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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卖新闻》上看到筑波大学副教授八木勇治对5·12汶川地震的分析结果：汶川地震的破坏力是阪神大震灾的30倍！阪神大震灾相当于67枚广岛原子弹，那就是说，汶川地震相当于2010枚广岛原子弹在距离地面仅10公里的浅表爆炸！
我的双手再也拿不住报纸，强烈地颤抖了起来。我一直只希望能在心里的黑暗里隐蔽这段潜意识里想忘记掉的可怕回忆，仿佛害病的眼睛避光，破碎的皮肉怕风。
对于5·12汶川地震，我除了捐了一沓钱之外，除了响应携程的号召将所有的携程积分悉数兑换成文具书籍体育用品等爱心礼包献给灾区孤儿之外，实在也做不了什么了。除了为灾区祈祷，如果能够参加献血，我一定会请求往极限抽。我真的实在也做不了什么了，我很惭愧。
我还能做到的就是把我亲身经历的阪神大震灾写出来。因为没有经历过大地震的人是绝对想象不出来大地震的恐怖，不知道地震发生后的抢救工作只是抗灾的刚刚开始。地震与其说是灾难，不如说是苦难；地震带给人类的，也远不只是死亡。
1995年1月17日星期二这一天，到日本大阪留学已１０个月的我和往常一样，凌晨4点就离开温暖的被窝，去勤工俭学的报馆分插当天的广告单，然后与其他报童分赴各自的送报线路。凌晨5点46分，正是所有的人睡得正香的时候，街道上只有我们这些报童和送牛奶的。
当时我正骑在报馆专用的自行车上，突然毫无征兆的一阵头昏目眩，我莫名其妙地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报纸也撒落一地。滚落在地的我先是听到地下沉闷的嗥叫声，那声音是从未体验过的却能激起人本能的战栗。
接着是所有的民居车库的金属卷帘门疯狂地抖动起来，从近到远响成一片，间或夹杂着玻璃爆裂声。而头顶上的电线网，则哧哧地冒出串串电火花。
“无法形容”是我最讨厌的文章遁词，但我真的根本无法形容我身下紧贴着的大地的运动，像晃动不是晃动、像颠簸不是颠簸、像拱起却没有拱起、像沉陷却没有沉陷。
最刻骨铭心的是，滚落在地的我并没有受伤也没有被任何东西压着，我本能地急切地想站起来逃生，却根本无法动弹，仿佛被点穴施了定身法。整个漫长的过程（事后知道大约是１２秒）我的头脑无法指挥手脚，我就那样一动不能动地躺在地上，变成了一个灵魂出窍的躯壳，一具虚空的肉身遗体。
我甚至清楚地知道，这时候如果电线杆压下来或者碎玻璃片像弹片一样打穿我的肉体，我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无可奈何地听天由命。
所以，每当人们谈论起地震来临时该如何应对的问题，我总是摇头叹息。按我的切身体验，在强震的那十几秒间，人其实是无能为力指挥不动自己的身体的，能做到的大概只有出于强大本能用自己的身躯紧紧护住孩子，而孩子还要恰巧近在咫尺，多间隔几步可能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强震时的地震波会对人的脑波产生干扰，总之我再也不会忘记那种惊恐，那种绝望，那种无能为力。
十几秒的时间却如同几个世纪一样漫长，我能够从地上站起来时，旁边的民居中有老头老太太头顶棉被冲出来，嘟囔着：“大变！又有地震了！”
到日本１０个月以来，最常在电视中看到的报道就是某某地方发生地震，我便想当然以为只是例行公事，边咋舌地震的威力边扶起自行车继续送完报纸，回留学生宿舍继续补觉。到日本来缺的就是觉。
可谁知道，这一睡下去，床就像摇篮一样颠簸得厉害。当时的我只知道地震大国的日本，所有建筑物都强制要求抗震力，据说七八级地震都承受得住，所以很放心地睡在“摇篮”上，体验着沉重的电冰箱在房间地板上滑来滑去，体验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余震，感叹着晃动得这么厉害楼房还真的没事。
“摇篮”中电话响了起来，显得特别地刺耳。我跳起来接时，被余震的惯性晃个踉跄。是班主任矶田先生，确认完我的安否后，矶田先生邀我一起去神户救助班上的尼泊尔同学歇卢巴，他那正是地震中心，肯定出事了。
歇卢巴和我很好，我焦急地边等着矶田先生的车边打开电视，这时我才知道后怕了。原来我所住的地方受灾算很轻的，歇卢巴那儿已成了烈火地狱了。
矶田先生开着自己的小车，拉上我和另外3名同学，先到24小时便利店买了许多矿泉水和吃的塞满后备厢，然后往神户疾驰而去。
越是接近神户，我们的心情就越沉重。凝视一片片满目疮痍、残垣断壁，到处是一座座损毁严重的建筑，有的大楼从中间拦腰折断，砸靠在附近另一座楼上，摇摇欲坠；有的大楼整个第六层不再存在，第五层上直接压着的是第七层。
我们从汽车的收音机里听到了播放着的由各大媒体记者采写的灾情的报道：大阪至神户的高速公路的高架地段有10多处发生断裂，多处崩落，粗大的钢筋水泥柱子从根底折断，长达500多米的路面被掀翻；不到半天的工夫，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统计已由最初的几百人上升至千人等等。
深谋远虑的矶田先生早就担心高速会关闭，所以选择一般道来走。但我们在接近神户时还是被拦下来了，我们被告知不得进入，必须马上换道远离以免拥堵。
远眺着神户市内处处浓烟滚滚，矶田先生强忍泪水将矿泉水和吃的悉数卸下整齐地排放在路边树下，用车上的唛头笔写了块纸牌子挂在矿泉水瓶上：“这是为受灾的人带来的干净食品，请需要的人放心取用。”
然后，他面向浓烟滚滚的神户深深地鞠了一躬，说道：“别放弃，神户！别放弃，歇卢巴！”
多年以来我的眼前还会浮现出当年那一幕难忘的情景。生与死之间，一步之遥，就那么简单。
后来的救灾情况都是在电视实况转播中了解到的，除了祈祷，除了心急如焚，除了强忍泪水，还有一次让我痛痛快快哭出来的经典场景：
那是第五天还是第六天后的救援活动中，一位年轻的女郎被救援队员从瓦砾堆下救出时，极度虚弱的她张开干裂的嘴唇，对救援队员们说出的第一句话居然是：“等我恢复后，你们有谁愿意和我约会？”年轻的救援队员们争先恐后地举起手来来报名：“我愿意！我愿意！”
这幅场景之所以深深地鼓舞着灾民，是因为他们洋溢着对生活的渴望与热爱，在灾难面前表现出的坚强意志与坚不可摧的信心。
我的双手再也拿不住报纸，强烈地颤抖了起来。我一直只希望能在心里的黑暗里隐蔽这段潜意识里想忘记掉的可怕回忆，仿佛害病的眼睛避光，破碎的皮肉怕风。
对于5·12汶川地震，我除了捐了一沓钱之外，除了响应携程的号召将所有的携程积分悉数兑换成文具书籍体育用品等爱心礼包献给灾区孤儿之外，实在也做不了什么了。除了为灾区祈祷，如果能够参加献血，我一定会请求往极限抽。我真的实在也做不了什么了，我很惭愧。
我还能做到的就是把我亲身经历的阪神大震灾写出来。因为没有经历过大地震的人是绝对想象不出来大地震的恐怖，不知道地震发生后的抢救工作只是抗灾的刚刚开始。地震与其说是灾难，不如说是苦难；地震带给人类的，也远不只是死亡。
1995年1月17日星期二这一天，到日本大阪留学已１０个月的我和往常一样，凌晨4点就离开温暖的被窝，去勤工俭学的报馆分插当天的广告单，然后与其他报童分赴各自的送报线路。凌晨5点46分，正是所有的人睡得正香的时候，街道上只有我们这些报童和送牛奶的。
当时我正骑在报馆专用的自行车上，突然毫无征兆的一阵头昏目眩，我莫名其妙地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报纸也撒落一地。滚落在地的我先是听到地下沉闷的嗥叫声，那声音是从未体验过的却能激起人本能的战栗。
接着是所有的民居车库的金属卷帘门疯狂地抖动起来，从近到远响成一片，间或夹杂着玻璃爆裂声。而头顶上的电线网，则哧哧地冒出串串电火花。
“无法形容”是我最讨厌的文章遁词，但我真的根本无法形容我身下紧贴着的大地的运动，像晃动不是晃动、像颠簸不是颠簸、像拱起却没有拱起、像沉陷却没有沉陷。
最刻骨铭心的是，滚落在地的我并没有受伤也没有被任何东西压着，我本能地急切地想站起来逃生，却根本无法动弹，仿佛被点穴施了定身法。整个漫长的过程（事后知道大约是１２秒）我的头脑无法指挥手脚，我就那样一动不能动地躺在地上，变成了一个灵魂出窍的躯壳，一具虚空的肉身遗体。
我甚至清楚地知道，这时候如果电线杆压下来或者碎玻璃片像弹片一样打穿我的肉体，我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无可奈何地听天由命。
所以，每当人们谈论起地震来临时该如何应对的问题，我总是摇头叹息。按我的切身体验，在强震的那十几秒间，人其实是无能为力指挥不动自己的身体的，能做到的大概只有出于强大本能用自己的身躯紧紧护住孩子，而孩子还要恰巧近在咫尺，多间隔几步可能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强震时的地震波会对人的脑波产生干扰，总之我再也不会忘记那种惊恐，那种绝望，那种无能为力。
十几秒的时间却如同几个世纪一样漫长，我能够从地上站起来时，旁边的民居中有老头老太太头顶棉被冲出来，嘟囔着：“大变！又有地震了！”
到日本１０个月以来，最常在电视中看到的报道就是某某地方发生地震，我便想当然以为只是例行公事，边咋舌地震的威力边扶起自行车继续送完报纸，回留学生宿舍继续补觉。到日本来缺的就是觉。
可谁知道，这一睡下去，床就像摇篮一样颠簸得厉害。当时的我只知道地震大国的日本，所有建筑物都强制要求抗震力，据说七八级地震都承受得住，所以很放心地睡在“摇篮”上，体验着沉重的电冰箱在房间地板上滑来滑去，体验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余震，感叹着晃动得这么厉害楼房还真的没事。
“摇篮”中电话响了起来，显得特别地刺耳。我跳起来接时，被余震的惯性晃个踉跄。是班主任矶田先生，确认完我的安否后，矶田先生邀我一起去神户救助班上的尼泊尔同学歇卢巴，他那正是地震中心，肯定出事了。
歇卢巴和我很好，我焦急地边等着矶田先生的车边打开电视，这时我才知道后怕了。原来我所住的地方受灾算很轻的，歇卢巴那儿已成了烈火地狱了。
矶田先生开着自己的小车，拉上我和另外3名同学，先到24小时便利店买了许多矿泉水和吃的塞满后备厢，然后往神户疾驰而去。
越是接近神户，我们的心情就越沉重。凝视一片片满目疮痍、残垣断壁，到处是一座座损毁严重的建筑，有的大楼从中间拦腰折断，砸靠在附近另一座楼上，摇摇欲坠；有的大楼整个第六层不再存在，第五层上直接压着的是第七层。
我们从汽车的收音机里听到了播放着的由各大媒体记者采写的灾情的报道：大阪至神户的高速公路的高架地段有10多处发生断裂，多处崩落，粗大的钢筋水泥柱子从根底折断，长达500多米的路面被掀翻；不到半天的工夫，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统计已由最初的几百人上升至千人等等。
深谋远虑的矶田先生早就担心高速会关闭，所以选择一般道来走。但我们在接近神户时还是被拦下来了，我们被告知不得进入，必须马上换道远离以免拥堵。
远眺着神户市内处处浓烟滚滚，矶田先生强忍泪水将矿泉水和吃的悉数卸下整齐地排放在路边树下，用车上的唛头笔写了块纸牌子挂在矿泉水瓶上：“这是为受灾的人带来的干净食品，请需要的人放心取用。”
然后，他面向浓烟滚滚的神户深深地鞠了一躬，说道：“别放弃，神户！别放弃，歇卢巴！”
多年以来我的眼前还会浮现出当年那一幕难忘的情景。生与死之间，一步之遥，就那么简单。
后来的救灾情况都是在电视实况转播中了解到的，除了祈祷，除了心急如焚，除了强忍泪水，还有一次让我痛痛快快哭出来的经典场景：
那是第五天还是第六天后的救援活动中，一位年轻的女郎被救援队员从瓦砾堆下救出时，极度虚弱的她张开干裂的嘴唇，对救援队员们说出的第一句话居然是：“等我恢复后，你们有谁愿意和我约会？”年轻的救援队员们争先恐后地举起手来来报名：“我愿意！我愿意！”
这幅场景之所以深深地鼓舞着灾民，是因为他们洋溢着对生活的渴望与热爱，在灾难面前表现出的坚强意志与坚不可摧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