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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卢旺达饭店》的解读仅仅从人性的角度来把握是不够的,1994年卢旺达悲剧的发生其实和人性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最根本的缘由来自于西方文明所导致的盲视和偏见,来自于西方价值观念的局限性,卢旺达大屠杀以极端的方式显示了西方文明强势情况下,以现代性为特征的全球一体化下人类所面临的根本困境。
关键词 卢旺达大屠杀 人性的有限性 现代性困境
1994年4月,当世人按部就班地过着自己日子的时候,卢旺达,这个遥远、美丽而贫穷的国度却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悲剧:由于种族仇恨,从4月到7月的100天里面,共有91万(该国总人口800万)人被屠杀,其中94%是图西族人,9万5千名儿童在大屠杀中成为了孤儿。更为可悲的是。在这场血流成河、生命受到最为严酷践踏的悲剧发生的同时,全世界的人们竟然遗忘了地球上的这个角落,漠视了自己的同类所经受的灾难!
电影《卢旺达饭店》正是针对这一人间惨剧而拍摄,导演特里·乔治(Terry George)在谈到创作这部电影的初衷时曾说“1994年后的10年时间里,世界各地的政客都曾前往卢旺达表达对当初事件的忏悔,并发誓决不让惨剧第二次发生,但在苏丹、刚果等地或者那些被上帝遗忘的地方,这种视生命如草芥的屠杀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而在这些地方,象保罗和塔提亚娜这样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人性的庄严和勇气,只会让我们无地自容。”基于这一惨剧给特里·乔治灵魂深处带来的强烈震撼,他也确实通过影片实现了自己的初衷,其中,人物形象保罗的成功塑造更是使得这一源于真实事件拍摄而成的电影获得了极大的艺术成功。保罗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和普通人一样,爱妻子,爱孩子,当灾难降临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利用自己有限的力量保护最亲的人,他聪明能干。甚至由于职业习惯略带一点男人的狡黠,在他的世界里,爱情和亲情始终是其内心深处最为温暖的一角,但当一个国家陷入疯狂的屠杀,目睹无辜的人们在死亡边界挣扎的时候,他人性中“大”的一面终于复苏,当愿望一次次落空,当身边的人得不到任何力量的保护时,在认清这个世界的残忍本质后。他用自己并不宽厚的肩膀决心尽力给身边的人以力量,“我们必须要让世界感到羞愧而采取应有的行动”成为他真实的信念,也成为他内心逐步强大的精神支撑。整个影片在渲染人们面对死亡的恐慌氛围中,就这样一步步让保罗的形象和性格成长起来,从而完成了一个英雄人物的塑造。也实现导演对人性庄严和勇气的表达。
但是。看完影片后,在为保罗人性的伟大感叹的时候,面对卢旺达1994年的疯狂屠杀,作为同类的我们是否真实地感受到了另外一种更为难言的痛苦和羞辱呢?“在一个互相关联的全球化世界中,每个国家都将有权阻止邻国重返野蛮时代。因此当一个国家的人民遭到屠杀时,国际公共和私人机构都应该拒绝这个国家提出的不要国际干预的要求……”可是。我们都做过什么呢?确实,在影片中。人性的光辉在人性的泥泞中显得格外的耀眼和温暖,但保罗有限的怀抱相对于大屠杀深重的罪恶而言,是否显得太无助和缺乏力量呢?仅仅对人性的光辉的感受是否就能够慰藉那场在灾难中失去生命的灵魂呢?千百年来,人类总是祈求一个和平安宁的世界,但人类人为造成的惨剧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可以断言,在卢旺达悲剧发生后,这种惨剧依然不会停止。有史以来,在人性和悲剧的较量中,人性从来就没有获得过绝对的胜利。相对于抽象的数字而言,死亡只是人们茶余饭后谈资中溜出的一串材料而已。但对具体的生命而言,他们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自然,这种种人为的悲剧给当事者所带来的痛苦是刻骨铭心的,也是使人类的良知永难获得安宁的。个体的死亡所带来的痛苦面对伤亡惨重的悲剧并不会因为数字的抽象性而减少半点。
因此,在对这部影片解读的同时,我认为仅有一个保罗是不够的。相对于91万在灾难中失去生命的同胞而言,保罗所拯救的1268条宝贵的生命显得过于轻飘而又另人心痛。如何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如何寻找一种能够真正实现人类和谐相处的道路成为每一个看过这部影片的人一种最强烈而又源初的冲动。
卢旺达1994年的这场屠杀并非始于偶然。从历史角度而言。19世纪80年代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罪恶就给这场屠杀埋下了可怕的种子。在欧洲殖民者来到卢旺达之前,占人口85%的胡图族和占人口14%图西族人原本能够和睦相处,他们杂居相处,互相通婚(诸如保罗的妻子就是图西族人),没有宗教、语言和文化上面的任何差异,更没有积怨甚深的种族仇恨,比利时人来到卢旺达后,从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念出发,人为地将原本能和睦相处的图西部落和胡图部落对立起来,从而使得两者之间产生了强烈的种族仇恨。由于这种对立情绪一触即发,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胡图族人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因飞机失事而命丧黄泉就成为了悲剧发生的直接导火索:从现实角度而言,在大屠杀发生前其实就有明显迹象,1994年1月11日,达莱尔因为预感到大屠杀即将发生,曾向联合国维和行动部发出电报,告知卢旺达图西族人所处的危险处境,但被联合国维和行动部以“超越权限”为由拒绝,后来,达莱尔奉命向美国、法国、比利时驻卢旺达大使通报了情报,仍未引起重视,比利时甚至在4月7日卢旺达女总理遇害后,决定撤回全部的维和部队,大屠杀开始后,联合国安理会曾试图采取行动,由于美英两国的漠视和不介入政策,行动无效,然而,处于灭种边缘的图西族在生死存亡之时,却将生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西方的救援部队上面。没有料到西方的救援部队来救的不是他们,而是在这个国家逗留的西方白人!“你不但是黑人,你还是非洲人”就是几百万图西族人之所以遭到拒绝的理由。事实上,就算悲剧未能及时制止,其实只需要5000名装备精良、授权明确的联合国部队就可以挽留将近一百万人的生命。在这个令每一个人揪心的事实面前,折射的正是西方价值观念的局限性和它所孕育的以现代性为特征的全球一体化下人类所面临的困境。从这个角度而言,卢旺达悲剧的发生其实和人性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最根本的缘由恰恰来自于西方文明所导致的盲视和偏见。这一点在电影中获得了充分表现,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两方面的力量一步步将卢旺达推向灾难的边缘,一方面是胡图族人的疯狂屠杀,“为什么不?为什么不?我们已经杀死一半了”的叫嚣令每一个图西族人陷入无法形容的恐惧。无数双求生的眼睛在胡图族人的屠刀下显得如此的脆弱而又无依,他们手无寸铁,没有任何力量抵抗这种血腥的清洗:另一方面是标榜文明的西方人在关键时刻的退却和漠然,不可否认,在这场灾难中,也有有良知的西方白人在尽自己的力量去拯救处于灾难中的人民,诸如尽力而为的联合国的停火观察员,诸如不辞辛劳的白人女性,甚至还有那位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到前线将屠杀镜头传播出去的摄影记者,但这一切并不能改变西方主流的漠视态度,一如那个摄影记者在灾难来临之时还是坚决地离开了卢旺达,离开了那个曾带给他欢乐、苦苦哀求他的情人。没有人可以忘记灾难来临之时天真的孩子眼中的恐惧和无法掩饰的单纯。没有人可以忘记雨中白人大撤退时饭店门口那群前途莫测的图西人眼中的绝望和哀伤,没有人可以忘记救援部队车子在卢旺达灾难的泥泞最后选择了将卢旺达人们抛弃!表面看来,卢旺达的灾难是前者造成的,但实际上屠杀的酿造和西方人的漠视以及他们所推行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
卢旺达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原本可以在自己独特的文化熏染下,按照本民族的生活习惯过自己的日子。但欧洲殖民者在发展的借口下,却强行踏进了别人的领地、无耻地掠夺了别人的财富,然后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一步步获得政治上和文化上面的霸权地位,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避免全球一体化下现代化思潮的无情涤荡,弱国在强国已经获得绝对优势的前提下,按照他们制定好的游戏规则当然不可能获得好的发展机会,但他们除了忍受这种看似合理的发展逻辑制约下的整体氛围所带来的压力。好像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由此成功突围。人类文明发展到二十世纪看似已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美好阶段,但卢旺达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悲剧恰恰也发生在这个文明的时代。当西方国家陶醉在现代文明带来的便利时,他们是否意识到在同一个地球上的某一角落还有自己的同类正在吞咽这种不平等发展带来的苦果?卢旺达大屠杀不过是以牺牲无辜者的生命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展示了这种发展态势下的危机而已。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仅仅依赖人性的高贵和尊严是无法将人类引向和平美好之途的,人性的力量是有限的。人性在面对邪恶力量的时候,其美好的一面并不是万能的武器。因此,可以说,一个保罗的力量是有限的,人类没有理由因为保罗的存在就对悲剧的避免心存侥幸,人类只有冷静的思考文明的走向,思考以现代性为特征的价值观念在现时代带来的局限性,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避免悲剧的发生。
关键词 卢旺达大屠杀 人性的有限性 现代性困境
1994年4月,当世人按部就班地过着自己日子的时候,卢旺达,这个遥远、美丽而贫穷的国度却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悲剧:由于种族仇恨,从4月到7月的100天里面,共有91万(该国总人口800万)人被屠杀,其中94%是图西族人,9万5千名儿童在大屠杀中成为了孤儿。更为可悲的是。在这场血流成河、生命受到最为严酷践踏的悲剧发生的同时,全世界的人们竟然遗忘了地球上的这个角落,漠视了自己的同类所经受的灾难!
电影《卢旺达饭店》正是针对这一人间惨剧而拍摄,导演特里·乔治(Terry George)在谈到创作这部电影的初衷时曾说“1994年后的10年时间里,世界各地的政客都曾前往卢旺达表达对当初事件的忏悔,并发誓决不让惨剧第二次发生,但在苏丹、刚果等地或者那些被上帝遗忘的地方,这种视生命如草芥的屠杀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而在这些地方,象保罗和塔提亚娜这样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人性的庄严和勇气,只会让我们无地自容。”基于这一惨剧给特里·乔治灵魂深处带来的强烈震撼,他也确实通过影片实现了自己的初衷,其中,人物形象保罗的成功塑造更是使得这一源于真实事件拍摄而成的电影获得了极大的艺术成功。保罗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和普通人一样,爱妻子,爱孩子,当灾难降临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利用自己有限的力量保护最亲的人,他聪明能干。甚至由于职业习惯略带一点男人的狡黠,在他的世界里,爱情和亲情始终是其内心深处最为温暖的一角,但当一个国家陷入疯狂的屠杀,目睹无辜的人们在死亡边界挣扎的时候,他人性中“大”的一面终于复苏,当愿望一次次落空,当身边的人得不到任何力量的保护时,在认清这个世界的残忍本质后。他用自己并不宽厚的肩膀决心尽力给身边的人以力量,“我们必须要让世界感到羞愧而采取应有的行动”成为他真实的信念,也成为他内心逐步强大的精神支撑。整个影片在渲染人们面对死亡的恐慌氛围中,就这样一步步让保罗的形象和性格成长起来,从而完成了一个英雄人物的塑造。也实现导演对人性庄严和勇气的表达。
但是。看完影片后,在为保罗人性的伟大感叹的时候,面对卢旺达1994年的疯狂屠杀,作为同类的我们是否真实地感受到了另外一种更为难言的痛苦和羞辱呢?“在一个互相关联的全球化世界中,每个国家都将有权阻止邻国重返野蛮时代。因此当一个国家的人民遭到屠杀时,国际公共和私人机构都应该拒绝这个国家提出的不要国际干预的要求……”可是。我们都做过什么呢?确实,在影片中。人性的光辉在人性的泥泞中显得格外的耀眼和温暖,但保罗有限的怀抱相对于大屠杀深重的罪恶而言,是否显得太无助和缺乏力量呢?仅仅对人性的光辉的感受是否就能够慰藉那场在灾难中失去生命的灵魂呢?千百年来,人类总是祈求一个和平安宁的世界,但人类人为造成的惨剧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可以断言,在卢旺达悲剧发生后,这种惨剧依然不会停止。有史以来,在人性和悲剧的较量中,人性从来就没有获得过绝对的胜利。相对于抽象的数字而言,死亡只是人们茶余饭后谈资中溜出的一串材料而已。但对具体的生命而言,他们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自然,这种种人为的悲剧给当事者所带来的痛苦是刻骨铭心的,也是使人类的良知永难获得安宁的。个体的死亡所带来的痛苦面对伤亡惨重的悲剧并不会因为数字的抽象性而减少半点。
因此,在对这部影片解读的同时,我认为仅有一个保罗是不够的。相对于91万在灾难中失去生命的同胞而言,保罗所拯救的1268条宝贵的生命显得过于轻飘而又另人心痛。如何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如何寻找一种能够真正实现人类和谐相处的道路成为每一个看过这部影片的人一种最强烈而又源初的冲动。
卢旺达1994年的这场屠杀并非始于偶然。从历史角度而言。19世纪80年代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罪恶就给这场屠杀埋下了可怕的种子。在欧洲殖民者来到卢旺达之前,占人口85%的胡图族和占人口14%图西族人原本能够和睦相处,他们杂居相处,互相通婚(诸如保罗的妻子就是图西族人),没有宗教、语言和文化上面的任何差异,更没有积怨甚深的种族仇恨,比利时人来到卢旺达后,从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念出发,人为地将原本能和睦相处的图西部落和胡图部落对立起来,从而使得两者之间产生了强烈的种族仇恨。由于这种对立情绪一触即发,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胡图族人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因飞机失事而命丧黄泉就成为了悲剧发生的直接导火索:从现实角度而言,在大屠杀发生前其实就有明显迹象,1994年1月11日,达莱尔因为预感到大屠杀即将发生,曾向联合国维和行动部发出电报,告知卢旺达图西族人所处的危险处境,但被联合国维和行动部以“超越权限”为由拒绝,后来,达莱尔奉命向美国、法国、比利时驻卢旺达大使通报了情报,仍未引起重视,比利时甚至在4月7日卢旺达女总理遇害后,决定撤回全部的维和部队,大屠杀开始后,联合国安理会曾试图采取行动,由于美英两国的漠视和不介入政策,行动无效,然而,处于灭种边缘的图西族在生死存亡之时,却将生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西方的救援部队上面。没有料到西方的救援部队来救的不是他们,而是在这个国家逗留的西方白人!“你不但是黑人,你还是非洲人”就是几百万图西族人之所以遭到拒绝的理由。事实上,就算悲剧未能及时制止,其实只需要5000名装备精良、授权明确的联合国部队就可以挽留将近一百万人的生命。在这个令每一个人揪心的事实面前,折射的正是西方价值观念的局限性和它所孕育的以现代性为特征的全球一体化下人类所面临的困境。从这个角度而言,卢旺达悲剧的发生其实和人性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最根本的缘由恰恰来自于西方文明所导致的盲视和偏见。这一点在电影中获得了充分表现,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两方面的力量一步步将卢旺达推向灾难的边缘,一方面是胡图族人的疯狂屠杀,“为什么不?为什么不?我们已经杀死一半了”的叫嚣令每一个图西族人陷入无法形容的恐惧。无数双求生的眼睛在胡图族人的屠刀下显得如此的脆弱而又无依,他们手无寸铁,没有任何力量抵抗这种血腥的清洗:另一方面是标榜文明的西方人在关键时刻的退却和漠然,不可否认,在这场灾难中,也有有良知的西方白人在尽自己的力量去拯救处于灾难中的人民,诸如尽力而为的联合国的停火观察员,诸如不辞辛劳的白人女性,甚至还有那位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到前线将屠杀镜头传播出去的摄影记者,但这一切并不能改变西方主流的漠视态度,一如那个摄影记者在灾难来临之时还是坚决地离开了卢旺达,离开了那个曾带给他欢乐、苦苦哀求他的情人。没有人可以忘记灾难来临之时天真的孩子眼中的恐惧和无法掩饰的单纯。没有人可以忘记雨中白人大撤退时饭店门口那群前途莫测的图西人眼中的绝望和哀伤,没有人可以忘记救援部队车子在卢旺达灾难的泥泞最后选择了将卢旺达人们抛弃!表面看来,卢旺达的灾难是前者造成的,但实际上屠杀的酿造和西方人的漠视以及他们所推行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
卢旺达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原本可以在自己独特的文化熏染下,按照本民族的生活习惯过自己的日子。但欧洲殖民者在发展的借口下,却强行踏进了别人的领地、无耻地掠夺了别人的财富,然后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一步步获得政治上和文化上面的霸权地位,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避免全球一体化下现代化思潮的无情涤荡,弱国在强国已经获得绝对优势的前提下,按照他们制定好的游戏规则当然不可能获得好的发展机会,但他们除了忍受这种看似合理的发展逻辑制约下的整体氛围所带来的压力。好像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由此成功突围。人类文明发展到二十世纪看似已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美好阶段,但卢旺达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悲剧恰恰也发生在这个文明的时代。当西方国家陶醉在现代文明带来的便利时,他们是否意识到在同一个地球上的某一角落还有自己的同类正在吞咽这种不平等发展带来的苦果?卢旺达大屠杀不过是以牺牲无辜者的生命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展示了这种发展态势下的危机而已。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仅仅依赖人性的高贵和尊严是无法将人类引向和平美好之途的,人性的力量是有限的。人性在面对邪恶力量的时候,其美好的一面并不是万能的武器。因此,可以说,一个保罗的力量是有限的,人类没有理由因为保罗的存在就对悲剧的避免心存侥幸,人类只有冷静的思考文明的走向,思考以现代性为特征的价值观念在现时代带来的局限性,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避免悲剧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