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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简要回顾百年体育史学的学术发展，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至今的体育史学的发展。指出：作为一门研究历史的科学，体育史必须面对社会转型及社会变迁带来的问题，必须进一步开放思想，更新观念、融入社会、融入多学科之中，从而获得体育史学的“开新之路”，并向后现代化迈进。
关键词：体育史学；社会转型；文史合一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7)06-0048-04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的国家，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学，尽管五四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我国“中学派”一直都坚持自己的学术传统，使儒学一直占领史学的统治地位。可是，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历史也是不断变化的。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涌入，现代社会发生了文化转型，于是现代与传统的矛盾日益突显。曾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门兴旺学科的体育史学，如今却面临着学术危机。在一份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历史学科呈现夕阳两下的颓势，对体育史学科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地方文史工作和研究机构面临着众多困难，对于体育史的支持力度逐步下降……致使90年代中期一度呈现体育史研究较为萧条的景象，在这场震荡后，体育史学科要恢复到上世纪80年代的繁荣还有待时日”。体育史学的前景何在，其未来走向如何?已引起当代体育史学同仁的高度关注。
1 现代体育史学的学科地位与研究现状
“现代”指大约公元1500年到当前的这段历史时期。现代是一个追求理性和人性化的时代，虽然人们的价值观决定于文化的发展，但一切价值观都植根于人性，人性则古今相通，古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必然要分开，但又不能绝然分开。现在有人认为古代是过去的，甚至用西方现代科学观点去套中国古代体育，因此认为中国古代不存在“体育”，即便有，也是支离破碎的、不成系统的，尤其认为中国古代体育缺乏现时性和致用性。这种把古代与现代绝然分开，不讲古今相通的思想是错误的。即便我们的社会已进入现代，并部分地向后现代化迈进，但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尤其是中国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是无比珍贵的。我国是一个尊重历史的国家，而且是有传统的，“六经皆史”是一句有代表性的话。如果从六经算起，可以说中国历史传统比古希腊至少要早4～5个世纪。从孔子的《春秋》到司马迁的《史记》到《二十五史》，中国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历史典籍，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最悠久的历史学传统。新中国成立之初，历史学研究就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同志告诫我们，不要割断历史，强调历史是古今相通的。众所周知，体育史学是老资格的学科之一，约在50多年前就已初具规模，新中国成立以后就一直走在各学科的前面，为我国体育科学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虽然体育史作为体育科学的下属专业，但它研究的范围和担负的任务是艰巨的。在《体育大辞典》中关于体育史的界说是：“体育史学，体育科学的学科之一，是研究体育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的学科，揭示了人类社会体育的形态、结构和功能演变的历史过程。”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体育史》教材中的解说是：“体育史学是研究体育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属社会学的范畴。”也有学者提出的定义是：“体育史是研究体育(这里指作为人类文化一部分的‘广义’体育)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它是体育学科和历史学科交叉的产物。”。从上面的界说可以看出，体育史学既是体育学科的一个下级学科，它又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换句话说，体育史学是体育学科和历史学科的边缘学科。在当前世界文化“中心——边缘”态势和中西方文化冲突下，更要重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体育史是研究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历史的一门学科，理应受到重视，给予相应的学科地位和社会地位。
当然，反观体育史学科，用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看问题是很重要的。体育史学从20世纪80年代的兴盛到90年代的急速衰退，也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其它各种学科向体育学科的渗透，如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信息科学……因此体育学科开始膨胀与分化，原属于一个学科的分出几个学科或分到其它学科；其二，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渗透并形成一股强大的潮流，在那些扑面而来的新概念、新名词、新方法面前，史学家们感到手足无措，惶恐不安，于是出现一片“史学危机”的呼声。原体育史学科的部分学者，也同样感到必须重新调整知识结构，更新观念、扩大视野，结果在“知识调整”后终于冲出了知识“危机”的重围，但那些已年迈的，搞体育史“宁求其深”的学者，却在“史学危机”的潮流中退出。再者，20世纪90年代掀起文化研究热潮、实证主义热潮和西方文化研究热潮，这三股大潮足已将专门研究古代体育史学的“唯史学”冲得七零八散，又使一些人转了行。
诚然，体育史学出现这样的状况不是人为造成的，我们更没有权力去责备谁，国家体育总局和一大批老学者都曾为体育史及其学科建设尽了力，作出不少贡献。大凡在每一次社会转型阶段，学术都会受影响、起变化，学科也会随之变动。我们余下要做的事，不是争辩和发怨言，而重要的是多考虑如何为学科发展找到一条“开新之路”。费孝通先生曾在一篇《要多谈点历史》的文章中指出：“回过头来看中国文化，从中看到过去的中国学者对待历史是十分认真的，是具有立身之道的。从我们这一代人一生经历的变化，看中国历史从重视到轻视又被重视的过程，我意识到的确到了要静下来反思和审视中国文化的宝贵之处，认识中国历史在文化中的地位。在中国传统中，历史具有相当于宗教在西方文化中或生活中的地位。因此，大学教育必须形成重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风气。在漫长的经典教育时期古人给后人留下了历史宝库，要向新一代人开放，要让他们接触到，并引导他们学习，产生兴趣，重新建立起重历史的风气。”费老先生的这一段谆谆嘱咐，确实值得我们深思。说中国人不重历史当然十分荒谬，也表现出学者的无知。甚至西方一些著名学者如黑格尔、马克斯·韦伯等人都曾指出，中国文化是一种历史型文化。说中国是历史型文化，因为中国人重视对于经验的积累，以感悟具体现象的记载与感知为思维特点。所以，无论现代，还是后现代社会，中国永远是历史型文化的国家，中国人重视历史的惯性是很难改变的，也是不想改变的。2正确地看待体育史学的“瘦身”现象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人类各种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世界视野，使人们能够站在多元视角上反 思过去的研究模式。客观地思考一下体育史研究的单一模式和存在那些缺点，这才是理性的。从表面上看，体育史学的论文数量比上世纪80年代少多了，骨干力量也减弱了，过去一些办有体育史专栏的体育杂志为了与时俱进也改了版面和栏目。在近几届体育科学大会上，体育史学几乎散不成军，见此状不能不让人担忧。所以从这几方面来看，体育史“瘦身”现象确实存在。正如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言：“如果你想了解一门学科是什么，你首先要看的，不是它的理论或发现，当然不是它的辩护士对它的说法；你应该看的是它的实践者们做的是什么”(cliffordceertz，1973.P5)。那么，体育史学科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在“瘦身”的基础上对该学科进行新的审视和定位，找到要做的事，开拓学术资源，重新组织学术队伍，这些都是近期内很要紧的事情。如果事事等待时机，缺乏积极主动，由其自然发展，对这门学科的长期发展是很不利的。虽然自己辩说这种“瘦身”现象是暂时的，是因更多学科发展等客观因素造成的。但在主观上也要积极创造机会，应该多一些为体育科学，为当今社会发展做出更多贡献的意识。作为一门学科，其科研成果少了，发展速度慢了，自然会给人留下口实，这对体育史的学科地位也有不良影响。
3 体育史学走向与反思
当今在全球多元文化涌动的时代，世界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特别是在现代向后现代过渡的时期，信息流频繁迅捷，发达国家的后现代思潮不断袭来。这种全球化浪潮和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性促使体育史学人要以全新的视野重新审视体育史学。体育史学在国际化交流中，也毫不例外地会受到后现代化思潮的影响，所以与时俱进，创造新史学以适应后现代社会的需要是当务之急。
3．1 与时俱进，创造新史学
一个学科的产生、发展、繁荣或挫折、衰落，固然是受诸多社会条件以及学科内在原因的制约。但是，对一个学科的生命力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社会的需要和该学科对社会需要满足的程度。如果社会没有相应的需要，或者某个学科远离社会的需要，那么该学科是注定要遇到困境乃至衰落的。体育史学属于历史学的范畴，是一门研究历史的科学，这一点是不会变的。体育史还以解释历史现象、揭示本质、探索规律为主要任务，而且仍要为弘扬体育史学的传统本色而坚持不懈。过去我们习惯把体育史与古老的事物等同起来，即将体育史研究范围局限为一个“过去”的时间概念来理解。事实上，如果体育史仅仅是历史上形成的或曾有过的体育事件，处心积虑地研究过去的体育史就似乎没有必要。我们应该把体育史看作是动态的，存活于现在，连接着过去，同时也蕴育着未来。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把我们当今生存于其中的社会表述为：“后传统”社会(post—Traditional sociery)。他指出：“现代性，总是内定义为站在传统的对立面；现代社会不一直是‘后传统’吗?”。吉登斯将“后”与“传统”相结合用以解释现代性，似乎既要告诉人们一种社会形态的终结，又想昭示它与前置社会结构的某种关联。在当今社会，信息化、全球化和市场化正促使各个传统的文化模式失范并要求传统文化及时进行自身改造、重塑自己的范型，即积极主动地实现文化范式转型。所以我们要更加解放思想，解除各种传统的禁锢，对流行了数十年之久的体育史研究传统进行反思，那种公式化、教条化的诠释经典理论和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僵化研究方式是一定要打破的。仅仅是解释历史是不够的，如果我们把当前的体育史学看作是新体育史学，那么这个“新”就是要突破传统，从单纯的历史学中脱离出来，多关注社会，体育史学革新的“新”重在实践，要重视体育社会史的研究，对体育社会史的研究能够给予历史研究以有血有肉的阐述，真正建立一种立体的体育史学，形象化的体育史学和科学的体育史学，让更多的人知道体育的历史，让体育史产生社会效益，要关注世界体育史潮流、东亚体育史研究动态，使我国体育史学研究始终站在国际的学术前沿；要注意研究重大问题，积极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体育总局和省级课题研究。要加强与当今人类、与我国现实生活相关的体育规律或规律性的理论研究。人都是现实的人，是生活在今天的人，因此研究史学的规律与人们生活的现实要直接或间接相关，才会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与更大关注。还要主动与现代科学技术相融合，把现代高科技与体育史学结合。因为科学的进步也要由历史来记录，有规律可循，这些都离不开历史学。体育史学加强了过去与现代的结合意识，加强了与国际的交流、联系，提高了为现代化社会服务的能力，体育史学才会有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3．2 面向社会需要，体育史走“文史合一”之路
一直以来，我们给体育史的定义是“体育史学是研究体育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属社会科学的范畴”。这就把体育史框在科学中了。一般来讲，体育史是一门科学是不错的，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这实际上是19世纪历史学家在研究中遵循的基本信条，也即史料第一，历史学家应该让史料本身来说话，不妄加猜测，也不随意褒贬，也不感情用事。于是史学界形成运用自然科学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的实证主义思潮。人们认为历史学家应该像自然科学学家一样，“历史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成为历史家的共同信念。然而，近些年，在历史学界，新历史观的学者认为，如果仅仅把历史看作一门科学，在研究中遵循千篇一律的教条，就会使史学僵化、变老和真的不中用了。于是有人提出，历史学只部分地是一门科学，而它的另一部分是教育和艺术。刘节在《历史论》中说：“历史学是介于科学同艺术之间的一种学问”；屈维廉认为：“历史有三种不同的任务，我们可称为科学的、想象的或推测的和文学的”，“恢复我们祖先的某些真实的思想和感受，是历史学家所能完成的最艰巨、最微妙的最有教育意义的工作。”西方还有学者主张，历史最重要的认识功能在于它能帮助人类认识自我，这是与艺术相同的。当代哲学家卡西尔提出：“艺术和历史学是我们探索人类本性的最有力的工具”。有些历史学者把历史看作是具有美感的文学作品。“历史学有其独特的美感，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科学与艺术作为历史学的两个方面，它们却有很大的不同，科学追求真实、使用的语言高度抽象，但局限性较大，而艺术则生动、活泼、形象，具有丰富的感情色彩。比如《史记》中的各种人物描写，其中有《屈原贾生列传》；有《酷吏列传》；还有富于文学性的项羽、刘邦传；世家的张良、陈平；列传的孙武、吴起……等近百篇人物传记，个个都是形象生动，人人是故事曲折，不亚于任何精彩的小说篇章；而又真实可信。有些人物性质相近，但写得风姿各异，张良显得老谋深算，陈平富于权奇讹诈；战将中廉颇有大将风度，樊哙有猛士面目。在刺客中豫让、聂政、荆轲，才出一语，便觉声貌口气各有不同。这部《史记》艺术上的独到成就，富于传奇性，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感情强烈，倾向鲜明，为后代史书无可企及，不失为一代“良史”，实可为借鉴。
回顾我们的体育史研究，可以说大多数著作和学术论文缺乏艺术性，唯史而史的写作占了大多数。诸如写马球、蹴鞠的文章几乎年年有发表，但翻看内容多有重复，写作方法千篇一律。最主要的是不少年青作者，在史料的运用上缺乏灵活性，其次被旧传统束缚得太紧，不敢打破清规戒律，再者现在缺少一批精于“作”文章的人。《文心雕龙》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虎豹无文，则类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就是说，文章要有文学色彩，有独到之处，让人看后拍案叫绝。尽管史学是严肃的，要有“坚实的材料支撑”和“严密的逻辑结构”，但做些艺术加工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如今正朝着休闲时代发展，因此体育史学的部分艺术化，可以让读者在轻松状态中阅读体育史论文，从而使更多的人认识体育史、喜欢上体育史。
我们现在常说要改变传统和创造传统，那么首先就要把传统看作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它是在时空中延续和变异的。对于传统的史学方法是可以变化的。在这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全球多元文化涌动的浪潮中，体育史学一定要与时俱进，讲究史学严谨和在“小心求证”基础上，再开放一些，不要太拘守史法，积极融合中西，取各学科之长补己之短，努力做到在中西、古今、各学科之间的多层次立体的融合与创新，真正完成旧范式的转换，从而创造一种面向当代、包蕴着未来的体育史学。
[编辑：邓星华]
关键词：体育史学；社会转型；文史合一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7)06-0048-04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的国家，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学，尽管五四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我国“中学派”一直都坚持自己的学术传统，使儒学一直占领史学的统治地位。可是，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历史也是不断变化的。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涌入，现代社会发生了文化转型，于是现代与传统的矛盾日益突显。曾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门兴旺学科的体育史学，如今却面临着学术危机。在一份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历史学科呈现夕阳两下的颓势，对体育史学科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地方文史工作和研究机构面临着众多困难，对于体育史的支持力度逐步下降……致使90年代中期一度呈现体育史研究较为萧条的景象，在这场震荡后，体育史学科要恢复到上世纪80年代的繁荣还有待时日”。体育史学的前景何在，其未来走向如何?已引起当代体育史学同仁的高度关注。
1 现代体育史学的学科地位与研究现状
“现代”指大约公元1500年到当前的这段历史时期。现代是一个追求理性和人性化的时代，虽然人们的价值观决定于文化的发展，但一切价值观都植根于人性，人性则古今相通，古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必然要分开，但又不能绝然分开。现在有人认为古代是过去的，甚至用西方现代科学观点去套中国古代体育，因此认为中国古代不存在“体育”，即便有，也是支离破碎的、不成系统的，尤其认为中国古代体育缺乏现时性和致用性。这种把古代与现代绝然分开，不讲古今相通的思想是错误的。即便我们的社会已进入现代，并部分地向后现代化迈进，但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尤其是中国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是无比珍贵的。我国是一个尊重历史的国家，而且是有传统的，“六经皆史”是一句有代表性的话。如果从六经算起，可以说中国历史传统比古希腊至少要早4～5个世纪。从孔子的《春秋》到司马迁的《史记》到《二十五史》，中国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历史典籍，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最悠久的历史学传统。新中国成立之初，历史学研究就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同志告诫我们，不要割断历史，强调历史是古今相通的。众所周知，体育史学是老资格的学科之一，约在50多年前就已初具规模，新中国成立以后就一直走在各学科的前面，为我国体育科学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虽然体育史作为体育科学的下属专业，但它研究的范围和担负的任务是艰巨的。在《体育大辞典》中关于体育史的界说是：“体育史学，体育科学的学科之一，是研究体育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的学科，揭示了人类社会体育的形态、结构和功能演变的历史过程。”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体育史》教材中的解说是：“体育史学是研究体育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属社会学的范畴。”也有学者提出的定义是：“体育史是研究体育(这里指作为人类文化一部分的‘广义’体育)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它是体育学科和历史学科交叉的产物。”。从上面的界说可以看出，体育史学既是体育学科的一个下级学科，它又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换句话说，体育史学是体育学科和历史学科的边缘学科。在当前世界文化“中心——边缘”态势和中西方文化冲突下，更要重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体育史是研究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历史的一门学科，理应受到重视，给予相应的学科地位和社会地位。
当然，反观体育史学科，用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看问题是很重要的。体育史学从20世纪80年代的兴盛到90年代的急速衰退，也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其它各种学科向体育学科的渗透，如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信息科学……因此体育学科开始膨胀与分化，原属于一个学科的分出几个学科或分到其它学科；其二，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渗透并形成一股强大的潮流，在那些扑面而来的新概念、新名词、新方法面前，史学家们感到手足无措，惶恐不安，于是出现一片“史学危机”的呼声。原体育史学科的部分学者，也同样感到必须重新调整知识结构，更新观念、扩大视野，结果在“知识调整”后终于冲出了知识“危机”的重围，但那些已年迈的，搞体育史“宁求其深”的学者，却在“史学危机”的潮流中退出。再者，20世纪90年代掀起文化研究热潮、实证主义热潮和西方文化研究热潮，这三股大潮足已将专门研究古代体育史学的“唯史学”冲得七零八散，又使一些人转了行。
诚然，体育史学出现这样的状况不是人为造成的，我们更没有权力去责备谁，国家体育总局和一大批老学者都曾为体育史及其学科建设尽了力，作出不少贡献。大凡在每一次社会转型阶段，学术都会受影响、起变化，学科也会随之变动。我们余下要做的事，不是争辩和发怨言，而重要的是多考虑如何为学科发展找到一条“开新之路”。费孝通先生曾在一篇《要多谈点历史》的文章中指出：“回过头来看中国文化，从中看到过去的中国学者对待历史是十分认真的，是具有立身之道的。从我们这一代人一生经历的变化，看中国历史从重视到轻视又被重视的过程，我意识到的确到了要静下来反思和审视中国文化的宝贵之处，认识中国历史在文化中的地位。在中国传统中，历史具有相当于宗教在西方文化中或生活中的地位。因此，大学教育必须形成重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风气。在漫长的经典教育时期古人给后人留下了历史宝库，要向新一代人开放，要让他们接触到，并引导他们学习，产生兴趣，重新建立起重历史的风气。”费老先生的这一段谆谆嘱咐，确实值得我们深思。说中国人不重历史当然十分荒谬，也表现出学者的无知。甚至西方一些著名学者如黑格尔、马克斯·韦伯等人都曾指出，中国文化是一种历史型文化。说中国是历史型文化，因为中国人重视对于经验的积累，以感悟具体现象的记载与感知为思维特点。所以，无论现代，还是后现代社会，中国永远是历史型文化的国家，中国人重视历史的惯性是很难改变的，也是不想改变的。2正确地看待体育史学的“瘦身”现象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人类各种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世界视野，使人们能够站在多元视角上反 思过去的研究模式。客观地思考一下体育史研究的单一模式和存在那些缺点，这才是理性的。从表面上看，体育史学的论文数量比上世纪80年代少多了，骨干力量也减弱了，过去一些办有体育史专栏的体育杂志为了与时俱进也改了版面和栏目。在近几届体育科学大会上，体育史学几乎散不成军，见此状不能不让人担忧。所以从这几方面来看，体育史“瘦身”现象确实存在。正如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言：“如果你想了解一门学科是什么，你首先要看的，不是它的理论或发现，当然不是它的辩护士对它的说法；你应该看的是它的实践者们做的是什么”(cliffordceertz，1973.P5)。那么，体育史学科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在“瘦身”的基础上对该学科进行新的审视和定位，找到要做的事，开拓学术资源，重新组织学术队伍，这些都是近期内很要紧的事情。如果事事等待时机，缺乏积极主动，由其自然发展，对这门学科的长期发展是很不利的。虽然自己辩说这种“瘦身”现象是暂时的，是因更多学科发展等客观因素造成的。但在主观上也要积极创造机会，应该多一些为体育科学，为当今社会发展做出更多贡献的意识。作为一门学科，其科研成果少了，发展速度慢了，自然会给人留下口实，这对体育史的学科地位也有不良影响。
3 体育史学走向与反思
当今在全球多元文化涌动的时代，世界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特别是在现代向后现代过渡的时期，信息流频繁迅捷，发达国家的后现代思潮不断袭来。这种全球化浪潮和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性促使体育史学人要以全新的视野重新审视体育史学。体育史学在国际化交流中，也毫不例外地会受到后现代化思潮的影响，所以与时俱进，创造新史学以适应后现代社会的需要是当务之急。
3．1 与时俱进，创造新史学
一个学科的产生、发展、繁荣或挫折、衰落，固然是受诸多社会条件以及学科内在原因的制约。但是，对一个学科的生命力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社会的需要和该学科对社会需要满足的程度。如果社会没有相应的需要，或者某个学科远离社会的需要，那么该学科是注定要遇到困境乃至衰落的。体育史学属于历史学的范畴，是一门研究历史的科学，这一点是不会变的。体育史还以解释历史现象、揭示本质、探索规律为主要任务，而且仍要为弘扬体育史学的传统本色而坚持不懈。过去我们习惯把体育史与古老的事物等同起来，即将体育史研究范围局限为一个“过去”的时间概念来理解。事实上，如果体育史仅仅是历史上形成的或曾有过的体育事件，处心积虑地研究过去的体育史就似乎没有必要。我们应该把体育史看作是动态的，存活于现在，连接着过去，同时也蕴育着未来。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把我们当今生存于其中的社会表述为：“后传统”社会(post—Traditional sociery)。他指出：“现代性，总是内定义为站在传统的对立面；现代社会不一直是‘后传统’吗?”。吉登斯将“后”与“传统”相结合用以解释现代性，似乎既要告诉人们一种社会形态的终结，又想昭示它与前置社会结构的某种关联。在当今社会，信息化、全球化和市场化正促使各个传统的文化模式失范并要求传统文化及时进行自身改造、重塑自己的范型，即积极主动地实现文化范式转型。所以我们要更加解放思想，解除各种传统的禁锢，对流行了数十年之久的体育史研究传统进行反思，那种公式化、教条化的诠释经典理论和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僵化研究方式是一定要打破的。仅仅是解释历史是不够的，如果我们把当前的体育史学看作是新体育史学，那么这个“新”就是要突破传统，从单纯的历史学中脱离出来，多关注社会，体育史学革新的“新”重在实践，要重视体育社会史的研究，对体育社会史的研究能够给予历史研究以有血有肉的阐述，真正建立一种立体的体育史学，形象化的体育史学和科学的体育史学，让更多的人知道体育的历史，让体育史产生社会效益，要关注世界体育史潮流、东亚体育史研究动态，使我国体育史学研究始终站在国际的学术前沿；要注意研究重大问题，积极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体育总局和省级课题研究。要加强与当今人类、与我国现实生活相关的体育规律或规律性的理论研究。人都是现实的人，是生活在今天的人，因此研究史学的规律与人们生活的现实要直接或间接相关，才会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与更大关注。还要主动与现代科学技术相融合，把现代高科技与体育史学结合。因为科学的进步也要由历史来记录，有规律可循，这些都离不开历史学。体育史学加强了过去与现代的结合意识，加强了与国际的交流、联系，提高了为现代化社会服务的能力，体育史学才会有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3．2 面向社会需要，体育史走“文史合一”之路
一直以来，我们给体育史的定义是“体育史学是研究体育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属社会科学的范畴”。这就把体育史框在科学中了。一般来讲，体育史是一门科学是不错的，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这实际上是19世纪历史学家在研究中遵循的基本信条，也即史料第一，历史学家应该让史料本身来说话，不妄加猜测，也不随意褒贬，也不感情用事。于是史学界形成运用自然科学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的实证主义思潮。人们认为历史学家应该像自然科学学家一样，“历史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成为历史家的共同信念。然而，近些年，在历史学界，新历史观的学者认为，如果仅仅把历史看作一门科学，在研究中遵循千篇一律的教条，就会使史学僵化、变老和真的不中用了。于是有人提出，历史学只部分地是一门科学，而它的另一部分是教育和艺术。刘节在《历史论》中说：“历史学是介于科学同艺术之间的一种学问”；屈维廉认为：“历史有三种不同的任务，我们可称为科学的、想象的或推测的和文学的”，“恢复我们祖先的某些真实的思想和感受，是历史学家所能完成的最艰巨、最微妙的最有教育意义的工作。”西方还有学者主张，历史最重要的认识功能在于它能帮助人类认识自我，这是与艺术相同的。当代哲学家卡西尔提出：“艺术和历史学是我们探索人类本性的最有力的工具”。有些历史学者把历史看作是具有美感的文学作品。“历史学有其独特的美感，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科学与艺术作为历史学的两个方面，它们却有很大的不同，科学追求真实、使用的语言高度抽象，但局限性较大，而艺术则生动、活泼、形象，具有丰富的感情色彩。比如《史记》中的各种人物描写，其中有《屈原贾生列传》；有《酷吏列传》；还有富于文学性的项羽、刘邦传；世家的张良、陈平；列传的孙武、吴起……等近百篇人物传记，个个都是形象生动，人人是故事曲折，不亚于任何精彩的小说篇章；而又真实可信。有些人物性质相近，但写得风姿各异，张良显得老谋深算，陈平富于权奇讹诈；战将中廉颇有大将风度，樊哙有猛士面目。在刺客中豫让、聂政、荆轲，才出一语，便觉声貌口气各有不同。这部《史记》艺术上的独到成就，富于传奇性，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感情强烈，倾向鲜明，为后代史书无可企及，不失为一代“良史”，实可为借鉴。
回顾我们的体育史研究，可以说大多数著作和学术论文缺乏艺术性，唯史而史的写作占了大多数。诸如写马球、蹴鞠的文章几乎年年有发表，但翻看内容多有重复，写作方法千篇一律。最主要的是不少年青作者，在史料的运用上缺乏灵活性，其次被旧传统束缚得太紧，不敢打破清规戒律，再者现在缺少一批精于“作”文章的人。《文心雕龙》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虎豹无文，则类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就是说，文章要有文学色彩，有独到之处，让人看后拍案叫绝。尽管史学是严肃的，要有“坚实的材料支撑”和“严密的逻辑结构”，但做些艺术加工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如今正朝着休闲时代发展，因此体育史学的部分艺术化，可以让读者在轻松状态中阅读体育史论文，从而使更多的人认识体育史、喜欢上体育史。
我们现在常说要改变传统和创造传统，那么首先就要把传统看作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它是在时空中延续和变异的。对于传统的史学方法是可以变化的。在这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全球多元文化涌动的浪潮中，体育史学一定要与时俱进，讲究史学严谨和在“小心求证”基础上，再开放一些，不要太拘守史法，积极融合中西，取各学科之长补己之短，努力做到在中西、古今、各学科之间的多层次立体的融合与创新，真正完成旧范式的转换，从而创造一种面向当代、包蕴着未来的体育史学。
[编辑：邓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