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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当前农民工职业教育存在的重“生存”轻“生活”现象，通过对全国5省4588位8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调研发现，职业教育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能力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并且具有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接受过职业教育的群体比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的群体，在社会能力上具有显著性差异。建议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中，要坚持全人教育理念，同时职业院校要调整课程设置，关注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能力的教育。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能力;社会融合;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 G7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5）25-0063-06
一、问题提出及文献回顾
随着国家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以及国家产业升级的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所有外出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比例占到58.4%[1]。与上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较强，更希望在城市中发展。但是在城市社会工作与生活，除了需要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外，还要具有良好的社会能力，如人际交往能力、城市环境适应能力、事物处理能力等等。从现实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能力较为薄弱，其社会网络多以老乡和同事为主，对城市的基本规则和生活习惯显得很不适应，这些都严重阻碍了他们的社会融入。如何在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水平的同时，也提升该群体的社会能力，促进他们的社会融入，尽快实现人的城镇化是今后研究应思考的问题。
职业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要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服务，更应为塑造人服务。杜威的职业教育论指出，职业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培养从事某种技术的工人，而是要培养他们更为开阔的头脑，让他们对即将从事的职业产生兴趣，具备适应社会和处理事务的能力[2]。因此，深入探讨职业教育在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和社会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具有很好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有关农民工职业教育的研究，大多偏重于职业教育对农民工“硬能力”影响的关注，如职业教育对农民工的经济收入、工作技能水平、适应能力等有影响，或者对当前职业教育存在问题的现状描述[3][4][5]。很少研究者关注职业教育对农民工“软能力”（Soft Skills）的影响。虽然有人已经关注到农民工的“就业能力”（Employability）[6][7]，并且提出，就业能力的改善对于就业者获得工作以及城市融入都具有正向的影响。但是，单纯的就业能力不能完全反映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能力，需要对农民工的社会能力进行整体研究。当前职业教育课程大纲中虽已经明确要求发展学生的“软能力”，但是职业教育对“软能力”有哪些影响还缺乏实证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不应仅以培养新型“农民工”为终极目标，而应该以培训兼备“硬”、“软”两种能力的“新公民”为目标。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本文通过探讨职业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能力的影响，分析了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应该大力开展职业教育，同时在职业学校的课程设置中要以全人教育理念为指导的必要性。
二、研究设计和样本选择
（一）样本选择
本文数据来自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与社会融合问题研究”。课题组于2012年5月至2013年8月，先后赴河南、安徽、江苏、福建、广东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4次调查，抽样群体为1980年以后出生并拥有农村户籍的城市务工人员，共收集问卷6289份，剔除非新生代农民工后，问卷数量为4588份，样本有效率为73%。
数据显示，样本年龄集中在25岁左右，他们第一次工作的平均年龄为18.9岁，参加过职业教育的人数占总数的37.8%，2012年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2833.4元。新生代农民工中独生子女的比例不是很高，只占到7.7%。有41.8%的调研对象已经结婚，其中有超过一半人已经有了子女，多半人没有参加过社会培训。
（二）变量设置
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社会能力。社会能力研究兴起于上世纪60～70年代，属于儿童青少年社会化发展程度、衡量社会互动有效性的发展心理学理论。McFall将社会能力定义为“对个体在某一情境下的行为进行的有效性判断”[8]。可以看出，社会能力既包括某一行为结果，还包括具体的情景变量。根据这一定义，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能力”，则具体指“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环境中，伴随着认同职业身份、适应城市生活、寻求个人发展的过程，使用的一系列社会技能以及这些行为的社会效果”[9]。
采用自编的社会能力量表进行了社会能力的测量，该量表共有12个题目，使用Liket 5点计分法，从完全不同意“1”
到完全同意“5”，得分越高说明社会能力越强。在变量的设置中，借鉴《中国就业战略报告2008-2010》中有关“软能力”的指标：沟通能力、人际能力、分析能力、责任心、成就动机、服务意识等，并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现实情况，将社会能力中的“软能力”简化为“为人处世的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学新东西的能力、城市生活能力、表达沟通能力和心理素质”几个指标。另外，采用Ronald等人提出的“广义就业能力”中基本读写和计算能力、面试时的表达能力这几项指标，体现在题目中为“基础文化知识、法律知识、普通话”。在“硬能力”方面，国内学者罗恩立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指标。其中包括了工作技能以及工作搜寻能力等“硬能力”[10]。Ronald等人也提出了与工作相关的知识和工作经验，以及社交网络等指标[11]，综合以上研究，将新生代农民工的“硬能力”表达为“工作有关的专业技能、行业知识、人脉”。此后，通过因子分析得到三个维度，即职业发展能力、城市生活能力、常识了解能力[12] 。表2是因变量各题项得分。
2.自变量
本研究主要探寻职业教育对社会能力的影响，所以将职业教育作为核心自变量。通过询问“您参加过职业教育么？”来获得。参加过职业教育的赋值为“1”，没有参加过的赋值为“0”。除考察职业教育因素外，还设置了其他一些变量进行比较。有研究表明，社会培训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及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13]。因此，将社会培训情况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到模型之中，参加过社会培训的赋值为“1”，未参加的赋值为“0”。
此外，工作经历经常被学者作为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情况的重要变量。以往研究指出，工作经验积累对工资有正向作用，且边际作用随时间递减。工资与总体经验呈二次曲线的关系，工资随着经验的增加先上升，到达一个顶点后再下降[14][15]。可以看出，工作经历对于增加农民工的职业发展能力，尤其是获得收益的能力有一定影响。因此，将工作经历作为一个重要变量进行考查。还参考其他研究者的做法①，考察了农民工的打工时间。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询问“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份工作？”来获得数据。离调查时间越近，工作经验越不丰富，反之亦然。
在社会能力的研究中，众多学者发现，性别[16]、年龄[17]、婚姻状况、有无子女状况[18]、父母文化程度[19][20]、社会交往情况[21]均会对社会能力产生影响。鉴于此，也将以上变量加入到模型之中，作为控制变量进行考察。具体赋值见表3。
3. 研究假设
基于前文所述，很多研究证实职业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经济收入、工作技能等产生一定的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不但应该具备工作技能等“硬能力”，还应具备“人际交往、基本常识、生活能力”等“软能力”。因此，假设职业教育与农民工社会能力呈正相关性。并且，接受过职业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能力高于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
三、数据分析与研究结果
（一）群体内部在社会能力上的差异性分析
依据调查样本中的教育情况，将新生代农民工内部划分为2个群体，即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组（记为“1”）和农民工群体未接受职业教育组（记为“0”），然后对比这两个组群在职业发展能力、城市生活能力、常识了解能力三个维度上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从表4可以看出，在职业发展能力上，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农民工中要好于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农民工（M1=3.655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能力;社会融合;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 G7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5）25-0063-06
一、问题提出及文献回顾
随着国家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以及国家产业升级的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所有外出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比例占到58.4%[1]。与上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较强，更希望在城市中发展。但是在城市社会工作与生活，除了需要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外，还要具有良好的社会能力，如人际交往能力、城市环境适应能力、事物处理能力等等。从现实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能力较为薄弱，其社会网络多以老乡和同事为主，对城市的基本规则和生活习惯显得很不适应，这些都严重阻碍了他们的社会融入。如何在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水平的同时，也提升该群体的社会能力，促进他们的社会融入，尽快实现人的城镇化是今后研究应思考的问题。
职业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要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服务，更应为塑造人服务。杜威的职业教育论指出，职业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培养从事某种技术的工人，而是要培养他们更为开阔的头脑，让他们对即将从事的职业产生兴趣，具备适应社会和处理事务的能力[2]。因此，深入探讨职业教育在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和社会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具有很好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有关农民工职业教育的研究，大多偏重于职业教育对农民工“硬能力”影响的关注，如职业教育对农民工的经济收入、工作技能水平、适应能力等有影响，或者对当前职业教育存在问题的现状描述[3][4][5]。很少研究者关注职业教育对农民工“软能力”（Soft Skills）的影响。虽然有人已经关注到农民工的“就业能力”（Employability）[6][7]，并且提出，就业能力的改善对于就业者获得工作以及城市融入都具有正向的影响。但是，单纯的就业能力不能完全反映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能力，需要对农民工的社会能力进行整体研究。当前职业教育课程大纲中虽已经明确要求发展学生的“软能力”，但是职业教育对“软能力”有哪些影响还缺乏实证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不应仅以培养新型“农民工”为终极目标，而应该以培训兼备“硬”、“软”两种能力的“新公民”为目标。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本文通过探讨职业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能力的影响，分析了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应该大力开展职业教育，同时在职业学校的课程设置中要以全人教育理念为指导的必要性。
二、研究设计和样本选择
（一）样本选择
本文数据来自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与社会融合问题研究”。课题组于2012年5月至2013年8月，先后赴河南、安徽、江苏、福建、广东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4次调查，抽样群体为1980年以后出生并拥有农村户籍的城市务工人员，共收集问卷6289份，剔除非新生代农民工后，问卷数量为4588份，样本有效率为73%。
数据显示，样本年龄集中在25岁左右，他们第一次工作的平均年龄为18.9岁，参加过职业教育的人数占总数的37.8%，2012年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2833.4元。新生代农民工中独生子女的比例不是很高，只占到7.7%。有41.8%的调研对象已经结婚，其中有超过一半人已经有了子女，多半人没有参加过社会培训。
（二）变量设置
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社会能力。社会能力研究兴起于上世纪60～70年代，属于儿童青少年社会化发展程度、衡量社会互动有效性的发展心理学理论。McFall将社会能力定义为“对个体在某一情境下的行为进行的有效性判断”[8]。可以看出，社会能力既包括某一行为结果，还包括具体的情景变量。根据这一定义，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能力”，则具体指“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环境中，伴随着认同职业身份、适应城市生活、寻求个人发展的过程，使用的一系列社会技能以及这些行为的社会效果”[9]。
采用自编的社会能力量表进行了社会能力的测量，该量表共有12个题目，使用Liket 5点计分法，从完全不同意“1”
到完全同意“5”，得分越高说明社会能力越强。在变量的设置中，借鉴《中国就业战略报告2008-2010》中有关“软能力”的指标：沟通能力、人际能力、分析能力、责任心、成就动机、服务意识等，并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现实情况，将社会能力中的“软能力”简化为“为人处世的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学新东西的能力、城市生活能力、表达沟通能力和心理素质”几个指标。另外，采用Ronald等人提出的“广义就业能力”中基本读写和计算能力、面试时的表达能力这几项指标，体现在题目中为“基础文化知识、法律知识、普通话”。在“硬能力”方面，国内学者罗恩立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指标。其中包括了工作技能以及工作搜寻能力等“硬能力”[10]。Ronald等人也提出了与工作相关的知识和工作经验，以及社交网络等指标[11]，综合以上研究，将新生代农民工的“硬能力”表达为“工作有关的专业技能、行业知识、人脉”。此后，通过因子分析得到三个维度，即职业发展能力、城市生活能力、常识了解能力[12] 。表2是因变量各题项得分。
2.自变量
本研究主要探寻职业教育对社会能力的影响，所以将职业教育作为核心自变量。通过询问“您参加过职业教育么？”来获得。参加过职业教育的赋值为“1”，没有参加过的赋值为“0”。除考察职业教育因素外，还设置了其他一些变量进行比较。有研究表明，社会培训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及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13]。因此，将社会培训情况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到模型之中，参加过社会培训的赋值为“1”，未参加的赋值为“0”。
此外，工作经历经常被学者作为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情况的重要变量。以往研究指出，工作经验积累对工资有正向作用，且边际作用随时间递减。工资与总体经验呈二次曲线的关系，工资随着经验的增加先上升，到达一个顶点后再下降[14][15]。可以看出，工作经历对于增加农民工的职业发展能力，尤其是获得收益的能力有一定影响。因此，将工作经历作为一个重要变量进行考查。还参考其他研究者的做法①，考察了农民工的打工时间。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询问“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份工作？”来获得数据。离调查时间越近，工作经验越不丰富，反之亦然。
在社会能力的研究中，众多学者发现，性别[16]、年龄[17]、婚姻状况、有无子女状况[18]、父母文化程度[19][20]、社会交往情况[21]均会对社会能力产生影响。鉴于此，也将以上变量加入到模型之中，作为控制变量进行考察。具体赋值见表3。
3. 研究假设
基于前文所述，很多研究证实职业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经济收入、工作技能等产生一定的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不但应该具备工作技能等“硬能力”，还应具备“人际交往、基本常识、生活能力”等“软能力”。因此，假设职业教育与农民工社会能力呈正相关性。并且，接受过职业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能力高于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
三、数据分析与研究结果
（一）群体内部在社会能力上的差异性分析
依据调查样本中的教育情况，将新生代农民工内部划分为2个群体，即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组（记为“1”）和农民工群体未接受职业教育组（记为“0”），然后对比这两个组群在职业发展能力、城市生活能力、常识了解能力三个维度上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从表4可以看出，在职业发展能力上，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农民工中要好于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的农民工（M1=3.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