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的文字，与其说是史证的，不如说是审美的，他不是学院中人，无须过多的考据求实，自可在文字的天地间自在神游，抒个人之胸臆，发一己之冥思。

　　《文明皇后》一文，是胡兰成晚年创作的一篇比較完整的文章，文章的主角，是曾经辅佐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力行“太和改制”、并极力推行汉化的文明皇后。胡兰成笔下的文明皇后既是一位执掌北魏政权十几年之久的尊贵的皇太后，同时又是一位温婉顺从天道、有着历史的豁达且真诚朴实的女人。相较于文明皇后平生的政治作为，胡兰成显然更为看重后者：他欣赏文明皇后身为汉人，却能够在浑然忘我的境界中超越种族的界限，于汉文明与胡人的分际上干出一番大事;他欣赏文明皇后心思历然、接人待物的处世态度，所谓“生于天道无亲，人世有情，一以己为天，一以己为人”，在人世的庄严里自有一片私情美意。胡兰成以为，中华文明展示的是人世风景，其中“人世”二字至关重要，脱离了人世，文明就会变得虚伪、矫情、不接地气，如空中楼阁。中国向来是英雄美人皆出自民间，譬如文明皇后，虽身处帝王之家而有街坊人家的日常人意，也正是因其有日常之好，方有一个大的人格来担当其才情，才可以天真如初，优游人间，对待世事大而化之。于是胡兰成才会说，汉文明的教化靠的是儒术，同化靠的却是黄老与夫人女子，是春风化雨，是润物无声。
　　与文明皇后的任性恣情相对应的是魏晋人物的放诞风流，虽然比之前的汉朝人更多了人生的表现领域，然而因为缺少了一个大的人格来担当，他们的风流才华反而变成了一种非常奢侈的东西。他们为了摆脱名器，努力造法自然，反而因名伤身，未免有虚张声势之嫌。这有点像西洋人对于命运的抗争或服从，于荒蛮中自有一种美感，却美得毒辣，美得刺激，虽然常常用力过猛，终致作茧自缚。胡兰成认为，西洋人只有神国与社会，神国是宗教的，社会是科学的，却独独缺少了人世的风景。而一旦缺少了人世的风景，社会与生命的主旨就会大相径庭，人生于世，心有阻碍，人为物役，文明最终沦为机械的文明。
　　胡兰成的文字，与其说是史证的，不如说是审美的，他不是学院中人，无须过多的考据求实，自可在文字的天地间自在神游，抒个人之胸臆，发一己之冥思。胡兰成的学问博杂自不待言，他写文章也是天马行空，文采斐然，别具一种摇曳的姿态。胡兰成将自己的论点融汇在文气淋漓的散文之美中，虽然他的文字常常游离于主题之外，但他的文章却是形散而神不散。比如他写文明皇后，却插入大段有关女子的审美，他说女子的一生如花，无论是蓓蕾时节，抑或是初花与半开满开时节，一一皆好，“乃至枝上一面开得炽烈，微风起处，落花綷綷如雨，飘落得一地，亦是奢侈得好”。然而现代女子读完大学即是社会人，及至有蓓蕾开花已是半下昼，只能有社会人的老朽与不合年龄的妖魅。他写与中年艳妇一时的情愫，“只一瞬间身子挨着，她的人就贴着我，像被风雨打得披离的荷叶荷花的贴在水面”，那种偶尔走神的迷离绮思，读后只觉得细节如画、心思幽微。胡兰成由自己笔下人物的感受延伸到文化，扩展至文明，两者虽然相距甚远，却常常有着直抵实质的剀切。
　　胡兰成一向于自己的才干顾盼自雄，对自己的文章也颇为自许，他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经世致用的抱负，却只能沉迷于醇酒妇人，未免心有不甘。在胡兰成闲居日本的日子里，他既有一种英雄失路的惶然，又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悲凉，他一方面试图在文章中为自己附逆的行为辩解，另一方面则不断地以文字发泄自己内心的惆怅。他说文明皇后的改节“正是因为深知人世恩爱的可贵重，于人世的信实没有一点怀疑”，说的未免不是他自己;他写女人如同对天下大势的分析，说政治如文章，他是从写文章的经验，才晓得了孙中山革命的构思，其入世之心亦隐然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