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18年12月中旬的一天。来凤连日来阴云密布的天空终于云开日出，阳光穿透淡淡的云雾，温情地洒在翠绿的酉水河上，洒在翔凤山半边城不远的一栋家属楼上。暖色调的光芒越过锈迹斑斑的防盗网，透过玻璃窗将半个阳台照亮。
　　有了阳光，屋里似乎暖和了不少。一脸慈祥的张富清老人满面笑容地坐在窗下的椅子上，94岁高龄老人了，依然是白皙泛红的面庞，脸上少见老年斑，一双大眼睛依旧炯炯有神，笑眯眯地观赏着阳台上的蟹爪兰，饶有兴致地听着收录机里播放着的秦腔，左手习惯性地抓着装了义肢略显空荡荡的左腿，右手随着高亢的戏曲节奏打着拍子，嘴里悠然自得地哼着小调。
　　此时，门吱的一声被打开。他的幺儿子张健全走了进来。张健全在来凤县委第二巡察组担任组长，与新成立的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同在一栋楼里工作。他笑着对老父亲说：“这次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是党中央对退役军人的关怀，信息采集有政策规定，你得把你那些宝贝亮出来。”
　　一听幺儿这样讲，刚才还满脸笑意的张富清，顿时一脸的严肃。幺儿说的那些宝贝，他可是整整隐藏了六十余载。几十年间，他对单位的同事没有讲，对儿女们没有讲，对自己的妻子也很少提及，难道这次登记就一定要将它们一一亮相？
　　前些日子，他在医院住院时，幺儿给他提过几次这事，他都未表态。从1955年轉业到来凤那天起，他就下定决心，无论在何时何地，永不言功。他把那些军功章一直存放在箱子里，绝不示人，并打算永远地隐藏下去。他始终认为，“跟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相比，我凭什么居功自傲？我已经得到了军功章，这已经足够了！”所以在来凤，熟知他的人，与他共事过的人，仅仅知道他有过当兵的经历，却毫不知晓他是一位战功显赫的战斗英雄。
　　可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登记，党组织是有要求的。听党的话，按组织要求的去做，这是他一辈子的行为准则，他从来没有在这方面打过半点折扣。既然组织有要求，他也就心甘情愿地点了头。
　　经得父亲同意，张健全这才走进父亲的卧室，去取那些封存了几十年从未示人的“宝贝”。
　　在父亲卧室最里头的墙角处，立着一个老式的矮柜，柜上放着一只颜色陈旧、铜按钮已经坏了一个的棕色牛皮箱。
　　几十年了，张健全从来没有打开过这只皮箱。他不知道父亲在皮箱里面装了些什么宝贝东西。他多少次萌生偷偷打开皮箱一窥里面装些什么的念头。
　　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父亲从乡下回来，将挎包随手挂在了墙壁上。大哥张建国怀着好奇，想看看爸爸包里装了些啥。于是搬来椅子，站在椅子上取下父亲的挎包，揭开包盖一看，发现里面除了一本《毛泽东选集》、一个笔记本和一个茶缸外，既没有任何好吃的，也没有任何好玩的，就很是失望地把包随意挂了回去。张富清办完事回到家中，一眼就发现墙上挂着的挎包歪斜着，便知道自己的包被人动了。很明显，当时能想办法够得着挂在土墙上的包的只有12岁的大儿子张建国。于是张富清就问正在做作业的张建国是不是动了他的包。张建国是个懂事的孩子，面对父亲严厉的目光，他诚实地点了一下头。
　　一向温和的张富清，立马拉下脸，当着其他几个孩子的面，毫不心疼地狠狠教训了建国一顿。从此，在他们张家定下了一个规矩——未经允许，不得乱翻家人的东西。所以虽然父亲的那个小皮箱年年月月日日摆在那儿，他们兄妹也曾一次次猜想，甚至一次次用手去触摸箱体，但最后都没有人敢去按那金黄色的按钮。
　　此刻，张健全动手打开按钮的一瞬，他的手竟有点微微颤抖。随着“当”的一声响，锁扣弹起，他揭开了箱盖。箱子里面还盖着一层红色的绒布，揭开绒布，一枚枚闪亮的军功章整齐地摆放在右侧，一本本证书叠放在左侧。他拿起其中一枚军功章，只见正中间是毛主席的侧身头像，背景是飘展的五星红旗。这枚刻着“人民功臣”的一等功勋章保存得十分完好，没有因为时间的久远和长久的封存，而生锈褪色变得暗淡无光，失去原有的光泽和亮度。
　　阳光投进屋子，落在功勋章上，一时金光熠熠，光芒四射。张健全手捧军功章来到客厅，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到父亲的手中。张富清神情凝重，深情地凝视着封存多年的军功章，好久没有说一句话，记忆之门如同被一把金钥匙打开，眼前似乎浮现出60多年前王震司令员为他颁发奖章的情景，以及彭德怀司令员的亲切鼓励。
　　张健全对沉思良久的父亲说：“你得给我讲讲这枚军功章的来历，要不然别人问我，我讲不清楚就很尴尬。”
　　老人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奖章的边缘，一幕幕攻打永丰的战斗往事在他脑海里渐渐闪现、并清晰起来。良久，他才缓缓地向幺儿讲述起那场永远不会忘记的战斗经历……

一、血战永丰

　　那是1948年的冬天，我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张宗逊的领导下，以渭南永丰镇为核心，向国民党第七十六军发起攻坚战。西北野战军前委于11月中旬发起冬季攻势的命令，实现再歼胡宗南集团2—3个师，改变渭北拉锯与相持局面。
　　国民党军装备优良，物资丰厚，并且倚仗镇内高大坚固的围寨负隅顽抗，所以两军交战很是激烈艰苦，我军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
　　攻打永丰那天是一个漆黑的深夜。战斗打响前，我军炮兵部队对敌人外围工事进行了密集的炮轰。炮击一停，部队立即发起进攻。一开始外围战打得还算顺利，但一到城墙跟前，就很难突破。敌人凭借有利地形，凭借火力强大的优势，将我军阻挡在城外。夜幕中，“哒——哒——哒——”的轻重机枪声响彻夜空，飞翔的子弹“嗖——嗖——嗖——”像蝗虫一样在天空乱蹿。几轮冲锋下来，敌人的猛烈火力给我们的部队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二营先后有几名正、副连长倒在了冲锋的路上。
　　张富清所在的六连是突击连，此刻为了尽快攻克寨墙，连长李文才趴在壕沟里红着眼睛高声吼道：“突击队上，机枪掩护！”突击队员早在永丰战斗打响前就选定好了，三个人一组的突击队集合到了李文才面前。李文才用手比画说：“张富清，你带两组从左边迂回到东城墙下，第二组5班长带一组从右边迂回到北角，给狗日得来个两头开花，炸开缺口。”连长话音刚落，二组突击队员就一齐高声吼道：“坚决完成突击任务！” 　　大半年前，张富清还是国民党军的一名后勤兵。他知道，国军大多贪生怕死，都不愿意当敢死队员，不用枪逼着，不发“袁大头”，就不会有人主动参加敢死队。自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成为359旅七一八团二营六连的一员，解放军官兵英勇献身的精神时刻感染着他，为解放全中国的使命召唤着他，兄弟般的战友情温暖着他。几场仗打下来，他仿佛凤凰涅槃，打仗的胆子一下子大了，不再怕死，每次战斗他都甘当突击队员，冲锋陷阵最前头。他因为在几个月前的壶梯山战斗中表现英勇，由副班长提拔为班长。永丰战役打响前，已身为副排长的张富清在报名突击队时，第一个站了出来。
　　凛冽的寒风夹带着呛鼻的硝烟滚滚而来。连队的几挺机枪集中火力一齐向城墙猛射，以吸引敌人，掩护突击队。张富清背着冲锋枪，猫着腰，右手臂弯搂着炸药包，带领突击队员绕过壕沟突击到了城墙下。城墙是土夯的，高约三米多。城墙上的敌人与我军打得正欢。借着炸弹的闪光，他们快速匍匐到土墙下，将三个炸药包用木棍支撑起来靠在被风雨侵蚀的土墙凹面里，然后，他们朝两个炸药包的绑带上各塞了6颗手榴弹，并将后盖拧开，将拉环用一根细绳连在一起。做好这一切，张富清转身对另外两个队员说：“你们赶紧跳进壕沟里。”随着两个身影的消失，张富清沉着地拉响了插在炸药包里的手榴弹。
　　离手榴弹爆炸只有几秒钟的时间，跑是来不及的，张富清先是猛地一个前扑，一连几个翻滚落进墙脚下不远的壕沟里。
　　随着几声剧烈的爆炸，他们卧倒贴在地面上的身体被震得上下直抖，头快被震晕了。此时，冲锋号响了起来。他们摇摇晃晃地从地上站起来，抖落身上厚厚的灰土。稍一放松，张富清只觉得嘴里一阵剧痛，忍耐不住，吐出一口鲜血。原来满口的牙被穿云破石般的爆破震松，三颗大牙当场脱落。在日后的岁月中，张富清其余的牙齿也没能伴随他长寿的年轮，早早地陆续掉光了。
　　土城墙被炸出了很大的一个豁口，黑色的夜幕中，黑魆魆的像一个巨人张开的大嘴，又像一口干枯了的深不见底的水井。张富清赶忙跃出壕沟，身旁两名战友也紧紧地跟了上来。他们顺着豁口爬了上去，身后的大部队也正黑压压地冲了上来。按照连长的命令，炸开城墙后，要不顾一切往里面冲，去占领敌人的司令部，那是我军的最终目标，也是胜利的标志。
　　张富清带着两名战友跳下城墙直接往里打，在通往敌军司令部的十字路口，两座碉堡里射出的子弹呈交叉状死死地封锁了前进的道路。张富清对两人命令说：“跟上我，贴着墙根绕过去”。最终，他们匍匐到了敌人碉堡前的战壕下，张富清解开胸前绑炸药包的布条，他对两名战友说：“别用导火索引爆，直接插进手榴弹，一个手榴弹不放心，插两个，把接线连在一起。”
　　一个战友说：“手榴弹响得太快了，危险。”
　　张富清果断地说：“你看狗日的多疯狂，它多响一分钟我们就会牺牲很多的战友。执行命令，听我的。”
　　说完他用手一比画：“你们两炸左边的一个，我炸右边一个。”随着两声巨响，一个碉堡被张富清揭了顶，一个碉堡被另一个战友炸塌了一个角。然而，当张富清再一次从趴在的壕沟里站起时，只觉得两眼模糊不清，嘴里也有淡淡的血腥味，情急之下他用左手从额头朝下一摸，伸在眼前一看，手上是血淋淋的鲜血。血还在不停地从他的头顶往额头下流，那是刚才站起来时，一颗子弹从他头顶上飞过时，像耕田的犁一样划开了他的头皮。他顾不得疼痛，用手再擦了一把额头上的血，往前冲出好远后，竟发现原本紧跟身后的两名战友已不幸中弹牺牲了。
　　讲到这里，老人的声音戛然而止，两眼已饱含泪水。
　　战斗结束后，张富清才发现，全连110多人只剩下一个班的人，许多张熟悉的面孔都不在了，那些犧牲的战友在战斗打响前，可都是活蹦乱跳的生命啊！可他们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而光荣牺牲了。他忍不住失声痛哭，只要回忆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他心底就会隐隐作痛。
　　张健全忍不住咂着嘴，万分惋惜地问道：“为什么会牺牲那么多人？”
　　张富清说：“敌人是守，有城墙防护不说，而且装备精良，而我军是攻，攻城自然伤亡大……但是我们还是打败了敌人！”
　　据史料记载：永丰战役，西北野战军共歼国民党军l个军部、3个师部、9个团又7个营，计2.5万余人;毙伤第十七师少将师长王作栋以下官兵7600余人;俘获第七十六军中将军长李日基、军少将参谋长高宪岗、第二十师少将师长吴永烈、第二十四师少将师长于厚之、第十七师上校副师长张恒英等以下官兵1.7万人。彻底粉碎了胡宗南所谓“重点的机动防御的新战术”，收复并巩固了澄城、郃阳（今合阳县）、白水地区，拖住了胡宗南集团增援中原，配合了淮海战役，并解决了部队粮食问题，为冬季整训创造了条件。
　　在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凭着勇敢和机智，炸开了城墙的口子，炸毁了两个碉堡，光荣地完成了突击任务。为表彰他的战功，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震亲自为张富清颁发一等功勋章，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夸赞张富清说：“你打仗不怕死，为永丰战役的胜利立了一大功哇！你是个好同志。”
　　几个月后，经彭德怀签署，红彤彤的报功书邮到了张富清位于陕西汉中洋县马畅镇双庙村的老家。
　　直到此时，双庙村的乡亲们才得知，几年音信全无的张富清，不仅还活着，而且立了大功，成为光荣的解放军军官、了不起的战斗英雄。

二、在苦水里泡大

　　张富清是一个生在乱世的孩子，一个在苦水里泡大的孩子。
　　1924年12月24日，大雪纷飞的秦岭深山腹地，洋县马畅镇双庙村赤贫农民张前成的媳妇周爱女为张前成生下第三个儿子。因为大儿子的不幸夭折，张前成满怀希望地找到双庙村最有文化的冯乡贤为儿子取名为张富清。
　　张前成家日子过得凄苦。仅有的三间土坯砖瓦房，又低又矮，仅可遮风却无法挡雨，每逢雨天，是外面大下，屋内小下;雨停后，是外面不下，屋内下的大。三亩水田，因为产量低，加之家大口阔，生产的粮食难以糊口。张前成只得带着大儿子四处给人打短工，在填饱肚子的同时，顺便挣点余粮，补贴一大家人的口粮。不想大儿子因病无钱医治而早早夭折。俗话说，祸不单行、福无双降。就在张富清长到三岁左右尚不记事的时候，张前成突患重病也因无钱医治，不久病逝，时年四十有余。下葬时，仅裹了一张篾席，在湑河边挖了一个土坑草草埋葬。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早已尸骨难寻。 　　张前成中年病故，对贫困的张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就如天塌了一般，这条在风雨中飘摇的小划子，随时都有可能被浪花打翻。好在张富清的母亲周爱女性格坚强，她虽然是个小脚女人，却以顽强不屈的精神撑起了这个一贫如洗的家，以慈爱和坚韧含辛茹苦地带着二儿子张茂茂、女儿张润莲、幺儿张富清在饥寒交迫的贫穷线上苦苦地挣扎。
　　张富清在兵荒马乱的战乱年代出生，在苛捐杂税猛如虎的苦难环境中成长。因为从小缺乏营养，到了十一二岁的时候，还是那样瘦弱，为了不走背井离乡讨饭那条路，周爱女托娘家亲戚说情，将张富清送到了城固县包山镇原树庙村一户姓魏的地主家当长工，条件是管吃管住，年尾给两斗米带回家补贴家用。
　　在魏地主家，张富清除了放几头牛，还担负每天挑水、打扫院子的活计。到了下午太阳偏西，张富清还得把牛赶出去放一次，天快黑时再把牛赶回来。吃过晚饭，还有很多杂活要干，诸如推磨子磨面磨米，一直忙到天黑得不能干活为止。
　　黑的夜，是张富清的救星。在那间又小又窄的阁楼上，他才能安稳地躺在床上美美地睡上一觉。
　　张富清长到16岁的时候，身体还不见怎么发育，还是那样的瘦弱。地主家雇的是长工，不养闲人。无论是壮实还是瘦弱，既然吃了地主的饭，就得像牛马一样干活。16岁的张富清，不再以放牛为主，而是以种地为主了，耕田、挑粪，什么样的重活、苦活他都得干。这是一个什么世道啊！没黑没白地给地主扛长活，挨打挨骂不说，还得死乞白赖地住在地主家里，以求有口饭吃，把命活下去。穷人的命为何这样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黑暗社会啊！
　　当长工的苦日子还没熬出头，更大的苦难又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抓紧备战扩军，在国统区征集兵丁数量剧增。1945年年底，国民党胡宗南部继续在富庶的汉中抓壮丁。
　　张富清的二哥张茂茂被抓了壮丁。自大哥夭折之后，二哥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更关键的是，贫穷的张茂茂好不容易娶上了媳妇，承担起了延续张家香火的重任，一旦被抓到部队，不仅家里唯一的劳力没了，而且为张家续香火的大事可能也将化为泡影。在周爱女的眼中，身体瘦弱的小儿子张富清根本撑不起这个家，如果二儿子被征走，那张家的天且不就真塌了？
　　周爱女左思右想，如何能够把张家这根顶梁柱保下来？花钱，家里是一贫如洗;逃跑，何处是藏身之地？怎么办呢？这可愁坏了周爱女。
　　娘家兄弟给她出主意说：“你不是有两个儿子吗？”
　　周爱女一头雾水回道：“是啊！”
　　让幺儿张富清替换老二张茂茂去当兵，周爱女不是没想过，现在乡公所抓壮丁，是铁板上钉钉子想躲也躲不脱。思来想去，她只得忍痛割爱，只得用幺儿张富清去换回二儿子张茂茂，只得再一次把张富清送出去，送到更远的地方去。
　　一开始保长也没想那么多，心想大的小的只要是男丁凑够数就行。保长同意了，周爱女和娘家兄弟便带着张富清去见保长，但当保长一见到张富清人就不高兴了，这娃人家能要吗？还没枪高呢！周爱女的娘家兄弟忙赔笑说，部队上娃娃兵多的是，没问题的。
　　最后，保长看在周爱女娘家兄弟送了一斤食盐、两斤挂面的份儿上，答应把张富清送到乡公所。
　　张富清进去了，他的二哥张茂茂走了出来。
　　保长交了差，乡长却遇到了麻烦。
　　出乎乡长意料的是，什么兵丁都要的国军长官在见过了张富清后，任乡长怎么美言，怎么好吃好喝招待，那国军长官就是不肯点头接收。
　　乡长也没办法，只得耍无赖说，你要就把他带走，不要我把他留下，明年正好充数额。话讲到这个分上，国军长官也没领走张富清。乡长也是个狠角，他硬是没让张富清回家，而是将他强行留在了乡公所当苦力。
　　乡长担心张富清吃不了乡公所的苦，受不了乡公所的苛刻约束，私下逃跑，便恐吓张富清说：“以后你哪儿也不许去，老老实实地待在乡公所，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要是趁机逃跑了，我们就把你二哥重新抓回来。”
　　就这样，张富清当兵丁不成，反被留在乡公所当了苦力。耕田种地，挑水砍柴，什么重活苦活都得干。活干得比地主家还要重，吃得却比地主家还要差。又一年到了，又到了抓壯丁的时候。来招募兵丁的长官一见瘦骨嶙峋的张富清，脑袋摇得像拨浪鼓，说宁可少一个兵丁也不要无用的货。这话说得十分难听，乡长也无奈，只好继续把张富清强留在乡公所做苦力。
　　到了1947年春，国民党因东北战场失利吃紧，兵源紧缺，军队开始频繁征兵，以扩军备战，满足战场用兵所需。这一年春上，张富清被征进了国民党军。
　　进入国民党部队后，张富清因为长得瘦小，被分到了胡宗南部四十七旅当了一名后勤兵。因为力气小，不能很好驾驭运输武器装备和军需物品的骡马，再加上搬运军需活干得慢，他时常遭受老兵油子的殴打。劳累了一天，到了晚上还要给老兵们端水洗脸倒洗脚水，有一点伺候不好，轻则挨骂，重则挨打，受尽欺辱。少得可怜的军饷，要么被长官克扣，要么被老兵油子“借去”赌博，说是借，实则有借无还。最让张富清无法忍受的是，发了新衣服，还没穿上身，就被老兵油子强要了去，扔到他手中的都是一些又脏又破的旧衣服。
　　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呢？张富清渴望命运出现转机，渴望人生的曙光早点到来。

三、瓦子街的转折

　　瓦子街战役于1948年2月28日发起，到3月1日结束。所有参战部队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按照毛泽东军事战略方针，集中西北野战军原一、二、三、四、六5个纵队7.2万人的优势兵力，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有效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瓦子街战役首先由许光达率领的第3纵队在宜川打响。第二纵队王震部于1948年2月23日晚，从晋南出发，由禹门口强渡黄河，消灭禹门口西岸之敌，进至黄龙圪台、石台寺、杨家湾地区，由南向北阻击东援之敌。国民党军为解宜川之围，开始增兵驰援。西北野战军集中主力9个旅，设伏于瓦子街以东，铁龙湾以西，川道两侧南北高地，待机歼敌。瓦子街战役成为西北野战军由战役防御转为战役反攻的起点。 　　战斗打响那天，天下起了大雪。陕西延安、榆林一带山高沟深、坡陡路滑，对半机械化的胡宗南部造成了不利影响，却为人民解放军打伏击搞偷袭提供了便利。战斗历经三天，经解放军官兵浴血奋战，瓦子街战役取得了歼敌1个军部、2个师部、5个旅3万余人的伟大胜利。战役中，击毙敌二十九军军长刘戡、九十师师长严明、三十一旅旅长周由之、四十七旅旅长李达、五十三旅副旅长韩指针、一五八团团长何怡新等高级将领，活捉敌团以上高级将领16人。
　　据张富清回忆，瓦子街战役打响那天，漫天飞雪。张富清所在的后勤部队属于国民党四十七旅旅长李达部。那天深夜，他所在的军需运输队临时驻扎在瓦子街东北角一个小村庄里，被三五九旅七一八团二营发现。在黎明前夕，当他们还在睡梦中时，被二营一锅给端了，100多号人一枪未放，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张富清给地主家当长工放牛时，常遇到村里一位放牛的老人，老人爱讲古，每次他们坐在河边的杨柳树下后，老人就给他讲薛仁贵征东征西等一些杂七杂八的故事，其中讲得最多的是自己亲眼所见的红四方面军征战城固、汉中的战斗故事，以及洋县流传的红二十五军在华阳古镇白塔寺大破敌西北警备第二旅旅长张鸿远的故事。张富清听了就在心里想，红四方面军过陕南时，自己还不到十岁，红二十五军打华阳时，自己也刚满十岁，只可惜那时年龄小，没有机会，也不够条件参加红军。被抓壮丁、当国军后，常听几个老乡在私下里讲，解放军打仗如何勇猛，纪律如何严明，对老百姓如何和善。现在解放军近在眼前，他们虽然着装破旧，没有国军体面，但人人精气神十足，对俘虏们不仅不打不骂，而且十分和气。
　　张富清清楚地记得，他被“解放”的那天，天刚蒙蒙亮，天空正零零星星地飘着雪花，地上的雪都盖到了脚脖子。天太冷了，他们100多人躺在被窝里不愿起床，都想在被窝里多暖和一会儿。此时，离窑洞不远的村口突然传来零星的枪声。在窑洞外站哨的哨兵，神色紧张地冲进窑洞，高喊：“不好了，共军冲进了村口！”
　　几声近在耳根的枪响后，窑洞里像神兵天降一般出现了一排持枪的战士。其中，一个年龄偏大，身材偏瘦，脸膛黝黑，握着手枪，像个当官的人朗声命令道：“都不许动，举起手来，你们被俘了。”
　　窑洞里一时鸦雀无声。
　　过了一会儿，见无人反抗，一个双眼细长的人继续高声道：“都听好了，现在都出去，到窑洞外集合。”
　　后来张富清才得知，脸膛黝黑的叫李文才，是六连连长;双眼细长的叫肖友恩，是六连指导员。
　　命令下达后，无论衣服是否穿好，大家一个个垂头丧气地走出了窑洞，100多人成三列横队站立。当时，张富清站在第一排最后一个。连长李文才站在窑洞门前，他头戴棉帽，帽檐软塌塌的，几乎遮住他的双眼，一身灰布的军装，小腿上缠着绑腿。李文才连长个子不高，讲话声音洪亮得像个小喇叭。他说道：“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三五九旅七一八团二营六连连长李文才，你们的军长、师长、旅长在瓦子街战役中，要么被我军击毙，要么被我军俘虏，我军有纪律，不打骂俘虏，不虐待俘虏，对俘虏的政策是，愿意留下的就当解放军，不愿意留下的发三塊大洋做盘缠各自回家。现在进行自由选择，想留下的，向前一步走，不想留下的后退两步走。张富清听后，没有一丝犹豫，几乎是第一个向前跨了一大步。
　　李文才连长两眼朝第一排的队伍睃了一个来回，便一眼看中了张富清，用手一指他问：“你叫什么？”
　　张富清双腿一并说：“报告长官，我叫张富清。”
　　李文才说：“以后不许叫长官，叫我李连长，或者李文才同志。”
　　张富清抬手敬礼答：“是的，李连长同志。”
　　李文才连长又问：“你当了几年兵？”
　　张富清回答说：“报告李连长同志，我是去年春上被抓的壮丁，到今天不满一年。”
　　此时，站在李文才连长一旁的指导员肖友恩大声问道：“你是怎样当的国军？为什么愿意参加我们解放军？”
　　张富清略加思考后说：“乡里抓壮丁，我二哥被抓上了，可我二哥刚结婚，又是家里的顶梁柱，我妈让我顶替二哥当了壮丁。国民党官兵又抢又赌，团长一夜能赌输全团的军饷;班长和老兵油子也赌钱，还打人。而解放军‘很仁义、很规矩’！我听说解放军纪律严明，从不拿老百姓东西，借什么一定归还，损坏了赔新的;我还听说解放军是穷人的队伍，不打人骂人……”
　　指导员肖友恩对张富清的回答很是满意，夸赞他说：“你讲得不错，我们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就是为了人民翻身得解放而打仗。”
　　天色大亮，瓦子街断断续续的枪声划过灰沉沉的天空。狂野的西北风吹得院前掉光了叶子的一棵老榆树嘎嘎直响。张富清站在队列前，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三五九旅七一八团二营六连四班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人生的路，最要紧的就那么几步。瓦子街战役后，张富清的生命揭开全新一页。他手持钢枪，站在塬上，仰望东边黎明的曙光，一轮红日正喷薄欲出，面对全新的世界，他庆幸自己黑暗的人生到此结束，光明的人生从此开始。他激动地高声唱起了刚刚学会的歌曲《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以表达自己从未有过的欢愉心境。

四、激战壶梯山

　　三五九旅，是一支诞生于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部队，旅长是大名鼎鼎的王震。长征到达陕北后，三五九旅唱响南泥湾，是一支敢打敢拼无孬种的英雄部队。
　　张富清分到4班后，迫不及待地扯掉了军装上代表着国军的标志符号，摘掉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帽徽。张富清自觉地与过去决裂的举动正好被指导员肖友恩看在眼里。肖友恩走到他身边，拍拍他的肩膀说：“张富清同志，你扯掉衣服上的国军标志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要从思想上、内心世界里与过去的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作风彻底决裂，做一名爱人民、听指挥、不怕死的解放军战士。”
　　张富清并腿敬礼，坚决地说：“我是穷苦农民的孩子，我恨透了国民党军，我保证做到！” 　　张富清编入六连后，他不仅得到了战友兄弟般的温暖，还得到了组织的关怀。他参加解放军第二个月，正好赶上西北野战军军事政治整训。在一次政治课中，指导员肖友恩为他们全文通读了毛主席闪耀着光辉思想的《为人民服务》，并逐字逐句进行了讲解，让战士们明白了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价值和意义。张富清这才知道共产党的领袖叫毛泽东，知道《为人民服务》是毛主席为一个叫张思德的红军战士牺牲后写的一篇纪念文章。文章围绕为谁去死的意义和价值进行了深入透彻的阐述，这让他明白了为人民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命比鸿毛还轻的深刻道理。指导员还告诉他们，人民就是劳苦大众，法西斯就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地主阶级集团。指导员的政治课让张富清如梦方醒，他终于明白，虽然人都是要死的，但死的价值和意义完全不同：为国民党卖命而死是轻于鸿毛;当解放军为人民利益而死是重于泰山。指导员好比播种人，他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像一粒种子播在了他的心田。这粒孕育理想信念的种子，从此在春风化雨中生长，在战火考验中成长，直到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对比国民党军，张富清有着切身的体会。加入解放军的行列，与在国军队伍里相比，虽然吃得差、穿得差，睡得差，可解放军官兵平等友爱团结，有做人的尊严，还有人生奋斗的理想。
　　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军队，张富清只觉得换了人间，脚下的路有了光明的未来。
　　肖友恩指导员见张富清表现积极、作战勇敢，便有心培养他，常找他谈心，给他讲解灌输党的理论和思想;对于他的积极表现，时常在连队大会上提出表扬，激励他在战场上奋勇杀敌。
　　两个月后，在一次突击遭遇战中，张富清发现自己竟然听到了枪声不再害怕。在抢夺一个高地时，他勇敢地冲在最前头，膀子负了伤，他也没有下火线，坚持战斗到胜利。在这次突击遭遇战中，他因表现突出，荣立团一等功一次，还被提拔当了副班长。
　　张富清对自己的光明前程充满了希望，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了憧憬。他不会写字，但他找连队的文书代笔、他口述，写下了入党申请书，表示坚决跟党走，听党的话，做一名党的好战士，在战场上不怕死，英勇杀敌，为党和人民多立战功。永远做到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他的入党申请书虽然只有半页纸，却饱含真情，字里行间表达了对党的热爱和向往。肖友恩指导员对他的入党申请书非常满意，表扬他是一个做比说更好的优秀战士。
　　有了信仰，就有了追求，就有了力量，就有了精神。张富清这个少言寡语的汉中汉子，由弱不禁风的小绵羊，从此变成了一只小老虎、一个不怕死的突击队员。
　　1948年8月中旬，正是关中平原苞谷玉米灌浆的时节。西北野战军发动了壶梯山战役。
　　驻守黄龙、介牌、壶梯山一线的是胡宗南部第三十六师，师长为钟松。钟松在连吃败仗后深知，冯原是黄龙山的门户，介牌山是冯原的屏障，壶梯山是冯原的钥匙，如果壶梯山失守，则冯原镇以南无险可守，解放军就可以由介牌山居高临下，直扑富平、蒲城以及渭南等地，包围西安。
　　为了加强防御，钟松命令所属部队在冯原镇、壶梯山、刘家凹正面宽12公里、纵深长6公里的地域内，构筑了要点式的防御体系，以壶梯山为重点构筑了核心工事，作为对抗西北野战军的主要支撑点。8月3日，钟松在玄武庙中召集第三十八旅连长以上军官训话，决心在壶梯山与西北野战军决一胜负，以报一年前在榆林地区沙家店 “走麦城”的战败之仇。
　　8月8日，我军除以少数部队阻援外，集中5个纵队11个旅的兵力，围歼驻守冯原一带的三十六师。具体部署是：主力第一、第二两个纵队首先东西夹击敌主阵地壶梯山及其西北魏家桥之敌二十八旅;第四纵队向冯原镇及其以南地区第一、二、三旅攻击;第三纵队向镇东第一六五旅攻击;第六纵队攻击防守刘家凹一侧的一四二团。西北野战军采取的是中央突破、两翼包围的迂回战法。中央突破的目标是壶梯山。而壶梯山地形十分险要，敌军又构筑了很多明碉暗堡，组成了十分坚固的防御工事，形成了阻挡我军进攻的重要屏障，显然是一块很难啃的骨头。而担负攻打壶梯山的主力部队，正是由王震指挥的第二纵队，而三五九旅是啃硬骨头的主攻部队。
　　战斗在黎明前打响。西北野战军集中炮火对壶梯山进行了持续的猛烈的炮轰，一时之间，炮火连天，地动山摇。炮击停止后，各部队开始攻击。横在张富清所在的连队面前的是一道山梁，在最高处的几个碉堡射出的密集子弹组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火力网，一时打得部队官兵抬不起头来，几次冲锋都因伤亡过大而中止。战前身为班长的张富清再一次被连长任命为突击组长。攻击受阻，连长李文才对站在面前的突击队员说：“党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你们要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把狗日的碉堡给老子炸掉！”个子不高的张富清，背着枪，抱着炸药包，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冲在最前头。他一会儿弯着腰贴地小跑，像钻山豹一样，在一个个小山包、一条条小沟壑之间快速穿梭;一会儿卧倒在地匍匐前进，借着地势、陡坎、树木和敌人挖的壕沟隐蔽向前。他凭着勇敢和机智，成功地靠近了一个吐着火舌的碉堡。他绕到碉堡一侧，将手榴弹塞进炸药包，然后趴在地上，将炸药包放在了射击孔下。在拉响手榴弹后，以极快的速度顺着坡地滚进了碉堡前不远的战壕里。他的身体刚刚落地面朝下趴好，轰隆隆一声剧烈的爆炸在山顶响起，碉堡的土木顶盖被掀到了半空之中。
　　当他从战壕里爬起来时，人还处于眩晕的状态。只觉得眼前的阳光金光闪闪，只觉得朝着山冈上冲锋的人如潮水一般。
　　聽到胜利的呐喊，他笑了。他庆幸自己成为指导员所希望的勇敢战士。满脸被炮火熏黑的李文才连长朝他竖起了赞许的大拇指;肖友恩指导员夸奖他“好样的”。
　　在壶梯山战斗中，他的右臂和右胸部被敌人的燃烧弹灼伤，他咬着牙，忍受着疼痛，随着部队攻到了山顶。他以不怕死的劲头，不仅炸毁了一个碉堡，还消灭了几个敌人，缴获了敌人三挺机枪。
　　历时四天的壶梯山战斗胜利结束。钟松叫嚣在壶梯山与西北野战军决一高下的美梦再一次破灭。据史料记载，壶梯山战役，我西北野战军共歼敌近万人，收复县城三座，敌三十六师钟松部三分之二人员被歼灭，所有部队仓皇后撤至大浴河以南的寺前镇、永丰镇地区转入防御。 　　庆功会上，张富清荣立军一等功一次并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荣立战功和荣誉称号是组织对他在战场上不怕死的英雄血性的褒奖，是对他听党指挥勇战强敌的激励。
　　在硝烟还未散尽的战场，经党组织批准，张富清在火线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他所向往的共产党员。如果说立功是组织对他英勇作战的肯定，那么吸收他加入党组织，这既是党对他表现积极的高度认可，也是对他政治可靠的极大信任。
　　壶梯山战役结束后，连队组织在火线上加入党组织的新党员举行了入党宣誓。在入党宣誓中，一句“听党的话，跟党走，为人民服务”的铿锵誓言，从此成为张富清一生的奋斗目标，成为他一生的行为操守和准则。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连长李文才、指导员肖友恩。70多年过去了，世事沧桑，早已物是人非，可是在张富清记忆的时空中，连长李文才、指导员肖友恩这两个人的名字，深深地镌刻在了他的脑海里。每当回忆起炮火连天的岁月，回忆起连长李文才、指导员肖友恩对他的关爱引导，回忆起跟着连长李文才、指导员肖友恩一起打仗、一起训练、一起学习的短暂时光，他们的音容笑貌便跃然而出，仿佛就在自己的眼前，正对他下达突击的命令，或者站在队列前夸赞他作战如何勇敢，号召全连官兵向他学习，敢于冲锋，勇当突击队员。这个在梦中时常出现的片段，成为他人生一段最美好的追忆。尤其是，每次打了胜仗之后，连长李文才鼓励他做“永远的突击队员”成为他为党献身的力量源泉，而指导员肖友恩嘱托他 “听党的话，跟党走”成为他一生难忘的谆谆教导。
　　正因为他的人生奋斗方向明确，正因为他明了了生死的意义，正因为他明确了为谁而冲锋向前，所以赴汤蹈火在他心中不再是畏惧的代名词，枪林弹雨的战场让他浴火重生。从此，张富清成为连队突击队的主力军。他说，在战场上，怕死是打不了胜仗的，子弹往往专找怕死的人。“冲锋在前打头阵、不怕死的张富清”一时成为战友们的口头语。在接下来的大大小小的战斗中，他屡立战功，先后荣获西北野战军军一等功一次，荣立师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以及师战斗英雄称号。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在给张富清家里的报功书上这样写道：“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三五九旅七一八团二营六连，任副排长。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驰报鸿禧。”

五、进疆出疆

　　经过1948年的一系列战役，到了1949年西北战场上，胡宗南已经由兵力上的优势转为弱势，地盘也在节节败退中逐渐缩小。党中央根据全国战争需要，对部队进行了再一次整编。1949年2月1日，西北野战军整编为第一野战军。王震率领的第二纵队整编为第二军，张富清所在团整编为第一兵团第二军第五师第十四团。
　　这不是简单的部队序号整编，也不仅仅只是番号的改变，而是标志着时局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全国全面解放的黎明，已经在海平面上露出曙光，而且那曙光正变得越来越亮，不久将照亮全中国。随着西柏坡的指示在“嘀嗒”的电报声中向各野战军发出，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奔袭作战的脚步让沉睡的神州大地发出隆隆的响声，中华民族的新生就在眼前。
　　关中大地，硝烟散尽。1949年7月中旬，陕中战役的最后一战在宝鸡打响，王震率领的第二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大败胡宗南余部。8月5日，第一野战军发出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为“解放整个大西北而战斗”“敌人逃到哪里必须追到哪里，不给片刻喘息机会”。
　　第一野战军在西北的战场态势由守转攻、由攻转追，各部队官兵士气大振，官兵们冒风雨、忍饥饿，连续奔袭作战，敌人逃到哪里就追到哪里，真正不给敌人以片刻的喘息机会。张富清回忆那段行军打仗的时光时，脸上充满了胜利的自豪。他说：“在那段追击战中，每天要么打仗，要么急行军，几乎没有在哪个地方停过两夜三夜，是走到哪，睡到哪，敌人逃到哪，追击到哪。奔袭行军，成为常态。行军时根本就没有碗来盛饭吃。炊事班的战士将做好的馒头、窝窝头装进筐子摆在路边，当队伍经过时，他们便将馒头、窝窝头随手放进我们端在手中的帽窝里，一边行军一边吃饭。”
　　胡宗南率部分残余主力逃往汉中，其他残余分别溃逃到天水、平凉一带。第一野战军分三路大军向汉中、天水、平凉实施追击围歼。我军步步紧追，胡宗南只能继续向西南逃窜。关中大地全境解放，八百里秦川，换了人间。
　　在西柏坡，王震司令员主动向党中央、毛主席请缨：“我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一切需要去的边疆去，到新疆去！”
　　王震的请缨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批准。1949年10月，关中大地一片丰收繁忙。整编后的第一兵团，沿河西走廊，翻乌鞘岭，过武威，经张掖，出高台，在新中国成立的第4天，兵团抵达酒泉。
　　进疆前，第一兵团在酒泉召开了进疆誓师大会。兵团政治部发出了振奋人心的号召：“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
　　酒泉至喀什相距2500多公里，需要穿越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需要翻越白雪皑皑的雪山峻岭。当年，新疆不通铁路，公路也非常差。恶劣的环境和气候条件与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相差不多。队伍在挺进途中，张富清和他的战友们高唱由王震的诗谱成的战歌：“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激励人心的战歌，成为他们克服困难的力量之源。
　　一路上，他們风餐露宿，与风雪严寒抗争;一路上，他们用脚板丈量祖国的土地，用忠诚抒写对人民的热爱。在行军途中，张富清作为战斗骨干调入第二军教导团。在吐鲁番过冬后，教导团又开始了长途跋涉，徒步行军1600多公里，于1950年三四月间到达喀什。
　　喀什古称“疏勒”“任汝”“疏附”，三面环山，一面敞开。虽然历史悠久，但当时并不繁华，生活条件比较落后，可是对于一路征战艰苦无比的官兵们来说，到了喀什也就相当于进入了天堂。张富清说：“到喀什后，部队发了军鞋，此后再也没有打过光脚板。以前，没鞋穿是常事。”他的脚底老茧又厚又硬。他说：“赤脚不影响行军打仗。” 　　在喀什，不光发了新军鞋，还发了新军装。张富清满脸幸福地说：“大部分官兵换上了黄色的新军装，还有了新棉衣。”整个部队全体换装，那是到了南疆以后。
　　在喀什，他们用汽油桶烧开水，不是为了烧水喝，而是为了煮虱子。那种“幸福”让张富清至今难忘。他说：“从宝鸡入天水，转战到平凉，又从平凉走河西走廊。哪怕在酒泉，我们也没有机会和条件洗澡，军装穿得又脏又破，身上的虱子多得无法形容，说出来都让人无法相信。记得抵达喀什的第二天，各连找来汽油桶，装上水，架到柴火堆上烧。那可是我们第一次洗上了热水澡，脱下的衣服用开水烫泡后，水面上漂了一层死虱子……”张富清轻快地笑着继续说：“虱子一下两下弄不绝，经过半年的清洗，我们的身上才没了‘小动物’”。
　　解放军官兵入疆，揭开了新疆历史的新篇章。教导团进入疏勒后，他们一手持枪剿匪，一手拿锄头开垦土地;一边自己动手搞营房建设，一边练兵备战，随时迎接新中国的召唤。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志愿军官兵在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也付出了重大牺牲。在炮火连天的朝鲜半岛，英勇的人民志愿军亟须补充新鲜血液和战斗骨干。
　　那是1953年年初，部队在召开援朝作战动员会后，团政治处的一名领导找到张富清说，上级准备抽调连以上战斗骨干入朝作战，问他有什么想法。
　　张富清心里像明镜一样清楚，到朝鲜与美国为首的西方联军打仗，要比在国内與胡宗南部队打仗艰难百倍，流血牺牲的概率要大百倍。可他心里更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听党的话，军人就是为战争而生，疆场才是血性男儿驰骋的天地。此时已经升任副连长的张富清明确而又坚定地对领导表态说：“新中国不容侵犯。我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如果党需要我入朝作战，我将义不容辞！”
　　张富清毫不犹豫地请战要求很快得到了组织的批准。半个月后的一天，他与教导团十几名战斗骨干一起，再一次迈开双腿，沿着进疆的路，昼夜兼程赶向北京。
　　进疆再出疆，八千里路云和月。出疆对张富清来说既是人生的一次再挑战，又是人生的一次再“长征”。进疆时，随大部队生活有保障，不用操心吃饭问题;出疆时因为人少，他们是背着用面粉做的坨坨馍解决肚子的问题。沿途，公路时通时断，遇上了车就搭一程，没有车或者路不通时，就靠两只脚徒步行军。
　　一路行军，饱尝人间之苦。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翻越沙漠戈壁，经历风雨冰雪、烈日狂沙。当他们途经鄯善时，突然遭遇沙尘暴，黄沙遮天蔽日，一行人压低帽檐，勉强睁开眼睛辨识路线。走出沙暴区后，他们的耳朵、鼻子灌满了细沙，嘴里一咬牙也是嘎嘣直响。
　　一路荒漠，少见人烟。一路上最缺的是水，在补给站或者是老百姓家装一壶水，都不舍得喝，实在渴得受不了才拧开盖子喝一小口。因为风沙大，路走得急，每个人干燥得口鼻出血。回忆起那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张富清说：“跟唐僧西天取经一样难。一路上先后有好几个体质稍差的同志，因缺水少吃而屡次晕倒。”
　　到了北京，他们一个个变得又黑又瘦。“在到达北京的头几天里，因为长时间的疲劳，好菜好饭吃得都没有胃口，只是见了水亲，一连补了好几天的水，对水的饥渴感才逐渐消失，”张富清感慨地说，“看来人缺不得水，水就是人的命哩！”
　　张富清一路征战，全凭两只脚板。在短暂的几年时间里，他从陕北的一个塬到另一个塬，从一个沟到另一个川;从“山连山”的秦岭到高山峡谷的祁连山;从黄沙漫天的戈壁到首都北京，跨过了万水千山。由此可见，新中国，既是一枪一弹打出来的，也是无数官兵用脚板走出来的。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就在他们这批待命出征的战斗骨干在北京休整期间，朝鲜战争局势有了明显缓和。正当他们披甲准备出征的时候，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订。停战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朝鲜战场不再有大的冲突发生，在朝鲜作战的部队将分批撤回国内。因此，他们这批准备入朝参战的干部队伍也就没了必要再入朝作战。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统一安排，按照组织的分配，张富清被派往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学习。他先后在天津、南昌补习文化，最后又分配到了武汉，在位于武昌的武汉空军文化补习学校继续学习深造。

六、婚姻大事

　　时光荏苒，光阴如白驹过隙。张富清从参军离开家乡至今已经整整六年了，六年来他没有休过一次探亲假。不是他不想休，不是他不想亲人，而是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和条件。
　　1954年的初夏，张富清从汉口站坐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到达西安站后再转长途客车，几经辗转，翻山越岭回到了阔别六年的马畅镇双庙村。
　　六年不见，老母亲周爱女满头青丝变成了灰白。周爱女颤巍巍地拉着一身戎装、英姿飒爽、白白净净的张富清看了又看，简直不敢相信站在自己眼前、拉着自己手的就是自己的幺儿子，那个又瘦又小像只小老鼠的幺儿如今完全变了模样。
　　张富清眼见30岁了还单身一人，周爱女心里急，四处托亲戚给幺儿说媳妇。周爱女的娘家堂兄周明林，与双庙村农会主席孙瑞祥的妹妹是亲戚。周明林知道孙瑞祥家有一个年十八岁还未说婆家的姑娘叫孙玉兰;也知道孙玉兰是一个漂亮、活泼、上进有追求的好姑娘;便托孙玉兰的姑妈去找她侄女探个口风，如果有那个意思，他就穿针引线给外甥张富清当红娘。
　　其实，张富清从部队回家探亲的消息在双庙村传开后，在来看他的人群中，就有那个叫孙玉兰的姑娘。她不仅是双庙村的青年积极分子，还是村妇女主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在此之前，她到过张家几次，第一次是随县上的干部给张家送部队邮回来的立功喜报，再后来是春节和“八一”随村委会到张家慰问。张富清回村的第二天，她就随着众人一道来到了张家。在孙玉兰眼里，张富清并不像村里老人所讲的又瘦又小，她只觉得一身军装的张富清不仅长得细眉大眼、相貌堂堂、丰姿英俊，而且正直善良，充满了阳刚和朝气。如果说在没有见到张富清之前她只是出于对英雄的憧憬和崇敬而充满了热爱，那么在见了张富清之后，一个少女的心便开始了萌动，她的第一感觉就是眼前的张富清将是与自己一生结缘的人。 　　考虑张富清探亲时间有限，经两边媒人商定，两家大人第三天就在孙家见了面。果然孙瑞祥并不像周爱女想的那样讲究门当户对，而是非常开明地说：“新社会了我们不搞父母包办，只要两个娃同意，我们做大人的就没有意见。”
　　有了孙瑞祥这句话，那是一锤定音，定下了张富清与孙玉兰的百年婚姻。
　　张富清虽说没有直接与孙玉兰讲过话，但他在见了孙玉兰后顿生似曾相识之感，打心眼里一下子喜欢上了这个纯洁美丽的姑娘。而孙玉兰对大自己整整11岁的战斗英雄张富清是既崇拜又喜欢，发自内心的声音再一次告诉她，眼前的英雄就是自己一生可以托付的人。
　　六月的初夏，巍峨秦岭，草长莺飞。子房山下，湑水河里绿波荡漾，汉江江面烟波浩渺。紫薇花红得娇艳，飞翔的朱鹮白得耀眼。漂亮大方的孙玉兰与朴实无华的张富清经媒人牵线定了亲，按乡间民俗，媒妁之言，结秦晋之好。
　　同在一个村，相约便利。至此，张富清与孙玉兰时常相约于湑水河边。夕阳西下，渔舟唱晚。他们听潺潺的河水，看渔翁垂钓，听船工号子，赏夕阳美景，畅谈人生理想和美好未来。
　　休假时间是短暂的，一晃半个月假期结束了。离家前，两家人再次坐在一起。鉴于张富清年龄偏大，两家人约定年底给娃娃们办理婚事。
　　可是到了年底，因种种原因，张富清无法请假回家。经组织批准，同意他未婚妻来队，在部队举行婚礼。
　　孙玉兰接到信后立即行動，按照张富清的交代，在村、镇两级开好了介绍信。可她毕竟没有出过远门，又是一个女孩子，孙家考虑再三，决定由孙玉兰的小叔护送她去武昌。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孙玉兰在小叔的护送下，一路辗转从洋县来到了武昌。
　　两人见面第二天，张富清拿着部队开的介绍信领着孙玉兰到地方民政部门办理了结婚登记。然后，两人在江岸区人民艺术照相馆拍了结婚合影，又一同到商店里买了大白兔糖块和大公鸡牌香烟，为的是招待战友。
　　那个年代，人们崇尚俭朴的新生活，哪怕结婚也都是越简单越好。张富清与孙玉兰没有举行婚礼，甚至没有在餐馆请客。婚姻登记当天晚上，张富清从食堂打回了三道菜，又在餐馆端了三个菜，在副食商店里买了一瓶酒，请孙玉兰的小叔和一位战友作为见证人，在宿舍里吃了一顿饭。
　　他们结婚的洞房，是部队的一间单人宿舍。宿舍没有任何装饰，只是孙玉兰用她那双灵巧的手，用买来的红纸剪了三幅喜鹊闹春的喜字，一张贴在门上，一张贴在窗户的玻璃上，一张摊放在张富清叠得比豆腐块还要整齐的军被上。
　　隆重的婚礼，可以成为人生喜庆的记忆;而简朴的婚礼，同样让两个新人一生难忘。

七、到来凤去

　　人生的奇妙就在于常常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1955年1月，经过一年多的文化补习和专业学习，张富清即将光荣毕业。毕业本是很正常的事情，可他们这批学员的毕业，将迎来集体转业。学校领导希望他们以党的事业为重，关键时刻听从党的召唤，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人民需要的地方去。
　　那时，国家建设百废待兴，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不仅军队需要干部，地方更需要年轻有为的人才。张富清面临的不是安置去向的选择，而是转业分配去向的抉择。当时，他有三个选择方向：一是回老家汉中洋县，二是留在武汉，三是到湖北恩施来凤。回汉中洋县，既是衣锦还乡，又得天时地利;既便于开展工作，又可回报家乡人民，还可照顾亲人。武汉，九省通衢，城市环境优越，工作生活便利，是人人向往的大城市。恩施来凤，山高沟深，穷困偏远，条件艰苦，人生地不熟，开展工作难度大，生活困难大。
　　过去，在事关个人前途命运的问题上，张富清是自己一个人拿主意、做决定，不需要与人商量。现如今，他不再是单身一人，他与孙玉兰已经正式结婚，三种选择也许就是今后三种迥然不同的人生，他需要与孙玉兰沟通商量。一旦选择了安置地，到来凤偏远贫困的山区，那可是背井离乡，从此再也无法回到养育的故乡去工作。他对孙玉兰讲了转业分配可以选择的三个去向，也给孙玉兰讲了领导的动员谈话。他说：“领导动员我到湖北恩施来凤，那儿偏远落后，环境艰苦，情况复杂，需要干部，你愿不愿跟我一起去？”
　　孙玉兰不假思索地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转业到哪儿，我跟你到哪儿。”
　　孙玉兰的回答让张富清既诧异又惊喜，他没想到孙玉兰的思想境界和觉悟是如此之高，决心是如此之大。结婚时，他回不了家，一封信回去，孙玉兰二话不说就来到了部队，而且对举行婚礼没有任何要求，那时他就在心里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位通情达理、不好面子、讲求实际、可以同甘共苦的好媳妇。尤其是结婚后朝夕相处，孙玉兰的任劳任怨、贤惠温柔，让他无数次感慨，自己找到了一生的好伴侣。他万分欣喜地说：“那就好，我们听党的，就按组织的要求到来凤去。”
　　但是，孙玉兰还是怀着好奇心地问：“来凤在什么地方？”
　　张富清也没有去过来凤。他只是在领导的办公室里挂着的地图上看过来凤。从地理位置上看，来凤位于湖北的西南角，在湖北、湖南和重庆的交界地带，属于湖北省的边地;从地图标识上看，来凤群山连绵。他对孙玉兰实话相告：“我也只是在地图上看过，在湖北省的西南部，那儿尽是大山，比我们老家北面的子房山好像还要大。”
　　孙玉兰一脸灿烂地笑着说：“难道比我们洋县北面的华阳还大？比秦岭山还大吗？”
　　张富清说：“来凤我也没去过，不好比较，听湖北的战友讲，那儿很穷，反正你要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
　　孙玉兰不服气地说：“在老家，我家虽然比你家条件好点，但也好不了多少，我从小也不是在蜜罐子里长大的。”
　　张富清说：“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
　　孙玉兰说：“只要能够与你在一起，吃再大的苦，我也能忍受。”
　　张富清一把握住妻子的手说：“可是说好了，我明天就找领导去报名。”
　　第二天一上班，张富清就走进了队教导员的办公室，正式口头提出了转业到来凤工作的申请。 　　队教导员对张富清主动申请去来凤县工作大为感动，出于关心，他提醒张富清说：“你是我们队100多人中第一个报名到来凤那样的艰苦地区工作，你的精神让我很受感动。我想告诉你，到来凤是组织的号召，而不是行政命令，希望你认真考虑，到那儿工作可是一辈子的事情。”
　　张富清坚定地说：“既然是组织的号召，我定当响应。”
　　教导员关心地问：“你现在不是单身一人了，你与你那口子商量了沒有？”
　　张富清说：“昨晚我们俩就合计好了，她支持我到来凤工作，表示我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
　　教导员如释重负地说：“你真是找了个好媳妇！”
　　很快，转业命令宣布。张富清办完手续后的当天下午，他就带着孙玉兰到长江码头购买了第二天从汉口开往宜昌的船票。
　　第二天天未亮，他们早早地起了床，张富清像过去打仗行军一样将被子褥子捆好，孙玉兰将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和衣服分别装进两个帆布包里。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多余的物品。一切收拾完毕，天才放亮。
　　张富清背着背包，一手提着在北京驻训时部队配发的棕色皮箱，一手提着一只装有生活用品的帆布包，另一只帆布包由孙玉兰提着。一个背包、一个皮箱、两个帆布包，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
　　出了门让张富清没有想到的是，刚出门就看见队领导和战友们已早早地等候在门口为他们送行，队教导员拉着他的手，一再叮咛说，在地方工作，工作任务发生了变化，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工作对象发生了变化，只要永葆革命的理想信念，永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永葆军人吃苦耐劳的本色，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我们期待着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为人民再立新功。
　　时间到了，与战友敬过礼后，在热烈诚挚的祝福中，张富清与孙玉兰登上了汽车，离开了学校大院，来到了汉口船运码头，登上了汉口开往宜昌的轮船。
　　太阳从东方升起，霞光映红了波涛起伏的江面。早春二月的风，裹挟着寒气，吹得人喘不过气来。随着“嘟嘟”几声长鸣，船逆流而上起航了。迎面扑来的浪涛撞击着船头，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船尾则是船身犁出的槽痕，但很快就被随后跟来的浪涛给填平了。
　　他们放好了行李，来到了甲板上。他们怀着新奇的心情，尽情欣赏长江两岸的美景。激情之中，孙玉兰又开始小声吟诵崔颢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日暮乡关何处是……”张富清听着孙玉兰的吟诵，心里如长江浪花翻滚。他在想，远离了乡关，云雾中的来凤是个什么样子呢？
　　来凤虽说跟武昌同在湖北省，走起来却是那样的遥远。从汉口溯水而上到宜昌用了整整两天。好在他们是第一次坐船，都不免激动，也不觉得时间过得慢。在宜昌码头上了岸，从宜昌坐车到恩施又用了两天，尽收眼底的不再是广阔的江汉平原，而是层峦叠嶂的万重山。从恩施到来凤也就140多公里，他们以为大半天的工夫就可抵达，但汽车在崇山峻岭里硬是走了两天。足足一个星期的时间，他们才从武昌抵达来凤县城。

八、粮油所主任

　　张富清站在来凤县城中心的凤鸣山上，鸟瞰来凤，县城像一颗晶莹剔透的明珠，被四面翠绿的群山环抱。其形其景与家乡的洋县相似，只是来凤城关的地势没有洋县平坦宽阔，四周的山也比洋县高了许多。
　　来凤县城，地处鄂、湘、川三省边区要冲，位于四面环山的小盆地里，是典型的“一脚踏三省”之地。一条酉水河从县城南边流过，河的对岸就是湖南龙山县。酉水发源于宣恩县七姊妹山，流经来凤89公里，于沅陵县城西汇入沅江，奔向洞庭湖，是土家儿女的母亲河和精神家园。
　　酉水以水知名，张富清与孙玉兰没有读过沈从文的小说，也不知道为何有人把酉水河比喻为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其实文人之所以这样比喻，在于沈从文曾深情地描写：“白河便是历史上知名的酉水，新名叫作白河……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清澈见底，深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皆如浮在空气中。”
　　第二天，张富清找县领导报到，县领导简要地给他描述了来凤县基本情况后，也许出于对张富清是转业军人的考虑，还重点给他介绍了来凤县的革命历史。来凤县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革命老区，来凤参加红军的人很多，有300多名红军战士倒在了长征路上，可以说，来凤是英雄的故乡。同时，来凤情况也较复杂，1950年至1951年，来凤经过大小剿匪战斗87次，捕歼土匪近万人。
　　听到“英雄”“土匪”四个字，张富清心里一颤。难怪来之前学校领导对他讲，来凤情况复杂。他当时并未理解，还以为是人际关系复杂。现在听县领导一番介绍，他终于明白，来凤情况的复杂性在于，既诞生了众多革命英雄，又滋生了为数不少的土匪。
　　来凤，街道两旁的房子，大多为木板房，既破且旧，一条蓝河（也叫老虎洞河）穿城而过，流入城边的酉水河，老百姓的房子多临蓝河而建。总共不过三街九巷，人口稀少，不过五千，除了两家铁匠铺，几乎没有工业，生产落后民生凋敝。看着群山环抱的县城，张富清深深感到现实的来凤与“有凤来仪”这个名字的由来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县上的领导得知前来报到的张富清经历过战火的考验，上过军事文化补习学校，经过了专业的培训，于是给他安排了一份很重要的工作——担任城关粮油所主任。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粮油所主任这一职务，在来凤小县城，可谓比天还大。因为粮食是困扰中国几千年来的大问题，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人都在为填饱肚子而发愁，要不然早晨见面第一句话，一般都会问“你吃饭了没有？”来凤是七分山地三分田，而且山高沟深靠天收。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使粮食收购在来凤显得更加困难。那时，粮食采取的是“统购统销”政策，天时和地利对来凤来说都不占，城市人口需要大量粮食，可收上来的公粮又不够分，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为了填饱肚子，县城里的人时常用一斤粮票去换五斤红薯，红薯虽然没有大米饭好吃，虽然吃得糙，可总比饿肚子强。 　　张富清为此绞尽脑汁想了不少办法。一方面自己建米厂，搞大米加工，尽可能提高精米供应;一方面严格规矩，严把分配关。有一天，县委机关派人来买米，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要求多给细米，细米就是优质米。张富清也不客气地呛道：“群众别说细米，粗米都不够，按规矩办。”这名办事员很生气，回去就找领导告了状。县上一位领导听说后，专门把张富清叫到办公室，直截了当地提醒他，注意工作方法，原则要讲，灵活性也得有，办事不要太固执。在权力面前，张富清没有退步，他掷地有声地说：“粮食紧缺，谁也不能搞特殊，不然就违反了党的政策！”
　　县领导听了，气得脸红一块紫一块，可又不便直接发狠发威，毕竟张富清说得有道理。张富清也不管那么多，也不管领导高不高兴，一句妥协的话也没说，更没找个台阶给领导下。最后，领导只得自找台阶，夸他坚持原则，党性观念强，不愧是部队培养的，有军人直来直去的硬作风。张富清也不去想领导是在真夸他，还是话里有话。本来就不爱说话，坐在那儿半天也不言语，谈话在尴尬的气氛中不欢而散。
　　在战争年代，张富清于生死而不顾，冲锋在前，勇炸碉堡;在和平年代，他坚持党的纪律，严守党的规矩，体现出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对人民的赤胆忠诚。这种毫不变色的高尚品质，成为他公仆一生的永恒底色。
　　1955年11月，张富清和孙玉兰的大女儿出生，因为是头胎，又生在异乡来凤，所以他们给女儿取名为张建珍。小家庭从此多了新的成员，在来凤他们后继有人。
　　张富清勤勉、扎实、清廉的工作作风，赢得了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一致好评。当年来凤县粮食局党支部对张富清进行了考察，结论是：“能够带头干”，“群众反映极好”。因为工作成绩突出，1956年5月，他被提拔为县粮食局副局长，任职不久，又到纺织品公司任党支部书记。

九、找水

　　正当张富清甩开膀子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他被安排进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党校脱产学习。
　　这一年是1957年，3月，张富清走进了党校。深秋，张富清的大儿子出生，那是一个建设国家的火热年代，他给儿子取名为张建国。
　　1959年张富清从党校学习结业，组织上任命他担任三胡公社副主任（1958年，成立农村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三胡区改制三胡人民公社）。安排他任职的理由是：三胡公社贫穷落后，急需年轻有为的干部充实公社领导班子，以尽快改变三胡的落后面貌。
　　在当时，来凤县城里的人常这样打趣三胡公社：三胡的人，都是吃稀饭的，如果在县城看到谁衣服上有稀饭渍，准是三胡的。
　　反正一个字：穷！
　　哪里有困难他就到哪里去，越是艰苦的地方，他越是一往无前。张富清接到任命通知后，二话不说，举家迁到了偏遠贫穷的三胡公社。
　　三胡多山，多高山。“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地，身无三分银”，三胡是样样占全。
　　靠天的地方，最怕的是天旱，可恰恰三胡连续两年大旱。老天似乎在考验张富清。在他上任三胡公社两个月后，三胡又遭遇了百年未遇的旱灾，一时各生产大队人畜用水告急，谁去上巴院子？公社党委田书记两眼巴巴地望着党委成员。
　　“我去！”张富清站起来干脆有力地说。
　　第二天一大早，张富清头戴草帽，脚穿草鞋，背上挎包和水壶上了路。
　　那时，三胡公社与各管理区、生产队不通公路，由一条条崎岖陡峭的山路与各生产队相连。张富清天麻麻亮从家里出发，走到下午三点才到上巴院子。身上带的一壶水，因为天太热，早已喝得见了底。四面环山的上巴院子唯一的一条小河干涸了，所有的堰塘干涸了，田地里的庄稼枯得可当柴火用，就连村中寺庙里一口本千年不干的老井也快见了底。
　　在生产队队部，因急火攻心而满嘴起泡的大队支书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干旱的天，一个多月了一滴雨都没有下，再不下雨，人都得干死。”
　　张富清一口陕西话，当地人听不大懂，他尽量少说话，要说就说短句，于是说：“找到水才能保命，等雨咋行？”
　　支书舔了一下满嘴起泡的嘴唇说：“寺庙里千年古井都见了底，还能有什么办法？”
　　在他们多年形成的思维定式中，只要庙里那口古井枯竭了，其他的地方就不会再有水。古井代表着干旱的程度，也影响着他们找水的信心。
　　张富清的倔劲上来了，不容商量地命令道：“这么大的山，不可能没有水，出去找！”
　　支书说：“古井都见了底，其他的地方也不会有山泉水。”
　　张富清干渴的嗓子仿佛在冒烟，他抿了抿嘴唇说：“不找，你怎么知道找不着？”
　　支书看了一眼窗外说：“太阳像个火球球，会热死人的。”
　　张富清一听他说“热死人”，心里就火，略带怒气地批评说：“难道比上战场还可怕吗？”
　　支书听了不再吭声，屋子里一时陷入死寂。窗外大槐树上的蝉正一齐拼了命地鼓噪。
　　张富清对民兵连长邓明诚说：“你当过兵，还上过朝鲜战场，你怕死吗？如果不怕死，你就跟我当找水的突击队员。”
　　邓明诚当了八年兵，上过朝鲜战场，登过海南岛，是一条硬汉子。提起当年陪张富清在大山里找水的往事，他说当时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
　　他立马站起来说：“你张主任都不怕死，我的命能比你张主任的命更金贵吗？”
　　张富清站起来手一挥说：“那就好，我们去找水。”
　　张富清顾不得喘口气，顾不得酷暑炎热，带着邓明城进山去找水。张富清家住汉江边，了解水的习性，知道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他们沿着绕村的小河去找河水的源头。他们沿着干枯的河床走，太阳像火球，山上的树都像烤焦了，就像随时都有可能燃烧一样。滚烫的鹅卵石直烫脚板，攀爬一道道烤热了的崖壁，就像手里握着滚烫的烤红薯。他们热得嗓子像着了火，全身汗水不停地往外冒，衣服是湿了干、干了湿。太阳落山前，他们终于走到了小河的源头。源头在一座陡峭的山峰下的一个石洞里，洞口有水缸粗。邓明诚说，往年这儿可是泉水叮咚，现在成了干鱼嘴。张富清摆了摆手，示意邓明诚少说话，以保持体力。他蹲下身子，弯着腰，便往洞里钻。邓明诚用手扯住张富清的衣服说，不要往洞里走得太深，听祖辈讲，洞里有妖怪，凡进到洞里的人，就没有人能走出来。张富清笑了笑，让他留在洞外守着，自己钻了进去。 　　山洞黑黢黢的，像张口的鳄鱼嘴;地上的细沙软绵绵的，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张富清从挎包里取出手电筒，洞穴一下子亮堂了。越往里走越清凉，越往里走越幽静。刚才还大汗淋漓，现在全身清凉。他照了一下洞壁，再用手摸，石壁上不像外头干燥，有一种湿漉漉的感觉。此时，从前面突然传来水的滴答声。他赶紧往前走几步，拐一道弯，在手电筒的光束下，一摊清水如蓝宝石般发出耀眼的光芒。他弯着身子，几步奔过去，他先是用手在平静的水面上划了几下，然后将手电筒放到水边，用双手捧起水一口气喝完，只觉得冰凉到了心坎上，甘甜到了心眼里。他拿起手电筒朝壁上照看，凹形的石壁像倒扣着的锅，长满了青苔，泉水正顺着青苔向下缓慢地淌着。
　　张富清有点激动，他朝洞外大喊了几声，但不见邓明诚应答，只有他自己的回音。他取下喝空了的水壶，装了满满一壶清泉。
　　张富清走出洞外，邓明诚正急得在那儿转圈圈。张富清对邓明诚说，这下好了，洞里有水。邓明诚哪里肯信。张富清将水壶递到了他手中，说：“你喝一口就明白了。”邓明诚接过满当当的水壶，手心里感到丝丝冰凉，他激动地一把拧开水壶盖，仰起脖子咕嘟咕嘟地直往喉咙里灌，然后一抹嘴巴感慨万分地说：“太解渴了！祈祷观音下雨不见雨，张主任来了有水喝。”
　　张富清看天色还早，让邓明诚在太阳落山前赶回村里，通知每家派一个人来取水。
　　这一夜，上巴院子的人沸腾了，他们喝到了甜水的甘泉。天旱干死人的恐惧在他们的心中烟消云散。通过找水这件事，村民们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天无绝人之路，只要努力就一定能找到走出困境的另一扇大门。
　　第二天，在张富清的带领下，他们又在一个深山沟里找到了一处泉眼。第三天，他们继续扩大战果，在离村庄最远的北山峰下再次找到了一个泉眼。
　　这一年入秋后，张富清带领上巴院子的几个生产小队的社员大搞水利建设，在几处水源地筑了小水坝，修渠引水，确保农田灌溉。1961年、1962年，上巴院子连续两年粮食丰收。他们不仅结束了干旱饥饿的状况，还积累了在水源地修筑小水坝、在小河滩修筑小堰塘，抗旱保丰收的经验，树立了人定胜天的信心。

十、连心路

　　1975年，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张富清被重新启用。他从三胡公社调到百福司公社（卯洞公社）继续担任副主任。
　　本来张富清分管公社革委会和政府机关，以及财政、供销社和生资部门，根本就不用包干下面的管理区。但在领导班子研究划分责任区域时，他抢先选择了最困难、最偏远的高洞管理区。
　　高洞管理区地处湖北与四川交界处，全部村寨都在四面悬崖的高山顶上，从卯洞公社驻地步行12公里到月亮管理区，再走7公里的羊肠小道，才能到达高洞。高洞与重庆酉阳土连土、田连田、山连山。那里不通电、路难行，办事靠走、喊人靠吼。卯洞公社属于一个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山高路远人稀的偏僻山寨。
　　但高洞也有它自己独特的优势和条件，它是当时卯洞公社烟叶的主产区，常年种植麻烟2000多亩，是公社重要的税收来源之一。除烤烟外，每年还向国家上交10多万斤余粮。可就是偏僻，交通落后，生产资料、种子、农药、化肥和群众生活日用品全靠人肩挑背驮运到山寨。
　　张富清无数次前往高洞后，心里多次萌发为高洞人修路的强烈愿望。不久后发生的一个偶然的悲惨事故，更加坚定了张富清修路的决心。
　　那是1976年的夏天，高洞遭遇了十年未遇的干旱。高洞山上没了水，一位姓廖的老人拉牛到山下的月亮村去饮水。没想到走到鸡爪山悬崖边时，牛尾巴不偏不歪甩到了马蜂窝上，马蜂群起而攻，叮得水牛受惊，蹦跳中坠入悬崖，那位老人也一同被带了下去。张富清听说后，流了泪，他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找公社彭书记说一说，为住在海拔1300多米高的高洞人民修一条路。
　　那是秋天了，秋收已经进入尾季，他趁彭书记不忙的时候走进了彭书记的办公室。彭书记正在翻阅文件，他往椅子上一坐便对彭书记说：“高洞人上山下山太不容易了。”
　　彭书记抬起头看着不善言辞的张富清，没有吭声。张富清继续说：“高洞产烟叶，挑一担背一篓烟叶下山太难了。”
　　彭书记听后只是抿了抿嘴唇，依然没接话。张富清盯着彭书记黑红的脸膛说：“给高洞人修一条路吧，不然他们一辈辈人都会穷下去。”
　　张富清说明想法后，彭书记接话说：“在高洞修路，可是和登天一样难。”
　　张富清看着彭书记正在抽烟的鼻子里喷出的烟雾，这让他仿佛又置身于烟雾弥漫的战场。他咬咬牙说：“再难也难不过解放军战士炸碉堡。”
　　彭书记说：“那是打仗，不上没得办法，为了战争的胜利。”
　　张富清一字一句地说：“为了高洞的老百姓，再难我们也得克服，修吧！
　　彭书记将一根抽完了的烟按进烟灰缸，又点燃一根烟吸了一口说：“那是在悬崖上修天路，比虎口夺食还危险。”
　　张富清想也没想就说：“我就不信比解放军炸敌人的碉堡还难。你下决心，我来组织。”
　　彭书记知道张富清的性格，一家六口人靠他一人的工资生活，老婆又常常生病住院，大女儿小时候患脑膜炎而留下后遗症，家里无论多么困难，他从不向领导诉苦求情，从不向组织伸手要救济。可是只要老百姓有了难处，他都会责无旁贷想方设法去解决。
　　彭书记将烟头狠劲地在烟灰缸里拧了又拧，然后说：“你拿个方案吧，下周公社党委开会时你提出来，大家讨论讨论。”
　　党委会上，每个人都对张富清的提议表示了赞同。他们都知道张富清是一个没有功名心的人，为老百姓做了那么多事，他从不在领导面前邀功，从不在同事面前標榜，从不在群众面前炫耀。他把功名看得很淡很淡，如果他想当官、想往上爬，一定会琢磨如何出政绩，利用各种便利的条件，谋得自己想要的职位，也不至于担任副主任十几年了还原地踏步。
　　1977年的秋后，经过前期的充分准备，卯洞公社党委吹响了攻坚克难的号角，集中力量打响了修通高洞公路的大会战。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张富清天天吃住在管理区和生产队里，与群众并肩战斗在工地现场。那时没有专业包工队，没有挖掘机、没有矿石机、没有碎石机，完全靠义务投工、人工作业的土办法修公路。由于地势险要，80%的路靠开山炸石，其中最难的一段路叫鸡爪山，悬崖峭壁，而所修的公路必须从绝壁上凿出一条路来。
　　按照先前的安排，高洞民兵连专门挑选了六个胆子大的民兵骨干组成突击组。一个姓侯的扁脸小伙与一个姓代的圆脸小伙为第一组，他们先在崖壁上打出炮眼，放响第一炮，凿出立足之地后，其余两组跟进，分别朝东、西两头凿进。
　　当天早晨，突击小组的六名成员携带炸药、雷管、钢钎、铁锤、绳子等工具，从后山翻到了鸡爪崖山顶的一棵大松树下。这棵松树有近百年的岁数了，树身粗壮，需两个成年人牵手合抱，树顶如华盖。它之所以存活如此长久，就在于它长在鸡爪崖的山顶上。从松树下再往前走十步之遥就是悬崖峭壁，面对让人眼晕的万丈深渊，六名队员无不心生畏惧，一个个打起了退堂鼓。小侯与小代也不由得放弃了第一个下崖、第一个在绝壁上打炮眼、第一个填充炸药、第一个点火放炮的承诺，坐在树下裹足不前，相互打起了嘴仗。
　　张富清对在鸡爪崖崖壁上放响第一炮的困难早就有所预料，为了防止人多打难仗，他特地要求高洞管理区领导抽调民兵骨干组成了突击小组。当天清晨，突击小组从后山出发前，他还专门做了动员讲话并提了要求。送走突击小组，与高洞管理区领导商量安排完当天的工作后，张富清便踩着突击小组的脚步来到了崖边。果不其然，六名队员正相互推诿。
　　面对年轻人的畏难情绪，张富清没有表示不满，更没有训斥，而是对他们流露出来的胆怯和担心给予了深深的理解。当年自己第一次当突击队员炸碉堡时，心也害怕过，手也颤抖过，腿也发软过，但自从有了第一次炸碉堡后，从此不再恐惧，而且是炸的碉堡越多，胆子越大，经验越丰富。
　　小伙子们看着身穿一身破旧蓝色中山服、头戴鸭舌帽、脚穿解放鞋的张富清，一个个不好意思地埋下了头。张富清心想，与其动员别人干，还不如自己先示范。于是，他微笑着对小侯：说 “小侯，把你腰上的绳子解下来，我下去。”
　　小侯熟悉张富清，知道张主任的年龄与自己的父亲一样大，更知道这条高洞公路是他提议修建的，为修这条路张主任费了不少心思，从项目论证到现场测绘，从施工组织到人员调配，他是全过程参与。眼下，开山炸路，遇到了险难，他不顾年岁大，亲自出马。小侯一时不好意思地愣在了那儿，想说点什么，又欲言又止。
　　刚才还吵吵嚷嚷的小伙子们也都不再吭声，像鼓噪的蝉一样安静了下来。小代说：“这么陡的崖壁，下去绳子磨断了怎么办？爬不上来怎么办？摔死了怎么办？”
　　张富清一听说“摔死了怎么办”，心头似被人用锤子狠敲了一下，随着“咯噔”一声，脑海里不禁浮现起壶梯山炸碉堡的情景。
　　当时，他们突击队员一连炸毁了挡在冲锋路上的几个碉堡，不承想，部队在最后发起总攻冲锋，快要接近壶梯山山顶时，一个暗堡突然喷出了烈焰，冲在最前头的官兵顿时倒下了一大半。营长显然急了眼，高声吼道：“张富清，带着你的突击队给他妈的端掉！”张富清向后一挥手，六名突击队员跟随着他迂回朝着暗堡冲去。在接近敌人暗堡100多米的时候，他们卧在了一个土坎下。他命令第一组出击，三名突击队员像离弦的箭，快速接近到了暗堡跟前，不幸的是，冲在最前面的两人却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倒地，只有剩下的一个战士将捆在一起的手榴弹塞进了射孔，却被敌人推了出来，手榴弹没有炸毁敌人的碉堡，却把自己炸得血肉横飞。张富清见此情景五内如焚，干脆自己冲了上去。他贴着地面爬行，子弹就在头顶“嗖嗖嗖”的尖叫着，在接近敌人的暗堡时他才弯腰站了起来，沉着地拉响手榴弹后，他没有立即将手榴弹从射击孔投进去，而是稍稍地停了一两秒，然后迅速塞进射孔，随后一个鹞子翻滚跳开。手榴弹因为已经过一两秒地拉响，此刻响得更迅速了，敌人根本来不及用手去推，捆在一起的六颗手榴弹顿时爆炸，随着一声巨响，暗堡被揭了顶。
　　就是这最后一个碉堡的清除，壶梯山战斗才得以取得最后的胜利。他也因此荣立军一等功。
　　回想起那惨烈的一幕，他咬咬牙对面前的小伙子们说：“你们看我的，我先下去。”
　　这一年张富清52岁，就像当年在战场上当突击队员那样，面对危险和死亡勇敢地冲了上去。他再一次不容商量的命令小侯说：“你把绳子解下来给我。”
　　小侯一时愣在了那儿，发蒙地看着张主任伸过来的手和坚定的目光，只好解开了系在腰间比大拇指还要粗的绳子，交到了张富清的手中。张富清对小代说：“我看你平常胆子蛮大的。我先下，你后下。打炮眼，必须两个人，一个撑钢钎，一个抡铁锤，没人合作不行，你和我一组。”
　　乌鸦“呱呱嘎嘎”地从崖前飞过，一朵朵洁白的云彩仿佛悬挂在鸡爪山的山顶上。悬崖下站满了围观施工的人。张富清泰然自若地走到悬崖边，其余几个小伙子坐在地上，脚蹬石头，手里紧紧抓住系在他腰上的绳子。他对着几个手抓绳子的小伙说，不要紧张，一点一点慢慢放。说完他双手抓住崖沿，转身下到了崖壁上。这次他腰里别的不是手榴弹而是一把锤子，不是炸碉堡而是炸崖壁修路。他双脚撑在崖壁上，双手抓牢绳子，随着绳子的延伸，他一荡一晃得像壁虎一样下到了半壁中。找一块石缝，站稳脚，待小代下来，两人就开始在绝壁中打炮眼。随着铁锤敲打钢钎的响声，随着钢钎撞击岩石的火花飞溅，钢钎一分一毫地打进山体，第一个炮眼打完了。接下来，第二个、第三个，然后是装填炸药，放置雷管，用半干半湿的土堵实炮眼。点导火索是开山炸石的最后一关，小代很害怕地摇了头。张富清说，那第一炮我来点火示范，你先上去。张富清点燃导火索后，吹响了口哨，上面用力拉，他双脚用力蹬壁缝、双手抓绳向上攀缘。三根导火索嗤嗤作响地在燃燒，吐出的烟雾一时笼罩了整个山崖，笼罩了像蜘蛛侠一样向上攀爬的张富清。
　　随着轰轰轰的三声巨响，一时之间地动山摇、碎石飞溅。
　　小伙子们欢呼雀跃，都齐声夸赞张主任了不得！他们不知道，此时张富清的耳朵里在轰鸣。这是他在壶梯山战斗炸毁最后一个碉堡时因离得太近而留下的耳鸣后遗症。 　　小代一脸敬佩地问张富清是不是当过工程兵。张富清一脸微笑没有接话。他从来不给人讲自己当兵的经历，不讲自己的光荣历史，更不讲那些被他自己封存了的战功。好一会儿，他才对小伙子们说：“这下你们敢下了吧！”
　　小侯显然受到了深深的触动，他慷慨激昂地说：“有你做示范，现在我们不怕了！”张富清微笑着给围在身边的小伙子们讲了下山攀壁的动作，讲了抡锤打炮眼的要领，讲了导火索留多长、上到多远再点火的规则。待小伙们都明白了，他像打仗时一样，右手一挥说：“那就看你们的了。”
　　最险最难的鸡爪崖，随着每天铁锤锤打钢钎的撞击，随着轰隆隆一声声炮响，随着岩石一点点被炸飞，绝壁中的天堑一天天有了路的雏形。
　　开山炸石凿路，需要胆量，需要人力，更需要炸药。七公里的山路，上面按工程量下拨了相应的炸药和雷管。但预算毕竟是纸面作业，他们哪里会想到，从月亮管理区到高洞，十多里的路程，并没有多少土方工程，几乎都要开山炸石。如此一来，炸药量消耗极大，工程才进行到一半，炸药已所剩不多。找县上申请，回答说，各公社进入冬季都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根本没有多余的炸药可以调剂，问张富清他们能不能等到明年秋冬再施工。当时弓已拉满，箭已射出，3000多名民工已经分段进入施工现场，士可鼓不可泄。张富清对彭书记说：“工程不能停，没有炸药我们可以自己造。”张富清从烟花厂请来师傅，用硝酸铵与锯末合成。在加工炸药时，他亲临现场，严守工艺流程，严格明火管控，最终土制炸药生产成功。
　　在1978年早春的一个傍晚，从鸡爪崖壁中开凿的公路终于打通，成功与两头新修的公路连接。晚霞的映照下，从岩壁中凿出来的道路，像一道美丽的彩虹架在鸡爪山的山腰上。
　　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日子，一个让高洞人永远铭记的日子。张富清和几千名社员一同奋战了120多个日日夜夜。他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与年轻人一样抡大锤，打炮眼，开山放炮，硬是从岩壁上活生生凿出一条路来，硬是圆了高洞山寨两千多土家苗族儿女通公路的世代梦想，结束了送公粮、卖烤烟、买肥料只能靠肩挑背驮的历史。当“突突突”冒着黑烟的东方红拖拉机装着老百姓需要的化肥、种子等生活用品上到山顶，再将稻谷、烤烟等土特产装上车运下山时，全村人围着拖拉机跳起了土家族、苗族欢快的舞蹈，痛饮起了他们最爱的苞谷烧酒，他们像过节一样庆祝高洞管理区公路竣工通车。
　　张富清包干高洞的那几年，高洞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最高时烟叶种植达到了2000余亩，产量达到30多万斤，为公社培植财源和税收来源起到了排头兵的作用。
　　最关键的是山路通了，老百姓进出山方便省力了，农产品可以换成零花钱了，家家户户的日子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了。
　　高洞的路修通了，张富清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常常坐在拐枣树下，望着鸡爪崖上的那棵高大挺拔的松树，回想起崖壁上开山炸石凿路的情景，回想起那段热火朝天的岁月，连他自己都解释不清楚，50多岁的人了，为什么还有那么一股豪迈的战斗热情、不怕死的冲劲。其实在此之前，他并没有爬过崖壁，也没有在悬崖上打过炮眼。那天也是神奇了，他顺利地下到了半山腰上，顺利地地放响了头三炮。正是因为自己的示范作用，小伙子们不再害怕绳子断了摔进崖谷里，不再害怕在崖壁上点燃导火索后自己被炸飞，崖壁上凿路才得以顺利推进，鸡爪山修出天路不再是梦想和神话。
　　如今，穿越鸡爪崖的天路就在眼前，它在缭绕的云雾中时隐时现，给人如梦如幻的感觉。眼前的一切，无不真真切切地存在着，又如神话般地让人浮想联翩。张富清面对从云雾中飘荡出来的土家山歌，他的脸上满是陶醉的微笑。
　　高洞的天空辽阔而深邃，初升的阳光将山村点缀得更加美丽，袅袅升起的炊烟与天空漂浮的白云缠绵到了一起，云雾中的天路像一条彩带把党和社员群众的心连在了一起。
　　山谷中，传来了各家各户吆喝男人回家吃早饭的叫唤声。站在拐枣树下的张富清，也听到了房东戴芳兵叫他吃饭的声音，那声音是亲切的，听着都觉得心里舒坦和温暖。工作的成就感与高洞乡亲的认可度，让他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十一、重新站起来

　　2012年4月，来凤正值春暖花开、春光明媚的好季节。住在老街建行家属院内的张富清老人，还像往常一样6点按时起了床，刷牙、洗脸后，下楼到院子里，因为院子太小，他习惯性地沿蓝河（老虎河）河边散步。
　　清晨，雨过天晴的天空湛蓝得没有一丝杂质，空气清新;桃花、杏花的香味扑鼻;河水拍岸的哗哗声在寂静的清晨显得格外悦耳动听。张富清沿着河边的水泥小道刚走了一半，左腿突然有点别扭不对劲儿，时不时发出针扎似的疼痛。因为人老了，怕凉，他還穿着毛裤，他几次停下脚步，掀起裤腿，看膝盖的疼痛处。左看右看也没有发现异常，可是时不时像蚂蚁叮咬又像针扎似的疼痛，让他没了散步的心情，更没了欣赏蓝河的心境。
　　他停下了脚步，向后折返。这是他第一次走了一半中途折返回家。
　　老伴孙玉兰正在厨房为他煮早餐的面条。面条刚下锅，正沸腾着。孙玉兰明显感到张富清比往常回来早了那么一点点，于是问说：“你今儿个怎么回来早了？”
　　张富清听了也没吱声，身上的这一点小小的疼痛他不想现在告诉老伴，以免老伴担心。因为老伴心脏不好，都安了几个支架了。不多大一会儿，老伴把面条端了出来放在客厅那张不大的餐桌上。张富清虽说大半辈子生活在湖北，但乡味难改，吃饭上依然保持着陕西人的口味，爱吃面条，几十年来早餐吃面条是他最“奢侈”的生活享受。其实面是南方那种机器轧的挂面，虽说没有老家的手工扯面好吃，可他吃了几十年也习惯了。
　　一天、两天、三天……半个月过去了，疼痛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加剧。有一天晚上，张富清竟然疼地叫出声来。老伴打开灯，只见他正用手捂着左膝盖，疼得龇牙咧嘴。在老伴的一再追问下，他才给老伴讲了这半个多月来疼痛的经过。
　　天亮后，孙玉兰着急地给大儿子张建国、幺儿张健全打了电话，让他们到家里来，把父亲送到医院看医生。 　　在县医院，一番检查后，初步诊断为风湿性膝关节炎，采取针灸理疗和消炎办法处理。一个月住下来，疼痛非但没有减轻，还在逐渐加重，膝盖的红肿处越来越大，还有了明显化脓现象。张建国、张健全两兄弟一商量决定转到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又是一番检查后，医生针对病情采取了消炎引流的办法。又是大半个月过去了，病情依然不见好转，医生给他们兄弟俩建议转到湖北省人民医院，说那里医疗条件更好，医生水平更高，对老人的治疗更为有利。为了尽快治好父亲的病，保住父亲的腿，两人采纳了医生的建议，立即将父亲转到了省人民医院骨科治疗。
　　张富清住进省人民医院骨科时间已是八月盛夏了。此时的张富清，膝盖发炎化脓已经非常严重，红肿得非常厉害。根据张富清的愿望，为保住腿，骨科陶海鹰主任先是采用灌洗引流术进行保守治疗，也就是說把膝盖切开，用导管输送盐水冲刷脓液，然后填压大块纱布，待炎症消除后，再进行膝关节手术置换。
　　每次换药在扯拉伤口里的纱布时，医生虽然万分小心，可是还会牵扯出血肉。消毒完了，又一条一条地填压新纱布。医生反复告诉老人，要是疼得忍受不了就喊出来。可张富清怕影响医生治疗、干扰其他病人休息，他硬是咬着衣角，一声不吭，常常痛得大汗淋漓。
　　经过两周的保守治疗，效果并不明显，而且有恶化的趋势，真菌和细菌感染严重，软组织坏死部分在扩大，弄不好会引发败血症。
　　好在持续的高烧得到控制。最终，陶海鹰主任决定实施截肢手术，以保全张富清的生命。
　　在一个雨过天晴的上午，陶海鹰主任在查完房后，专程来到了张富清住的病房，他要与张富清及其亲人进行术前谈话。这是手术的规矩，必须给病人讲清手术的理由和风险。
　　张富清听说要截肢，犹如晴天霹雳，好一会儿没有说话。他在心里想，战争年代都没有倒下，如今怎么就被病魔打垮了呢？竟然还要截肢呢﹗他哀求医生说：“不截行吗？”
　　“您要腿还是要命？”
　　“我不怕死，可我不想是个残疾人，拖累国家。”
　　“您是老干部、老革命，年轻时为国家做贡献，老了国家给你看病谈不上拖累。”
　　“正因为老了，不能给国家做事了，才应该少给国家添麻烦。”
　　“您这个老同志啊就是思想太好了。您现在都这样了，心里想的还是国家，还怕给国家添困难，太少见了。”
　　在此之前，陶海鹰主任已经与张富清的儿女们说明了截肢的理由。张建国和张健全表示尊重科学，尊重医生的意见。为此，他们都劝父亲听医生的，先把命保住再说。
　　几个小时后，张富清从手术室被推了出来。他脸色苍白，手脚冰凉，被子下面左腿处已是空空荡荡的……看着爷爷可怜的样子，张富清在湖北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当教师的孙女张然忍不住泪流满面。可张富清却没有流泪，他只是非常平静地看着亲人，他那坦然的样子，仿佛在说，没事了，你们不要为我担心。
　　张富清渐渐清醒。麻醉的药效消失后，他只感到大腿根好痛好痛。他躺在雪白的病床上，身上插了好多管子。他用手去摸疼痛的地方，他觉得身体少了什么。什么呢？他动动右脚，脚在;他想动动左脚，但大腿根以下什么都没有了。他想，我的左脚呢？我的左腿呢？他想起了手术前陶主任与他的谈话、儿子们的劝说，难道他们真的把我的腿给截掉了？他急切地大喊：“你们把我的脚弄哪里去了？没有脚，我怎么走路，还怎么行军，还怎么打仗，我不就成了一个没用的废人？”
　　张健全握着爸爸的手说：“爸爸，你做梦了吧！还想行军打仗哩！医生给你做掉了，是截肢手术。如果……”
　　无论怎样，一条腿没了，张富清的内心或多或少都有着无法言表的伤感。老人只得长叹一声：“我的这双腿啊！陪我走了多少路。”一次他竟然自言自语地说：“战争年代腿都没掉，没想到和平年代腿掉了！”
　　儿子张建国、张健全齐声劝他说：“保命要紧，腿没了怕什么，以后我们照顾你。”
　　张富清知道儿女们孝顺，知道儿女们为他治病操碎了心，知道儿女们为他治病还借了12万元的债，很是歉疚地说：“以后是不是就成一个废人了？什么都不干了，还要拖累你们？”
　　张健全是老幺，跟老爸说话随意，他略带批评地说：“您老人家说的什么话，养儿干什么，就是防老，你老人家有病了，躺床上了，就是我们兄妹的事。”
　　“我既然不能为国家做贡献了，更不能添麻烦，也不能给你们添负担，”张富清感动而坚定地表态说，“我必须重新站起来，至少做到生活自理，不能坐在轮椅上让人照顾。”
　　张富清年岁太大了，医生们估计，老人截肢后，余生只能在床上和轮椅上度过。
　　手术刚刚一个星期，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张富清便开始实施自己人生冲锋的计划。他用一条腿做支撑，先是沿着病床移动，后来慢慢地扶着墙壁练习走路。一开始，掌握不好平衡，他不知摔了多少跟头，头上经常磕出包，身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有一次，他不小心摔破了胳膊，扶墙站起来时，墙面留下了好几道血印。
　　站起来自己走路，是张富清术后的梦想和决心。
　　一个多月后，张建国、张健全两兄弟为圆父亲的心愿，及时给他联系了安装义肢的工厂。从湖北省人民医院出院当日，张富清被送进了义肢厂。先是石膏打模取样，待义肢做好了，他在护士和两个儿子的帮助下，开始练习套义肢，练习站起来走路。截肢后，新长出来的是嫩肉，可是接驳腔里即使是软的物体，一经与嫩肉摩擦，也会产生剧烈的疼痛。一边是用力站立和走路，一边是疼痛难忍，力量与疼痛交织的汗水瞬间湿透了张富清的衣衫。张富清以超出常人的意志坚持着、忍耐着、冲刺着。年近九旬的张富清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我要站起来，打仗我没有倒下，病魔也不能让我倒下。“站起来！”他在心里给自己下了最后一道命令，“我要冲锋到最后！”
　　在武汉住院了两个多月，“劫后余生”的张富清回家了。回到家后的第二天，张富清就开始锻炼站起来。每天清晨，他戴上10多斤的义肢练习行走。新生的嫩肉一次次被磨破，血水透过裤子渗出来。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头撞在卧室的墙上，血溅墙角，包扎一下，接着走。义肢太硬，硌得新长的嫩肉伤痕爆裂，流血，结痂，再流血。他用手一摸，痛得钻心。张富清在心里想，“我要站起来，站起来才是战士。”他以顽强的毅力向人生的极限发起挑战。 　　张富清凭着难以想象的毅力，重新夺回了对“腿”的控制权。他先是能一个人走到阳台上;再后来，在儿子们的扶助下能在楼下的院子里转圈圈;到了第八个月，他终于可以一个人正常行走了;一年之后，他已经可以独自上楼下楼，上街买菜。
　　张富清是那样的热爱生活。他站起来的第一天，就像以前一样进厨房忙活开了，给老伴和大女儿做了一碗他最擅长的刀削面，将厨房灶台擦拭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在妻子和孩子们心中，张富清是一个永不言败的战士。
　　张富清以90岁的高龄，战胜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他重新站立起来了。病魔夺走的是一条腿，站立起来的是一座屹立不倒的山！

十二、本色

　　至今，张富清一家三口还住在20世纪80年代初修建的建设银行宿舍楼里。走进窄小的院子，给人的第一感觉，除了拥挤便是杂乱。站在楼下，举目四望，虽然房子显得陈旧，但大多数人家力所能及地进行了装修，基本上都将普通的钢筋防盗网换成了不锈钢防盗网，唯有住在二楼的一户人家，还是过去原始的钢筋防盗网，30多年的风吹日晒雨淋，早已锈迹斑斑;窗子还是盖房时安装的，是那种老式的旧木窗。这套至今保持着原初面貌的住宅，就是张富清的家。
　　楼房没有电梯，步行到二楼，那扇陈旧的木门，是张富清家有别于其他住户的鲜明标志。
　　房子里的地板，不是瓷砖，也不是木地板，还是最早的水磨石地板;白色的墙壁也没有再粉刷过，已呈现斑驳的青黄色;桌子椅子柜子凳子都是木头的，从样式上看，都是20世纪80年代的产品;沙发是人造革塑料的，光滑发硬;客厅只有乒乓桌面积大小，一张双人沙发，一个电视柜，一台20英寸的电视机。因为客厅太小，电视机只能摆在墙角的矮柜上。双人沙发对面的墙壁上挂着一个匾，一米见长，二十厘米宽，中间是草书的“寿”字，右边是寿桃，左边是：“心宽益寿，德高延年”，落款是“壬辰年，泽·婷”。两室一小厅的房子，虽然面积小，可屋子里不仅收拾得干净，而且摆放得井井有条。靠南面有两间房子，一间为张富清夫妇居住，一间大女儿张建珍居住。
　　张富清与老伴孙玉兰居住的卧室也就十平方米左右，虽然被床、柜子、桌子、沙发等各种家具摆满，可是因为摆放得有序，却不显杂乱。靠门的一面墙对着床尾，为了便于行走，只是在墙上挂了一张中国地图和一个石英钟;一张老式的双人床靠墙摆在房子的中央，两边放着床头柜;进门右侧一面的墙边摆着一个衣柜，一个矮柜;临窗的床头柜上，摆放着大儿子张建国与儿媳严义芳结婚时购买的凤凰牌收录机，大儿子淘汰后被张富清拿回了家，收录机上还用一块红布精心地遮盖着以防灰尘，当宝贝一样收藏了很多年;在收录机的上方墙壁上，挂着两个四四方方的玻璃相框，相框里装满了一家人40余张年代不同、大小各异的照片。窗前摆着的是一张老旧的桌子，上面摆满了书籍，还有一个用了将近50年陶瓷茶缸、两本新华字典，字典封面均已发黑，看不出当年出版的颜色。从小没有上过学的张富清说：“两本字典一本是在北京王府井書店买的，四角号码字典是在武汉上学买的，两本字典是我的老师，是它们教会了我认字，让我由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变成了可以读书看报的识字人。”
　　书桌一旁的窗下放着一个单人沙发，那是张富清看报读书时坐的。沙发一旁的墙角处，放着张富清常用的助步器和义肢。
　　房间里，无论是家具还是照片，无论是收录机还是茶缸，无论是四角号码字典还是那些陈旧的书籍，无不都是张富清平凡普通而又波澜壮阔一生的浓缩。从每一件物品中，都能追寻到张富清人生的奋斗轨迹，都能从中窥视出他朴素的生活境况和状态。在一些人眼里，它们无不是过时的、陈旧的，可它们的存在正是一个共产党人清贫生活的真实写照，无一不折射出主人崇高的精神世界。如果说，用“价值连城”来形容，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是从保持共产党员初心的角度去理解、去衡量、去界定，至少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
　　过一种像张富清这样平淡俭朴的生活，在当今人们追求财富和享乐的时代，是一种境界，一种修为，一种觉悟。
　　与张富清夫妇同住的就是他们的大女儿张建珍。张建珍小时候患脑膜炎，受当时医疗条件限制而落下永久性疾患，后又患轻度癫痫，因而终身未嫁，至今与父母亲共同生活了整整64年。他们三个人，每人都是一身病患：张富清截肢，视力下降，听力不好;孙玉兰心脏不好，已安装了六个支架;孙建珍患有癫痫，时常发作。三人相亲相爱、相依相靠、相扶相持，谁也无法离开谁，谁也不能缺了谁，就如三脚架，缺一只，都会站立不稳。张健全形容说：“他们三个人，爸爸是动脑子，做决定;母亲动嘴，当传话筒;姐姐是手，稍重一点的体力活由她来完成。”譬如说，上街买菜购物，买不买由张富清来做决定;谈价、付钱由孙玉兰来完成;拎菜提东西由张建珍来进行。
　　94岁高龄的张富清，至今脸上少见老人斑，皮肤白净、红润，说话声音响亮，头脑清晰。若不是因为在战争年代当突击队员，一次次炸碉堡时震松了牙齿，他的牙齿不会大部分脱落;若说，不是因为一次次近距离地炸碉堡，震坏了耳膜，他的听力不会过早衰减得那么厉害;若说，他能够格外重视保养，医疗条件再好一点，他的腿绝对不会拖到最后截肢的地步。除去这些问题，他的健康让很多人望尘莫及。他的高寿，绝不是靠药物、补品来实现的，而是靠一颗淡泊名利的心、一个和谐温馨的家庭。他从不跟人比官大、比钱多，从不跟人比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坐好的，他过自己平淡俭朴的生活。他们一大家人，从来没有为钱财、为物质闹过意见和矛盾，也从不因为一句话而心生芥蒂。从张富清家客厅匾牌上书的“心宽益寿，德高延年”中可以看出张富清对自己离休生活的精神追求。张富清一生可谓看淡名利。他除了拥有在战争年代立下的一个个战功外，在和平时期，他再也没有获得任何荣誉;他从不为个人升迁，而处心积虑;他从不为一己之私，争名逐利。张富清一辈子没有存款，手术截肢后要安装义肢，需要12万元钱，张富清拿不出这笔钱来，他的三个子女建国、建荣、健全毫不犹豫每人均摊4万元，保证了父亲安装义肢和义肢培训训练的资金需要。 　　张富清从武汉回来凤时，张建国、张健全担心母亲心脏不好，一时接受不了父亲截肢的现实，一路上不停地叮嘱父亲见了母亲后不要流泪，不要流露悲观的情绪，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依然保持过去面对困难时的乐观和从容。而与此同时，在家的妯娌几人，在得知父亲从武汉上车出发的消息后，才将父亲截肢的前后经过慢慢说与母亲孙玉兰，并一再强调父亲装了义肢，能够站立，劝母亲一定要想得开，见了父亲不要流泪，更不要激动，那样对自己的身体不好，也会影响父亲的康复。儿媳严义芳，是孙玉兰学裁缝的师傅的女儿，他们两家在三胡时是患难与共的好朋友。严义芳与张建国既是街坊邻居，还是同学。严义芳嫁到张家后，他们两家是亲上加亲，张富清和孙玉兰一直把严义芳当亲闺女对待，而严义芳也把张富清和孙玉兰当亲生父母一样孝敬，说起话来又直接又俏皮，她对母亲孙玉兰说：“爸爸离开谁都可以，唯独不能没有你，你身体好好的，他才活得开心，活得有劲头。”这句话一说，孙玉兰不再流泪，她要放下一切包袱，像什么都不知道，轻松自然地迎接张富清回家。
　　十二月的来凤，天高云淡。太阳在落山的时候，汽车开进了建行家属小院。在张富清家的楼门口，孙玉兰率领着儿媳孙子们站立一排，迎接“一家之主”手术康复归来。
　　汽车停稳。张富清在两个儿子的搀扶下了车。眼前的一幕，让他既惊喜，又感动，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亲人会站成一排在楼门前迎接自己。亲人的爱像一股暖流涌遍全身，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他站在原地停顿了好一会儿，待心情稍稍平复后，才对站成一排的亲人们说：“你们搞得像迎接从战场上凯旋的英雄！”
　　孙玉兰上前握住老伴的手说：“你这次做手术与打一场仗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一家人在这儿就是迎接打了胜仗的英雄奏凯归来。”
　　人进屋，菜上桌。
　　小餐桌用了几十年了，桌面被擦得光洁发亮，木材的木纹清晰地显露出来。在漫长的岁月里，它没有承受过豪华的宴席，没有摆过燕窝鲍鱼之类的高档食品，所承放的只是萝卜白菜之类的家常菜。可是一家人其乐融融，幸福无比。
　　其实，随着年岁的增高，张富清的一日三餐更是简单，早餐是一小碗煮挂面，中午是米饭、蔬菜，晚上是一小碗水泡饭。
　　今天的餐桌上特意多了一个火锅——一盆排骨炖莲藕。张富清稍事休息后才坐到靠墙的老位置上。一一坐定后，一家人有说有笑地开始了晚餐，尽享天伦之乐。

十三.初心永恒

　　有的人稍有一点成绩，就担心旁人不知，四处宣扬、广而告之;有的人哪怕是血洒疆场为人民立了大功，也深藏不露。张富清即是后者。他隐藏功名60余年，经各种媒体报道，成为2019年开年之后的一件轰动性的事件。
　　眼见媒体宣传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张富清心里很不高兴，也很不安。自己隐藏了一辈子，60多年不曾对任何人讲过的功勋，现在竟然被铺天盖地地到处宣扬，想起那些在战斗中前仆后继牺牲的战友，他心里时常像被人用锥子扎了一般。他实在不能忍受了，他要好好地跟儿子健全谈一谈。
　　可是张健全像是刻意回避他，一连几天，连人影也见不到。
　　终于，一个春光明媚开的上午，张健全满脸喜悦地回了家，进屋就准备对老人说一件开心的喜事，却见老父亲满脸的不高兴，于是就问父亲是不是身体哪儿不舒服。张富清用手一指胸前，不再说话。
　　张健全吓了一大跳，赶忙问：“是心闷？”
　　张富清说：“当初不是說好了，只是为了登记才拿出那些军功章的。现在报纸电视宣传那么厉害，是干什么？”
　　张健全只好搪塞说：“人家媒体要宣传，我有什么办法？”
　　张富清说：“当初，就不应该听你的，接受他们的采访。”
　　见父亲埋怨，张健全心想现在也没必要再跟父亲绕圈圈了，于是推开窗子直接说：“现在可由不得您老人家了，据新华社的记者讲，你的事迹总书记都知道了。”
　　张富清一听差点站起来，说：“就我那点功，为老百姓做得那点事，总书记都知道了？”
　　张健全顺水推舟地说：“总书记不仅知道了，还做了重要批示。”
　　张富清像不认识儿子似的，瞪着眼睛看了张健全好一会儿说：“是真的？把大意说说。”
　　原来，自张富清隐藏功名的事迹被新闻媒体宣传出去后，张富清事迹的宣传一直是由儿子张健全负责。他与各大新闻媒体有着广泛地接触。张健全拿出一个小本本说：“这是一个媒体朋友透露的，我用本子记了下来，具体内容如下：‘2019年4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来凤支行离休干部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事迹感人。在部队，他保家卫国;到地方，他为民造福。他用自己的朴实纯粹、淡泊名利书写了精彩人生，是广大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学习的榜样。’”
　　张富清听了不再吭声。张健全趁热打铁地说：“这下你可别再批评我了，宣传好你的事迹，总书记有批示，党中央有要求，你可得听党的话，不能再对我有意见了。”
　　张富清愧疚地说：“我做的那点事，与牺牲的战友比，算得了什么呢？如今我还活着，可战友们为了新中国的解放都牺牲了，我有什么资格拿那些军功章去显摆。”
　　张富清一辈子谦逊做人，从不骄傲自满。2019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京会见了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全体代表。60多年前，张富清为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北京有过短暂停留。60多年后，他作为全国退役军人模范代表再一次进京，受到了习总书记的亲切接见。在会见现场，习近平总书记俯下身，双手紧握住张富清老人的手，同他亲切交谈，并致以诚挚问候。张富清激动地说：“感谢总书记，感谢党中央。我是党培养的，我要跟紧党走，做一名党的好战士。”习近平总书记说：“你都做到了。你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楷模！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与父亲的境界相比，张健全时常深感惭愧不如。父亲一辈子不为把官做多大，而是为在岗位上把为人民服务这件事做多好。父亲从1957年任县粮食局副局长到1985年离休前任建设银行副行长的25年时间里，换了一个又一个岗位，担任了一个又一个职务，可他的级别始终定格在了副科级原地不动。跟他在三胡公社、卯洞公社等单位共过事的班子成员，基本上都被提拔使用，最低也是副县级，最高正厅级。对此，董香彩主任无不佩服地说：“在做官的问题上，谁也没有张富清同志看得开，他做事情从来不是为了做官，几十年的副科级，到离休了，还是副科，可他从来没有为提拔的事找过领导，也没有任何怨言。他的家属孙玉兰是他响应党的号召，在困难时期主动精简下的岗，后来形势好了，政策也允许，我在县上当主要领导，他完全可以找我，把家属工作恢复了。每次我见他，问他有什么困难需要组织解决，他都说没有。现在想起来，我应该主动给他家属孙玉兰恢复工作，不说每个月拿多少钱，起码对他家属看病有利。每当想起这件事，心里很愧疚，觉得对不起张富清这样德高望重的老领导。” 　　张富清不仅能吃苦，而且一辈子坚守清廉为官。无论是当粮管所长，还是粮食局副局长;无论是担任三胡公社副主任，还是担任卯洞公社副主任，他都分管机关、财政、供销社等，可以说有一定的实权，但他从不以权谋私，始终是两袖清风。他是真正的清廉了一辈子，甘愿吃苦了一辈子。他的三个孩子，都是凭自己的本事考学工作，没沾他半点光。
　　对于父亲做官几十年原地不动，张健全说自己非常理解;至于与父亲一起共事的同志进一步提升，他同样能够理解。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岗位，每个人都有自己成长进步的空间。张富清就从不与同事比与部属比，因为他从来没有去想把官做多大，他只是想把党交给的任务完成好，让党满意，让人民群众满意。
　　七月雨后的晚霞染红了来凤城区的翔凤山，染红了张富清家客厅的半面墙壁。张富清看着那血红的霞光，仿佛置身于红旗猎猎、军号声声、鲜血飞溅的战场。
　　张富清每讲完一段征战的往事，他都会停下来，喘口气，歇一歇，就像爬了一段又陡又长的山路。
　　张健全听了父亲讲述的战斗经历后，无法理解地问父亲：“当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组织上为什么老让你当突击队员？”
　　一听儿子说突击队员四个字，张富清两眼放光，马上坐直身子，说：“当突击队员，是组织对你的信任！如果是一个胆小鬼，一个脑瓜不灵活的人，一个对党不忠诚的人，想当还没有资格哩！”
　　张健全对父亲不怕死的劲头充满了神秘和好奇。他问：“子弹又不认人，你就不怕死？”
　　张富清自豪地對儿子说：“我打仗的秘诀就是不怕死，决定不怕死的关键是信仰和意志。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情愿光荣牺牲，那就正如毛主席所说：‘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就比泰山还重。’想明白了这个问题，自然就不怕死了！”
　　张健全不仅读过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还能全文背诵。听了父亲的话，他情不自禁地背诵道：“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年少时只是按照老师的要求把这篇重要的课文背下来，长大工作后，也多次学习重温这个闪光的名篇，但在理解上无法深入。他也知道为人民利益而死是光荣的，但依然不能从情感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听了父亲的一席话，他茅塞顿开地对父亲说：“我总算明白了，你之所以不怕死，是你明白了为人民而死的光荣意义，为人民服务也就成为你一生的信仰，成为你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
　　张健全的理解，令张富清十分满意。他说：“为人民服务就是我一生的信仰和意志。”
　　张富清的回答，袒露的正是他浴血疆场、冲锋在前、不怕流血牺牲、赢得赫赫战功的密码，也是他隐藏功名、淡泊名利、一心为民的动力源泉。
　　正如一位记者在一篇文中所写的那样：“任凭岁月磨蚀，张富清老人朴实纯粹的初心，滚烫依旧，感召日月。莫道无名，人心是名，在张富清心里，人民幸福就是最大的功名。”
　　有一次，张健全见父亲谈兴正浓，于是说：“你就再讲一次当突击队员炸碉堡的故事吧！”
　　张富清深思良久，又开始了他封存已久的回忆：
　　壶梯山战斗于当天中午胜利结束，敌团长仅率几十个残兵逃下了壶梯山。我们部队奉命乘胜追击。敌六十三师残余部队展开了梯次阻击。在杨家凹战斗中，敌人以寨子为核心构筑工事，梦想阻挡我军的追击步伐。我军先是利用大炮进行了猛烈的炮击，在炮火的硝烟中，我军展开了冲锋。没想到敌人在寨子门外设了暗堡，强大的火力，让我军官兵倒下了一片。趴在壕沟边的李连长高喊：“突击队员，给我上！”我弯腰跑到连长跟前，连长这才想起在壶梯山战斗中突击队员已经全部牺牲，仅剩下了我这个突击组长。连长说：“换人，我得让突击队留个种！”战斗每时每刻都在死人，容不得商量，容不得耽搁一分一秒的时间。我不容分说，带着一名战士从侧面迂回冲了上去。
　　暗堡里的机枪“哒-哒-哒-”地响着，看着战友一个个倒在冲锋的路上，我一时急了眼，顾不得生死，满脑子想的是如何炸掉那要人命的碉堡。在如何接近碉堡时，我吸取前面几个牺牲了的战友经验，不是直接往上冲，而是绕着前行，借着敌人挖的战壕运动到了那个暗堡一侧，将身上仅剩四颗手榴弹捆在一起。我贴着碉堡，一步一步靠近了碉堡的射击孔，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将手榴弹塞入了地堡中。
　　随着轰的一声巨响，敌人的土木工事被掀上了天空。
　　“嘟-嘟-嘟”的冲锋号声再次响起，“冲啊杀啊—”的吼叫声响彻杨家凹……
　　这是一个真实感人的故事，故事发生于2019年的来凤，他以卓尔不群的感人事迹，给当下的人们提出世纪之问。
　　责任编辑：李畑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