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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莹说，从先驱到先烈，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时间要定格至2001年。在此之前，杜莹还是辉瑞的一名中央研究院研发高级主管，在全球战略部负责代谢类疾病项目的转让及兼并收购，参与公司重大新药的研发及上市。但在此之后，杜莹却选择了离开工作已八年之久的辉瑞，转而回国，完成了从跨国公司高管向本土医药创业者的身份过渡。
促使杜莹回国的，是一则来自香港大亨李嘉诚控股公司和记黄埔的邀约。2002年，杜莹应邀创立和记黄埔医药上海有限公司并担任总裁一职，同时也成为了和黄中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要创立人及首席科技官，并于2006年主持筹划了其在英国成功上市。而与礼来、阿斯利康等多家跨国公司达成的合作，以及在国内第一个把自主研发药物推向国际临床Ⅲ期试验等标志性事件，亦都完成于杜莹执掌和黄医药的期间，也奠定了杜莹在国内生物制药领域的绝对地位。
然而，真实的世界远比童话描写中残酷，光鲜外表背后，杜莹也曾面临着孤独与彷徨。从跨国企业高管突然变成一个“nobody”，各类资源的严重缺失，都曾成为杜莹创业路上的拦路虎。“差点成为先烈。”杜莹告诉E药经理人，只有成功存活下来才有资格为人所知，而作为创业路的亲历者，自己看过太多折戟沉沙乃至倾家荡产的案例。
但如今的成绩已经证明了杜莹的成功。杜莹现在的身份是生物医药公司再鼎的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在与包括赛诺菲、BMS、GSK等一众跨国药企达成战略合作之后，杜莹带领下的再鼎医药已经完成了三轮总额共计超1.6亿美元的融资支持。商业模式上，从产品引进到新药研发，再到产业投资，杜莹为再鼎所打造的这样一条发展路线已逐渐清晰。
杜莹其人
杜莹，江湖人称“杜大姐”。投资圈里有人这么叫，制药圈里也有人这么叫。杜莹也并不刻意低调。在E药经理人提及几个当下在生物制药领域最如日中天的名字时，杜莹淡淡的笑道，“他们应该算是晚辈。”
杜莹的这种性格似乎是天生而来。用杜莹自己的话说，“从小就是孩子王”。小学时是学校大队长，到了大学是团支书。等到出国读了博士，为了能够尽早毕业，杜莹主动向导师申请成立一个学习小组，并点名要了三个性格特点各不相同的同学加入小组，杜莹则承担起了“大姐”的角色，分配任务，谁来设计实验，谁来记录笔记，谁来清洁设备都有明确分工。这样一来本来七到八年才能毕业的博士，杜莹用了四年半的时间便结束了学业。
1993年，杜莹在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拿到分子生物学专业博士学位，而在毕业前半年便拿到了辉瑞的Offer，但由于当时杜莹父亲身体欠佳，真正入职辉瑞已经是在一年之后了，先是在辉瑞美国中央研究院开始新药研发科研工作，其中两个药物获得批文在全球销售；后期则主要在全球战略收购部，主管全球代谢类疾病项目转让及相关兼并收购。
2002年，杜莹正式开始组建和记黄埔的团队，而在杜莹执掌的超过十年时间中，和黄医药完成了7项自主研发产品的向外授权，合作对象包括阿斯利康、礼来、杨森、默克等跨国药企。这在当时的中国医药环境中堪称中国新药研发的典范。同样在这一时期，杜莹在中国第一个把两个自主研发全球领先的创新药物带到国际Ⅲ期临床研究，同时将数个自主研发的创新药物推到了上市审批阶段。杜莹的江湖地位也就自此奠定。
只是，江湖地位奠定的背后，往往也有着难为外人道的艰辛。“刚回来的时候，真的是要每铺一块砖才能走一步路，因为当时在中国做创新药，根本无路可走。”在杜莹的记忆中，当时最重要的难题是人才荒。“国内没有做創新药的人才，国外有人才但招不回来，根本没人愿意放弃国外的高薪与发展回到国内。”
但这种情况在杜莹创立再鼎时就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观。此时的杜莹，早已完成了将和黄中国科技在英国推上市的工作，并且已在红杉资本以中国基金董事总经理的身份做了两年的医疗健康行业投资，不管是在职业经验、资本积累还是在人才资源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创业似乎成为了杜莹的一个必然选择。
2014年，再鼎医药成立，主要致力于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抗感染药物的研究开发。其采用的是与全球顶尖跨国公司或研发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模式，从全球范围内甄选较为成熟的临床候选药物，共同进行临床研究，推动上市。“现在采用这种模式的企业不下50家，但我们开始做的时候，还没人这么做。”杜莹告诉E药经理人。
再次问鼎
之所以将新创立的公司取名为“再鼎”，杜莹表示，是取“再次问鼎”之意。对于杜莹来说，过往的战绩虽然辉煌，但早已成为历史，再鼎才是现在自己要倾注所有精力去完成的事业。
自信的背后，是杜莹对当下中国医药创新发展环境的判断。“现在的中国制药创新环境，真正到了良币驱逐劣币的时候。国家层面在鼓励中国创新企业，政策支持力度也是空前。”杜莹向E药经理人表示，国家层面诸如药审政策的改革、中国加入ICH框架等，都是让企业家感到振奋的行为。这是“天时”。另一方面，资本对于杜莹本人的认可，使得其在争取融资支持上从无压力，可以看作是“地利”。而“人和”层面，此时的杜莹终于不用再像第一次创业一样为争取人才回归而使出浑身解数了，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学者愿意回国发展，另一方面，“杜大姐”这个名字本身就已成了一块招牌。
现在的再鼎已经形成了由杜莹领衔的一支稳定团队。这些人一般都在大型跨国制药公司担任过要职，或是拥有创新药物的研发与生产经验，全程参与过药物研发的过程。有的人是从辉瑞就追随杜莹的老部下，而也有从其他公司出来愿意加入杜莹团队的新鲜面孔。这是杜莹所认为目前再鼎的突出优势之一，即一个有经验的团队，并且这个团队已经跟我摸爬滚打很多年了。”
也正是这个团队，一起打造出了再鼎堪称丰富的在研产品线。将创新疗法以及创新药物研发引入中国，并通过自主研发，为全球患者提供创新药物治疗手段。采用“中西合璧，创新为本”的策略，通过积极的自主研发和强大的战略合作相结合的创新模式，打造遍布研发各阶段、极具竞争力的新药产品线。 而对于这种模式，资本市场无疑是认可的。2014年8月，刚成立不久的再鼎便获得来自红杉资本与启明创投的3000万美元A轮融资。
杜莹引进项目自有其逻辑，若是一些早期项目，针对全球患者都能发挥出效力，那么优先选择是买断全球权利；而对于更适用于中国市场的产品品种，则考虑买断亚太区权利。对于杜莹来说，这种“新药遗珠”的机会实在是太多。对于大型跨国药企的运作流程，杜莹再清楚不过，随着全球很多临床基地不断关闭，大量极具发展前景的药物被外企放弃，这就是再鼎的机会。
但尽管如此，杜莹还是表示，最终再鼎还是要走内部自我研发的道路。到目前为止，再鼎已经在上海张江高科技院区成立了自己的研发中心，同时也与清华大学免疫研究所建立了战略合作，共同开展免疫学研究及药物研发。而在產品上，再鼎自主研发的也已有多个产品，针对肿瘤免疫疗法和自身免疫病的大分子产品。据杜莹介绍，不仅在上海，再鼎在美国波士顿、苏州、北京都设立了分部。
至于团队的人数，杜莹则并不太关心。“越精简越好。”杜莹告诉E药经理人，自己刚加入辉瑞的时候，研发人员一共才三千多人，等到自己走的时候已经有一万多人了，但最后发现产品研发能力和三千人的时候并没区别，因为70%的时间都消耗在交流吵架沟通上。
投资江湖
其实正儿八经做投资，杜莹只做了两年时间。
2011年，杜莹离开和黄医药加入红杉资本，以红杉资本中国基金董事总经理的身份，重点对医疗健康行业的投资进行关注。对于杜莹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太过陌生的事情。在辉瑞全球战略收购部多年的工作经历，使得杜莹早已形成了一种从科学家的思维视角考察收购对象的能力。因此尽管2013年杜莹便离开了红杉资本，但短短两年间其其投资的战绩却不容小觑。
时至如今，谈及对贝达药业、华大基因以及百济神州等公司的投资，杜莹仍不免得意。这些现在以明星公司形象出现在业界面前的公司，在刚刚成立之初可并没有太多人看好，但杜莹能够看到其中的机会。例如华大基因，杜莹只凭三点判断便做了投资的决定：一是垄断，外企不能在中国收集基因数据；二是牌照难拿，但华大已经有了积累；三是华大已经是龙头地位，再亏也不会死掉。而事后证明杜莹选择了一个绝佳的时机进入，投资回报自然丰厚。
“别看我做了这么多年CEO，又做了两年投资，但我骨子里其实还是个科学家。”在杜莹看来，做药的经验最为重要。这跟简单的具备药学背景还不相同，只有真正走完过药品研发的全过程，对整个过程反复研究，才能真正对做药这件事情有更深刻的理解。
在实际的项目筛查中，这种经验带给了杜莹极大的主动权。曾经杜莹去考察一家企业，对方表示其response rate是50%，杜莹便追问是不是confirmed response rate，结果当时对方就有些恼怒，合作也就不了了之。但后来证明这个数据是不可靠的，response rate变成confirmed response rate就只有20%，对方提供的是有问题的数据。因此对于新项目，杜莹往往会再三仔细检查，包括自己做实验看是否能重复对方的数据，如果不能，就交给第三方CRO进行检测。
包括杜莹自己的再鼎，在面对火热的资本热情时，也保持了一种难得的理性与冷静。从各轮融资的金额来看，A轮3000万美元，B轮1亿美元，C轮3000万美元，在所有其他公司每轮融资屡破纪录的时候，再鼎却极为克制的引进资本。“再鼎其实并不缺钱，C轮也仅是战略融资。”杜莹并不希望太多的资本进驻，包括成立之初也是自己先放完钱后再去找的投资。
时间要定格至2001年。在此之前，杜莹还是辉瑞的一名中央研究院研发高级主管，在全球战略部负责代谢类疾病项目的转让及兼并收购，参与公司重大新药的研发及上市。但在此之后，杜莹却选择了离开工作已八年之久的辉瑞，转而回国，完成了从跨国公司高管向本土医药创业者的身份过渡。
促使杜莹回国的，是一则来自香港大亨李嘉诚控股公司和记黄埔的邀约。2002年，杜莹应邀创立和记黄埔医药上海有限公司并担任总裁一职，同时也成为了和黄中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要创立人及首席科技官，并于2006年主持筹划了其在英国成功上市。而与礼来、阿斯利康等多家跨国公司达成的合作，以及在国内第一个把自主研发药物推向国际临床Ⅲ期试验等标志性事件，亦都完成于杜莹执掌和黄医药的期间，也奠定了杜莹在国内生物制药领域的绝对地位。
然而，真实的世界远比童话描写中残酷，光鲜外表背后，杜莹也曾面临着孤独与彷徨。从跨国企业高管突然变成一个“nobody”，各类资源的严重缺失，都曾成为杜莹创业路上的拦路虎。“差点成为先烈。”杜莹告诉E药经理人，只有成功存活下来才有资格为人所知，而作为创业路的亲历者，自己看过太多折戟沉沙乃至倾家荡产的案例。
但如今的成绩已经证明了杜莹的成功。杜莹现在的身份是生物医药公司再鼎的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在与包括赛诺菲、BMS、GSK等一众跨国药企达成战略合作之后，杜莹带领下的再鼎医药已经完成了三轮总额共计超1.6亿美元的融资支持。商业模式上，从产品引进到新药研发，再到产业投资，杜莹为再鼎所打造的这样一条发展路线已逐渐清晰。
杜莹其人
杜莹，江湖人称“杜大姐”。投资圈里有人这么叫，制药圈里也有人这么叫。杜莹也并不刻意低调。在E药经理人提及几个当下在生物制药领域最如日中天的名字时，杜莹淡淡的笑道，“他们应该算是晚辈。”
杜莹的这种性格似乎是天生而来。用杜莹自己的话说，“从小就是孩子王”。小学时是学校大队长，到了大学是团支书。等到出国读了博士，为了能够尽早毕业，杜莹主动向导师申请成立一个学习小组，并点名要了三个性格特点各不相同的同学加入小组，杜莹则承担起了“大姐”的角色，分配任务，谁来设计实验，谁来记录笔记，谁来清洁设备都有明确分工。这样一来本来七到八年才能毕业的博士，杜莹用了四年半的时间便结束了学业。
1993年，杜莹在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拿到分子生物学专业博士学位，而在毕业前半年便拿到了辉瑞的Offer，但由于当时杜莹父亲身体欠佳，真正入职辉瑞已经是在一年之后了，先是在辉瑞美国中央研究院开始新药研发科研工作，其中两个药物获得批文在全球销售；后期则主要在全球战略收购部，主管全球代谢类疾病项目转让及相关兼并收购。
2002年，杜莹正式开始组建和记黄埔的团队，而在杜莹执掌的超过十年时间中，和黄医药完成了7项自主研发产品的向外授权，合作对象包括阿斯利康、礼来、杨森、默克等跨国药企。这在当时的中国医药环境中堪称中国新药研发的典范。同样在这一时期，杜莹在中国第一个把两个自主研发全球领先的创新药物带到国际Ⅲ期临床研究，同时将数个自主研发的创新药物推到了上市审批阶段。杜莹的江湖地位也就自此奠定。
只是，江湖地位奠定的背后，往往也有着难为外人道的艰辛。“刚回来的时候，真的是要每铺一块砖才能走一步路，因为当时在中国做创新药，根本无路可走。”在杜莹的记忆中，当时最重要的难题是人才荒。“国内没有做創新药的人才，国外有人才但招不回来，根本没人愿意放弃国外的高薪与发展回到国内。”
但这种情况在杜莹创立再鼎时就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观。此时的杜莹，早已完成了将和黄中国科技在英国推上市的工作，并且已在红杉资本以中国基金董事总经理的身份做了两年的医疗健康行业投资，不管是在职业经验、资本积累还是在人才资源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创业似乎成为了杜莹的一个必然选择。
2014年，再鼎医药成立，主要致力于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抗感染药物的研究开发。其采用的是与全球顶尖跨国公司或研发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模式，从全球范围内甄选较为成熟的临床候选药物，共同进行临床研究，推动上市。“现在采用这种模式的企业不下50家，但我们开始做的时候，还没人这么做。”杜莹告诉E药经理人。
再次问鼎
之所以将新创立的公司取名为“再鼎”，杜莹表示，是取“再次问鼎”之意。对于杜莹来说，过往的战绩虽然辉煌，但早已成为历史，再鼎才是现在自己要倾注所有精力去完成的事业。
自信的背后，是杜莹对当下中国医药创新发展环境的判断。“现在的中国制药创新环境，真正到了良币驱逐劣币的时候。国家层面在鼓励中国创新企业，政策支持力度也是空前。”杜莹向E药经理人表示，国家层面诸如药审政策的改革、中国加入ICH框架等，都是让企业家感到振奋的行为。这是“天时”。另一方面，资本对于杜莹本人的认可，使得其在争取融资支持上从无压力，可以看作是“地利”。而“人和”层面，此时的杜莹终于不用再像第一次创业一样为争取人才回归而使出浑身解数了，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学者愿意回国发展，另一方面，“杜大姐”这个名字本身就已成了一块招牌。
现在的再鼎已经形成了由杜莹领衔的一支稳定团队。这些人一般都在大型跨国制药公司担任过要职，或是拥有创新药物的研发与生产经验，全程参与过药物研发的过程。有的人是从辉瑞就追随杜莹的老部下，而也有从其他公司出来愿意加入杜莹团队的新鲜面孔。这是杜莹所认为目前再鼎的突出优势之一，即一个有经验的团队，并且这个团队已经跟我摸爬滚打很多年了。”
也正是这个团队，一起打造出了再鼎堪称丰富的在研产品线。将创新疗法以及创新药物研发引入中国，并通过自主研发，为全球患者提供创新药物治疗手段。采用“中西合璧，创新为本”的策略，通过积极的自主研发和强大的战略合作相结合的创新模式，打造遍布研发各阶段、极具竞争力的新药产品线。 而对于这种模式，资本市场无疑是认可的。2014年8月，刚成立不久的再鼎便获得来自红杉资本与启明创投的3000万美元A轮融资。
杜莹引进项目自有其逻辑，若是一些早期项目，针对全球患者都能发挥出效力，那么优先选择是买断全球权利；而对于更适用于中国市场的产品品种，则考虑买断亚太区权利。对于杜莹来说，这种“新药遗珠”的机会实在是太多。对于大型跨国药企的运作流程，杜莹再清楚不过，随着全球很多临床基地不断关闭，大量极具发展前景的药物被外企放弃，这就是再鼎的机会。
但尽管如此，杜莹还是表示，最终再鼎还是要走内部自我研发的道路。到目前为止，再鼎已经在上海张江高科技院区成立了自己的研发中心，同时也与清华大学免疫研究所建立了战略合作，共同开展免疫学研究及药物研发。而在產品上，再鼎自主研发的也已有多个产品，针对肿瘤免疫疗法和自身免疫病的大分子产品。据杜莹介绍，不仅在上海，再鼎在美国波士顿、苏州、北京都设立了分部。
至于团队的人数，杜莹则并不太关心。“越精简越好。”杜莹告诉E药经理人，自己刚加入辉瑞的时候，研发人员一共才三千多人，等到自己走的时候已经有一万多人了，但最后发现产品研发能力和三千人的时候并没区别，因为70%的时间都消耗在交流吵架沟通上。
投资江湖
其实正儿八经做投资，杜莹只做了两年时间。
2011年，杜莹离开和黄医药加入红杉资本，以红杉资本中国基金董事总经理的身份，重点对医疗健康行业的投资进行关注。对于杜莹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太过陌生的事情。在辉瑞全球战略收购部多年的工作经历，使得杜莹早已形成了一种从科学家的思维视角考察收购对象的能力。因此尽管2013年杜莹便离开了红杉资本，但短短两年间其其投资的战绩却不容小觑。
时至如今，谈及对贝达药业、华大基因以及百济神州等公司的投资，杜莹仍不免得意。这些现在以明星公司形象出现在业界面前的公司，在刚刚成立之初可并没有太多人看好，但杜莹能够看到其中的机会。例如华大基因，杜莹只凭三点判断便做了投资的决定：一是垄断，外企不能在中国收集基因数据；二是牌照难拿，但华大已经有了积累；三是华大已经是龙头地位，再亏也不会死掉。而事后证明杜莹选择了一个绝佳的时机进入，投资回报自然丰厚。
“别看我做了这么多年CEO，又做了两年投资，但我骨子里其实还是个科学家。”在杜莹看来，做药的经验最为重要。这跟简单的具备药学背景还不相同，只有真正走完过药品研发的全过程，对整个过程反复研究，才能真正对做药这件事情有更深刻的理解。
在实际的项目筛查中，这种经验带给了杜莹极大的主动权。曾经杜莹去考察一家企业，对方表示其response rate是50%，杜莹便追问是不是confirmed response rate，结果当时对方就有些恼怒，合作也就不了了之。但后来证明这个数据是不可靠的，response rate变成confirmed response rate就只有20%，对方提供的是有问题的数据。因此对于新项目，杜莹往往会再三仔细检查，包括自己做实验看是否能重复对方的数据，如果不能，就交给第三方CRO进行检测。
包括杜莹自己的再鼎，在面对火热的资本热情时，也保持了一种难得的理性与冷静。从各轮融资的金额来看，A轮3000万美元，B轮1亿美元，C轮3000万美元，在所有其他公司每轮融资屡破纪录的时候，再鼎却极为克制的引进资本。“再鼎其实并不缺钱，C轮也仅是战略融资。”杜莹并不希望太多的资本进驻，包括成立之初也是自己先放完钱后再去找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