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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发展，让北京城的四环从城郊变成了核心区。城市逐渐入侵并包围了整个村庄，人口从几十人变成几千人、几万人。由于毗邻高科技产业发达的海淀区，且长久失修导致房租远远低于周边地区，田村的外来租户越来越多
“
哥，我杀人了。想办法给我打两千块钱，开户行……”
2013年12月20日，收到弟弟刘宝发来的这条信息，刘乐的第一反应是“遇上骗子了”。短信里刘宝还让哥哥替他好好照顾女朋友，刘乐仔细想了想，觉得弟弟可能是深陷传销组织不能自主。他打电话给刘宝的女友小丽，小丽说，几天前刘宝就已失联。刘乐果断报警。
根据刘乐提供的信息，几天后，警方在山西太原市开发区的一家网吧里，将刘宝抓获，罪名涉嫌故意杀人罪。此前12月19日，刘宝在北京市海淀区田村路街道办事处五孔桥地区附近的出租房里，与卖淫女胡花花发生性关系时，因被胡花花言语激怒，将其杀死。
五孔桥地区隶属于田村路街道办事处半壁店第二社区，东到永定河引水渠西岸；西到半壁店23号院南到白领公寓北到铁道南侧。这个地方是属于半壁店第二社区之中比较混乱的一带，因有一座名为五孔桥的石桥，当地人们习惯统称为五孔桥地区。
在事发地五孔桥地区，这已经不是第一起命案了，尽管如此，事情过去了大半年，村里人提起这起杀人案，还是记忆犹新。事发的出租房，并没有因为命案的发生而荒芜，如今，里面又住上了新的房客。
“你们不要去跟人家说那屋里死过人，要不谁敢住啊？”与事发出租屋一墙之隔的租户小李这样告诉《方圆》记者。他与妻子在此租住一年半多了，两人做烧饼生意，只有几岁的儿子也跟在身边。事发时，他与妻子在家准备出摊的面、馅。
“当时整条胡同都是人，警察拉上警戒线，都说死了人，我没去看。”小李说，生活在这样脏乱差的地方，发生什么也不奇怪了。
一句话引发的命案
在小李的记忆里，案发那天是北京整个冬天最冷的一天，气温接近零下9度。
刚刚被歌厅老板辞退的刘宝，这天的心情更降到了冰点，大中午便喝起了闷酒。刘宝此时30岁，一米六的个子，皮肤较白，瘦弱的身体让他看上去整个人很小巧。几年前，他从山东沾化县下的一个村里“漂”到北京。后来，他到了一家歌厅工作，推销酒，偶尔也帮客人从外面“找小姐”赚小费。刘宝这种私自“拉皮条”的行为，有一次被歌厅的管理人员逮了个正着，他也因此丢了工作。
下午三点多，喝完酒的刘宝从出租屋里出来，到胡同里闲溜达。就在这时，距离刘宝出租屋几十米的沿街出租屋门口，胡花花正在“站街”。胡花花40来岁，江西南昌人，两年前告别丈夫和孩子从老家来到北京打工，跟家人说从事足疗保健职业，但却在一间不到15平米的沿街出租屋卖淫。
虽然刘宝与胡花花租房子的地方相隔很近，但彼此并不认识。面对胡花花的搭讪，熟谙卖淫交易的刘宝，决定“找小姐”发泄满腹愤懑。两人谈好了价钱，但交易过程中却发生戏剧性转折。
“看你轻车熟路的，是不是干这一行的？”胡花花随意的一句话刺激了刘宝。原来，刘宝因为长期在歌厅做“拉皮条”生意而惹来一些闲言闲语，他尝试过离开这个行业，但内心一直无法摆脱自己“不干净的过去”。随后，刘宝用随身携带的刀，刺向了胡的脖子。胡挣扎时，刘宝的刀不断落下，直到最后胡没了呼救声。
见怪不怪的村民
刘宝对于杀人原因的解释，并不能全部概括这起命案背后的悲与愁。
在案发地五孔桥地区，一些长居于此的居民似乎都对这样的事情“见怪不怪”了。“前两年，这边也发生过持刀砍人的事情，也死了人，住得近但不认识，周围大都是外来户。”与胡花花的出租屋隔了三户人家的72岁的大爷刘淑华告诉《方圆》记者，发生凶杀案的地方虽然可能跟他的家隔了几户人家，却似隔了很远。这里家家户户都加盖了房屋，出租给外来打工的，一户人家可能住了几十个租户，人员复杂，住在一个院子里的人互不认识。
“我们门口外面的胡同口，有麻辣烫摊和烧烤摊，每天晚上九点以后开始热闹，直到凌晨四五点钟还有租户在外面喝酒。每天都有闹事的，打架的。”刘淑华的老伴说，她曾在一天早上出门，看到胡同口的地上一摊血，“见得多了，习惯了”。
正因为该地多发暴力型犯罪，三年前，五孔桥地区出口位置都安装了摄像头。刘宝逃跑时，正是路边的监控拍下了他的面孔，才得以破案。
“城中村环境复杂，人员流动频繁，综合治理难是频发此类犯罪的根本原因。”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的办案检察官李楠分析说。
五户人家“流变”
五孔桥地区位于北京西四环地带，处于整个田村路街道办事处路的核心地带，紧邻永定河边，这里分布着参差不齐的自建房、小饭馆、露天垃圾场等等，居住在这里的多是来京打工、经商的外地人。
家还是那个家，“家乡”却找不到了。刘淑华告诉《方圆》记者，自他的太爷爷开始，他们一家便住在五孔桥一带，至今已经记不清楚有多少年了。
那年，刘淑华的太爷爷从山东济南府出走，推着独轮车，车上装载着全部家当，一路逃荒到了北京城外五孔桥落户。那时候，五孔桥周围是一片田野，五孔桥下涓涓流着永定河水。到了刘淑华出生，周围共住了五户人家。“李金贵家，王家，我们老刘家……”刘淑华回忆着。
五户之家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父亲有了儿子，儿子成家立业又生了儿子。后来，村里由五户之家，变成了五个大家族。比如，胡同以东往北，全部姓王。
刘淑华记得，村里第一次大扩建是在1981年。“当时生产队批地建房，多是五户之家的后代子孙建房，还有部分是周围当地人过来的。”
慢慢的，这块土地变得热闹起来，原本零星的几户人家，也发展成了村落。老王家的后代70多岁的王翔告诉记者，那个时候的家，出门右手边是河边，正前方是自留地。家里住的房子是上百年的四梁八柱的老房子，别有韵味。直到今天，王翔还住在先辈留下的几十平米的老房子里，基本保留了最初的样貌。 不断涌入的租客
然而，城市的发展，让北京城的四环从城郊变成了核心区。城市逐渐入侵并包围了整个村庄，人口从几十人变成几千人、几万人。由于毗邻高科技产业发达的海淀区，且长久失修导致房租远远低于周边地区，五孔桥地区的外来租户越来越多。
如今，王翔的房子在整个五孔桥地区，显得极为另类。他记得，大概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有人开始加盖房屋，近十多年，加盖二层三层的人家成为常态，不加盖的反而越发少了。
“特别是前几年，有风声说拆迁，一夜之间，村里几乎都变成了几层板房。”王翔告诉记者，当地政府为了阻止村民加盖，派人盯梢，使用强制拆除违章建筑等等各种方法，但效果并不明显。
记者了解到，有的人家为了加盖房屋，甚至与执法者对抗，发起了各种示威行动。“有户人家为了加盖，找了自己亲戚三十多口子人，对抗公安局的执法民警，其中有个残疾人，还到房顶示威，大喊‘城管违法’、‘警察打人’，没办法，最后还是让她盖成了。”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说。
记者发现，整个五孔桥地区，除了王翔家，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是加盖过的，其中有户人家加盖了五层之高，每层分割了几个房间，住满了外来租户。
刘淑华的老伴向记者抱怨说，由于外来户越来越多，人员结构复杂，治安也跟着变差，往昔宜居地变得面目全非。因此，这些外来户与原住民的矛盾也时有发生。
“什么人都有，这里还曾是出了名的‘发廊’街，小姐多，你说人群多混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说，当年沿街的住户，门口都被改造成了门面店，虽然打着“发廊”店的名号，但里面的店主也就是一些花枝招展的女人，干的却是卖淫嫖娼的活。
“因为村民举报得多，后来警察带人来调查，‘发廊’店都被关了。”知情人士透露说。记者查阅网上资料，发现五孔桥地区附近曾多次被派出所调查出卖淫嫖娼场所。
道路也让村民头疼
王翔也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河水消失了，田野不见了，提起现在的五孔桥地区，村民用得最多的形容词是“脏”、“乱”、“差”。
“早上五六点钟出门看看，胡同口、沿街边，垃圾成山，气味刺鼻。”刘淑华的老伴抱怨说。从刘淑华的家出门右转，几米外便是胡同口，正对着田村路。胡同口的左边直到五孔桥的路边，都是饭馆、理发馆的门市房。最接近刘淑华家的摊位，每到晚上就卖起麻辣烫、烧烤，晚上摆摊，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收摊。早晨，城市垃圾车未到来清理前，成堆的垃圾下面，流着黑的、黄的浓浓的脏水。
最难让村民接受的是，整个村子没有一个厕所。
记者走访五孔桥地区时，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人家的门口一侧墙边，特别是靠近角落的地方，都摆上了几块木板，木板或覆盖着墙面，或靠墙围城一个小棚子的形状，上面写着各种各样的字，但大意都只有一个“禁止大小便”。
几乎所有的老住户，都抱怨着周围没有厕所给他们带来的困扰。一位姓张的大婶告诉《方圆》记者，街边的门面房大都没有厕所，而最近的一个厕所要走五到十分钟才能到，位于附近运通公司院里。晚上街边吃饭的喝酒的，遇到“人有三急”时候，一些来不及或者不知道厕所在哪的人，都会走进胡同，找个墙角解决。
道路也是让村民头疼的问题。王翔家门口的道路两边都是密集的加盖板房，城中村外来户居住最密集的地方，人流量特别大。但道路不足两米，凹凸不平，一到下雨天，道路变成水洼地，出门难行。
不管是厕所的问题，还是要求道路维修，王翔都曾“上访”过多次。王翔是个有故事的人，胳膊残疾，但骨子里要强。他告诉记者，除了不断反映村里的生活不便问题，他还通过网络举报，“做了很多事情”。记者继续询问时，他不愿多说：“不好说，你懂的。”
王翔的反映，也并不是没一点响应。他说，居委会曾找人来核实问题。“但就是走个过场，最终没解决实际问题”。
居委会的人告诉一些反映“脏乱差”问题的村民，让他们联合起来，一起反映某个问题，全体盖章，“上边的重视程度大”。“谁会去行动？我们反映出租户的问题，可人家租户还要靠着外来户赚钱，我们反映问题，不是砸人家饭碗，阻碍人家赚钱吗？没办法，管好我们自己吧。”刘淑华叹口气说。
拆不动的城中村
“你们知道什么时候拆迁吗？我们都盼着呢。”采访中，一些村民得知记者前来做城中村的调查，以为从记者这可以得到拆迁的消息。
五孔桥地区大多数的人，像刘淑华的老伴，都是盼望赶紧拆迁的。脏乱差的环境令这里已经不再是适合生活的聚居地了。但城中村改造的消息流传了多年，也始终不见什么动静。
刘淑华家加盖的两层门市房，曾经长期出租给一家修车的。5年租期满后，刘淑华不打算继续出租，准备装修下让给女儿一家住。“修车租户听说这要拆迁了，他不想走，并表示愿意加房租，只要让他别搬。”刘淑华明白，修车租户是希望等拆迁的时候，自己也能“分一杯羹”。
根据我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相关规定，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会给予补偿。对因征收房屋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根据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停产停业期限等因素确定。
但打定了主意不再出租的刘淑华，坚决要求修车租户搬离。因此，双方展开了一场拉锯战。“最后动用了律师，他才搬走。”刘淑华说。
记者了解到，刘淑华遇到的问题不是特例。在五孔桥地区里，这类纠纷时有发生，很多租户与店铺老板发生冲突。“一个几平米的门面房，一个月租金三四千块钱，为什么这么高？”陈大婶说，一则因为在外来人口密度大的地方，临街开店生意好，还因为这里快拆迁了，可以有拆迁补贴。
拆迁喊了几年，但有些村民，却始终等不到拆迁队来。记者了解到，第一批拆迁在2008年，拆迁是为了修路，但只拆了几户人家。
往昔的五孔桥，石桥桥面狭窄，只容两辆公交车并排通过。一旦遇上早晚高峰，这里便排起了长龙。此外，由于北京祥龙公交客运有限公司也位于田村半壁店附近，进出公交车辆较多，更是让这一路段的交通雪上加霜。 这一路段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整个城中村的改建就无从谈起。 田村路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曾告诉媒体记者，这个瓶颈问题之所以一拖再拖，原因在于这一路段周边拆迁工作尚未完成。从2007年开始，有关部门一直在与拆迁户进行协商。
“这里有个出了名的钉子户。”提起这个钉子户，五孔桥地区的老住户没有人不知道。这户人家的屋子紧邻五孔桥，这颗钉子不拔，扩宽道路永远只是一个想法。村民告诉记者，最后有关部门曾提出的拆迁待遇与钉子户的预期差了两套房子，于是钉子户房子便拆了大部分，留下的一小部分，继续修缮，重新建起了门面房。如今，行人路过五孔桥边，仍旧看得见当年钉子户“残余”的部分。
2011年，还是因为田村路道路拓宽，有关部门进行了第二批拆迁。刘悦一家作为临街的住户，在拆迁之列，紧邻刘悦家房子而建的刘淑华家，却刚好没在拆迁之列。
如今，改造后的田村路为双向四车道，红线宽度为40米，比原来宽了一半多，公交车的进出也比之前有秩序得多。“可脏乱差的周围环境，终究是糟蹋了这么好的道路。”刘淑华的老伴感叹。（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改造背后的村级腐败
冼村窝案最具代表性的特点体现在该村领导班子集团化、家族化作案这一点上。盘根错节的亲属关系，让班子成员在贪腐过程中互相勾结、互相维护，发现和查处都异常困难
在
广州CBD珠江新城的核心地带，有一片裸露在外的断壁残垣，这是广州乃至全国都知名的城中村——冼村。
村子的几个重要出入口，有几名“治安巡视员”把守，在没有紧急事态的情况下，人们出入自由。这个夏天，被依然留守的本地村民提起最多的人名莫过于卢穗耕，曾经“统治”冼村三十余年的党支部书记。
据悉，冼村2010年初启动城中村改造，曾因强拆冲突而停工。村民多次向相关部门举报村班子成员贪腐，包括巨额农田征地款去向不明、班子成员贱价出租集体物业获利等问题。2013年，广州市纪委证实，冼村班子多名成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原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卢穗耕外逃。就在冼村“巨变”之后，纪检、检察机关由冼村窝案发现时任广州市副市长曹鉴燎涉嫌接受巨额贿赂，广州市协作办公室党委副书记何继雄也涉嫌受贿。“反腐风暴”同时牵涉多名金融大亨，坊间传言某置地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闻风而逃。
7月，广州市中级法院陆续开庭审理了冼村村委会7名班子成员的贪腐案件，检察机关指控冼村7名班子成员涉嫌贪污罪、受贿罪。就此，长期盘踞在冼村的利益格局土崩瓦解。
冼村往事
在外人的眼里，冼村早已经不是一个依靠畜牧、农田生存的破落村庄，而是靠土地暴富的“土豪村”。这与冼村本身的地理位置与近些年来改革开放的诸多政策密切相关。
旧时的冼村位于广州市东郊，离老城区不到3公里，是一个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一位年近七旬的冼村村民告诉《方圆》记者，冼姓和卢姓是村里的两个大姓，“那时候，南边住着姓卢的，东边住着姓冼的，两个姓氏村落用一道篱笆隔开，大家之间往来不多，但也没有过争端。我们农民都是靠土地谋生活，各家各户经济条件好了以后，几百亩的农用地上盖了越来越多的房子，都是我们农民的自建房”。
如今的冼村，在残旧的墙体包围之下，依然保留着祠堂。几个念旧的老人经常坐在祠堂里喝茶聊天，回忆冼村百亩田塘的景象。“以前，每每村里有人家生了男丁，我们都会在村里最高的大树上挂上灯笼祈福。每逢佳节，请来舞龙舞狮队，村民们都聚在一起吃年饭，很热闹。现在舞龙舞狮队都不敢进来冼村，很多年轻人也没住在这，早就没有了当年的光景。就连端午赛龙舟的习俗也是中途断了十几年才恢复的。”一位姓卢的老人向记者回忆道。
改革开放以来，以耕地为主的冼村成了市中心。首先是1985年，冼村进入了拆迁、改造和城中村土地转让的初步阶段，当时被政府征用了1200亩土地建成了天河体育中心，到了1995年，冼村又被征用了978亩土地打造珠江新城。1999年冼村撤销村委会成立冼村企业集团，后改名冼村实业有限公司。2010年广州启动上百个城中村改造，冼村名列其中。之后的几十年，华丽转身的冼村实业有限公司承载着数万村民的切身利益。
卢穗耕是土生土长的冼村人，村子虽大，但因城中村特有的宗族背景和乡土人情，彼此之间不是亲戚就是同学，所以大多数人都对卢穗耕有所了解。与卢穗耕年纪相仿，年近七旬的村民卢天明（化名）告诉记者，卢穗耕年轻的时候是村里民兵营营长，后来娶了当时老书记的女儿，在老书记退休以后，由卢穗耕顶替了书记的位置。“卢穗耕当书记时，我记得是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一直到今天，要不是案发，这个书记的位置他不知要坐到什么时候。”卢天明说。
宗族势力
提到冼村，绕不开冼村的宗族大佬卢穗耕以及他的附庸者们。
广州市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侦查一处副处长吕翔告诉《方圆》记者，冼村窝案最具代表性的特点体现在该村领导班子集团化、家族化作案这一点上。冼村集体经济组织前身是广州市天河区冼村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支部书记是卢穗耕，副书记是其侄子卢佑醒，总经理是小舅子冼章铭，副总经理是外孙陈建强，副经理是亲侄儿卢丙灿。“盘根错节的亲属关系，让班子成员在贪腐过程中互相勾结、互相维护。”吕翔说。
卢穗耕三十余年稳坐冼村一把手位置，每到选举的阶段，卢穗耕便会安排人手，采取各种方式拉票。村民冼志国（化名）认为，村内的选举大会在卢穗耕的统治下进行，俨然成了走过场。选举的过程更多的是对村民的威逼利诱、分化站队。
“办案中发现，冼村民主选举已遭到破坏，卢穗耕长期把控村委会和改制后的冼村实业有限公司，四处安插亲信，形成了冼村实业有限公司班子成员在该村的绝对话语权，但是这种情形长期得不到监督与纠正，最终必然导致腐败。”吕翔说。
“对选举积极拥护的，到年底集体分红的时候，可以从卢穗耕那里分一块宅基地下来，对选举有异议的，不仅没有土地，连分到个人的股份都会比别人少很多。所以，村子里拥护他的人不占少数，一直以来卢穗耕都善于利用土地笼络人心。”冼志国说。采访过程中有部分冼村村民向记者反映，这么多年选举投票的时候，经常出现只能二选一情况，卢穗耕和冼章铭的名字是固定搭配，选谁对于他们来说，并没有分别。 “村民被分作三六九等，有一些人是卢穗耕亲手培养出来的，就任人唯亲，掌握村务的大权，股份也拿得多，比如珠江新城这块地在被征之前，卢穗耕将卢姓家族中有亲缘关系的人一并提高股份持有，导致同村同龄人之间股份相差一倍。一些‘不听话’的村民，都逐渐被边缘化，可以这么说，就连扫地工都是卢穗耕家族里的人来做。”冼志国说。
据知情人士透露，冼章铭和卢佑醒是卢穗耕的左膀右臂，许多事情卢穗耕都是交代他们去完成。卢佑醒本深得卢穗耕的重用，后因瞒着“大佬”私自从其他开发商那里抽油水被卢穗耕获知，慢慢动摇了其在宗族中的地位。而一直非常听话的冼章铭，“异军突起”，得到卢穗耕大力重用，成为卢穗耕在村中的代言人。
领导冼村三十余年的后期，暴富的村书记、冼村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卢穗耕越来越少的出现在村里。偶尔看见他，也是前呼后拥，匆匆一瞥。与其走得近的群体，都叫他“耕哥”。
吕翔对《方圆》记者说，冼村实业有限公司班子成员作风霸道。在该公司，班子成员的话就是公司的意思，班子成员做的决定，村民不能质疑。这样霸道的作风，引起了极大的民愤。在检察机关查处该公司班子成员后，村民都拍手叫好。
官商一体
卢穗耕的治村之道如此霸道，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官员与开发商的支持。“曹鉴燎出的7号文件，就是针对我们冼村量身定做的。”冼志国激动地说。
冼志国口中的7号文是2001年曹鉴燎任天河区区委书记时，由天河区政府下发的。该文件将天河区城中村居民划分为社区股东和社会股东。“我们村里有一部分村民是没有选举权的，因为征收土地的那几年出外打工，回到家乡后发现没有选举权了，变成社会股东，征地的创新行为实际是剥夺我们村民的权益，现在村里面约有40%的人都是社会股东。”冼志国说。
吕翔认为，冼村涉案人员上有领导做保护，下与开发商勾结，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在查处本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广州市副市长、增城市市委书记曹鉴燎涉嫌收受贿赂的犯罪线索，后来广东省纪委、广东省检察院根据这条线索，经过初步调查，发现曹鉴燎涉嫌收受巨额贿赂的犯罪事实，并牵出广州市协作办公室原党委副书记何继雄受贿案等。在办案过程中，我们发现，冼村实业有限公司班子成员之所以肆无忌惮的贪污受贿，就是因为上面曹鉴燎、何继雄等区、镇、街领导作为保护伞。”吕翔同时告诉《方圆》记者，冼村班子成员不惧怕村民的举报，也不怕上级部门的查处，与开发商勾结在一起，形成领导、冼村实业有限公司班子成员、开发商三位一体的利益集团，从而大肆瓜分集体利益。
案发后检察机关查明，冼村实业有限公司原党支部副书记、董事长冼章铭等7人在协助政府经营和管理国有土地的过程中，涉嫌收受多个开发商贿赂。其中，冼章铭为广州市嘉裕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南雅房地产有限公司、广州市合骏物业有限公司、广州春都酒店等单位提供承租、承建方面的帮助，收受相关责任人人民币2.32万元，港币13万元，价值人民币7000元购物卡。涉嫌受贿最多的原党支部副书记、副董事长卢佑醒，共收取105.4万元人民币、8万元港币及购物卡7000元。
冼志国说：“逢年过节，开发商都要请村官到高档酒店吃饭、派发红包，请客的地方档次很高，有开发商在某次选举前给了卢穗耕数十万元，卢穗耕将之分给其他村干部，让他们到处‘活动’拉票。事后，卢穗耕把部分物业承租给开发商作为回报。”
办案人员透露，房地产开发商想找卢穗耕谈土地的事情，并不是光靠钱就能打动他，有些时候需要先公关高官，然后再借助高官的权力与卢穗耕谈判，不过在权力的作用下，已是十拿九稳了。
土地低价从何而来
随着广州经济的发展，冼村的地价飞速增值，寸土寸金，然而在利益集团的操纵下，部分房地产商拿地的价格却低到惊人。
记者从冼村实业有限公司处获得一份2007年冼村经济发展公司与广州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承包合同发现，双方约定承包期从2007年5月1日至2027年4月底，承包经费为前四年每平方米11元人民币，即每月48653元，第五年每四年每平方米递增0.5元人民币，由合同法人代表冼章铭签字盖章。
冼章铭作为村集体负责人签下的“不平等”合同不占少数，记者还在冼村实业有限公司信息公开栏中看到了近十年该公司与房地产开发商、物业公司签订的承建、承租合同。记者查看今年房屋租赁情况时，发现一份材料显示位于珠江新城核心地段的黄埔大道西几处物业租赁的金额的确出人意料。这几处物业都是用于商业用途，包括酒店及公司的经营在内，一处面积为4000平方米的物业经冼村实业有限公司委托给某物业公司承租后，租金为36000元每月，租期为2012年至2015年12月30日。面积为12平方米的物业每月租金则为600元每月。
冼村实业有限公司某内部人士说：“在卢穗耕的指示下，我们冼村范围内的物业大多数都被贱卖出去，从中获取开发商、物业公司的利益，像维家思广场和丰兴广场的商铺都以15-18元一平方米的价格租给商户。而这些地段正常的租赁价最低都到了400元，可想而知，这中间的差价有多大。”
另据其他媒体数据反映，冼村共有物业47万平方米左右，其中约35万平方米明显低于市场价出租。租金最高的也只有每平方米25元，而珠江新城普通商品房价格却已达每平方米四五万元。
吕翔指出，该案中，冼村实业有限公司与开发商的合同签订期限长达20年，在飞速发展的广州这显然不符合村民集体利益及市场发展规律。但是对于这种关系到自身利益的合同，许多村民在办案组调查前并不知情。
村民卢天明向记者抱怨：“在天河区的城中村里，冼村分红最少。而外界都认为冼村的人个个都是有钱人。在外边打工，人家一听冼村出来的都不要，说你们都做‘包租公’了，这么有钱，随时都会不在我们这里工作吧。当时我们听到这件事都哭笑不得。”
围观“村官”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推行村民自治制度。作为保障村民基层政治参与、自我管理的关键制度，村民自治制度在推动基层民主建设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冼村却提供了一个反例，“绝对的权力极易导致绝对的腐败。”吕翔说。 目前我国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其职务行为可以分为两种，一类是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行为，一类是基层自治管理服务的行为。这也正是“村官”身份的特殊性，在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行为时，其身份就列入“国家工作人员”，而当其从事基层自治管理服务的行为时，其身份就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村官又同属企业管理者的卢穗耕一直游离在双重身份之间，独权了三十余年。
“《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解释，明确了村委工作人员犯罪行为的犯罪对象仅限于七项工作中的财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基层村委，尤其是大城市的基层村委，权力已经今非昔比，有的可以操纵过亿甚至几十亿资金，管理项目涉及行政、经济、医疗等方方面面，城中村已然成为一个‘小社会’，村委可以说是‘小政府’的缩影。法律的规定相较于这种现实情况已显滞后，使更多妄想权力寻租的‘村官’钻了空子。”吕翔说道。
广州某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认为，在三旧改造中，原来的农村集体土地变更为城市国有土地，在征地补偿方面，必然要由原来的集体土地所有者即现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来决定和推动，这种改制过渡期常常保留政企不分的历史痕迹，也容易产生“村官”的一言堂，不可避免地产生以公权谋私利可能性。
部分村官法律意识淡薄，文化素质偏低是导致村官沦陷的原因之一。冼村一案中，被起诉的7名村官，面对法律的指控都觉得有点“小题大做”，三十余年以自我为中心的工作作风已经使他们在权力所带来的隐患上麻木。
吕翔告诉《方圆》记者，在审讯过程中，冼章铭认为一直以来的贪污行为是身为村领导的相对合理的收入，算是领取了精神文明奖，直到庭审都辩称自己的行为合法。哪怕街道办对他们所谓“发放奖金”的行为提出过异议，他们也只是担心这件事情是否合理，丝毫没有考虑过是否合法的问题。
吕翔在办案中发现，村民的利益被严重侵害，但是在冼村没有高速发展之前，村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益被侵害了。直到冼村发展，地价飞涨，村民才从市场地块机制及自身收益的不均衡发现自身利益受损，从而开始采取维权措施。
贪官落马，冼村迎来了新一任领导班子，今年2月，村集体召开了一次全体村民的公开大会，提出对村务进行公开，对名下的物业进行审计
留守在冼村的“土著”居民纷纷议论，希望这一转变能将罩在头顶几十年的雾霾吹散，早日在自己的家园过上平静的生活。
“
哥，我杀人了。想办法给我打两千块钱，开户行……”
2013年12月20日，收到弟弟刘宝发来的这条信息，刘乐的第一反应是“遇上骗子了”。短信里刘宝还让哥哥替他好好照顾女朋友，刘乐仔细想了想，觉得弟弟可能是深陷传销组织不能自主。他打电话给刘宝的女友小丽，小丽说，几天前刘宝就已失联。刘乐果断报警。
根据刘乐提供的信息，几天后，警方在山西太原市开发区的一家网吧里，将刘宝抓获，罪名涉嫌故意杀人罪。此前12月19日，刘宝在北京市海淀区田村路街道办事处五孔桥地区附近的出租房里，与卖淫女胡花花发生性关系时，因被胡花花言语激怒，将其杀死。
五孔桥地区隶属于田村路街道办事处半壁店第二社区，东到永定河引水渠西岸；西到半壁店23号院南到白领公寓北到铁道南侧。这个地方是属于半壁店第二社区之中比较混乱的一带，因有一座名为五孔桥的石桥，当地人们习惯统称为五孔桥地区。
在事发地五孔桥地区，这已经不是第一起命案了，尽管如此，事情过去了大半年，村里人提起这起杀人案，还是记忆犹新。事发的出租房，并没有因为命案的发生而荒芜，如今，里面又住上了新的房客。
“你们不要去跟人家说那屋里死过人，要不谁敢住啊？”与事发出租屋一墙之隔的租户小李这样告诉《方圆》记者。他与妻子在此租住一年半多了，两人做烧饼生意，只有几岁的儿子也跟在身边。事发时，他与妻子在家准备出摊的面、馅。
“当时整条胡同都是人，警察拉上警戒线，都说死了人，我没去看。”小李说，生活在这样脏乱差的地方，发生什么也不奇怪了。
一句话引发的命案
在小李的记忆里，案发那天是北京整个冬天最冷的一天，气温接近零下9度。
刚刚被歌厅老板辞退的刘宝，这天的心情更降到了冰点，大中午便喝起了闷酒。刘宝此时30岁，一米六的个子，皮肤较白，瘦弱的身体让他看上去整个人很小巧。几年前，他从山东沾化县下的一个村里“漂”到北京。后来，他到了一家歌厅工作，推销酒，偶尔也帮客人从外面“找小姐”赚小费。刘宝这种私自“拉皮条”的行为，有一次被歌厅的管理人员逮了个正着，他也因此丢了工作。
下午三点多，喝完酒的刘宝从出租屋里出来，到胡同里闲溜达。就在这时，距离刘宝出租屋几十米的沿街出租屋门口，胡花花正在“站街”。胡花花40来岁，江西南昌人，两年前告别丈夫和孩子从老家来到北京打工，跟家人说从事足疗保健职业，但却在一间不到15平米的沿街出租屋卖淫。
虽然刘宝与胡花花租房子的地方相隔很近，但彼此并不认识。面对胡花花的搭讪，熟谙卖淫交易的刘宝，决定“找小姐”发泄满腹愤懑。两人谈好了价钱，但交易过程中却发生戏剧性转折。
“看你轻车熟路的，是不是干这一行的？”胡花花随意的一句话刺激了刘宝。原来，刘宝因为长期在歌厅做“拉皮条”生意而惹来一些闲言闲语，他尝试过离开这个行业，但内心一直无法摆脱自己“不干净的过去”。随后，刘宝用随身携带的刀，刺向了胡的脖子。胡挣扎时，刘宝的刀不断落下，直到最后胡没了呼救声。
见怪不怪的村民
刘宝对于杀人原因的解释，并不能全部概括这起命案背后的悲与愁。
在案发地五孔桥地区，一些长居于此的居民似乎都对这样的事情“见怪不怪”了。“前两年，这边也发生过持刀砍人的事情，也死了人，住得近但不认识，周围大都是外来户。”与胡花花的出租屋隔了三户人家的72岁的大爷刘淑华告诉《方圆》记者，发生凶杀案的地方虽然可能跟他的家隔了几户人家，却似隔了很远。这里家家户户都加盖了房屋，出租给外来打工的，一户人家可能住了几十个租户，人员复杂，住在一个院子里的人互不认识。
“我们门口外面的胡同口，有麻辣烫摊和烧烤摊，每天晚上九点以后开始热闹，直到凌晨四五点钟还有租户在外面喝酒。每天都有闹事的，打架的。”刘淑华的老伴说，她曾在一天早上出门，看到胡同口的地上一摊血，“见得多了，习惯了”。
正因为该地多发暴力型犯罪，三年前，五孔桥地区出口位置都安装了摄像头。刘宝逃跑时，正是路边的监控拍下了他的面孔，才得以破案。
“城中村环境复杂，人员流动频繁，综合治理难是频发此类犯罪的根本原因。”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的办案检察官李楠分析说。
五户人家“流变”
五孔桥地区位于北京西四环地带，处于整个田村路街道办事处路的核心地带，紧邻永定河边，这里分布着参差不齐的自建房、小饭馆、露天垃圾场等等，居住在这里的多是来京打工、经商的外地人。
家还是那个家，“家乡”却找不到了。刘淑华告诉《方圆》记者，自他的太爷爷开始，他们一家便住在五孔桥一带，至今已经记不清楚有多少年了。
那年，刘淑华的太爷爷从山东济南府出走，推着独轮车，车上装载着全部家当，一路逃荒到了北京城外五孔桥落户。那时候，五孔桥周围是一片田野，五孔桥下涓涓流着永定河水。到了刘淑华出生，周围共住了五户人家。“李金贵家，王家，我们老刘家……”刘淑华回忆着。
五户之家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父亲有了儿子，儿子成家立业又生了儿子。后来，村里由五户之家，变成了五个大家族。比如，胡同以东往北，全部姓王。
刘淑华记得，村里第一次大扩建是在1981年。“当时生产队批地建房，多是五户之家的后代子孙建房，还有部分是周围当地人过来的。”
慢慢的，这块土地变得热闹起来，原本零星的几户人家，也发展成了村落。老王家的后代70多岁的王翔告诉记者，那个时候的家，出门右手边是河边，正前方是自留地。家里住的房子是上百年的四梁八柱的老房子，别有韵味。直到今天，王翔还住在先辈留下的几十平米的老房子里，基本保留了最初的样貌。 不断涌入的租客
然而，城市的发展，让北京城的四环从城郊变成了核心区。城市逐渐入侵并包围了整个村庄，人口从几十人变成几千人、几万人。由于毗邻高科技产业发达的海淀区，且长久失修导致房租远远低于周边地区，五孔桥地区的外来租户越来越多。
如今，王翔的房子在整个五孔桥地区，显得极为另类。他记得，大概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有人开始加盖房屋，近十多年，加盖二层三层的人家成为常态，不加盖的反而越发少了。
“特别是前几年，有风声说拆迁，一夜之间，村里几乎都变成了几层板房。”王翔告诉记者，当地政府为了阻止村民加盖，派人盯梢，使用强制拆除违章建筑等等各种方法，但效果并不明显。
记者了解到，有的人家为了加盖房屋，甚至与执法者对抗，发起了各种示威行动。“有户人家为了加盖，找了自己亲戚三十多口子人，对抗公安局的执法民警，其中有个残疾人，还到房顶示威，大喊‘城管违法’、‘警察打人’，没办法，最后还是让她盖成了。”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说。
记者发现，整个五孔桥地区，除了王翔家，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是加盖过的，其中有户人家加盖了五层之高，每层分割了几个房间，住满了外来租户。
刘淑华的老伴向记者抱怨说，由于外来户越来越多，人员结构复杂，治安也跟着变差，往昔宜居地变得面目全非。因此，这些外来户与原住民的矛盾也时有发生。
“什么人都有，这里还曾是出了名的‘发廊’街，小姐多，你说人群多混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说，当年沿街的住户，门口都被改造成了门面店，虽然打着“发廊”店的名号，但里面的店主也就是一些花枝招展的女人，干的却是卖淫嫖娼的活。
“因为村民举报得多，后来警察带人来调查，‘发廊’店都被关了。”知情人士透露说。记者查阅网上资料，发现五孔桥地区附近曾多次被派出所调查出卖淫嫖娼场所。
道路也让村民头疼
王翔也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河水消失了，田野不见了，提起现在的五孔桥地区，村民用得最多的形容词是“脏”、“乱”、“差”。
“早上五六点钟出门看看，胡同口、沿街边，垃圾成山，气味刺鼻。”刘淑华的老伴抱怨说。从刘淑华的家出门右转，几米外便是胡同口，正对着田村路。胡同口的左边直到五孔桥的路边，都是饭馆、理发馆的门市房。最接近刘淑华家的摊位，每到晚上就卖起麻辣烫、烧烤，晚上摆摊，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收摊。早晨，城市垃圾车未到来清理前，成堆的垃圾下面，流着黑的、黄的浓浓的脏水。
最难让村民接受的是，整个村子没有一个厕所。
记者走访五孔桥地区时，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人家的门口一侧墙边，特别是靠近角落的地方，都摆上了几块木板，木板或覆盖着墙面，或靠墙围城一个小棚子的形状，上面写着各种各样的字，但大意都只有一个“禁止大小便”。
几乎所有的老住户，都抱怨着周围没有厕所给他们带来的困扰。一位姓张的大婶告诉《方圆》记者，街边的门面房大都没有厕所，而最近的一个厕所要走五到十分钟才能到，位于附近运通公司院里。晚上街边吃饭的喝酒的，遇到“人有三急”时候，一些来不及或者不知道厕所在哪的人，都会走进胡同，找个墙角解决。
道路也是让村民头疼的问题。王翔家门口的道路两边都是密集的加盖板房，城中村外来户居住最密集的地方，人流量特别大。但道路不足两米，凹凸不平，一到下雨天，道路变成水洼地，出门难行。
不管是厕所的问题，还是要求道路维修，王翔都曾“上访”过多次。王翔是个有故事的人，胳膊残疾，但骨子里要强。他告诉记者，除了不断反映村里的生活不便问题，他还通过网络举报，“做了很多事情”。记者继续询问时，他不愿多说：“不好说，你懂的。”
王翔的反映，也并不是没一点响应。他说，居委会曾找人来核实问题。“但就是走个过场，最终没解决实际问题”。
居委会的人告诉一些反映“脏乱差”问题的村民，让他们联合起来，一起反映某个问题，全体盖章，“上边的重视程度大”。“谁会去行动？我们反映出租户的问题，可人家租户还要靠着外来户赚钱，我们反映问题，不是砸人家饭碗，阻碍人家赚钱吗？没办法，管好我们自己吧。”刘淑华叹口气说。
拆不动的城中村
“你们知道什么时候拆迁吗？我们都盼着呢。”采访中，一些村民得知记者前来做城中村的调查，以为从记者这可以得到拆迁的消息。
五孔桥地区大多数的人，像刘淑华的老伴，都是盼望赶紧拆迁的。脏乱差的环境令这里已经不再是适合生活的聚居地了。但城中村改造的消息流传了多年，也始终不见什么动静。
刘淑华家加盖的两层门市房，曾经长期出租给一家修车的。5年租期满后，刘淑华不打算继续出租，准备装修下让给女儿一家住。“修车租户听说这要拆迁了，他不想走，并表示愿意加房租，只要让他别搬。”刘淑华明白，修车租户是希望等拆迁的时候，自己也能“分一杯羹”。
根据我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相关规定，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会给予补偿。对因征收房屋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根据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停产停业期限等因素确定。
但打定了主意不再出租的刘淑华，坚决要求修车租户搬离。因此，双方展开了一场拉锯战。“最后动用了律师，他才搬走。”刘淑华说。
记者了解到，刘淑华遇到的问题不是特例。在五孔桥地区里，这类纠纷时有发生，很多租户与店铺老板发生冲突。“一个几平米的门面房，一个月租金三四千块钱，为什么这么高？”陈大婶说，一则因为在外来人口密度大的地方，临街开店生意好，还因为这里快拆迁了，可以有拆迁补贴。
拆迁喊了几年，但有些村民，却始终等不到拆迁队来。记者了解到，第一批拆迁在2008年，拆迁是为了修路，但只拆了几户人家。
往昔的五孔桥，石桥桥面狭窄，只容两辆公交车并排通过。一旦遇上早晚高峰，这里便排起了长龙。此外，由于北京祥龙公交客运有限公司也位于田村半壁店附近，进出公交车辆较多，更是让这一路段的交通雪上加霜。 这一路段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整个城中村的改建就无从谈起。 田村路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曾告诉媒体记者，这个瓶颈问题之所以一拖再拖，原因在于这一路段周边拆迁工作尚未完成。从2007年开始，有关部门一直在与拆迁户进行协商。
“这里有个出了名的钉子户。”提起这个钉子户，五孔桥地区的老住户没有人不知道。这户人家的屋子紧邻五孔桥，这颗钉子不拔，扩宽道路永远只是一个想法。村民告诉记者，最后有关部门曾提出的拆迁待遇与钉子户的预期差了两套房子，于是钉子户房子便拆了大部分，留下的一小部分，继续修缮，重新建起了门面房。如今，行人路过五孔桥边，仍旧看得见当年钉子户“残余”的部分。
2011年，还是因为田村路道路拓宽，有关部门进行了第二批拆迁。刘悦一家作为临街的住户，在拆迁之列，紧邻刘悦家房子而建的刘淑华家，却刚好没在拆迁之列。
如今，改造后的田村路为双向四车道，红线宽度为40米，比原来宽了一半多，公交车的进出也比之前有秩序得多。“可脏乱差的周围环境，终究是糟蹋了这么好的道路。”刘淑华的老伴感叹。（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改造背后的村级腐败
冼村窝案最具代表性的特点体现在该村领导班子集团化、家族化作案这一点上。盘根错节的亲属关系，让班子成员在贪腐过程中互相勾结、互相维护，发现和查处都异常困难
在
广州CBD珠江新城的核心地带，有一片裸露在外的断壁残垣，这是广州乃至全国都知名的城中村——冼村。
村子的几个重要出入口，有几名“治安巡视员”把守，在没有紧急事态的情况下，人们出入自由。这个夏天，被依然留守的本地村民提起最多的人名莫过于卢穗耕，曾经“统治”冼村三十余年的党支部书记。
据悉，冼村2010年初启动城中村改造，曾因强拆冲突而停工。村民多次向相关部门举报村班子成员贪腐，包括巨额农田征地款去向不明、班子成员贱价出租集体物业获利等问题。2013年，广州市纪委证实，冼村班子多名成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原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卢穗耕外逃。就在冼村“巨变”之后，纪检、检察机关由冼村窝案发现时任广州市副市长曹鉴燎涉嫌接受巨额贿赂，广州市协作办公室党委副书记何继雄也涉嫌受贿。“反腐风暴”同时牵涉多名金融大亨，坊间传言某置地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闻风而逃。
7月，广州市中级法院陆续开庭审理了冼村村委会7名班子成员的贪腐案件，检察机关指控冼村7名班子成员涉嫌贪污罪、受贿罪。就此，长期盘踞在冼村的利益格局土崩瓦解。
冼村往事
在外人的眼里，冼村早已经不是一个依靠畜牧、农田生存的破落村庄，而是靠土地暴富的“土豪村”。这与冼村本身的地理位置与近些年来改革开放的诸多政策密切相关。
旧时的冼村位于广州市东郊，离老城区不到3公里，是一个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一位年近七旬的冼村村民告诉《方圆》记者，冼姓和卢姓是村里的两个大姓，“那时候，南边住着姓卢的，东边住着姓冼的，两个姓氏村落用一道篱笆隔开，大家之间往来不多，但也没有过争端。我们农民都是靠土地谋生活，各家各户经济条件好了以后，几百亩的农用地上盖了越来越多的房子，都是我们农民的自建房”。
如今的冼村，在残旧的墙体包围之下，依然保留着祠堂。几个念旧的老人经常坐在祠堂里喝茶聊天，回忆冼村百亩田塘的景象。“以前，每每村里有人家生了男丁，我们都会在村里最高的大树上挂上灯笼祈福。每逢佳节，请来舞龙舞狮队，村民们都聚在一起吃年饭，很热闹。现在舞龙舞狮队都不敢进来冼村，很多年轻人也没住在这，早就没有了当年的光景。就连端午赛龙舟的习俗也是中途断了十几年才恢复的。”一位姓卢的老人向记者回忆道。
改革开放以来，以耕地为主的冼村成了市中心。首先是1985年，冼村进入了拆迁、改造和城中村土地转让的初步阶段，当时被政府征用了1200亩土地建成了天河体育中心，到了1995年，冼村又被征用了978亩土地打造珠江新城。1999年冼村撤销村委会成立冼村企业集团，后改名冼村实业有限公司。2010年广州启动上百个城中村改造，冼村名列其中。之后的几十年，华丽转身的冼村实业有限公司承载着数万村民的切身利益。
卢穗耕是土生土长的冼村人，村子虽大，但因城中村特有的宗族背景和乡土人情，彼此之间不是亲戚就是同学，所以大多数人都对卢穗耕有所了解。与卢穗耕年纪相仿，年近七旬的村民卢天明（化名）告诉记者，卢穗耕年轻的时候是村里民兵营营长，后来娶了当时老书记的女儿，在老书记退休以后，由卢穗耕顶替了书记的位置。“卢穗耕当书记时，我记得是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一直到今天，要不是案发，这个书记的位置他不知要坐到什么时候。”卢天明说。
宗族势力
提到冼村，绕不开冼村的宗族大佬卢穗耕以及他的附庸者们。
广州市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侦查一处副处长吕翔告诉《方圆》记者，冼村窝案最具代表性的特点体现在该村领导班子集团化、家族化作案这一点上。冼村集体经济组织前身是广州市天河区冼村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支部书记是卢穗耕，副书记是其侄子卢佑醒，总经理是小舅子冼章铭，副总经理是外孙陈建强，副经理是亲侄儿卢丙灿。“盘根错节的亲属关系，让班子成员在贪腐过程中互相勾结、互相维护。”吕翔说。
卢穗耕三十余年稳坐冼村一把手位置，每到选举的阶段，卢穗耕便会安排人手，采取各种方式拉票。村民冼志国（化名）认为，村内的选举大会在卢穗耕的统治下进行，俨然成了走过场。选举的过程更多的是对村民的威逼利诱、分化站队。
“办案中发现，冼村民主选举已遭到破坏，卢穗耕长期把控村委会和改制后的冼村实业有限公司，四处安插亲信，形成了冼村实业有限公司班子成员在该村的绝对话语权，但是这种情形长期得不到监督与纠正，最终必然导致腐败。”吕翔说。
“对选举积极拥护的，到年底集体分红的时候，可以从卢穗耕那里分一块宅基地下来，对选举有异议的，不仅没有土地，连分到个人的股份都会比别人少很多。所以，村子里拥护他的人不占少数，一直以来卢穗耕都善于利用土地笼络人心。”冼志国说。采访过程中有部分冼村村民向记者反映，这么多年选举投票的时候，经常出现只能二选一情况，卢穗耕和冼章铭的名字是固定搭配，选谁对于他们来说，并没有分别。 “村民被分作三六九等，有一些人是卢穗耕亲手培养出来的，就任人唯亲，掌握村务的大权，股份也拿得多，比如珠江新城这块地在被征之前，卢穗耕将卢姓家族中有亲缘关系的人一并提高股份持有，导致同村同龄人之间股份相差一倍。一些‘不听话’的村民，都逐渐被边缘化，可以这么说，就连扫地工都是卢穗耕家族里的人来做。”冼志国说。
据知情人士透露，冼章铭和卢佑醒是卢穗耕的左膀右臂，许多事情卢穗耕都是交代他们去完成。卢佑醒本深得卢穗耕的重用，后因瞒着“大佬”私自从其他开发商那里抽油水被卢穗耕获知，慢慢动摇了其在宗族中的地位。而一直非常听话的冼章铭，“异军突起”，得到卢穗耕大力重用，成为卢穗耕在村中的代言人。
领导冼村三十余年的后期，暴富的村书记、冼村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卢穗耕越来越少的出现在村里。偶尔看见他，也是前呼后拥，匆匆一瞥。与其走得近的群体，都叫他“耕哥”。
吕翔对《方圆》记者说，冼村实业有限公司班子成员作风霸道。在该公司，班子成员的话就是公司的意思，班子成员做的决定，村民不能质疑。这样霸道的作风，引起了极大的民愤。在检察机关查处该公司班子成员后，村民都拍手叫好。
官商一体
卢穗耕的治村之道如此霸道，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官员与开发商的支持。“曹鉴燎出的7号文件，就是针对我们冼村量身定做的。”冼志国激动地说。
冼志国口中的7号文是2001年曹鉴燎任天河区区委书记时，由天河区政府下发的。该文件将天河区城中村居民划分为社区股东和社会股东。“我们村里有一部分村民是没有选举权的，因为征收土地的那几年出外打工，回到家乡后发现没有选举权了，变成社会股东，征地的创新行为实际是剥夺我们村民的权益，现在村里面约有40%的人都是社会股东。”冼志国说。
吕翔认为，冼村涉案人员上有领导做保护，下与开发商勾结，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在查处本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广州市副市长、增城市市委书记曹鉴燎涉嫌收受贿赂的犯罪线索，后来广东省纪委、广东省检察院根据这条线索，经过初步调查，发现曹鉴燎涉嫌收受巨额贿赂的犯罪事实，并牵出广州市协作办公室原党委副书记何继雄受贿案等。在办案过程中，我们发现，冼村实业有限公司班子成员之所以肆无忌惮的贪污受贿，就是因为上面曹鉴燎、何继雄等区、镇、街领导作为保护伞。”吕翔同时告诉《方圆》记者，冼村班子成员不惧怕村民的举报，也不怕上级部门的查处，与开发商勾结在一起，形成领导、冼村实业有限公司班子成员、开发商三位一体的利益集团，从而大肆瓜分集体利益。
案发后检察机关查明，冼村实业有限公司原党支部副书记、董事长冼章铭等7人在协助政府经营和管理国有土地的过程中，涉嫌收受多个开发商贿赂。其中，冼章铭为广州市嘉裕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南雅房地产有限公司、广州市合骏物业有限公司、广州春都酒店等单位提供承租、承建方面的帮助，收受相关责任人人民币2.32万元，港币13万元，价值人民币7000元购物卡。涉嫌受贿最多的原党支部副书记、副董事长卢佑醒，共收取105.4万元人民币、8万元港币及购物卡7000元。
冼志国说：“逢年过节，开发商都要请村官到高档酒店吃饭、派发红包，请客的地方档次很高，有开发商在某次选举前给了卢穗耕数十万元，卢穗耕将之分给其他村干部，让他们到处‘活动’拉票。事后，卢穗耕把部分物业承租给开发商作为回报。”
办案人员透露，房地产开发商想找卢穗耕谈土地的事情，并不是光靠钱就能打动他，有些时候需要先公关高官，然后再借助高官的权力与卢穗耕谈判，不过在权力的作用下，已是十拿九稳了。
土地低价从何而来
随着广州经济的发展，冼村的地价飞速增值，寸土寸金，然而在利益集团的操纵下，部分房地产商拿地的价格却低到惊人。
记者从冼村实业有限公司处获得一份2007年冼村经济发展公司与广州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承包合同发现，双方约定承包期从2007年5月1日至2027年4月底，承包经费为前四年每平方米11元人民币，即每月48653元，第五年每四年每平方米递增0.5元人民币，由合同法人代表冼章铭签字盖章。
冼章铭作为村集体负责人签下的“不平等”合同不占少数，记者还在冼村实业有限公司信息公开栏中看到了近十年该公司与房地产开发商、物业公司签订的承建、承租合同。记者查看今年房屋租赁情况时，发现一份材料显示位于珠江新城核心地段的黄埔大道西几处物业租赁的金额的确出人意料。这几处物业都是用于商业用途，包括酒店及公司的经营在内，一处面积为4000平方米的物业经冼村实业有限公司委托给某物业公司承租后，租金为36000元每月，租期为2012年至2015年12月30日。面积为12平方米的物业每月租金则为600元每月。
冼村实业有限公司某内部人士说：“在卢穗耕的指示下，我们冼村范围内的物业大多数都被贱卖出去，从中获取开发商、物业公司的利益，像维家思广场和丰兴广场的商铺都以15-18元一平方米的价格租给商户。而这些地段正常的租赁价最低都到了400元，可想而知，这中间的差价有多大。”
另据其他媒体数据反映，冼村共有物业47万平方米左右，其中约35万平方米明显低于市场价出租。租金最高的也只有每平方米25元，而珠江新城普通商品房价格却已达每平方米四五万元。
吕翔指出，该案中，冼村实业有限公司与开发商的合同签订期限长达20年，在飞速发展的广州这显然不符合村民集体利益及市场发展规律。但是对于这种关系到自身利益的合同，许多村民在办案组调查前并不知情。
村民卢天明向记者抱怨：“在天河区的城中村里，冼村分红最少。而外界都认为冼村的人个个都是有钱人。在外边打工，人家一听冼村出来的都不要，说你们都做‘包租公’了，这么有钱，随时都会不在我们这里工作吧。当时我们听到这件事都哭笑不得。”
围观“村官”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推行村民自治制度。作为保障村民基层政治参与、自我管理的关键制度，村民自治制度在推动基层民主建设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冼村却提供了一个反例，“绝对的权力极易导致绝对的腐败。”吕翔说。 目前我国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其职务行为可以分为两种，一类是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行为，一类是基层自治管理服务的行为。这也正是“村官”身份的特殊性，在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行为时，其身份就列入“国家工作人员”，而当其从事基层自治管理服务的行为时，其身份就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村官又同属企业管理者的卢穗耕一直游离在双重身份之间，独权了三十余年。
“《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解释，明确了村委工作人员犯罪行为的犯罪对象仅限于七项工作中的财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基层村委，尤其是大城市的基层村委，权力已经今非昔比，有的可以操纵过亿甚至几十亿资金，管理项目涉及行政、经济、医疗等方方面面，城中村已然成为一个‘小社会’，村委可以说是‘小政府’的缩影。法律的规定相较于这种现实情况已显滞后，使更多妄想权力寻租的‘村官’钻了空子。”吕翔说道。
广州某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认为，在三旧改造中，原来的农村集体土地变更为城市国有土地，在征地补偿方面，必然要由原来的集体土地所有者即现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来决定和推动，这种改制过渡期常常保留政企不分的历史痕迹，也容易产生“村官”的一言堂，不可避免地产生以公权谋私利可能性。
部分村官法律意识淡薄，文化素质偏低是导致村官沦陷的原因之一。冼村一案中，被起诉的7名村官，面对法律的指控都觉得有点“小题大做”，三十余年以自我为中心的工作作风已经使他们在权力所带来的隐患上麻木。
吕翔告诉《方圆》记者，在审讯过程中，冼章铭认为一直以来的贪污行为是身为村领导的相对合理的收入，算是领取了精神文明奖，直到庭审都辩称自己的行为合法。哪怕街道办对他们所谓“发放奖金”的行为提出过异议，他们也只是担心这件事情是否合理，丝毫没有考虑过是否合法的问题。
吕翔在办案中发现，村民的利益被严重侵害，但是在冼村没有高速发展之前，村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益被侵害了。直到冼村发展，地价飞涨，村民才从市场地块机制及自身收益的不均衡发现自身利益受损，从而开始采取维权措施。
贪官落马，冼村迎来了新一任领导班子，今年2月，村集体召开了一次全体村民的公开大会，提出对村务进行公开，对名下的物业进行审计
留守在冼村的“土著”居民纷纷议论，希望这一转变能将罩在头顶几十年的雾霾吹散，早日在自己的家园过上平静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