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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洋务新政，北洋新政，天津，文明建构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4）04-0070-03
洋务新政到北洋新政时期是近代中国非常重要的转型阶段，这一阶段天津在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发展都有重大的示范意义，这些方面的进展共同推进了天津近代文明的建构。2013年11月8-9日，由天津社会科学院主办、天津市历史学学会与通用地产（天津）有限公司协办的“近代天津的文明建构——从洋务新政到北洋新政”学术研讨会在天津举办，来自国内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60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议共收到论文近40篇。参会专家和学者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研讨和交流。
一、经济与金融研究
经济与金融是洋务新政、北洋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重要的基础。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开始深入思考这一时期在经济与金融方面的驱动力。李金铮、李莉莉对天津商检局成立的历史渊源、演进历程、检政建设、宣传、检验业务以及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等进行了概括性梳理。龚关对北洋时期天津金融市场各种金融风潮频频发生的原因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应从政府角度探讨天津金融风潮与金融发展并存的原因，政府的行为造成了金融市场的波动，但其影响主要及于金融市场范围之内，没有造成对整个经济的损害。张博认为，天津的开埠通商促成了天津金融市场的新格局，使得金融机构多元化，流通货币多样化，金融交易市场专业化，金融中心集聚化，并形成了天津金融市场独具的特点。李晓英指出，1860年天津开埠后，西北地区也渐次成为天津的经济腹地，天津成为世界市场体系中一个更大区域性集散中心，一定程度带动了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
清末新政与北洋政府时期，政府出现了现代化的转型。冯剑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视角指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通过多种方式对民间金融的介入逐渐深入，但清末新政与北洋政府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博弈并没有有效建立一种金融秩序。李健英认为，民国政府对“永久黄”团体的各项政策措施存在着双重性的作用，在夹缝中的“永久黄”团体艰难地壮大，为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政法与教育
近代政法与教育肇始于洋务新政时期，发展于北洋新政时期，在这两个方面，天津当时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王杰、张磊对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进行了考察，他们认为，天津的近代教育在晚清处于全国领先位置，对于我国近代教育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并为我国现代性质教育体制的建立提供了经验。田涛认为，以洋务为标识，一个新知识人群在天津逐渐兴起，由这一群体示范和推动的洋务风气，为天津社会带来了新的文明色彩，促动了天津社会文化氛围的变化。张献忠从道统和政统的角度认为，清末的兴学堂、废科举为西学的传播进一步扫除了障碍，直接导致了道统断裂，决定了体现政统的君主专制必然面临合法性危机，导致了辛亥革命和清朝的灭亡，但道统的断裂也使政统失序和社会动荡。
新政的推行需要包括政治、法律在内的多项内容的配套改革。何德骞认为，清政府采用多种措施对官制改革，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减少了开支，提高了职官素质，简精并规范了行政机构。张畅考察了李鸿章的洋顾问德璀琳所参与的多项对外交涉，说明在主权被部分篡夺的情况下，洋顾问不可能帮助实现真正对中国人民有益的现代化。王静认为，中国通过对日本律师立法思想、法制规范的移植和借鉴，在不到40年的时间内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律师制度，促使中国法制现代化以及向大陆法系靠拢，并逐渐修改和完善了适合本国需要的律师法规。
三、袁世凯与晚清新政
研究晚清新政，绕不开袁世凯。关于袁世凯与晚清新政的各种专题研究，目前学界已有不少成果，但这一问题仍有不少可挖掘之处。王先明对“北洋”这一习见名词进行了辨义，他认为，北洋从最初的地域义项逐步向官署（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及至政府扩展，生成各项近代性事物和事业。这些历史文化内涵，更多的是近代文明建构进程的重要内容。尚小明详细考察了《照妖镜中之袁世凯》《阴谋家袁世凯》以及《正传袁世凯》这三本书面市的背后故事。他认为这三种著作皆不能给人完全真实的袁氏形象，应将三传面世幕后故事合而观之。李永胜分析了袁世凯被罢事件中的中外媒体舆论后指出，英、美媒体力挺袁世凯，日本媒体对袁世凯不遗余力地进行攻击，中国国内对袁世凯褒贬不一。
牛秋实作为翻译者，对于麦金农的旧作《中华帝国晚期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天津与北京1901—1908》进行了评论。他认为，麦金农的著作虽然有矫枉过正的弊病，但其以丰富的档案学资料，对直隶的新政行了详细的梳理和研究。张华腾撰文指出，袁世凯是清末新政的最大受益者，其北洋集团在新政中崛起成为实力最大的政治集团，但袁与满洲贵族的矛盾冲突导致他被罢，所以袁又是新政的受害者。
1902年8月15日，袁世凯代表清政府接收了天津城市的管理权。周醉天认为，在袁世凯的领导下，天津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军事诸领域均走在全国的前列，天津逐渐成为一个近代化的城市。任云兰认为，袁世凯接管天津以后，天津公共环境卫生管理体制的实施，促使近代化的城市管理体系建立，使先进的西方文明在天津得以嫁接和延续，也缩短了天津自身近代化的进程。
四、社会与文化
城市的近代化过程，不仅表现在商品经济的发达和工业生产的进步，也应该包含民众最能直接感受到的社会与文化方面。李学智从民间社会的角度指出，天津民间社会在这一时期有相当的成长，成为天津向现代城市转型进程中具有标志性的现象，但其时的天津民间社会尚处于发展初期。郭常英、岳鹏星则对活跃在天津的义务戏进行了考察，他们认为，天津地区的义务戏主要是为赈灾、助学、助医、扶贫募款筹款，富含爱国热情，这些义务戏以民间慈善力量为主导，京角的大量参与，具有慈善公益的精神内涵，立足于天津并辐射其他地区。
清末民初，两性关系问题尤其是女性解放问题成为新旧社会习俗与观念冲突中最突出的矛盾之一。田筱丹认为，清末新政期间颁令废除缠足、确立女学、初步实行男女同校等措施，推进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奠定了男女平等的基础。成淑君认为，自晚清开始，中国开始女性从隔绝于内闺走出家门踏入社会，但在传统治理理念的影响下，晚清和民国时期各级政府在重建两性道德规范时，明显是在男女有别传统两性道德规范的基础上进行调整。许哲娜则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大公报》《益世报》广告图像中呈现的社会性别图景进行解读，当时报刊各类广告不遗余力地倡导和普及时髦新潮的生活方式，客观上发挥了推动女性解放和两性平等的积极作用，但广告出于取悦消费者的需要，也阻碍了对这种差异的反思与改进。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4）04-0070-03
洋务新政到北洋新政时期是近代中国非常重要的转型阶段，这一阶段天津在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发展都有重大的示范意义，这些方面的进展共同推进了天津近代文明的建构。2013年11月8-9日，由天津社会科学院主办、天津市历史学学会与通用地产（天津）有限公司协办的“近代天津的文明建构——从洋务新政到北洋新政”学术研讨会在天津举办，来自国内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60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议共收到论文近40篇。参会专家和学者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研讨和交流。
一、经济与金融研究
经济与金融是洋务新政、北洋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重要的基础。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开始深入思考这一时期在经济与金融方面的驱动力。李金铮、李莉莉对天津商检局成立的历史渊源、演进历程、检政建设、宣传、检验业务以及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等进行了概括性梳理。龚关对北洋时期天津金融市场各种金融风潮频频发生的原因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应从政府角度探讨天津金融风潮与金融发展并存的原因，政府的行为造成了金融市场的波动，但其影响主要及于金融市场范围之内，没有造成对整个经济的损害。张博认为，天津的开埠通商促成了天津金融市场的新格局，使得金融机构多元化，流通货币多样化，金融交易市场专业化，金融中心集聚化，并形成了天津金融市场独具的特点。李晓英指出，1860年天津开埠后，西北地区也渐次成为天津的经济腹地，天津成为世界市场体系中一个更大区域性集散中心，一定程度带动了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
清末新政与北洋政府时期，政府出现了现代化的转型。冯剑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视角指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通过多种方式对民间金融的介入逐渐深入，但清末新政与北洋政府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博弈并没有有效建立一种金融秩序。李健英认为，民国政府对“永久黄”团体的各项政策措施存在着双重性的作用，在夹缝中的“永久黄”团体艰难地壮大，为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政法与教育
近代政法与教育肇始于洋务新政时期，发展于北洋新政时期，在这两个方面，天津当时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王杰、张磊对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进行了考察，他们认为，天津的近代教育在晚清处于全国领先位置，对于我国近代教育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并为我国现代性质教育体制的建立提供了经验。田涛认为，以洋务为标识，一个新知识人群在天津逐渐兴起，由这一群体示范和推动的洋务风气，为天津社会带来了新的文明色彩，促动了天津社会文化氛围的变化。张献忠从道统和政统的角度认为，清末的兴学堂、废科举为西学的传播进一步扫除了障碍，直接导致了道统断裂，决定了体现政统的君主专制必然面临合法性危机，导致了辛亥革命和清朝的灭亡，但道统的断裂也使政统失序和社会动荡。
新政的推行需要包括政治、法律在内的多项内容的配套改革。何德骞认为，清政府采用多种措施对官制改革，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减少了开支，提高了职官素质，简精并规范了行政机构。张畅考察了李鸿章的洋顾问德璀琳所参与的多项对外交涉，说明在主权被部分篡夺的情况下，洋顾问不可能帮助实现真正对中国人民有益的现代化。王静认为，中国通过对日本律师立法思想、法制规范的移植和借鉴，在不到40年的时间内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律师制度，促使中国法制现代化以及向大陆法系靠拢，并逐渐修改和完善了适合本国需要的律师法规。
三、袁世凯与晚清新政
研究晚清新政，绕不开袁世凯。关于袁世凯与晚清新政的各种专题研究，目前学界已有不少成果，但这一问题仍有不少可挖掘之处。王先明对“北洋”这一习见名词进行了辨义，他认为，北洋从最初的地域义项逐步向官署（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及至政府扩展，生成各项近代性事物和事业。这些历史文化内涵，更多的是近代文明建构进程的重要内容。尚小明详细考察了《照妖镜中之袁世凯》《阴谋家袁世凯》以及《正传袁世凯》这三本书面市的背后故事。他认为这三种著作皆不能给人完全真实的袁氏形象，应将三传面世幕后故事合而观之。李永胜分析了袁世凯被罢事件中的中外媒体舆论后指出，英、美媒体力挺袁世凯，日本媒体对袁世凯不遗余力地进行攻击，中国国内对袁世凯褒贬不一。
牛秋实作为翻译者，对于麦金农的旧作《中华帝国晚期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天津与北京1901—1908》进行了评论。他认为，麦金农的著作虽然有矫枉过正的弊病，但其以丰富的档案学资料，对直隶的新政行了详细的梳理和研究。张华腾撰文指出，袁世凯是清末新政的最大受益者，其北洋集团在新政中崛起成为实力最大的政治集团，但袁与满洲贵族的矛盾冲突导致他被罢，所以袁又是新政的受害者。
1902年8月15日，袁世凯代表清政府接收了天津城市的管理权。周醉天认为，在袁世凯的领导下，天津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军事诸领域均走在全国的前列，天津逐渐成为一个近代化的城市。任云兰认为，袁世凯接管天津以后，天津公共环境卫生管理体制的实施，促使近代化的城市管理体系建立，使先进的西方文明在天津得以嫁接和延续，也缩短了天津自身近代化的进程。
四、社会与文化
城市的近代化过程，不仅表现在商品经济的发达和工业生产的进步，也应该包含民众最能直接感受到的社会与文化方面。李学智从民间社会的角度指出，天津民间社会在这一时期有相当的成长，成为天津向现代城市转型进程中具有标志性的现象，但其时的天津民间社会尚处于发展初期。郭常英、岳鹏星则对活跃在天津的义务戏进行了考察，他们认为，天津地区的义务戏主要是为赈灾、助学、助医、扶贫募款筹款，富含爱国热情，这些义务戏以民间慈善力量为主导，京角的大量参与，具有慈善公益的精神内涵，立足于天津并辐射其他地区。
清末民初，两性关系问题尤其是女性解放问题成为新旧社会习俗与观念冲突中最突出的矛盾之一。田筱丹认为，清末新政期间颁令废除缠足、确立女学、初步实行男女同校等措施，推进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奠定了男女平等的基础。成淑君认为，自晚清开始，中国开始女性从隔绝于内闺走出家门踏入社会，但在传统治理理念的影响下，晚清和民国时期各级政府在重建两性道德规范时，明显是在男女有别传统两性道德规范的基础上进行调整。许哲娜则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大公报》《益世报》广告图像中呈现的社会性别图景进行解读，当时报刊各类广告不遗余力地倡导和普及时髦新潮的生活方式，客观上发挥了推动女性解放和两性平等的积极作用，但广告出于取悦消费者的需要，也阻碍了对这种差异的反思与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