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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沈从文以湘西这个具有原始生存形态的芸芸众生与尘俗未染的自然景观为基础。通过对自然美与人性美的和谐统一及原始生命强力的张扬，构筑作者的人性理想。
关键词：沈从文 小说 人性美
生理因素与文化因素共同培养着人的现实需要，共同支持着人的现实生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把人的二重性淋漓。尽致地流于笔端的。沈从文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他的作品无论是对湘西少数民族人民朴实的民风民情的赞美和秀丽风景的细致描绘，还是对原始生命力的张扬，都对人性的善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观照，热情讴歌了人性的美。
沈从文的根在湘西。湘西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在他的头脑里像刀刻般深刻。因此，对边地自然山水景物的精心描绘，对弥漫着浓郁牧歌谐趣的边地自然生活氛围的着意渲染，以及对蕴含着平和处世精神的边地自然人生观的深入揭示，构成了他讴歌健全人性思想、张扬人性理想的表现基础；而对原始生命强力的表现，构成了沈从文表现湘西健全人性的基本内核。
自然美和人性美的统一
湘西地处三省交界的沅水流域。古称“五溪”。是苗、侗、土家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也是屈原《楚辞》中的山鬼、云中君的所在。独特的气候、地理环境，瑰丽灿烂的荆楚文化，为湘西蒙上了神秘而美丽的面纱。这里山清水秀，香草鲜花，随手可掇。在沈从文的眼里，大自然并不是一种毫无知觉的天生存在。自然中蕴含着人格的力量。《边城》中的碧溪和屋后的白塔，《柏子》中的河畔码头，《黑夜》中的水苇泥泽，《三三》中的夹溪山田，《长河》中的萝h溪畔，无一不是充满宁静温馨的地方。在沈从文看来，这里的一切无不是美丽的，大到太空宇宙，小至蜉蝣蝼蚁，都闪烁着一种近乎神性的光辉，边地山民的完美人性也是这明山丽水的温暖怀抱所哺育和赋予的。大自然的神性孕育了人们的灵魂，豐富了他们的感情，也陶冶了他们的性格。湘西作为一个亦真亦幻的艺术世界，是沈从文心中的一方净土，也是他驰骋想象、张扬美好人性的精神舞台。正如作者所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高楼杰出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土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座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湘西大自然温暖的怀抱赋予了边民们健全的人性。也为沈从文提供了建造“神庙”的坚实基础。沈从文正是在这块坚实的地基上，通过对湘西各种人物生存命运和人生形态的展示。探索我们民族以致人类生命的完美，以张扬那些手足贴地的乡下人朴实而伟大的人性。
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里，作者不仅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朴素而又秀美的山水画，更为我们描绘了与美丽的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生命的活力和人性的至善，使自然美和人性美达到高度的统一。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人物，以沅水、辰水上的水手和山乡的苗民为对象，他们不同于内地的农民，还保持着古朴的民风。没有严格意义的宗法制度和等级观念，他们与自然同在，人际之间决无“机心”，纯属一片天然。沈从文通过表现他们的人生哀乐，反映出淳朴的人性美。在这里不论是村姑，还是船夫，或者是水手，他们都活得率真自然，甚至连沦落风尘的妓女，也显得那么富有真情。在这众多人物形象中，沈从文笔下的少女形象尤为动人。《三三》中的碾坊主人的女儿三三，《边城》中摆渡船夫的孙女翠翠，无一不散发着原始生命的质感，简直可以说是山野间的精灵。这两篇小说中出现的其他人物如三三的母亲，总爷家的少爷，城里来的护士小姐，还有老船夫，船总顺顺家父子。以及商人水手，都是那么善良、淳朴、热情，显示出人性的美好。可以说在这里纷纷登台亮相的人物无一不体现出至真、至善、至美的个性。三三家的水潭边，常来人钓鱼，三三母女热情相待，还以土特产相赠。客人们钓的鱼也分一些给三三家，这些鱼母女舍不得吃，而是用盐腌了晒干，“等待有客时，这些干鱼同辣子炒在一个碗里待客”。总爷家有病的少爷来钓鱼。还带一些礼物送给三三，彼此结下了友情。三三对少爷那种朦朦胧胧的爱意，其纯洁若清澈的潭水，其美丽如秀丽的山景。
小说《边城》更是一部讴歌边民人性美的佳作。首先，作者在以优美的笔触描绘故事发生地“茶峒”的旖旎秀丽的自然风光时，注重景致画面与人物心境的色调统一。这便阐明了自然界山光水色的颇具灵性，从而使作品里的写景、写人内容达到“物我不分”的美感。“翠翠在风日里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滋养了她也教育了她”。伶俐乖巧、纯洁朴质的翠翠是湘西的女儿，她的那种满贮着温情爱意的为人品格，在相当程度上是明山丽水日夜熏陶的结果。其次，作者在描绘一幅幅秀丽的风景图画的背景下。用大量的笔墨刻画出边城山民友好相处，互帮互助，助人为乐的朴实民风，这为书中人物设置了一个至少保持着表面牧歌谐趣的美的社会背景。翠翠的爷爷撑渡数十年，但他从不收取别人馈赠的物品，反而处处替别人着想：大热天时，他买了茶叶，泡上一大缸茶水，给过路行人解渴。他做好事并非要别人回报。而只是处于一种诚意，因此深得人们尊重。即便是那颇具家资的本地首富顺顺，其言行也颇具君子风范。既不居傲于人，又不贪恋于物，始终显示了一副豪爽大度的古道热肠。在这里。人与人之间似乎不存在地位等级的差异，相互交往的纽带是“赤诚”二字，到处充满着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心与同情，有的是心与心之间的理解和贴近，民风民俗，颇有古野之风。这一切合成了一种“桃源”式的自然生活氛围。它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湘西的现实，姑且不论，起码在小说里它已像大自然山水陶冶人物性情那样，也起到了强化主人公主观道德感，从而催生其健全人性的作用。
对原始生命强力的张扬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充满了神秘剽悍的浪漫色彩和原始生命的强力。在沈从文的小说里，晃动着生命的原始影像，他把握到的湘西生命，是充沛、旺盛和火辣的，他以活泼、优美、奔涌着内心激情的文字来抒写这种原始的人生的形式。这里的生命活得色彩浓烈，痛快淋漓，决没有拖泥带水的僵态，这里的生命要哭就大哭，要歌就大歌。死即死，生即生。生生死死，完满地表现出生命的本色。这里，没有虚伪，没有算计，一切都在明里亮里，一切都显得庄严。在这个世界里，人的天性是难以压抑的，也是无法规范的，它是生命能量天然合理的自由喷涌，表现为人对自己命运和自身价值把握的一场苦斗。这种情绪在《说故事人的故事》、《虎雏》和《野店》等篇中表达得可谓淋漓尽致。小兵虎雏是一个湘西土壤养育出来的充满野性活力的青年，他虽然长着一副颇为秀气的外表，但他的血管里早已掺满了祖先遗传的强悍秉性，其内心不仅蓄积了无穷的力量，更包藏着一个桀骜不驯的灵魂。因此，尽管“我”费尽心机，但将他带到大城市教 化成“文明人”的计划最终还是失败了。在现代的城市生活中，他嫉恶如仇，本能地顽强地反抗外来力量的欺凌，最后“惹了祸”，悄然逃离了令他厌恶的都市社会。作品所赞扬的雄强的生命力和生活的自由意志，是沈从文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揭示。可以想象，置身于文明世界以外广阔天地中的虎雏是能够相对主动地把握自己的人生进退的。若干年后，作者回故乡，见到已当上副官的虎雏时，他依然满身“野性”不改：强悍、敏捷、勇敢、正直。沈从文不仅感慨地说：“一切水得归到大海里，小豹子也只宜于深山大洋方能发展他的生命。”《说故事人的故事》叙述了一位军人与狱中女土压从私下苟合到谋划越狱直至失败被杀的经过，于抨击边城兵匪一家黑暗现实之外，又满怀同情，甚至佩服地描写了这对男女试图主宰自身命运的决心和勇气，借此对人类的旺盛生命力作出深刻的揭示。他们的最终不幸结局固然说明了非理性的人的本能活动的难结善果，但男主人公当私情败露后从刺刀下泰然步出牢门的无畏神态，却使我们认识到，生命的力量绝难控制，即使慑之以死亡。
在婚姻形态上，湘西的青年男女保留着相当多的自由，他们的爱情选择，是通过对歌的形式进行的。任何未婚男子都有权用唱歌的形式向自己钟情的女子表达爱慕之情。关于情人对歌的描写在作品里随处可见，《龙朱》中表现最为突出。龙朱是苗族族长的儿子，品貌双全，被人敬若神灵，“在龙朱面前人人觉得极卑小，把男女之晕全抹杀，因此这族长的儿子，却仿佛无从爱女人了”，只有当他以普通山民的一分子并用传统的对歌方式求爱时，才得到了爱情。对于这种方式为基础的婚姻形式，作者予以热情的歌颂。他说：“一个男子不会唱歌他是种羞辱；一个女子不会唱歌她不会得到好丈夫。”青年男女“抓住自己的心，放在爱人的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歌”。可见，爱情被视为人的自然交往。其中，没有封建宗法制度有形与无形观念的束缚，青年男女爱得真挚、大胆、活泼，跃动着原始的生命力，洋溢着一种生命的自然之趣。大胆热烈，率性而为，顺乎天理，合乎人性。正体现自然人性的健康发展。沈从文通过这些作品，展现了湘西小儿女尚未被都市文明所污染，而在大自然的牧歌中自由生長发展的“粗糙的灵魂，单纯的情欲”；颂扬了湘西山民世代因袭的优秀品质，而且注目那些为世人所轻蔑、所不齿的方面，并大胆地进行价值评估：“野蛮”中见雄强，“低贱”中见诚实，“肮脏”中见纯洁，“天真”中见热情。他们的生活、行为乃至一切，都是准乎自然，是一群与自然完全契合的人。他们总是“很从容地在那里尽性情生命之理”，尽情享受造化赋予的“生命本来的种种”宣泄生命的美丽与强健，同时也体现出生命的庄严与价值，在生活与感情的撞击中闪现“生命”的火花。
作为湘西河流特有的景象，吊脚楼的爱与怨在沈从文的作品里熠熠闪光。在这种爱的故事里，水手和妓女是全部鲜活生命演出的中心。水手是生命强盛力量的代表，“水手多强壮勇敢，眉目精悍，善唱歌、泅水、打架、骂野话。下水时如一尾鱼，上船接近妇人时像一只小公猪，白天弄船，晚上玩船，同样做得极有兴致”。《柏子》中的柏子与吊脚楼身为妓女的情人之间数月一会，并不仅仅是求得生理上的满足，他们也有着活泼热烈的爱。《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中，牛保为了他的所爱，不惜落水身亡。爱得如此襟怀坦荡，如此刚烈不屈。而吊脚楼的妓女。照理说过着如此屈辱的生活，生命一定是焦黄枯萎了。然而，沈从文笔下的妓女，又是这一片山水的情感代表，她们并没有被非人性绞杀，她们也有自己的衷情所在，显示了至纯至美的一面。她们把情感紧紧地维系在这山水生命力量代表的水手身上。她们“做梦时，就常常梦了船拢了岸，那一个人摇摇荡荡地从跳船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妓女多靠四川商人维持生活，但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方面。感情好的，互相咬了嘴唇咬着颈脖发了誓，约好了‘分手后个人不许胡闹’”。小说着力渲染了他们之间牵肠挂肚的思念，久别重逢的欢悦和海誓山盟的离别，表现的是柏子们粗犷爱情里渗透出的纯朴的人性。沈从文在这些作品里，为我们展示了沅水上船工水手及妓女这些下层人民的生活。他们生活极度贫乏，精神无所依托，他们的恋爱是畸形的。但是他们在短暂的接触中从对方那里获得了精神上的慰藉。这些受人欺侮，地处偏远的人，感受到作为一个人的自由与洒脱，粗野霸蛮里包孕着雄健强悍的精神，放浪形骸中充溢着真挚浓烈的感情。
在沈从文看来，人性是美的，美在自然，美在纯真，美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他笔下的湘西世界里。摆渡老人收钱时近乎天真的争执，满树红橘任过往行人解渴的愉快心情，青年男女对爱的执著与洒脱……无不表露出湘西人灵魂深处善良诚实的品德和自然健康的人性，从而显现出诸如爱情、友谊、勇敢、勤劳等情感和道德美的光芒，辉耀出质朴的人性美、人情美的理想生命形态，表现了沈从文对人性理想的执著追求。
关键词：沈从文 小说 人性美
生理因素与文化因素共同培养着人的现实需要，共同支持着人的现实生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把人的二重性淋漓。尽致地流于笔端的。沈从文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他的作品无论是对湘西少数民族人民朴实的民风民情的赞美和秀丽风景的细致描绘，还是对原始生命力的张扬，都对人性的善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观照，热情讴歌了人性的美。
沈从文的根在湘西。湘西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在他的头脑里像刀刻般深刻。因此，对边地自然山水景物的精心描绘，对弥漫着浓郁牧歌谐趣的边地自然生活氛围的着意渲染，以及对蕴含着平和处世精神的边地自然人生观的深入揭示，构成了他讴歌健全人性思想、张扬人性理想的表现基础；而对原始生命强力的表现，构成了沈从文表现湘西健全人性的基本内核。
自然美和人性美的统一
湘西地处三省交界的沅水流域。古称“五溪”。是苗、侗、土家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也是屈原《楚辞》中的山鬼、云中君的所在。独特的气候、地理环境，瑰丽灿烂的荆楚文化，为湘西蒙上了神秘而美丽的面纱。这里山清水秀，香草鲜花，随手可掇。在沈从文的眼里，大自然并不是一种毫无知觉的天生存在。自然中蕴含着人格的力量。《边城》中的碧溪和屋后的白塔，《柏子》中的河畔码头，《黑夜》中的水苇泥泽，《三三》中的夹溪山田，《长河》中的萝h溪畔，无一不是充满宁静温馨的地方。在沈从文看来，这里的一切无不是美丽的，大到太空宇宙，小至蜉蝣蝼蚁，都闪烁着一种近乎神性的光辉，边地山民的完美人性也是这明山丽水的温暖怀抱所哺育和赋予的。大自然的神性孕育了人们的灵魂，豐富了他们的感情，也陶冶了他们的性格。湘西作为一个亦真亦幻的艺术世界，是沈从文心中的一方净土，也是他驰骋想象、张扬美好人性的精神舞台。正如作者所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高楼杰出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土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座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湘西大自然温暖的怀抱赋予了边民们健全的人性。也为沈从文提供了建造“神庙”的坚实基础。沈从文正是在这块坚实的地基上，通过对湘西各种人物生存命运和人生形态的展示。探索我们民族以致人类生命的完美，以张扬那些手足贴地的乡下人朴实而伟大的人性。
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里，作者不仅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朴素而又秀美的山水画，更为我们描绘了与美丽的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生命的活力和人性的至善，使自然美和人性美达到高度的统一。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人物，以沅水、辰水上的水手和山乡的苗民为对象，他们不同于内地的农民，还保持着古朴的民风。没有严格意义的宗法制度和等级观念，他们与自然同在，人际之间决无“机心”，纯属一片天然。沈从文通过表现他们的人生哀乐，反映出淳朴的人性美。在这里不论是村姑，还是船夫，或者是水手，他们都活得率真自然，甚至连沦落风尘的妓女，也显得那么富有真情。在这众多人物形象中，沈从文笔下的少女形象尤为动人。《三三》中的碾坊主人的女儿三三，《边城》中摆渡船夫的孙女翠翠，无一不散发着原始生命的质感，简直可以说是山野间的精灵。这两篇小说中出现的其他人物如三三的母亲，总爷家的少爷，城里来的护士小姐，还有老船夫，船总顺顺家父子。以及商人水手，都是那么善良、淳朴、热情，显示出人性的美好。可以说在这里纷纷登台亮相的人物无一不体现出至真、至善、至美的个性。三三家的水潭边，常来人钓鱼，三三母女热情相待，还以土特产相赠。客人们钓的鱼也分一些给三三家，这些鱼母女舍不得吃，而是用盐腌了晒干，“等待有客时，这些干鱼同辣子炒在一个碗里待客”。总爷家有病的少爷来钓鱼。还带一些礼物送给三三，彼此结下了友情。三三对少爷那种朦朦胧胧的爱意，其纯洁若清澈的潭水，其美丽如秀丽的山景。
小说《边城》更是一部讴歌边民人性美的佳作。首先，作者在以优美的笔触描绘故事发生地“茶峒”的旖旎秀丽的自然风光时，注重景致画面与人物心境的色调统一。这便阐明了自然界山光水色的颇具灵性，从而使作品里的写景、写人内容达到“物我不分”的美感。“翠翠在风日里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滋养了她也教育了她”。伶俐乖巧、纯洁朴质的翠翠是湘西的女儿，她的那种满贮着温情爱意的为人品格，在相当程度上是明山丽水日夜熏陶的结果。其次，作者在描绘一幅幅秀丽的风景图画的背景下。用大量的笔墨刻画出边城山民友好相处，互帮互助，助人为乐的朴实民风，这为书中人物设置了一个至少保持着表面牧歌谐趣的美的社会背景。翠翠的爷爷撑渡数十年，但他从不收取别人馈赠的物品，反而处处替别人着想：大热天时，他买了茶叶，泡上一大缸茶水，给过路行人解渴。他做好事并非要别人回报。而只是处于一种诚意，因此深得人们尊重。即便是那颇具家资的本地首富顺顺，其言行也颇具君子风范。既不居傲于人，又不贪恋于物，始终显示了一副豪爽大度的古道热肠。在这里。人与人之间似乎不存在地位等级的差异，相互交往的纽带是“赤诚”二字，到处充满着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心与同情，有的是心与心之间的理解和贴近，民风民俗，颇有古野之风。这一切合成了一种“桃源”式的自然生活氛围。它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湘西的现实，姑且不论，起码在小说里它已像大自然山水陶冶人物性情那样，也起到了强化主人公主观道德感，从而催生其健全人性的作用。
对原始生命强力的张扬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充满了神秘剽悍的浪漫色彩和原始生命的强力。在沈从文的小说里，晃动着生命的原始影像，他把握到的湘西生命，是充沛、旺盛和火辣的，他以活泼、优美、奔涌着内心激情的文字来抒写这种原始的人生的形式。这里的生命活得色彩浓烈，痛快淋漓，决没有拖泥带水的僵态，这里的生命要哭就大哭，要歌就大歌。死即死，生即生。生生死死，完满地表现出生命的本色。这里，没有虚伪，没有算计，一切都在明里亮里，一切都显得庄严。在这个世界里，人的天性是难以压抑的，也是无法规范的，它是生命能量天然合理的自由喷涌，表现为人对自己命运和自身价值把握的一场苦斗。这种情绪在《说故事人的故事》、《虎雏》和《野店》等篇中表达得可谓淋漓尽致。小兵虎雏是一个湘西土壤养育出来的充满野性活力的青年，他虽然长着一副颇为秀气的外表，但他的血管里早已掺满了祖先遗传的强悍秉性，其内心不仅蓄积了无穷的力量，更包藏着一个桀骜不驯的灵魂。因此，尽管“我”费尽心机，但将他带到大城市教 化成“文明人”的计划最终还是失败了。在现代的城市生活中，他嫉恶如仇，本能地顽强地反抗外来力量的欺凌，最后“惹了祸”，悄然逃离了令他厌恶的都市社会。作品所赞扬的雄强的生命力和生活的自由意志，是沈从文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揭示。可以想象，置身于文明世界以外广阔天地中的虎雏是能够相对主动地把握自己的人生进退的。若干年后，作者回故乡，见到已当上副官的虎雏时，他依然满身“野性”不改：强悍、敏捷、勇敢、正直。沈从文不仅感慨地说：“一切水得归到大海里，小豹子也只宜于深山大洋方能发展他的生命。”《说故事人的故事》叙述了一位军人与狱中女土压从私下苟合到谋划越狱直至失败被杀的经过，于抨击边城兵匪一家黑暗现实之外，又满怀同情，甚至佩服地描写了这对男女试图主宰自身命运的决心和勇气，借此对人类的旺盛生命力作出深刻的揭示。他们的最终不幸结局固然说明了非理性的人的本能活动的难结善果，但男主人公当私情败露后从刺刀下泰然步出牢门的无畏神态，却使我们认识到，生命的力量绝难控制，即使慑之以死亡。
在婚姻形态上，湘西的青年男女保留着相当多的自由，他们的爱情选择，是通过对歌的形式进行的。任何未婚男子都有权用唱歌的形式向自己钟情的女子表达爱慕之情。关于情人对歌的描写在作品里随处可见，《龙朱》中表现最为突出。龙朱是苗族族长的儿子，品貌双全，被人敬若神灵，“在龙朱面前人人觉得极卑小，把男女之晕全抹杀，因此这族长的儿子，却仿佛无从爱女人了”，只有当他以普通山民的一分子并用传统的对歌方式求爱时，才得到了爱情。对于这种方式为基础的婚姻形式，作者予以热情的歌颂。他说：“一个男子不会唱歌他是种羞辱；一个女子不会唱歌她不会得到好丈夫。”青年男女“抓住自己的心，放在爱人的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歌”。可见，爱情被视为人的自然交往。其中，没有封建宗法制度有形与无形观念的束缚，青年男女爱得真挚、大胆、活泼，跃动着原始的生命力，洋溢着一种生命的自然之趣。大胆热烈，率性而为，顺乎天理，合乎人性。正体现自然人性的健康发展。沈从文通过这些作品，展现了湘西小儿女尚未被都市文明所污染，而在大自然的牧歌中自由生長发展的“粗糙的灵魂，单纯的情欲”；颂扬了湘西山民世代因袭的优秀品质，而且注目那些为世人所轻蔑、所不齿的方面，并大胆地进行价值评估：“野蛮”中见雄强，“低贱”中见诚实，“肮脏”中见纯洁，“天真”中见热情。他们的生活、行为乃至一切，都是准乎自然，是一群与自然完全契合的人。他们总是“很从容地在那里尽性情生命之理”，尽情享受造化赋予的“生命本来的种种”宣泄生命的美丽与强健，同时也体现出生命的庄严与价值，在生活与感情的撞击中闪现“生命”的火花。
作为湘西河流特有的景象，吊脚楼的爱与怨在沈从文的作品里熠熠闪光。在这种爱的故事里，水手和妓女是全部鲜活生命演出的中心。水手是生命强盛力量的代表，“水手多强壮勇敢，眉目精悍，善唱歌、泅水、打架、骂野话。下水时如一尾鱼，上船接近妇人时像一只小公猪，白天弄船，晚上玩船，同样做得极有兴致”。《柏子》中的柏子与吊脚楼身为妓女的情人之间数月一会，并不仅仅是求得生理上的满足，他们也有着活泼热烈的爱。《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中，牛保为了他的所爱，不惜落水身亡。爱得如此襟怀坦荡，如此刚烈不屈。而吊脚楼的妓女。照理说过着如此屈辱的生活，生命一定是焦黄枯萎了。然而，沈从文笔下的妓女，又是这一片山水的情感代表，她们并没有被非人性绞杀，她们也有自己的衷情所在，显示了至纯至美的一面。她们把情感紧紧地维系在这山水生命力量代表的水手身上。她们“做梦时，就常常梦了船拢了岸，那一个人摇摇荡荡地从跳船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妓女多靠四川商人维持生活，但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方面。感情好的，互相咬了嘴唇咬着颈脖发了誓，约好了‘分手后个人不许胡闹’”。小说着力渲染了他们之间牵肠挂肚的思念，久别重逢的欢悦和海誓山盟的离别，表现的是柏子们粗犷爱情里渗透出的纯朴的人性。沈从文在这些作品里，为我们展示了沅水上船工水手及妓女这些下层人民的生活。他们生活极度贫乏，精神无所依托，他们的恋爱是畸形的。但是他们在短暂的接触中从对方那里获得了精神上的慰藉。这些受人欺侮，地处偏远的人，感受到作为一个人的自由与洒脱，粗野霸蛮里包孕着雄健强悍的精神，放浪形骸中充溢着真挚浓烈的感情。
在沈从文看来，人性是美的，美在自然，美在纯真，美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他笔下的湘西世界里。摆渡老人收钱时近乎天真的争执，满树红橘任过往行人解渴的愉快心情，青年男女对爱的执著与洒脱……无不表露出湘西人灵魂深处善良诚实的品德和自然健康的人性，从而显现出诸如爱情、友谊、勇敢、勤劳等情感和道德美的光芒，辉耀出质朴的人性美、人情美的理想生命形态，表现了沈从文对人性理想的执著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