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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得是哪一个女作家说过，男人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好像还记得她一辈子也没有结过婚，所以她的经验或许可以使她这样想吧。事实上每个男人的一生中都有一个终身难忘的时刻——从那一刻起，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一个男人！不是男孩，也不仅仅是男士，而是——男人。
我自己意识到这个事实的日子是在1993年9月4日——我父亲的忌日。
那是一个很晴的上午，正在市郊奔波忙碌的我忽然接到一个传呼。同事用极为简洁的语调告诉我——“你父亲脑溢血，病危，赶紧回来！”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今天早上父亲还是好好的和我一起去单位上班的！
经过近一小时的奔波，穿过大半个市区，闯过无数的信号灯，带着一身的臭汗我回到了父亲的办公室。拨开一层又一层的人群，我见到了躺在地上的父亲。他双目微闭，口半张开，很平静地躺在那里。几个单位领导和穿白大褂的人走过来，握住我的手要我镇静、镇静。“我们已经抢救四十多分钟了，没有一点生命反应，希望家属准备一下后事……”我只觉得心里一片空白，什么话也没听见。
又过了二十分钟，屋里静静的。领导看着我，医务人员也看着我。“你们尽力了，出去休息吧。现在我想和父亲单独呆一会儿。”我当时说的相当平静，连我自己都奇怪为什么能那么平静。
我跪下来把父亲的头抱在怀里，他的躯体很软，已经没有了正常人体的弹性和体温。我就这样抱着抱着，抱了很久很久……
父亲是一个极普通的人，沉默寡言，不善交际，与世无争，从来不发脾气，是单位里有名的胆小的老实人。父亲是五十年代北京一所著名大学的毕业生，同班同学里出色的已经做到了局长、厅长、部长，这些都是在整理父亲遗物时从他们半年前同学聚会的纪念册中发现的，而这些父亲从来就不曾对我们和任何人提过。
在我和弟弟的记忆里，父亲和母亲好像只吵过一次架，至于吵架的原因和过程已经记不清了。父亲从不喝酒，吸烟只吸劣等的香烟，你送他好烟他会小心地收藏起来，在你没有烟的时候再拿出来交给你。父亲一辈子也没有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成就和业绩，每天就是八点钟准时上班，五点钟准时回家，回家时保证会买些蔬菜一起带回来。父亲很少做饭，但做得比妈妈好吃。吃完饭父亲不会离开饭桌，会耐心地等大家吃完，一声不响地把碗筷收拾起来。然后听收音机，看电视，吸烟，准时睡觉……
父亲从不对我们瞪眼，也很少呵斥我们，对于我和弟弟的学业也缺乏通常家长都有的督促。高一那年我和班主任吵架，她找我家长，当时是父亲去的。那个女老师比比划划大发雷霆，父亲唯唯诺诺满脸赔笑不应一声。出来后，他也没有说什么，拉我到一家小饭店坐下，父子默默地吃饭。看我提心吊胆地不敢吃饭看着他，只说了句：“吃吧，都过去了。”我当时一下子就哭了出来，真的，即使在今天，想起那个胖胖的女老师折磨父亲的样子，我依然恨得牙根发痒！
父亲也有高兴的时候，一次是我保送上大学，一次是我女儿出生。我看见他笑了，笑得很开心，笑得很甜。
慢慢地我和弟弟都长大了，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的性格像父亲。
我们都相当的开朗活泼，有着广泛的社会圈子和众多的朋友。对于我们的事父亲从不过问。即使是我们问起他的意见，他也总是带有一些试探性地回答，不带有丝毫的指令性味道。
父亲就这样走过了五十五年，默默无闻而兢兢业业平平凡凡的一生，最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画上了一个句号。
那一年我二十六岁，我的宝贝女儿刚满周岁。
告别父亲的时刻，使我重新审视父亲辛劳操作的一生，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的父亲，也使我意识到从此时此刻起，作为长子的我就必须挑起这副担子，做一个男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
我把母亲接到自己家里居住，耐心地听她讲院子里老太太们中最新流传的小道消息；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努力去完成任务；每次下班时都有意识地在市场里穿过，试图寻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带回家里；即使外面的应酬活动结束得再晚，也坚持回家；即使再多的灯红酒绿杯盘交错，也能记起家中妻和母亲焦急的目光；不忘记答应带给女儿的一个小礼物；不忘记在母亲和妻的生日送一个问候与祝福。做到这一切很累，真的很累。但是我很满足，因为这是一个男人起码的职责。
其实这个社会上根本没有那么多落难的公主等待白马王子的解救，也不会有太多见义勇为的机会等着你热血沸腾。所以，我不相信施瓦辛格的风流倜傥或者周润发的铁血硝烟。男人恐怕本不该是那个样子的，就算真的做到那样，也好像应该仅仅叫做男士——不过是展示一下男儿血性本色的一面罢了。比较起来，我宁愿接受父亲更简单的男人原则：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少说多做的处事信条。
这极其简单而又极其普通的原则伴随我走过了五年，走过了一千多个日出日落。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兄弟，又结识了一批又一批的朋友。当然，这些人中也包括在网上认识的你。每年的清明节我都带上妻和女儿去看父亲的陵园。默默地用心灵和他对话。在我眼里，父亲不是一个出色的顶天立地的人，尽管是极为普通极为普通——但是——他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称职的男人。
世界上不外乎有两种人，一种人的行动告诉你该怎样做人；一种人的行动告诉你不该怎样做人。在这一点上，我永远感激我的父亲。
（齐心平摘自《文苑》）
我自己意识到这个事实的日子是在1993年9月4日——我父亲的忌日。
那是一个很晴的上午，正在市郊奔波忙碌的我忽然接到一个传呼。同事用极为简洁的语调告诉我——“你父亲脑溢血，病危，赶紧回来！”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今天早上父亲还是好好的和我一起去单位上班的！
经过近一小时的奔波，穿过大半个市区，闯过无数的信号灯，带着一身的臭汗我回到了父亲的办公室。拨开一层又一层的人群，我见到了躺在地上的父亲。他双目微闭，口半张开，很平静地躺在那里。几个单位领导和穿白大褂的人走过来，握住我的手要我镇静、镇静。“我们已经抢救四十多分钟了，没有一点生命反应，希望家属准备一下后事……”我只觉得心里一片空白，什么话也没听见。
又过了二十分钟，屋里静静的。领导看着我，医务人员也看着我。“你们尽力了，出去休息吧。现在我想和父亲单独呆一会儿。”我当时说的相当平静，连我自己都奇怪为什么能那么平静。
我跪下来把父亲的头抱在怀里，他的躯体很软，已经没有了正常人体的弹性和体温。我就这样抱着抱着，抱了很久很久……
父亲是一个极普通的人，沉默寡言，不善交际，与世无争，从来不发脾气，是单位里有名的胆小的老实人。父亲是五十年代北京一所著名大学的毕业生，同班同学里出色的已经做到了局长、厅长、部长，这些都是在整理父亲遗物时从他们半年前同学聚会的纪念册中发现的，而这些父亲从来就不曾对我们和任何人提过。
在我和弟弟的记忆里，父亲和母亲好像只吵过一次架，至于吵架的原因和过程已经记不清了。父亲从不喝酒，吸烟只吸劣等的香烟，你送他好烟他会小心地收藏起来，在你没有烟的时候再拿出来交给你。父亲一辈子也没有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成就和业绩，每天就是八点钟准时上班，五点钟准时回家，回家时保证会买些蔬菜一起带回来。父亲很少做饭，但做得比妈妈好吃。吃完饭父亲不会离开饭桌，会耐心地等大家吃完，一声不响地把碗筷收拾起来。然后听收音机，看电视，吸烟，准时睡觉……
父亲从不对我们瞪眼，也很少呵斥我们，对于我和弟弟的学业也缺乏通常家长都有的督促。高一那年我和班主任吵架，她找我家长，当时是父亲去的。那个女老师比比划划大发雷霆，父亲唯唯诺诺满脸赔笑不应一声。出来后，他也没有说什么，拉我到一家小饭店坐下，父子默默地吃饭。看我提心吊胆地不敢吃饭看着他，只说了句：“吃吧，都过去了。”我当时一下子就哭了出来，真的，即使在今天，想起那个胖胖的女老师折磨父亲的样子，我依然恨得牙根发痒！
父亲也有高兴的时候，一次是我保送上大学，一次是我女儿出生。我看见他笑了，笑得很开心，笑得很甜。
慢慢地我和弟弟都长大了，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的性格像父亲。
我们都相当的开朗活泼，有着广泛的社会圈子和众多的朋友。对于我们的事父亲从不过问。即使是我们问起他的意见，他也总是带有一些试探性地回答，不带有丝毫的指令性味道。
父亲就这样走过了五十五年，默默无闻而兢兢业业平平凡凡的一生，最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画上了一个句号。
那一年我二十六岁，我的宝贝女儿刚满周岁。
告别父亲的时刻，使我重新审视父亲辛劳操作的一生，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的父亲，也使我意识到从此时此刻起，作为长子的我就必须挑起这副担子，做一个男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
我把母亲接到自己家里居住，耐心地听她讲院子里老太太们中最新流传的小道消息；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努力去完成任务；每次下班时都有意识地在市场里穿过，试图寻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带回家里；即使外面的应酬活动结束得再晚，也坚持回家；即使再多的灯红酒绿杯盘交错，也能记起家中妻和母亲焦急的目光；不忘记答应带给女儿的一个小礼物；不忘记在母亲和妻的生日送一个问候与祝福。做到这一切很累，真的很累。但是我很满足，因为这是一个男人起码的职责。
其实这个社会上根本没有那么多落难的公主等待白马王子的解救，也不会有太多见义勇为的机会等着你热血沸腾。所以，我不相信施瓦辛格的风流倜傥或者周润发的铁血硝烟。男人恐怕本不该是那个样子的，就算真的做到那样，也好像应该仅仅叫做男士——不过是展示一下男儿血性本色的一面罢了。比较起来，我宁愿接受父亲更简单的男人原则：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少说多做的处事信条。
这极其简单而又极其普通的原则伴随我走过了五年，走过了一千多个日出日落。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兄弟，又结识了一批又一批的朋友。当然，这些人中也包括在网上认识的你。每年的清明节我都带上妻和女儿去看父亲的陵园。默默地用心灵和他对话。在我眼里，父亲不是一个出色的顶天立地的人，尽管是极为普通极为普通——但是——他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称职的男人。
世界上不外乎有两种人，一种人的行动告诉你该怎样做人；一种人的行动告诉你不该怎样做人。在这一点上，我永远感激我的父亲。
（齐心平摘自《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