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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自然科学来说,社会科学中关于学术方法的循环无尽的讨论是很让人困惑的事。在自然科学中是没有学术方法的讨论的,只有研究技术,如计算机模拟、实验技术等。自然科学中唯一的正确的学术方法,是收集可靠的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有效的理论。而一个科学的理论,必须要包含有对未知事件的预测能力,也有被新数据证伪的可能性。
我虽然自幼喜欢古代书画,但是对古书画的鉴定的准确性总是抱半信半疑的态度,一直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全学术化、科学化的领域。其中一个最大的变数是艺术家风格与技术的多样性,再加上历史上混淆视听的作伪现象的泛滥。这些,也确实可能使可靠的数据的收集、整理成为空谈,就更不用谈系统的理论体系的建立了。同样重要的是,真迹的稀少,使常人能进行实际操作训练的机会几乎为零。目前很多的鉴定依赖于前人的明文著录、题跋和印鉴,实际往往属于“耳食”而非鉴定。
月前九洲来访,馈赠一册他的新书《重现——八集堂藏宋元绘画研究》。阅读展玩,觉得《重现》不仅展示九洲的中国早期绘画藏品,更展示了艺术史以及书画鉴定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以数据化、学术化、科学化的。
与很多人一样,我最初知道九洲,是在网络论坛上。在那虚拟世界中,九洲无疑是一个极为顽强的辩论对手,给人有理无理都一定要占尽上风的印象,这种态度无疑也给人以非学术的虚拟九洲形象。从二○○九年开始,我和九洲多次现实交流,开始认识到他是一个狂热和理性的高度统一体,是对中国早期绘画的占有和理解的执著。早期绘画作品已经稀如星凤的市场更迫使他注重与鉴真而不是传统的辨伪。为了这一目的,他建立了一个系统的中国早期绘画的数据库和一个可检验的理论模式,是他收藏和研究的基础。《重现》就是第一次将他的数据库、他的研究的理论模式、研究技术和应用例证的全面展示。
对大量绘画数据的拥有,其实是很多前辈鉴定大师的第一秘诀。《重现》中展示了作者的数据拥有量是可观的,而他的研究方法,其实也早已不是秘密。在他的文章《研究宋代绘画的五条道路》中已经一一列举,可以浓缩为历史文献及著录和图像的对比两项。这些材料,在印刷术发达的今日,实际上都并非深藏不露,而作者数年间读遍了几乎全部的中国早期绘画的书籍、图录,对绘画的流派、风格、技法了如指掌。同时他所使用的证据,也旁涉大量新发现的考古发掘图像以及其他相关艺术品中的图案、服饰、建筑特征等等。作者认为,这些材料,以及这些材料之间的图像关系,客观展示了早期绘画的时代、流派特征。这个“材料与材料间的关系”无疑是《重现》所显示鉴定和研究理论模式的起点。正是通过这些多边的、网络式的关系,作者能从已知的可靠绘画中,重建现在不为人们所认识的艺术史上的“缺失”。
《重现》的最有价值的贡献,是其贯穿于行文中的一个理论系统。这一理论的基础,是每个自然科学研究者都熟悉的因果决定论。也就是说,没有一件一流绘画作品中的元素是偶然的,而是其特定的时代、艺术家和艺术家的环境的特征产物。具有早期绘画元素的作品,必然有其早期绘画的根源,而早期绘画也不可能包涵任何晚期绘画的特征,且艺术家的表现手法,也是随时代而不断地进步。传统文献如《图画见闻志》和《宣和画谱》等的记载也不是随机的,而是古人对所见的第一手绘画资料的精确记录,是对艺术史从一个特殊角度的精确阐述。同样,画家们所画的主题也不是随机的,如宫廷画家的主要绘画内容,显然是宫廷的生活,画中男主角显然是皇帝,女主角只能是皇后、嫔妃。同样,一个高明的艺术家以“佚名”的身份在艺术史上流传的概率也就不是很大了。有了这些前提,就可以用已知的每一个时代的具体绘画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的来龙去脉与相关的文献记载来构筑一个多维的“坐标”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每一件作品、每一个艺术家都对应了一系列的绘画特征、文献记录和年代。有了这些对应关系后,在适当的条件下,就可以从未知(佚名)绘画的图像特征而推测其年代,甚至画家身份。这一理论方法,贯穿了《重现》中的各种推论。《重现》是从客观的、已知的数据,对未知信息的预测,而预测的结果可以用新知识加以检验,并对数据库和模型进行扩充、修正。因为数据的客观性,这个模型也就是客观的、普遍的。前人往往更多地依赖于一些单项的因素,譬如说笔墨、著录或印章,而《重现》中这个理论模型,强调多个元素之间的关系所显示的共同时代特征,是多边的、网络状的。《重现》的这个理论,可以称为早期绘画中的“历史重现模型”。有了这一理论,作者能够举重若轻地将他所收藏的二十余件佚名的绘画作品断代甚至指出其可能的作者,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重现》中对佚名的《秋千仕女图》的研究,就是这个理论模型运用的事例。这是一件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和题跋的绘画。但是,通过对绘画元素的分析,如画中地平线的缺失、背景用淡墨的渲染、石头的皴法、人物衣纹的弱化、树木的排叠的形态等特征,作者断定这是一幅五代南唐的宫廷绘画。这些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展示的逻辑关系,是分别从文献记载(《图画见闻志》)、五代绘画的晚期摹本(明杜堇《仕女图》)、新近出土的辽代绘画(《竹雀双兔图》)和可靠的五代绘画(赵《江行图》、徐熙《雪竹图》、李成《寒林骑驴图》等等)等表面上似乎毫不相关的材料中提炼出来的。这些材料,在发现《秋千仕女图》之前,并没有同时出现在任何一幅作品之中。同时,画中精美绝伦的仕女,与一些相对不够成熟的元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印证了《图画见闻志》中的论述:“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近。”而当把这些看似随机的材料逻辑地联系在一起时,一件五代时期的绘画普遍特征就昭然若揭了。所以《秋千仕女图》的浮出,如还珠合浦,印证了作者理论系统中对五代绘画史的缺失部分的推论,也当然是对作者的理论的检验。实际上,作者对每一幅“反常”的绘画作品都表现出异常的兴奋,因为每一件这样的绘画,都是对他的理论模式的一次新挑战,都可能包涵了我们目前所不了解的新知识。所以作者更愿意称自己的收藏是艺术史研究,也算是名有所出。
为什么说这样的模型是有价值的?不妨来参照一下自然科学中的例子。进化论理论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达尔文一八三一年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考察时,注意到各岛乌龟和知更鸟的形态差异与环境差异的联系,在此后的近三十年间,他收集了大量例证,反复修正,在一八五九年发表了《物种起源》。此后的化石学、人类学、地质学、基因学的发明和进展,几乎都是对物种进化理论的直接和间接的检验和证实。一个有趣的故事是,达尔文按其理论,于一八六二年曾预言在马达加斯加岛地区应当有一种具有十英寸长吸管的飞蛾,因为只有这样的飞蛾,才能吸食当地的一种将蜜储存在一个异常深的花心里的兰花的蜜,并为其完成授粉的过程。这种飞蛾在一九○三年被发现,成为进化论的可测试性的第一个成功的、直接的事例。《重现》中的理论的预测能力以及书中的一些例证,对于寻找在历史中已经失落的知识、发现“新”的作品以填补艺术史上的空白,无疑是有益的。
如果在作者的决定论系统中还有不确定的成分,那就是针对证据的可靠性而进行合理的判断。《重现》中的论证都是以文献和图像为证据,也包括一些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理论模型中的“艺术水平”标准也可能掺入主观的意见。这样,当可资使用的证据较少时,偏差的可能性就会相对较大,如《重现》中研究《献鼠图》时对梁楷的《八高僧图》鉴定结果的倚重,几乎相当于是一个“孤证”。所以一些画面简单的绘画,比复杂的画面,更为棘手。当然,证据使用上的分歧,难免会引起对结论的不同意见。
虽然《重现》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理论模式,却并不枯燥乏味。作者和他的合作者们很注重每件艺术品所包涵的历史故事和风俗,并由此而细致梳理其来龙去脉。对《秋千仕女图》的研究引出了南唐后主李煜与大小周后的悱恻的故事,观画而学史,发古幽思。而且《重现》的装帧考究,图片印刷精美,加上著名书法家潘良桢先生题写的书名,可把可玩。
现代一个方兴未艾的艺术品鉴定技术是物理、化学鉴定技术。这些技术依赖于对艺术品的材质,如颜料、墨和绢与纸进行物理和化学分析,同样需要有一个完备的数据库的建立,但却不能用于绘画风格的分析。因此,一个基于绘画风格元素的理论,对完整的描述艺术史,仍然是必须的。《重现》所揭示的理论模式,正可以担负这样的使命。
(《重现——八集堂藏宋元绘画研究》,刘九洲著,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二○○九年十二月版,600.00元)
我虽然自幼喜欢古代书画,但是对古书画的鉴定的准确性总是抱半信半疑的态度,一直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全学术化、科学化的领域。其中一个最大的变数是艺术家风格与技术的多样性,再加上历史上混淆视听的作伪现象的泛滥。这些,也确实可能使可靠的数据的收集、整理成为空谈,就更不用谈系统的理论体系的建立了。同样重要的是,真迹的稀少,使常人能进行实际操作训练的机会几乎为零。目前很多的鉴定依赖于前人的明文著录、题跋和印鉴,实际往往属于“耳食”而非鉴定。
月前九洲来访,馈赠一册他的新书《重现——八集堂藏宋元绘画研究》。阅读展玩,觉得《重现》不仅展示九洲的中国早期绘画藏品,更展示了艺术史以及书画鉴定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以数据化、学术化、科学化的。
与很多人一样,我最初知道九洲,是在网络论坛上。在那虚拟世界中,九洲无疑是一个极为顽强的辩论对手,给人有理无理都一定要占尽上风的印象,这种态度无疑也给人以非学术的虚拟九洲形象。从二○○九年开始,我和九洲多次现实交流,开始认识到他是一个狂热和理性的高度统一体,是对中国早期绘画的占有和理解的执著。早期绘画作品已经稀如星凤的市场更迫使他注重与鉴真而不是传统的辨伪。为了这一目的,他建立了一个系统的中国早期绘画的数据库和一个可检验的理论模式,是他收藏和研究的基础。《重现》就是第一次将他的数据库、他的研究的理论模式、研究技术和应用例证的全面展示。
对大量绘画数据的拥有,其实是很多前辈鉴定大师的第一秘诀。《重现》中展示了作者的数据拥有量是可观的,而他的研究方法,其实也早已不是秘密。在他的文章《研究宋代绘画的五条道路》中已经一一列举,可以浓缩为历史文献及著录和图像的对比两项。这些材料,在印刷术发达的今日,实际上都并非深藏不露,而作者数年间读遍了几乎全部的中国早期绘画的书籍、图录,对绘画的流派、风格、技法了如指掌。同时他所使用的证据,也旁涉大量新发现的考古发掘图像以及其他相关艺术品中的图案、服饰、建筑特征等等。作者认为,这些材料,以及这些材料之间的图像关系,客观展示了早期绘画的时代、流派特征。这个“材料与材料间的关系”无疑是《重现》所显示鉴定和研究理论模式的起点。正是通过这些多边的、网络式的关系,作者能从已知的可靠绘画中,重建现在不为人们所认识的艺术史上的“缺失”。
《重现》的最有价值的贡献,是其贯穿于行文中的一个理论系统。这一理论的基础,是每个自然科学研究者都熟悉的因果决定论。也就是说,没有一件一流绘画作品中的元素是偶然的,而是其特定的时代、艺术家和艺术家的环境的特征产物。具有早期绘画元素的作品,必然有其早期绘画的根源,而早期绘画也不可能包涵任何晚期绘画的特征,且艺术家的表现手法,也是随时代而不断地进步。传统文献如《图画见闻志》和《宣和画谱》等的记载也不是随机的,而是古人对所见的第一手绘画资料的精确记录,是对艺术史从一个特殊角度的精确阐述。同样,画家们所画的主题也不是随机的,如宫廷画家的主要绘画内容,显然是宫廷的生活,画中男主角显然是皇帝,女主角只能是皇后、嫔妃。同样,一个高明的艺术家以“佚名”的身份在艺术史上流传的概率也就不是很大了。有了这些前提,就可以用已知的每一个时代的具体绘画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的来龙去脉与相关的文献记载来构筑一个多维的“坐标”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每一件作品、每一个艺术家都对应了一系列的绘画特征、文献记录和年代。有了这些对应关系后,在适当的条件下,就可以从未知(佚名)绘画的图像特征而推测其年代,甚至画家身份。这一理论方法,贯穿了《重现》中的各种推论。《重现》是从客观的、已知的数据,对未知信息的预测,而预测的结果可以用新知识加以检验,并对数据库和模型进行扩充、修正。因为数据的客观性,这个模型也就是客观的、普遍的。前人往往更多地依赖于一些单项的因素,譬如说笔墨、著录或印章,而《重现》中这个理论模型,强调多个元素之间的关系所显示的共同时代特征,是多边的、网络状的。《重现》的这个理论,可以称为早期绘画中的“历史重现模型”。有了这一理论,作者能够举重若轻地将他所收藏的二十余件佚名的绘画作品断代甚至指出其可能的作者,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重现》中对佚名的《秋千仕女图》的研究,就是这个理论模型运用的事例。这是一件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和题跋的绘画。但是,通过对绘画元素的分析,如画中地平线的缺失、背景用淡墨的渲染、石头的皴法、人物衣纹的弱化、树木的排叠的形态等特征,作者断定这是一幅五代南唐的宫廷绘画。这些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展示的逻辑关系,是分别从文献记载(《图画见闻志》)、五代绘画的晚期摹本(明杜堇《仕女图》)、新近出土的辽代绘画(《竹雀双兔图》)和可靠的五代绘画(赵《江行图》、徐熙《雪竹图》、李成《寒林骑驴图》等等)等表面上似乎毫不相关的材料中提炼出来的。这些材料,在发现《秋千仕女图》之前,并没有同时出现在任何一幅作品之中。同时,画中精美绝伦的仕女,与一些相对不够成熟的元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印证了《图画见闻志》中的论述:“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近。”而当把这些看似随机的材料逻辑地联系在一起时,一件五代时期的绘画普遍特征就昭然若揭了。所以《秋千仕女图》的浮出,如还珠合浦,印证了作者理论系统中对五代绘画史的缺失部分的推论,也当然是对作者的理论的检验。实际上,作者对每一幅“反常”的绘画作品都表现出异常的兴奋,因为每一件这样的绘画,都是对他的理论模式的一次新挑战,都可能包涵了我们目前所不了解的新知识。所以作者更愿意称自己的收藏是艺术史研究,也算是名有所出。
为什么说这样的模型是有价值的?不妨来参照一下自然科学中的例子。进化论理论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达尔文一八三一年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考察时,注意到各岛乌龟和知更鸟的形态差异与环境差异的联系,在此后的近三十年间,他收集了大量例证,反复修正,在一八五九年发表了《物种起源》。此后的化石学、人类学、地质学、基因学的发明和进展,几乎都是对物种进化理论的直接和间接的检验和证实。一个有趣的故事是,达尔文按其理论,于一八六二年曾预言在马达加斯加岛地区应当有一种具有十英寸长吸管的飞蛾,因为只有这样的飞蛾,才能吸食当地的一种将蜜储存在一个异常深的花心里的兰花的蜜,并为其完成授粉的过程。这种飞蛾在一九○三年被发现,成为进化论的可测试性的第一个成功的、直接的事例。《重现》中的理论的预测能力以及书中的一些例证,对于寻找在历史中已经失落的知识、发现“新”的作品以填补艺术史上的空白,无疑是有益的。
如果在作者的决定论系统中还有不确定的成分,那就是针对证据的可靠性而进行合理的判断。《重现》中的论证都是以文献和图像为证据,也包括一些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理论模型中的“艺术水平”标准也可能掺入主观的意见。这样,当可资使用的证据较少时,偏差的可能性就会相对较大,如《重现》中研究《献鼠图》时对梁楷的《八高僧图》鉴定结果的倚重,几乎相当于是一个“孤证”。所以一些画面简单的绘画,比复杂的画面,更为棘手。当然,证据使用上的分歧,难免会引起对结论的不同意见。
虽然《重现》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理论模式,却并不枯燥乏味。作者和他的合作者们很注重每件艺术品所包涵的历史故事和风俗,并由此而细致梳理其来龙去脉。对《秋千仕女图》的研究引出了南唐后主李煜与大小周后的悱恻的故事,观画而学史,发古幽思。而且《重现》的装帧考究,图片印刷精美,加上著名书法家潘良桢先生题写的书名,可把可玩。
现代一个方兴未艾的艺术品鉴定技术是物理、化学鉴定技术。这些技术依赖于对艺术品的材质,如颜料、墨和绢与纸进行物理和化学分析,同样需要有一个完备的数据库的建立,但却不能用于绘画风格的分析。因此,一个基于绘画风格元素的理论,对完整的描述艺术史,仍然是必须的。《重现》所揭示的理论模式,正可以担负这样的使命。
(《重现——八集堂藏宋元绘画研究》,刘九洲著,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二○○九年十二月版,60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