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在北京城里发生过一起轰动一时的暗杀未遂事件,谋剌的一方是汪精卫,而谋刺的对象则是载沣。当时的汪精卫,还是一个坚定的民主革命者。我们来讲述青年汪精卫暗杀载沣的旧事,并无意于为汪精卫“翻案”,而只是想还原一个真实的汪精卫。并且,我们认为,让人们知道,那个后来沦为民族败类的汪精卫,在年轻的时候其实曾经是一位志行高洁的革命青年,也许更能引人深思。
　　我们知道,在辛亥革命期间,汪精卫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而孙中山对暗杀一直都是持保留态度的。因此,可以断言,汪精卫也不是那种从一开始就主张暗杀的人。他之所以会走上暗杀之路,与多种因素有关。
　　首先是历次武装起义失败后的打击。在1907～1908年间,革命党人发动过一系列武装起义,但这些武装起义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这给革命派很大的打击,使革命士气大为低落。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一次能够振奋人心的行动,来鼓舞士气,振作人心。像孙中山、黄兴等人想到的是继续组织武装起义,而汪精卫则想到了暗杀。
　　其次是倒孙风潮的刺激。同盟会作为革命派的政党,从一开始就不是很团结。而就在经历多次武装起义失败士气低落的时候,内部又出现了分裂的现象。这一次的主角,是原属光复会系统的陶成章、章炳麟等人。他们在革命派内外散发攻击孙巾山的言论,说孙中山贪污公款,不救济《民报》等等,共列举了孙中山的十四条罪状。这种攻击使革命派内血15人心更加涣散,并且,还使汪精卫的革命活动受到阻碍。他当时正在南洋筹款,很多华侨就因为看了陶成章等人散发的传单,而不愿意捐款给汪精卫,使汪精卫一无所获。这使汪精卫大为气愤,于是,在“愤激之余,决心实行个人暗杀计划”。
　　其三是保皇派的攻击。在辛亥革命期间,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长期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处于竞争状态,二者之间发生过持久的激烈的论战。就在革命派因历次武装起义失败和内部分裂而士气低落的时候,保皇派还趁火打劫,对革命派实施严厉的攻击。这些攻击之词中,有一些还是直接针对汪精卫的。革命派在新加坡办了一份报刊,叫做《中兴日报》;保皇派在新加坡也办了一份报刊,叫做《南洋总汇新报》。这两份报刊之间,就像其他地方的两派报刊一样,经常发生文字战争。汪精卫在1908年的时候曾将自己的一篇题为《革命之决心》的文章刊登于《中兴日报》,借以鼓舞士气。在这篇文章中,汪精卫提出:“不能破除生死之见者不能为革命党。”这一句话本来是用来鼓舞士气的,没想到保皇派却抓住不放,对汪精卫展开猛烈的攻击。汪精卫的文章发表没有几天,在《南洋总汇新报》上就刊出了一篇题为《为乱党辩护者之欺人》的文章,署名“惩汪”。显然,这个笔名,就是专门针对汪精卫而取的。汪精卫说“不能破除生死之见者不能为革命党”,“惩汪”就说,你汪精卫自己就没有能够破除生死之见,你所做的,只有“千万革命之空言”,而“无半点革命之实行”,你汪精卫只是一个空言的革命者,而不是一个革命的实行家。诸如此类的谩骂式攻击使汪精卫大受刺激,使他决心用一次剧烈的行动来证明自己不是空言的革命者,证明自己是破除了生死之见,敢于为革命牺牲的真正的革命者。
　　其四是清廷的立宪举措。清政府在1906年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在那之后采取了很多改革政治的措施,如在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九年筹备清单,1909年成立各省咨议局等等,都给人留下励精图治的印象,使国内外的很多华人认为,清政府尚未完全腐败,也许还能通过改革,实现中国由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的转变。这种情况给革命派很大的压力。如果清政府的预备立宪获得成功,那革命派的民主共和理想就无法实现了。因此,很多革命者都认为,要用一次剧烈的行动,向海内外的华人显示,清政府的立宪是假立宪,不可能获得成功。
　　在以上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原本并不热心暗杀的汪精卫,也走上了暗杀之路。
　　那么,他为何最终将暗杀的目标锁定了载沣呢?
　　这跟载沣在当时的清政府中的地位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载沣是醇亲王奕谶的儿子,是光绪皇帝的弟弟。1890年承袭醇亲王王爵。1901年作为头等专使出使德国,这在满清宗室中算是很早踏出国门的了。1907年,奉派为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1908年正月,补授军机大臣。也就在这一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驾崩。慈禧在驾崩之前颁发懿旨,命载沣的当时只有3岁的儿子溥仪溥仪继承帝统。同时,授载沣为摄政王,规定此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因此,在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后驾崩之后,载沣就成了清政府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如果能将载沣暗杀,那无疑可以造成非常轰动的效应。汪精卫最后确定以载沣为暗杀对象,其原因即在于此。
　　汪精卫决心走暗杀之路后,便于1909年离开新加坡北上,为暗杀做准备。他在日本找到了志同道合的黄复生、喻培伦、陈璧君等人,秘密成立了一个暗杀团体。1910年初,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陈璧君四人潜入北京。在临行前,他写给胡汉民一封血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表达了要牺牲自己以造成革命时势的坚强决心。
　　到北京之后,汪精卫等人在琉璃厂火神庙夹道开设了_一家取名为“守真”的照相馆作为掩护。他们以此为据点,对载沣上下朝的路线做了非常细致的考察,最后决定在载沣上下朝必经之路的一座小石桥实施暗杀。为此,由黄复生出面,找到一家叫做鸿泰永的铁铺订做了一个大铁箱,然后将炸药置于铁箱之内备用。按照分工,由黄复生和喻培伦负责埋炸药,汪精卫则负责找准机会将炸药引爆。但不幸的是,当黄复生和喻培伦在1910年4月2日埋炸药的时候,被清廷的侦探发觉了。他们二人虽然顺利逃离了现场,但藏有炸药的铁箱则被清廷起获。清廷起获炸药之后,做了一番研究,发现装炸药的铁箱制造比较粗糙,像是临时在本地制造的。于是经过一番侦查,找到了鸿泰永铁铺。将东家抓来一问,招出铁箱系守真照相馆所订做。于是顺藤摸瓜,找到了守真照相馆,将正在照相馆内的汪精卫、黄复生和照相馆的一个职员罗世勋逮捕。
　　喻培伦和陈璧君没有被捕,那是因为,在炸弹案败露之后,汪精卫等人决定重来,由喻培伦和陈璧君先回日本做相应的准备,他们二人已经离开北京,前往日本了。
　　朝廷拿获暗杀摄政王的革命党,这一消息,很快在国内外的报刊上广为刊登,一时成为关注的热点。当时正在美洲筹款的孙中山也很快就得到了汪精卫被捕的消息,非常惋惜地说,汪精卫被捕,等于断我一条胳膊,并指示机宜,要设法营救。胡汉民得知消息之后,也非常伤痛,写下了“问谁勘作釜,使子竞为薪”的诗句。当然,最为着急的应该是陈璧君。陈璧君本是南洋华侨富商的千金,在拜读了汪精卫发表在《民报》上的鼓吹革命的文章之后,就对汪精卫生出爱慕之情。后来汪精卫追随孙中山到南洋,汪精卫在新加坡等地登台演说,鼓吹革命,他那美男子的风范,他那义正词严的演说,更使陈璧君倾倒。陈璧君 之所以会到日本留学,之所以会参加汪精卫的暗杀组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他对汪精卫的爱慕。现在汪精卫被捕,她当然非常着急,于是四处找人帮忙,希望能够营救汪精卫。吴玉章、胡汉民、赵声等革命者都伸出了援手,大家都尽了力,但汪精卫毕竟是被清廷最高当局逮捕,其罪名且是暗杀当朝的摄政王,营救谈何容易,因此效果不佳。伤心欲绝的陈璧君后来只身北上,来到北京,想尽办法给汪精卫带去了一些鸡蛋,并在其中的一枚鸡蛋里藏了她写给汪精卫的一封信,给汪精卫送去难能可贵的慰藉。汪精卫收到之后,大为感动。听说这一事件使他们二人的感情大为升温,为他们最后能结为连理做了很关键的感情铺垫。
　　不过,这个时候的汪精卫,恐怕没有能够想到今生还有机会与陈璧君结为连理。他当时想得最多的,恐怕是死。确实,在被逮捕之后,汪精卫做好了必死的准备。在狱中,他写下了一首《被捕口占》的诗歌,其中有言:“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表达了从容就义的决心。
　　因此,当清廷提审的时候,汪精卫曾一再为黄复生开脱,将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当时的一份报刊上曾刊登一篇介绍提审情形的文章,文中介绍说,提审当日,汪精卫写下了供词,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此行的目的直言不讳地写了出来。审问官看后,问他:“你没有同党?”汪精卫回答:“没有。”审问官指着黄复生:“他就是你的同党,否则不会帮你订制铁箱。”汪精卫:“他对订制铁箱的用途并不知情,我跟他讲,订制铁箱的目的是盛放酱油、醋之类东西的。”审问官问黄复生,黄复生也说开始的时候确实不知汪精卫托他定制铁箱的真实用途。审问官乃激之以友情,对黄复生讲:“汪精卫难免一死,你又何忍独存呢?”受此刺激,黄复生乃拿起笔来写供词,准备将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的身上。而汪精卫则哭着上前抢黄复生的笔,并且说:“你本不知情,又何必冤枉自己?”黄复生也哭着争辩:“一切皆我,何与君事?”场面相当感人。
　　他们两人都保定了赴死的决心,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没有被判死罪。其原因,就在于在如何判罪方面,清廷内部发生了分歧。虽然有很多人主张严刿,但当时的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则主张宽大处理,希望能借此来“缓和人心”。结果,汪精卫和黄复生部被判终身监禁,罗世勋则被判监禁十年。
　　第二年,武昌起义爆发,此后各地纷起响应,清王朝在各地的统治很快土崩瓦解。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做了最后一次挽回人心的努力,那就是开放党禁,释放在押政治犯。于是,汪精卫和黄复生在11月6日这天,被清廷释放了。
　　汪精卫抱着必死的决心,想通过暗杀摄政王载沣来振起涣散的人心,造成革命的时势,但因暗杀未遂,因此这一举动也就很难说对革命有多大的推动。但汪精卫在此举中所表现出来的舍生取义的风采,实在也不要因为他后半生的失足而受到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