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达十二天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2009年12月18日午夜前后终于形成简短的协议文本，其中没有提及各国的具体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此次会议期间争议最大的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责任界定问题，事实上被延搁了。各国对于各自的减排目标无法达成协议，意味着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威胁”面前，各方无法共同确定“承诺”(commitment)。
　　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曾经用博弈论研究战争和各种政治性谈判，包括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他在约50年前的代表作《冲突的策略》中将博弈论运用到当年的美苏裁军谈判实践，而近年出版的《承诺的策略》则将博弈论运用到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
　　谢林从核裁军谈判中总结出“威胁”与“承诺”的关系，即威胁(比如发出核威胁)就是作出一个承诺，并让别人知道这个承诺，如果被威胁的一方不按照威胁的要求行事，提出威胁的一方则宁可作出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或者损失一些东西，也要让被威胁的一方承受成本、损害或痛苦。如果威胁成功了，就没有必要实施威胁要做的事情，但如果威胁失败了，那么代价会高昂而且毫无效果。
　　全球变暖问题也是一个威胁，但这一威胁与核威胁不一样，它从根本上说是老天爷对人类的威胁，没有发出行为的主体，而是全球所有国家都面临的威胁。这一威胁当然事实上是由一些行为主体(比如论证气候变化的一些科学家群体，或者一些国家)“挟天子以令诸侯”发出威胁，但发出威胁的一方并没有能力实施威胁(不是扔原子弹，而要等老天爷报应)。因此，各国要面对这个“无主”的威胁作出承诺，当然比就核裁军之类问题作出承诺要困难得多。
　　但哥本哈根会议难以达成承诺最重要的原因不在于威胁的“无主”。尽管此次会议期间有媒体爆出部分科学家为渲染全球变暖趋势而编造数据，但这些都没有在根本上影响全球各国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形成的共识。真正的问题在于，承诺不仅与此时此刻的威胁有关，而且与“责任”有关。此次会议真正的争论焦点是责任特别是历史责任问题，而不是威胁本身。
　　发达国家在此次会议期间试图推出“丹麦提案”，否定此前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为基础的双轨制所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企图将发达国家减排目标和发展中国家减排目标挂钩。发展中国家自然会抗议，因为从历史来看，发达国家对目前的气候变暧作出了主要的“贡献”，现在却把历史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无论如何说不过去。
　　有意思的是，2002年美国总统布什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后，谢林曾经为布什辩护。他认为，全球变暖效应对发达国家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经济却深受其害。因此发达国家没有限制碳排放的动机，而发展中国家又承担不起治理温室效应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签订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缺乏折中和相互谅解的基础，无法根本解决问题。可是今天发达国家转而有强烈动机限制碳排放(比如变相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仍然缺乏相互谅解的基础，这说明谢林当时的辩护并未抓住要害，真正的要害在于历史责任问题。
　　不过谢林对冲突策略的研究仍然重要。他指出，在冲突中谈判(对抗)的一方如果作出预先承诺或者自缚手脚，反而可能因此获益，因为此种策略行为能够改变对方的行为。中国在参加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即宣布了自己的大力度的减排计划，可谓深合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