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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杨荣昌同是大理州的白族，他比我小两岁，我俩少年时代的境遇大体相似，相差9年就读于大理师范学校，1978年春季一起考入云南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1977级22班，又有喜欢写作的共同爱好，因此在上大学期间我俩成了好朋友。毕业后我俩又一起留校工作20多年，处得像弟兄一样。三十几年的交往，我对杨荣昌的人生经历了解较多，但限于篇幅，我只是把许多人不知道的他的一些治学和个人生活方面的往事写出来，聊作缅怀。
杨荣昌1951年11月7日出生在洱源县茈碧湖附近的大果村，他家的房子紧邻民院老院长马曜先生的故居老屋。少年时他经常听父亲讲马院长的事迹，从小对马院长非常崇拜，决心以马院长为学习的榜样。1974年杨荣昌进大理师范一年制中师班学习，1975年至1977年在洱源西山担任小学教师。工作两年后参加1977年高考，成为民院的首届本科生。他在班上担任宣传委员。我们班利用教室门口的一块黑板办起了名为《蓓蕾》的班刊，不久又在两块原大批判专栏上办起另一个班刊，杨荣昌充分发挥几位同学的书法特长，把用粉笔写和毛笔写的两个班刊办得有声有色，成为当时学校影响较大的班刊之一。他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刻苦，课余时间就经常泡在阅览室、图书馆。他在班上组织了一个影评小组，那段时间影评组的同学星期天早上常去省电影公司看新片，看完就各自写影评，班上五六个同学共在省电影公司办的《电影评论》上发表了30多篇影评。杨荣昌经常给报刊写稿，他写的论文《写“真实”不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根本目的》被文学期刊《百花园》作为重点文章来发表，编辑部在刊物扉页上专门推介盛赞该文是“文风正派的好文章”。上大学时杨荣昌对体育锻炼也比较重视，除了坚持早操、课间操外，他还喜欢打篮球，晚饭后经常在学校周围散步，有时睡前一个人还在球场跑上几圈。他还会吹笛子、拉二胡。我辞去班长后杨荣昌接任班长。他是我担任语文系77级学生党支部书记时介绍入党的第一个同学。
1982年1月，大学毕业后我俩一起留校工作，我在校党委办公室，他在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1983年10月，民院整党试点结束调整中层领导班子时，我俩又一起被提拔，他被任命为汉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杨荣昌很想心无旁鹜地钻研业务，不愿把时间精力耗在无尽的事务中，任职才一年他就写辞职报告不干了，但学校器重他、培养他，总是一次又一次给他压担子。1987年2月杨荣昌被任命为学报主编，1988年9月又调到高教研究室任副主任，我俩在高教研究室共事了7年。1988年12月，我们创办了《民族高教研究》（内部年刊），李力院长兼任主编，我俩任副主编，该刊每期印1000本，与省内外300多个高校和单位交换。在高教研究室工作期间，杨荣昌除了完成学校交给的任务外，与昆工的郑益生主编出版了《大学生成才思考》一书，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青年学生的内扰》。他还担任《青春瞭望丛书》的编委，具体负责《让我们一起寻找美》《面对明天的挑战》两本书的编辑工作。1990年高教研究室承办云南省高等教育学会主办的“十几年来我省高校改革和发展的回顾和展望研讨会”，会前我请杨荣昌以云南民族学院高教研究室的名义写了《对十年来我省高校改革和发展的粗略回顾》，在会上交流后反响不错。1990年初文化部、团中央筹备召开全国校园文化研讨会指定我校要写篇开展校园文化建设的经验总结做会议交流，学校决定由杨荣昌执笔写这篇文章。4月下旬全国校园文化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杨荣昌本应去参加会议，但他执意不去，学校就派我去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在高教研究室共事那几年，我俩除一起讨论研究工作外，还经常在一起毫无顾忌地探讨各种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没有禁区，我俩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一致，但有时也免不了有不同观点的交锋。有一天晚上在他家，我俩因一个问题争论不休，声音很大。第二天，他对我说：“昨天晚上，你一离开我妈就来问我，你和鹤庆的杨老师为哪样吵架。”1994年11月中旬，学校调整机构，高教研究室被撤销，我调到省民族研究所，杨荣昌调到马列教研部。2002年7月，民大教职工实行全员聘任制，杨荣昌被高职学院院长普林林聘到了高职学院任教。
1987年9月，杨荣昌评为讲师，按规定履职满5年后就可以申报副高职。上世纪90年代杨荣昌在讲台上已完全站稳脚跟，科研成果突出，在社会上的名声越来越大，那十几年是他一生中最红火的时期，但他多年没有去申报副高。有一年职称开评时，职称办的工作人员把申报表送到他家里让他填都被他拒收。为什么他执意不申报副高职，在教职工中有不同的说法。其实他不申报副高的原因主要是不想花大力气去过英语考试关。他和我一样惧怕英语，上大学时虽然硬着头皮坚持学完了课程，但毕业后就没有继续学下去，忘得差不多了。他曾对我说，现在的不少教授是滥竽充数，徒有虚名，拉不出去。有没有教授头衔并不重要，关键是有没有真才实学，只要社会承认你就行。与其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学英语，不如去多上些课，多写些文章。
杨荣昌在民大工作期间，积极参加省内外的社团活动，先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云南分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等多个学术团体，担任过全国民族院校理论研究学会理事、云南省电影评论学会理事等职务。他也是早期昆明白族三月节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从1986年昆明白族同胞首次在西华园过火把节开始，此后10年间我俩都参与每年白族节活动的一些组织工作。1996年5月4日在民族博物馆举行的三月节大会上我俩同获昆明白族学会颁发的参加10届三月节服务证书。他成果累累，校内没有几人能与他相比：出版专著文集及合著、主编书籍22部;发表各类文章640多篇，授课20门，演讲1200多场，获奖35项。
杨荣昌不是天才，但他很勤奋。他能写出那么多作品、能上那么多门课程，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演说家，完全是他起早贪黑、勤学苦练的结果。上大学以后，杨荣昌一直把“学习、学习、再学习”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发奋攻读，博览群书。他曾说过：“对我来说，读书犹如吃饭一样，一日不可缺少。”留校后他读的书很多很杂，他看书的速度很快，百把页的书他常常一天就读完。他常跑书店，看到自己需要的新书就买回来，先睹为快。他喜欢在自己购买的书上勾勾画画，加上不少批注。他经常熬夜看书、写作，有时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半夜三更醒来睡不着，就常常构思文章，有时一个灵感袭来，他立马起床把它写出来，有时写完天已大亮。这样的事每年都会有几次。在学习演讲方面他下了苦功夫。上大学期间他在演讲方面也没有突出的表现，他和许多白族学生一样，讲普通话白族口音明显，前后鼻音、卷舌音不卷舌音不分。要搞好演讲，讲好普通话是基础。为了过好普通话关，他把常混淆读不准的字列出来反复练习，坚持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在听广播时特别注意播音员的读音，我见过他的一些讲稿上有些字上加注了拼音或同音字。通过多年的实践，他的普通话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虽然还达不到标准普通话，但听众都听得懂。《演讲与口才》是他经常阅读的期刊，演讲方面的书籍他也读了多本。留校后他备课十分认真，上两小时的新课他常常要写上二三十页讲稿，带上讲稿讲几轮后才慢慢脱稿。他的讲课艺术很高，谈笑风生，声情并茂，举一反三，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很受学生欢迎，我曾听他的一个学生说“听杨老师上课是一种享受”。他做学术讲座更是一丝不苟。每讲一个专题，他先要广泛收集各种相关资料，然后形成演講稿，在试讲中不断充实完善，最后再修改成单篇论文或书稿。如他的《领导科学》一书，就是在省、市委组织部干部培训班的多次讲座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杨荣昌很珍惜他的每一份底稿，精心保存。他把留校以来的所有备课稿、演讲稿、书稿等分别捆成捆，垒在一起足有一尺多高。他不会电脑打字，所有的手稿都是用手一个字ー个字地写出来。在语言上他死记硬背，熟背了唐诗宋词中的许多名句和成语、格言、谚语、歇后语等，他还反复阅读古今中外的一些经典故事，以备需用时能够复述这些故事。日积月累，积少成多，久而久之，在他脑子里储藏了一个丰富的语言库，需用时随口而出，旁征博引，出口成章。就是这样，经过一二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努力，他最终练就了一副好口才，达到不看讲稿，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两三个小时的高水平。那些年他只是个讲师，但他到其他大学作报告师生都称他“杨教授”，有的大学还悬挂出“热烈欢迎杨荣昌教授到我校做学术报告”的大幅横标。从红领巾记者培训班到省委组织部厅级干部培训班，从昆明到全省各州市，从云南到外省市，许多学校、机关、厂矿、部队，都邀请他做培训、做学术报告。他到哪里演讲都得到听众的好评。他的演讲累计达到1200多场，被誉为云南高校的“四大名嘴”之一。杨荣昌以后，在云南民族大学可能短期内很难再出现像他那样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演讲家。 杨荣昌一生艰苦朴素，一直过着比较清苦的日子。他家在农村，家里弟兄姊妹多，他从小尝过缺吃少穿、甚至饿饭的滋味，知艰识苦。上民院时他的工龄还未满5年不得带薪，上大学期间家里没有给过他钱，他的生活来源就是学校每月给的免费饭菜票和助学金及零星稿费。除了购买学习、生活必需品外，他从不乱花一分钱。系里请他晚上住守办公室，他每天都把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他把废弃的信封翻过来糊成小信封，把单面印字的废纸收集起来，装订成册，继续使用空白面，他上大学时候写的作文、发表的文章，草稿大都写在这些废纸上。他爱好书法，经常练字，也多是写在废纸废报上。
参加工作后，他的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但他依然如故，换来换去就是穿那两套特大的西服。他的饮食随便、简单，不想做饭的时候就去附近小食店吃便餐，有时在路边小推上买点烧苞谷、红薯、洋芋什么的就应付一顿。他一贯省吃俭用，但为妻儿他很舍得，刚开始买卖商品房不久，他倾尽积蓄给妻儿买了一套26万元的商品房，当时民院的教职工能买得起商品房的屈指可数。
杨荣昌到高职学院后，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体重最重时达100多公斤，连行走也有些不稳当，他只好配了一根拐杖，过一段后又换成了有4只脚的特制拐杖。2009年3月初的一天，听说杨荣昌出院回家后身体恢复不佳，我到他江岸小区的家看望他，这是他把学校分的房子卖掉后重新买的一套房改房，见到的情景令我很难过。狭小陈旧的屋内没有一样像样的家具，床、书桌、书架、凳子等都是学校处理旧家具时买的，书架上、床底下、地上、桌面上到处摆放着很多大大小小的图书资料，显得凌乱。我去时他正坐书桌前看些资料，我说：“你都病成这样了，还看这些干什么？”他说：“吴云芬老师请我把蔡川右老师的遗稿和缅怀诗文汇编成册，准备出本书，既然答应了人家就一定要完成。”这本书编成后，杨荣昌又为吴云芬老师争取到云南省演讲协会常务副会长、昆明陆军学院教授李志勤的赞助款，于2009年5月内部出版了名为《云海楼诗选暨川右先生逝世周年祭》的诗文集。
杨荣昌生病后，很少上课了，更不能外出演讲了，他工资不高，天天吃药，有时还请亲戚来护理，开支增加，经济陷入困难。杨荣昌在高职学院那几年，院长普林林给予他许多关心照顾。为了不让杨荣昌站着讲课，院教务处把他几个班的课合并在大教室一次上完，上课前就为他摆好椅子，装好扩音话筒。他不能上课后长期请病假，院里不仅没扣发他一分岗位津贴，还几次给予他困难补助;他住院时院里多次派男青年教师晚上去护理。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在杨荣昌退休前，普林林使尽全身解数，四处游说，帮助他评上了教授。多年来，从讲师越级特评为教授在云南高校只有他一个。杨荣昌退休时，高职学院设宴欢送他，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全部出席，普林林还特邀请我和爱人去参加。杨荣昌饱受病痛的折磨，医治无效，于2013年6月18日逝世。杨荣昌去世后幾个月，我俩参编的《白族文化大观》再版了，通知我去领稿费，我没有要，通知他的儿子去领了。
留校以后，读书——写作——上课（演讲）成为杨荣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工作。为了做好这3项工作，他殚精竭虑，倾注全力，就像一个转动着的陀螺一直停不下来。杨荣昌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一个普通白族学子，他用勤奋造就了自己的辉煌，成为云南知名的大学教师、作家、演说家。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活出了精彩。他奋勇拼搏、勇攀书山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杨荣昌1951年11月7日出生在洱源县茈碧湖附近的大果村，他家的房子紧邻民院老院长马曜先生的故居老屋。少年时他经常听父亲讲马院长的事迹，从小对马院长非常崇拜，决心以马院长为学习的榜样。1974年杨荣昌进大理师范一年制中师班学习，1975年至1977年在洱源西山担任小学教师。工作两年后参加1977年高考，成为民院的首届本科生。他在班上担任宣传委员。我们班利用教室门口的一块黑板办起了名为《蓓蕾》的班刊，不久又在两块原大批判专栏上办起另一个班刊，杨荣昌充分发挥几位同学的书法特长，把用粉笔写和毛笔写的两个班刊办得有声有色，成为当时学校影响较大的班刊之一。他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刻苦，课余时间就经常泡在阅览室、图书馆。他在班上组织了一个影评小组，那段时间影评组的同学星期天早上常去省电影公司看新片，看完就各自写影评，班上五六个同学共在省电影公司办的《电影评论》上发表了30多篇影评。杨荣昌经常给报刊写稿，他写的论文《写“真实”不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根本目的》被文学期刊《百花园》作为重点文章来发表，编辑部在刊物扉页上专门推介盛赞该文是“文风正派的好文章”。上大学时杨荣昌对体育锻炼也比较重视，除了坚持早操、课间操外，他还喜欢打篮球，晚饭后经常在学校周围散步，有时睡前一个人还在球场跑上几圈。他还会吹笛子、拉二胡。我辞去班长后杨荣昌接任班长。他是我担任语文系77级学生党支部书记时介绍入党的第一个同学。
1982年1月，大学毕业后我俩一起留校工作，我在校党委办公室，他在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1983年10月，民院整党试点结束调整中层领导班子时，我俩又一起被提拔，他被任命为汉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杨荣昌很想心无旁鹜地钻研业务，不愿把时间精力耗在无尽的事务中，任职才一年他就写辞职报告不干了，但学校器重他、培养他，总是一次又一次给他压担子。1987年2月杨荣昌被任命为学报主编，1988年9月又调到高教研究室任副主任，我俩在高教研究室共事了7年。1988年12月，我们创办了《民族高教研究》（内部年刊），李力院长兼任主编，我俩任副主编，该刊每期印1000本，与省内外300多个高校和单位交换。在高教研究室工作期间，杨荣昌除了完成学校交给的任务外，与昆工的郑益生主编出版了《大学生成才思考》一书，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青年学生的内扰》。他还担任《青春瞭望丛书》的编委，具体负责《让我们一起寻找美》《面对明天的挑战》两本书的编辑工作。1990年高教研究室承办云南省高等教育学会主办的“十几年来我省高校改革和发展的回顾和展望研讨会”，会前我请杨荣昌以云南民族学院高教研究室的名义写了《对十年来我省高校改革和发展的粗略回顾》，在会上交流后反响不错。1990年初文化部、团中央筹备召开全国校园文化研讨会指定我校要写篇开展校园文化建设的经验总结做会议交流，学校决定由杨荣昌执笔写这篇文章。4月下旬全国校园文化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杨荣昌本应去参加会议，但他执意不去，学校就派我去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在高教研究室共事那几年，我俩除一起讨论研究工作外，还经常在一起毫无顾忌地探讨各种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没有禁区，我俩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一致，但有时也免不了有不同观点的交锋。有一天晚上在他家，我俩因一个问题争论不休，声音很大。第二天，他对我说：“昨天晚上，你一离开我妈就来问我，你和鹤庆的杨老师为哪样吵架。”1994年11月中旬，学校调整机构，高教研究室被撤销，我调到省民族研究所，杨荣昌调到马列教研部。2002年7月，民大教职工实行全员聘任制，杨荣昌被高职学院院长普林林聘到了高职学院任教。
1987年9月，杨荣昌评为讲师，按规定履职满5年后就可以申报副高职。上世纪90年代杨荣昌在讲台上已完全站稳脚跟，科研成果突出，在社会上的名声越来越大，那十几年是他一生中最红火的时期，但他多年没有去申报副高。有一年职称开评时，职称办的工作人员把申报表送到他家里让他填都被他拒收。为什么他执意不申报副高职，在教职工中有不同的说法。其实他不申报副高的原因主要是不想花大力气去过英语考试关。他和我一样惧怕英语，上大学时虽然硬着头皮坚持学完了课程，但毕业后就没有继续学下去，忘得差不多了。他曾对我说，现在的不少教授是滥竽充数，徒有虚名，拉不出去。有没有教授头衔并不重要，关键是有没有真才实学，只要社会承认你就行。与其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学英语，不如去多上些课，多写些文章。
杨荣昌在民大工作期间，积极参加省内外的社团活动，先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云南分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等多个学术团体，担任过全国民族院校理论研究学会理事、云南省电影评论学会理事等职务。他也是早期昆明白族三月节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从1986年昆明白族同胞首次在西华园过火把节开始，此后10年间我俩都参与每年白族节活动的一些组织工作。1996年5月4日在民族博物馆举行的三月节大会上我俩同获昆明白族学会颁发的参加10届三月节服务证书。他成果累累，校内没有几人能与他相比：出版专著文集及合著、主编书籍22部;发表各类文章640多篇，授课20门，演讲1200多场，获奖35项。
杨荣昌不是天才，但他很勤奋。他能写出那么多作品、能上那么多门课程，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演说家，完全是他起早贪黑、勤学苦练的结果。上大学以后，杨荣昌一直把“学习、学习、再学习”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发奋攻读，博览群书。他曾说过：“对我来说，读书犹如吃饭一样，一日不可缺少。”留校后他读的书很多很杂，他看书的速度很快，百把页的书他常常一天就读完。他常跑书店，看到自己需要的新书就买回来，先睹为快。他喜欢在自己购买的书上勾勾画画，加上不少批注。他经常熬夜看书、写作，有时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半夜三更醒来睡不着，就常常构思文章，有时一个灵感袭来，他立马起床把它写出来，有时写完天已大亮。这样的事每年都会有几次。在学习演讲方面他下了苦功夫。上大学期间他在演讲方面也没有突出的表现，他和许多白族学生一样，讲普通话白族口音明显，前后鼻音、卷舌音不卷舌音不分。要搞好演讲，讲好普通话是基础。为了过好普通话关，他把常混淆读不准的字列出来反复练习，坚持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在听广播时特别注意播音员的读音，我见过他的一些讲稿上有些字上加注了拼音或同音字。通过多年的实践，他的普通话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虽然还达不到标准普通话，但听众都听得懂。《演讲与口才》是他经常阅读的期刊，演讲方面的书籍他也读了多本。留校后他备课十分认真，上两小时的新课他常常要写上二三十页讲稿，带上讲稿讲几轮后才慢慢脱稿。他的讲课艺术很高，谈笑风生，声情并茂，举一反三，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很受学生欢迎，我曾听他的一个学生说“听杨老师上课是一种享受”。他做学术讲座更是一丝不苟。每讲一个专题，他先要广泛收集各种相关资料，然后形成演講稿，在试讲中不断充实完善，最后再修改成单篇论文或书稿。如他的《领导科学》一书，就是在省、市委组织部干部培训班的多次讲座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杨荣昌很珍惜他的每一份底稿，精心保存。他把留校以来的所有备课稿、演讲稿、书稿等分别捆成捆，垒在一起足有一尺多高。他不会电脑打字，所有的手稿都是用手一个字ー个字地写出来。在语言上他死记硬背，熟背了唐诗宋词中的许多名句和成语、格言、谚语、歇后语等，他还反复阅读古今中外的一些经典故事，以备需用时能够复述这些故事。日积月累，积少成多，久而久之，在他脑子里储藏了一个丰富的语言库，需用时随口而出，旁征博引，出口成章。就是这样，经过一二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努力，他最终练就了一副好口才，达到不看讲稿，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两三个小时的高水平。那些年他只是个讲师，但他到其他大学作报告师生都称他“杨教授”，有的大学还悬挂出“热烈欢迎杨荣昌教授到我校做学术报告”的大幅横标。从红领巾记者培训班到省委组织部厅级干部培训班，从昆明到全省各州市，从云南到外省市，许多学校、机关、厂矿、部队，都邀请他做培训、做学术报告。他到哪里演讲都得到听众的好评。他的演讲累计达到1200多场，被誉为云南高校的“四大名嘴”之一。杨荣昌以后，在云南民族大学可能短期内很难再出现像他那样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演讲家。 杨荣昌一生艰苦朴素，一直过着比较清苦的日子。他家在农村，家里弟兄姊妹多，他从小尝过缺吃少穿、甚至饿饭的滋味，知艰识苦。上民院时他的工龄还未满5年不得带薪，上大学期间家里没有给过他钱，他的生活来源就是学校每月给的免费饭菜票和助学金及零星稿费。除了购买学习、生活必需品外，他从不乱花一分钱。系里请他晚上住守办公室，他每天都把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他把废弃的信封翻过来糊成小信封，把单面印字的废纸收集起来，装订成册，继续使用空白面，他上大学时候写的作文、发表的文章，草稿大都写在这些废纸上。他爱好书法，经常练字，也多是写在废纸废报上。
参加工作后，他的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但他依然如故，换来换去就是穿那两套特大的西服。他的饮食随便、简单，不想做饭的时候就去附近小食店吃便餐，有时在路边小推上买点烧苞谷、红薯、洋芋什么的就应付一顿。他一贯省吃俭用，但为妻儿他很舍得，刚开始买卖商品房不久，他倾尽积蓄给妻儿买了一套26万元的商品房，当时民院的教职工能买得起商品房的屈指可数。
杨荣昌到高职学院后，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体重最重时达100多公斤，连行走也有些不稳当，他只好配了一根拐杖，过一段后又换成了有4只脚的特制拐杖。2009年3月初的一天，听说杨荣昌出院回家后身体恢复不佳，我到他江岸小区的家看望他，这是他把学校分的房子卖掉后重新买的一套房改房，见到的情景令我很难过。狭小陈旧的屋内没有一样像样的家具，床、书桌、书架、凳子等都是学校处理旧家具时买的，书架上、床底下、地上、桌面上到处摆放着很多大大小小的图书资料，显得凌乱。我去时他正坐书桌前看些资料，我说：“你都病成这样了，还看这些干什么？”他说：“吴云芬老师请我把蔡川右老师的遗稿和缅怀诗文汇编成册，准备出本书，既然答应了人家就一定要完成。”这本书编成后，杨荣昌又为吴云芬老师争取到云南省演讲协会常务副会长、昆明陆军学院教授李志勤的赞助款，于2009年5月内部出版了名为《云海楼诗选暨川右先生逝世周年祭》的诗文集。
杨荣昌生病后，很少上课了，更不能外出演讲了，他工资不高，天天吃药，有时还请亲戚来护理，开支增加，经济陷入困难。杨荣昌在高职学院那几年，院长普林林给予他许多关心照顾。为了不让杨荣昌站着讲课，院教务处把他几个班的课合并在大教室一次上完，上课前就为他摆好椅子，装好扩音话筒。他不能上课后长期请病假，院里不仅没扣发他一分岗位津贴，还几次给予他困难补助;他住院时院里多次派男青年教师晚上去护理。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在杨荣昌退休前，普林林使尽全身解数，四处游说，帮助他评上了教授。多年来，从讲师越级特评为教授在云南高校只有他一个。杨荣昌退休时，高职学院设宴欢送他，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全部出席，普林林还特邀请我和爱人去参加。杨荣昌饱受病痛的折磨，医治无效，于2013年6月18日逝世。杨荣昌去世后幾个月，我俩参编的《白族文化大观》再版了，通知我去领稿费，我没有要，通知他的儿子去领了。
留校以后，读书——写作——上课（演讲）成为杨荣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工作。为了做好这3项工作，他殚精竭虑，倾注全力，就像一个转动着的陀螺一直停不下来。杨荣昌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一个普通白族学子，他用勤奋造就了自己的辉煌，成为云南知名的大学教师、作家、演说家。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活出了精彩。他奋勇拼搏、勇攀书山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