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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不要轻言“西方不亮东方亮”
先是美国，后是欧洲，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正在席卷全球，飓风过处，狼藉一片。先是美国房市不行了，报道铺天盖地；再便是欧洲的统一货币欧元下跌了，报道你追我赶，新闻绘声绘色。于是有媒体兴奋地发出呼喊：“西方不亮东方亮”了。
西方不亮东方亮？若真如此，那是好极了，中国人有福了。媒体的乐观可能也有根据：比如中国十月份（2008年）的GDP还达到9%呢；又比如，45个亚欧会议成员的国家首脑、政府首脑、地区组织负责人和代表云集北京开了一个亚欧首脑会议；还有不少地方政府伸手救房市，也纳进了“东方亮”的“政绩”之中……。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证明中国的经济高枕无忧，不能证明中国经济超然物外、一枝独秀！恰恰相反，许多重要事实都有一个指向：中国，同样不能置身于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之外。比如中国的外向型企业就已受重创，中国的股市、房市也受到影响。所有这些，都不能盲目乐观了。
不错，媒体应及时引导舆论，引导大众，比如此时，非常时期，就应当引导社会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共克时艰，渡过难关。这也是在中国召开亚欧首脑会议的宗旨。但正面引导，决不意味着喊口号、贴标签、简单化，更不能随意唱高调乃至“忽悠”。
真的希望媒体好自为之，取信于民。这，也是媒体不至于“不亮”而“常亮”的秘诀。（摘自人民时评）
新媒体的“表达疆界”亟待立法规范
从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多起网络热点事件来看，新媒体作为个人或群体利益表达平台的特征日益明显。但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正常的利益表达得不到充分保障，侵权的利益表达又难以受到惩罚，当前应切实研究如何通过改进立法来规范新媒体的“表达疆界”。
单就针对新媒体的法律法规条文而言，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电子出版物管理暂行规定》等对新媒体上的利益表达已经进行了一定规范。但在实际司法实践中，许多“网言网语”都难以清晰界定是否违法。纵观整个2008年，只有“汶川大地震”和“杨佳袭警案”的造谣者受到法律制裁，其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网络谣言都因“网络恶搞”和“网络谣言”界限不清而难以受到追究。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博士卢家银说，传统的成文法在认定违法时，其对象是产生某种后果的社会行为，而新媒体上的非理性表达行为主要是通过虚拟化的观念或符号影响他人，如在博客、电子公告牌（BBS）、即时通信工具和手机短信等上发表批判的、讽刺性的、“恶搞”类的言论。有时候，传统法律是很难确定这样的行为是否是社会行为；也很难判断这种表达和交流产生了何种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所带来的后果及严重程度。
上海市人大代表徐晓青律师认为，以网络谩骂、网络“恶搞”为代表和带有“网络暴力”倾向的“人肉搜索”，在虚拟世界以正义为名实行“道德审判”和言语霸权，侵害了他人的表达权、名誉权或隐私权等基本权利，这样的行为也是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侵权责任法（草案）》，草案中可能对网络侵权作出明确规范，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实施侵权，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互联网和法律专家都对这一法律条文持肯定态度，但同时也指出在如何界定“明知”的问题上，必须要有更加精确而具有可操作性的解释。 （摘自《瞭望》）
喻国明：20%,一个应该严重关注的数字
据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有关调查显示，因为新兴媒体的崛起，仅仅从2003年到2007年，中国内地的读报人群的比例就从占全体居民的28%下降至22%。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即使2008年以来的这一轮报纸涨价所造成的读者流失率我们按照低限的7.5%来计算，换算成居民人口的比例约为1.65%，如果再加上每年被新媒体正常分流的占居民总数1%-1.5%的报纸读者，合计将有3%的居民退出读报人群，中国的报纸读者比例将低于居民总数的20%——这是一个应该受到严重关注的数字！
传媒市场的研究表明，某一媒介的“消费者”比例是否超越人口总数的20%，是判断其是否是社会上主流媒体的一个重要指标。目前，中国的网民数量已占全國居民人口总数的23.8%，其作为主流媒介的地位日益显现。相形之下，报业的读者群跌至20%以下，则很可能使报纸作为主流媒体地位受到根本性的撼动。
但是，报纸如不涨价，报业经营的巨大成本压力如何排解呢？首先，是要通过报纸内容与广告的多介质呈现，即将其呈现的介质形式延伸到移动电视、楼宇电视、电子数字屏等作为市场终端的“环境媒体”上，实现同一内容资源和广告资源的多次售卖和使用，在这种多重售卖中实现价值的多重回报；其次是加速报纸从纸介质到数字化介质的转型，这不但使报业经营能够摆脱纸价不断上涨的压力，而且，数字化的介质形态也将为报业经营的现代化提供丰富的可能。
先是美国，后是欧洲，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正在席卷全球，飓风过处，狼藉一片。先是美国房市不行了，报道铺天盖地；再便是欧洲的统一货币欧元下跌了，报道你追我赶，新闻绘声绘色。于是有媒体兴奋地发出呼喊：“西方不亮东方亮”了。
西方不亮东方亮？若真如此，那是好极了，中国人有福了。媒体的乐观可能也有根据：比如中国十月份（2008年）的GDP还达到9%呢；又比如，45个亚欧会议成员的国家首脑、政府首脑、地区组织负责人和代表云集北京开了一个亚欧首脑会议；还有不少地方政府伸手救房市，也纳进了“东方亮”的“政绩”之中……。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证明中国的经济高枕无忧，不能证明中国经济超然物外、一枝独秀！恰恰相反，许多重要事实都有一个指向：中国，同样不能置身于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之外。比如中国的外向型企业就已受重创，中国的股市、房市也受到影响。所有这些，都不能盲目乐观了。
不错，媒体应及时引导舆论，引导大众，比如此时，非常时期，就应当引导社会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共克时艰，渡过难关。这也是在中国召开亚欧首脑会议的宗旨。但正面引导，决不意味着喊口号、贴标签、简单化，更不能随意唱高调乃至“忽悠”。
真的希望媒体好自为之，取信于民。这，也是媒体不至于“不亮”而“常亮”的秘诀。（摘自人民时评）
新媒体的“表达疆界”亟待立法规范
从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多起网络热点事件来看，新媒体作为个人或群体利益表达平台的特征日益明显。但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正常的利益表达得不到充分保障，侵权的利益表达又难以受到惩罚，当前应切实研究如何通过改进立法来规范新媒体的“表达疆界”。
单就针对新媒体的法律法规条文而言，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电子出版物管理暂行规定》等对新媒体上的利益表达已经进行了一定规范。但在实际司法实践中，许多“网言网语”都难以清晰界定是否违法。纵观整个2008年，只有“汶川大地震”和“杨佳袭警案”的造谣者受到法律制裁，其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网络谣言都因“网络恶搞”和“网络谣言”界限不清而难以受到追究。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博士卢家银说，传统的成文法在认定违法时，其对象是产生某种后果的社会行为，而新媒体上的非理性表达行为主要是通过虚拟化的观念或符号影响他人，如在博客、电子公告牌（BBS）、即时通信工具和手机短信等上发表批判的、讽刺性的、“恶搞”类的言论。有时候，传统法律是很难确定这样的行为是否是社会行为；也很难判断这种表达和交流产生了何种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所带来的后果及严重程度。
上海市人大代表徐晓青律师认为，以网络谩骂、网络“恶搞”为代表和带有“网络暴力”倾向的“人肉搜索”，在虚拟世界以正义为名实行“道德审判”和言语霸权，侵害了他人的表达权、名誉权或隐私权等基本权利，这样的行为也是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侵权责任法（草案）》，草案中可能对网络侵权作出明确规范，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实施侵权，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互联网和法律专家都对这一法律条文持肯定态度，但同时也指出在如何界定“明知”的问题上，必须要有更加精确而具有可操作性的解释。 （摘自《瞭望》）
喻国明：20%,一个应该严重关注的数字
据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有关调查显示，因为新兴媒体的崛起，仅仅从2003年到2007年，中国内地的读报人群的比例就从占全体居民的28%下降至22%。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即使2008年以来的这一轮报纸涨价所造成的读者流失率我们按照低限的7.5%来计算，换算成居民人口的比例约为1.65%，如果再加上每年被新媒体正常分流的占居民总数1%-1.5%的报纸读者，合计将有3%的居民退出读报人群，中国的报纸读者比例将低于居民总数的20%——这是一个应该受到严重关注的数字！
传媒市场的研究表明，某一媒介的“消费者”比例是否超越人口总数的20%，是判断其是否是社会上主流媒体的一个重要指标。目前，中国的网民数量已占全國居民人口总数的23.8%，其作为主流媒介的地位日益显现。相形之下，报业的读者群跌至20%以下，则很可能使报纸作为主流媒体地位受到根本性的撼动。
但是，报纸如不涨价，报业经营的巨大成本压力如何排解呢？首先，是要通过报纸内容与广告的多介质呈现，即将其呈现的介质形式延伸到移动电视、楼宇电视、电子数字屏等作为市场终端的“环境媒体”上，实现同一内容资源和广告资源的多次售卖和使用，在这种多重售卖中实现价值的多重回报；其次是加速报纸从纸介质到数字化介质的转型，这不但使报业经营能够摆脱纸价不断上涨的压力，而且，数字化的介质形态也将为报业经营的现代化提供丰富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