作品被统称为打工诗歌。打工诗歌分为两种，一种是诗人笔下的打工者形象，他们将自己看到的打工者的心酸融入自己的文字替他们发出声音，另一类是打工者自己，在辛劳之余将自己的所感所受诉诸文字。
《我的诗篇》以电影纪录片的形式选取了六位农民工诗人，用纪录片的形式将这些打工诗人、诗歌拍成电影，让大众最大限度地感受到他们的真实世界、他们生活的艰辛，以及他们的平凡带给我们的感动。截止到2016年12月25日，《我的诗篇》已在全国205座城市完成了1000场众筹观影，覆盖10万余观众。通过电影的影响，打工诗歌、打工诗人也第一次在大众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镜头下最真实的底层劳动者 电影纪录片《我的诗篇》将镜头直接对准繁忙的工厂、轰鸣的车间、简陋的住宿区、拥挤的劳务市场等场所，用最简单、质朴、真实的影像将离开农村到城市的打工诗人的生活展现给观众。与其他通过技术手段来粉饰与包装的处理不同，这部纪录片力求追寻工人原本的生活气息，让观众在理性中深入影片内部探讨诗歌所反映出来的内涵，这种充满纪实意味的现场感的镜头，使观众最大限度地产生如入其境之感。例如，当镜头对准陕西丹凤县的陈年喜时，我们看到的他是满脸的黑色污渍，戴着装有一盏矿灯的安全帽。而扯着引线在几千米下矿道里粗粝劳动的大汉，随着一声巨响，身影消失在一股股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所扬起的尘埃之中。伴着巨大的爆炸声，我们感受到从陈年喜苍凉的喉咙中发出的低沉呼喊：
早晨起来头像炸裂一样疼/这是大机器的额外馈赠/不是钢铁的错/是神经老了脆弱不堪/……/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他们有病身体落满灰尘/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他们是引信部分/就在昨夜在他们床前/我岩石一样轰地炸裂一地（陈年喜《炸裂志》）
通过镜头我们看到了陈年喜真实的爆破生活，长期巨大的爆破声让陈年喜的神经早已不堪承受，但作为农民工的他，生活就是如此。在遥远的商山脚下有着比他更加微弱的病中亲人等着他养活，炸裂的岩石是他维持家人生活的源头，在大地五千米深处，他裁下的岩石就是他的收入，岩石越多收入就越多，但诗人最后也预测终有一天他可能也会不堪忍受，像岩石一样突然炸裂。《关于“在生存中写作”》中有一段对农民工诗人的描述：“他们所奋力敲打的与其说是‘文学之门’，实质上毋宁说是‘生存之门’……然而我们愿意用‘在生存中写作’来说明这种现象，指称这个群体的创作……这种写作最鲜明的特征是写作与生存的共生状态，或者‘第一生存体验’对于‘写作’呈现了最直接的意义……”
二、镜头下孤独无助的异乡者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思乡是中国文人永恒不变的一个话题，但打工者更能体会到异乡异客的这份思乡之情，一方面他们离开了农村来到一个令他们从内心感到胆怯的城市，另一方面生活方式的不同，满口方言的尴尬，也使他们无法融入城市这个环境。“服从于历史逻辑的乡下人一时根本无法把自己变为城市公民……现代化的都市生活非但不能给予乡下人与城里人相当的物质内容，更多的是给他们以文化意识的压迫。”镜头中有一段对工厂女工邬霞的采访，镜头下邬霞说了一句令人心酸的话：“我们在这里被称作农民工。”什么意思呢，他们是工人，是从农村出来打工的，但既然是农村出来的就得在前面加上个“农”字，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够表达出他们真正的身份。“‘农民’这个词从都市人嘴里说出来，不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形容词，凡是卑微的、低贱的、愚蠢的、可笑的，都很农民……”农民工在城市里卑微地生活着，承担着身处异乡带给他们的孤独、无助以及无奈。在这里除了无止境的劳动，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属于他们的，如许立志的《出租屋》：
十平米左右的空间/局促，潮湿，终年不见天日/我在这里吃饭，睡觉，拉屎，思考/咳嗽，偏头痛，生老，病不死/昏黄的灯光下我一再发呆，傻笑/来回踱步，低声唱歌，阅读，写诗/每当我打开窗户或者柴门/我都像一位死者/把棺材盖，缓缓推开
许立志是电影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位打工诗人，一是因为他的诗，二是因为他终于不堪忍受打工生活的重負，选择了从高处一跃而下，结束自己的生命。这首《出租屋》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打工者的生存空间。作为外来的农民工在城市里没有户口，更确切地说没有足够的资本，来为他们建立起一个真正称之为家的地方，他们的房子是廉价的出租房，这里只有十平米，潮湿、压抑，没有阳光，打工者的吃喝拉撒睡等生活的一切都在这个不足十平米的地方解决。这是打工者在这个城市里所拥有的全部，也是他们活着时候的棺木。相同的感受在邬霞的诗歌《床》中也有表现：
我是这张单人床的暂住人口/它囊括了我打工生活的全部/它承载了我的压抑与伤痛/它见证了我的欢笑与泪水/……
然而更可悲的是异乡漂泊所产生的孤独无助感并没有在他们归乡后得到消解，归乡后的他们产生了选择的彷徨、矛盾与痛苦，故乡的文化也没有接纳他们，他们已经与同乡的同龄者产生了某种不同，他们回到故乡依然被当成漂泊者。电影中的彝族打工诗人吉克阿优七年未回家，镜头跟随着吉克阿优回到故乡，回到彝寨的吉克阿优依然没有改变他在城市所保持的羞涩的笑容。同乡们的客气的招呼让他感到熟悉却又陌生，同龄人的嬉笑也让他感到这个从小长大的地方可能已经不再属于他。例如，他写的《迟到》：
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从大凉山到嘉兴，我在羽绒服厂填着鸭毛/我被唤作“鸭头”时遗失了那部《指路经》/好些年了，村庄在我的离去中老去/此刻它用一条小兴场的泥路/反对我的新鞋，欢迎我的热泪……/而母亲笑呵呵在我心里/今夜我要睡在她的旧床上，今夜我必须做梦 离家多年，村庄已发生了变化，“我”也不再是离开时的样子，当穿着新鞋踏在村庄的泥路上时，“我”已经明白自己不可能再次光着脚丫子在泥里奔走，正如同泥路不会接受自己的新鞋一样。故乡依然在那里，但已不再属于我，已不再是我的故乡，故乡已对我感到了陌生。离家多年，儿时的伙伴已经建起了小楼，我的家却依然是土掌房，依然是三块锅庄石支起的饭锅，依然是三根木桩撑起的旧房。
三、镜头下平凡的歌者 打工者虽然在城市里辛苦地劳作着，他们可能干着最辛苦最危险的工作，可能没有足够的休息，没有高昂的工资，但他们依然对生活充满了热爱，他们爱着身边的亲人，爱着他们的家庭，甚至爱着他们所不知道的陌生人。他们通过最平凡的语句，写出他们平凡的愿望以及平凡却又伟大的爱，这种充满真情的诗句读来让我们感动。艾青在《诗论》中说：“歌颂和赞美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人们欢喜听的是由衷的话，你要是想使你的诗写得感动人，你必须向读者做倾心之谈。……以亲切的、生动的、富有形象的语言，说自己心里的话，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实在听厌了一些虚假的声音和空洞的叫喊了。”打工诗人正是用自己最真实的体验，表达出他们对生活的愿望。邬霞是电影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位打工女诗人，镜头下穿着吊带裙的邬霞美丽、活泼、乐观。邬霞十三岁到母亲打工的服装厂打工，她告诉记者她从小喜欢吊带裙，家里的衣柜里还挂着好几件从街边小摊上买来的几十块钱的吊带裙，每天晚上睡觉前她都会穿上吊带裙在楼道里、在镜子前翩翩起舞。她用最廉价的支出满足着自己内心的愿望，也用自己的双手将这份愿望送给每一个爱美的人。例如《吊带裙》：
……我要先把吊带熨平/挂在你肩上不会勒疼你/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多么可爱的腰身/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林荫道上/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最后把裙裾展开/我要把每个皱褶的宽度熨得都相等/让你在湖边或者草坪上/等待风吹/你也可以奔跑/但/一定要让裙裾飘起来带着弧度/像花儿一样/……
质朴的文字中，没有过多的矫情，却能给我们最多的感动。我们可以从诗中看到镜头下邬霞辛勤的劳作，平铺的吊带裙，一个身穿工作服的女工小心地熨烫着一件崭新的裙子。她将自己对吊带裙的喜爱融入了每一个动作中，我们甚至在这里看到了身穿吊带裙的女子在微风中奔跑的美丽，而这件吊带裙却不属于为它付出如此之多的劳作者，她不知道它属于谁，但那有什么关系呢？它总会属于一个同样爱着吊带裙的姑娘：“陌生的姑娘，我爱你。”
《我的诗篇》第一次将打工诗人、打工诗歌搬上银幕，借助电影更容易被大众所接收、喜爱为打工诗人、诗歌，带来了一次很大程度上的传播与关注，同时也为充斥着低俗喜剧的电影屏幕带来了一次洗涤，更为电影与诗歌的结合提供了一条通道，其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
[1] 张未民.关于“在生存中写作”[C].张未民等编选.新世纪文学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2] 徐德明.鄉下人的记忆与城市的冲突——论新世纪“乡下人进城”小说[J].文艺争鸣，2007（4）.
[3] 柳冬妩.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关于“打工诗歌”的白皮书[J].文艺争鸣，2005（3）.
关键词：《我的诗篇》 打工诗歌 打工诗人 底层
“打工”一词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浪而出现的一个词汇，伴随全国各大小城市所涌现的打工者的身影，出现了一些专门以打工者为原型的创作者，这些作品描摹他们生活的苦乐，揭示他们命运的起伏，反映他们情感的变化。这些作品被统称为打工诗歌。打工诗歌分为两种，一种是诗人笔下的打工者形象，他们将自己看到的打工者的心酸融入自己的文字替他们发出声音，另一类是打工者自己，在辛劳之余将自己的所感所受诉诸文字。
《我的诗篇》以电影纪录片的形式选取了六位农民工诗人，用纪录片的形式将这些打工诗人、诗歌拍成电影，让大众最大限度地感受到他们的真实世界、他们生活的艰辛，以及他们的平凡带给我们的感动。截止到2016年12月25日，《我的诗篇》已在全国205座城市完成了1000场众筹观影，覆盖10万余观众。通过电影的影响，打工诗歌、打工诗人也第一次在大众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镜头下最真实的底层劳动者 电影纪录片《我的诗篇》将镜头直接对准繁忙的工厂、轰鸣的车间、简陋的住宿区、拥挤的劳务市场等场所，用最简单、质朴、真实的影像将离开农村到城市的打工诗人的生活展现给观众。与其他通过技术手段来粉饰与包装的处理不同，这部纪录片力求追寻工人原本的生活气息，让观众在理性中深入影片内部探讨诗歌所反映出来的内涵，这种充满纪实意味的现场感的镜头，使观众最大限度地产生如入其境之感。例如，当镜头对准陕西丹凤县的陈年喜时，我们看到的他是满脸的黑色污渍，戴着装有一盏矿灯的安全帽。而扯着引线在几千米下矿道里粗粝劳动的大汉，随着一声巨响，身影消失在一股股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所扬起的尘埃之中。伴着巨大的爆炸声，我们感受到从陈年喜苍凉的喉咙中发出的低沉呼喊：
早晨起来头像炸裂一样疼/这是大机器的额外馈赠/不是钢铁的错/是神经老了脆弱不堪/……/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他们有病身体落满灰尘/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他们是引信部分/就在昨夜在他们床前/我岩石一样轰地炸裂一地（陈年喜《炸裂志》）
通过镜头我们看到了陈年喜真实的爆破生活，长期巨大的爆破声让陈年喜的神经早已不堪承受，但作为农民工的他，生活就是如此。在遥远的商山脚下有着比他更加微弱的病中亲人等着他养活，炸裂的岩石是他维持家人生活的源头，在大地五千米深处，他裁下的岩石就是他的收入，岩石越多收入就越多，但诗人最后也预测终有一天他可能也会不堪忍受，像岩石一样突然炸裂。《关于“在生存中写作”》中有一段对农民工诗人的描述：“他们所奋力敲打的与其说是‘文学之门’，实质上毋宁说是‘生存之门’……然而我们愿意用‘在生存中写作’来说明这种现象，指称这个群体的创作……这种写作最鲜明的特征是写作与生存的共生状态，或者‘第一生存体验’对于‘写作’呈现了最直接的意义……”
二、镜头下孤独无助的异乡者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思乡是中国文人永恒不变的一个话题，但打工者更能体会到异乡异客的这份思乡之情，一方面他们离开了农村来到一个令他们从内心感到胆怯的城市，另一方面生活方式的不同，满口方言的尴尬，也使他们无法融入城市这个环境。“服从于历史逻辑的乡下人一时根本无法把自己变为城市公民……现代化的都市生活非但不能给予乡下人与城里人相当的物质内容，更多的是给他们以文化意识的压迫。”镜头中有一段对工厂女工邬霞的采访，镜头下邬霞说了一句令人心酸的话：“我们在这里被称作农民工。”什么意思呢，他们是工人，是从农村出来打工的，但既然是农村出来的就得在前面加上个“农”字，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够表达出他们真正的身份。“‘农民’这个词从都市人嘴里说出来，不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形容词，凡是卑微的、低贱的、愚蠢的、可笑的，都很农民……”农民工在城市里卑微地生活着，承担着身处异乡带给他们的孤独、无助以及无奈。在这里除了无止境的劳动，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属于他们的，如许立志的《出租屋》：
十平米左右的空间/局促，潮湿，终年不见天日/我在这里吃饭，睡觉，拉屎，思考/咳嗽，偏头痛，生老，病不死/昏黄的灯光下我一再发呆，傻笑/来回踱步，低声唱歌，阅读，写诗/每当我打开窗户或者柴门/我都像一位死者/把棺材盖，缓缓推开
许立志是电影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位打工诗人，一是因为他的诗，二是因为他终于不堪忍受打工生活的重負，选择了从高处一跃而下，结束自己的生命。这首《出租屋》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打工者的生存空间。作为外来的农民工在城市里没有户口，更确切地说没有足够的资本，来为他们建立起一个真正称之为家的地方，他们的房子是廉价的出租房，这里只有十平米，潮湿、压抑，没有阳光，打工者的吃喝拉撒睡等生活的一切都在这个不足十平米的地方解决。这是打工者在这个城市里所拥有的全部，也是他们活着时候的棺木。相同的感受在邬霞的诗歌《床》中也有表现：
我是这张单人床的暂住人口/它囊括了我打工生活的全部/它承载了我的压抑与伤痛/它见证了我的欢笑与泪水/……
然而更可悲的是异乡漂泊所产生的孤独无助感并没有在他们归乡后得到消解，归乡后的他们产生了选择的彷徨、矛盾与痛苦，故乡的文化也没有接纳他们，他们已经与同乡的同龄者产生了某种不同，他们回到故乡依然被当成漂泊者。电影中的彝族打工诗人吉克阿优七年未回家，镜头跟随着吉克阿优回到故乡，回到彝寨的吉克阿优依然没有改变他在城市所保持的羞涩的笑容。同乡们的客气的招呼让他感到熟悉却又陌生，同龄人的嬉笑也让他感到这个从小长大的地方可能已经不再属于他。例如，他写的《迟到》：
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从大凉山到嘉兴，我在羽绒服厂填着鸭毛/我被唤作“鸭头”时遗失了那部《指路经》/好些年了，村庄在我的离去中老去/此刻它用一条小兴场的泥路/反对我的新鞋，欢迎我的热泪……/而母亲笑呵呵在我心里/今夜我要睡在她的旧床上，今夜我必须做梦 离家多年，村庄已发生了变化，“我”也不再是离开时的样子，当穿着新鞋踏在村庄的泥路上时，“我”已经明白自己不可能再次光着脚丫子在泥里奔走，正如同泥路不会接受自己的新鞋一样。故乡依然在那里，但已不再属于我，已不再是我的故乡，故乡已对我感到了陌生。离家多年，儿时的伙伴已经建起了小楼，我的家却依然是土掌房，依然是三块锅庄石支起的饭锅，依然是三根木桩撑起的旧房。
三、镜头下平凡的歌者 打工者虽然在城市里辛苦地劳作着，他们可能干着最辛苦最危险的工作，可能没有足够的休息，没有高昂的工资，但他们依然对生活充满了热爱，他们爱着身边的亲人，爱着他们的家庭，甚至爱着他们所不知道的陌生人。他们通过最平凡的语句，写出他们平凡的愿望以及平凡却又伟大的爱，这种充满真情的诗句读来让我们感动。艾青在《诗论》中说：“歌颂和赞美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人们欢喜听的是由衷的话，你要是想使你的诗写得感动人，你必须向读者做倾心之谈。……以亲切的、生动的、富有形象的语言，说自己心里的话，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实在听厌了一些虚假的声音和空洞的叫喊了。”打工诗人正是用自己最真实的体验，表达出他们对生活的愿望。邬霞是电影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位打工女诗人，镜头下穿着吊带裙的邬霞美丽、活泼、乐观。邬霞十三岁到母亲打工的服装厂打工，她告诉记者她从小喜欢吊带裙，家里的衣柜里还挂着好几件从街边小摊上买来的几十块钱的吊带裙，每天晚上睡觉前她都会穿上吊带裙在楼道里、在镜子前翩翩起舞。她用最廉价的支出满足着自己内心的愿望，也用自己的双手将这份愿望送给每一个爱美的人。例如《吊带裙》：
……我要先把吊带熨平/挂在你肩上不会勒疼你/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多么可爱的腰身/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林荫道上/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最后把裙裾展开/我要把每个皱褶的宽度熨得都相等/让你在湖边或者草坪上/等待风吹/你也可以奔跑/但/一定要让裙裾飘起来带着弧度/像花儿一样/……
质朴的文字中，没有过多的矫情，却能给我们最多的感动。我们可以从诗中看到镜头下邬霞辛勤的劳作，平铺的吊带裙，一个身穿工作服的女工小心地熨烫着一件崭新的裙子。她将自己对吊带裙的喜爱融入了每一个动作中，我们甚至在这里看到了身穿吊带裙的女子在微风中奔跑的美丽，而这件吊带裙却不属于为它付出如此之多的劳作者，她不知道它属于谁，但那有什么关系呢？它总会属于一个同样爱着吊带裙的姑娘：“陌生的姑娘，我爱你。”
《我的诗篇》第一次将打工诗人、打工诗歌搬上银幕，借助电影更容易被大众所接收、喜爱为打工诗人、诗歌，带来了一次很大程度上的传播与关注，同时也为充斥着低俗喜剧的电影屏幕带来了一次洗涤，更为电影与诗歌的结合提供了一条通道，其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
[1] 张未民.关于“在生存中写作”[C].张未民等编选.新世纪文学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2] 徐德明.鄉下人的记忆与城市的冲突——论新世纪“乡下人进城”小说[J].文艺争鸣，2007（4）.
[3] 柳冬妩.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关于“打工诗歌”的白皮书[J].文艺争鸣，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