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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特别是中国有关“三农”政策的落实情况,以及中国的“三农”问题尤为引人关注。为此,外交部前不久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深度解读中央有关“三农”政策,并就中国的“三农”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作为曾连续7年参与起草中央一号文件的著名经济学家韩俊回答了来自美联社、路透社等50余家中外媒体记者的提问,对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耕地保护、民工荒以及城镇化发展、食品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独到见解。
一、中国为何没有出现“贫民窟”现象?
针对这个问题,韩俊谈到,中国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没有出现个别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进程中出现的农业萎缩、农村凋敝的现象,没有大量农民因为失去土地而流落到城市成为贫民,从而导致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现象。相反,中国农业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举世瞩目的。
韩俊表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和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历届中央领导分别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要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位置”、“农业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等论断。
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水、电、路、气、房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教育、医疗、卫生、最低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障等社会事业飞速发展,粮食连续六年丰收;农民收入连续六年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农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农村面貌日新月异。
“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所取得的成就首先得益于国家制定的惠农强农政策。”韩俊认为,自2004年以来的连续7个一号文件充分表达了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政治意愿,提出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新理念,初步形成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政策体系。
韩俊强调,在所有的政策当中,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央已经明确提出,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这就给农民吃了一颗“长效定心丸”,让农民成为土地的经营主体和受益主体,农民的土地权利会得到长久保护。在中国,一家一户的承包经营制度不能变,绝不能让农民失地,不鼓励大企业到农村搞土地兼并,不鼓励搞发达国家那样大规模的农场。
韩俊认为,中国的农村土地政策有三大优势:土地定权,农民定心;农民家中有地,才能进退有据;土地是集体的,承包权是农民的,农地农有,归农民使用。正是因为有这三大优势,才有利于避免中国出现“贫民窟”现象,这是中国农村长治久安的基础。
二、中国的粮食安全存在新的隐患吗?
大量农民转移到城市务工后,土地是否被撂荒?对中国粮食安全有怎样的影响?这是当前中外媒体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
韩俊说,虽然中国粮食连续六年丰收,粮食生产能力已经稳定超过5亿吨的水平。目前中国的粮食形势也处于供求基本平衡、库存非常充足、粮价基本稳定的状态,但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因为,目前这种供求平衡是非常脆弱的;而且是强制性的,需要政府强有力的干预;同时,这种平衡是一种紧平衡,很容易被打破。因为种粮对农民来讲效益太低,种粮对地方政府来讲太不划算,如果我们一旦忽视粮食生产,粮食马上就有可能出现滑坡。
因此,为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稳定粮食生产,要继续增加对农民的种粮补贴,要提高对粮食的最低收购价。现在有“两个杠杆”确保不让农民种粮倒贴钱,一个是补贴,另一个是价格。
最近中国政府刚刚提高了对稻谷主产区的粮食最低收购价,这就是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相关政策的实际举措。同时,国家也加大了对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大了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的力度。相信这些举措对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对维护中国粮食安全会有积极推动作用。
针对中国大量进口大豆等油脂油料问题,韩俊回答说,依靠中国现有的土地,无法实现所有农产品自给,必须有选择性地依靠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同时,中国也在积极发展木本油料等方面的生产。
三、中国的耕地数量和质量是否“双下降”?
在中国推进城镇化进程中,耕地数量是否在减少、耕地质量是否在下降?中国如何平衡城镇化发展与保护耕地之间的关系?
韩俊对这个敏感问题毫不避讳,他说:我国人均耕地少,人均不到1.5亩耕地。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必须保有一定数量的耕地,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可逾越。而现实中耕地保护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优质耕地流失速度惊人。同时,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将不可避免地占用部分耕地。今后建设用地的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农用地特别是耕地保护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因此,中国实施两个最严格的制度:一个是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另一个是最严格的集约节约用地制度。
韩俊认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利益补偿机制,就是要更注重以经济补偿手段来保护基本农田。
韩俊说,中国之所以提出要建立最严格的集约节约用地制度,是因为现在的土地利用还非常粗放。如果按每个城镇人口平均用地来计算,中国城镇人口的用地比世界平均水平要高一倍。
大家可以看到,有的城市热衷于 “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建了不少脱离实际的宽马路、大广场、大草坪。有些地级市、甚至县城的广场盖得都非常大,一些地级市用一、两千亩土地来盖广场的例子并不少见。
第二个原因是耕作技术存在问题。很多村庄没有大型拖拉机,无法对土地进行深耕。比如黑龙江农村,农民只用小四轮耕地,而小四轮的耕作层很浅,长期如此,土壤质量肯定要退化。现在,国家正在通过政府补贴,资助农民购买大型拖拉机,鼓励农民对土地进行深耕。
第三,工业污染、重金属污染向农村转移扩散。中国刚刚完成重金属污染全国普查,已制定了防治重金属污染的规划,正在实施有关治理项目。
韩俊说:“我认为,在中国,提高耕地质量与保护耕地数量同等重要!”
作为曾连续7年参与起草中央一号文件的著名经济学家韩俊回答了来自美联社、路透社等50余家中外媒体记者的提问,对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耕地保护、民工荒以及城镇化发展、食品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独到见解。
一、中国为何没有出现“贫民窟”现象?
针对这个问题,韩俊谈到,中国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没有出现个别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进程中出现的农业萎缩、农村凋敝的现象,没有大量农民因为失去土地而流落到城市成为贫民,从而导致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现象。相反,中国农业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举世瞩目的。
韩俊表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和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历届中央领导分别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要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位置”、“农业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等论断。
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水、电、路、气、房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教育、医疗、卫生、最低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障等社会事业飞速发展,粮食连续六年丰收;农民收入连续六年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农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农村面貌日新月异。
“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所取得的成就首先得益于国家制定的惠农强农政策。”韩俊认为,自2004年以来的连续7个一号文件充分表达了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政治意愿,提出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新理念,初步形成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政策体系。
韩俊强调,在所有的政策当中,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央已经明确提出,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这就给农民吃了一颗“长效定心丸”,让农民成为土地的经营主体和受益主体,农民的土地权利会得到长久保护。在中国,一家一户的承包经营制度不能变,绝不能让农民失地,不鼓励大企业到农村搞土地兼并,不鼓励搞发达国家那样大规模的农场。
韩俊认为,中国的农村土地政策有三大优势:土地定权,农民定心;农民家中有地,才能进退有据;土地是集体的,承包权是农民的,农地农有,归农民使用。正是因为有这三大优势,才有利于避免中国出现“贫民窟”现象,这是中国农村长治久安的基础。
二、中国的粮食安全存在新的隐患吗?
大量农民转移到城市务工后,土地是否被撂荒?对中国粮食安全有怎样的影响?这是当前中外媒体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
韩俊说,虽然中国粮食连续六年丰收,粮食生产能力已经稳定超过5亿吨的水平。目前中国的粮食形势也处于供求基本平衡、库存非常充足、粮价基本稳定的状态,但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因为,目前这种供求平衡是非常脆弱的;而且是强制性的,需要政府强有力的干预;同时,这种平衡是一种紧平衡,很容易被打破。因为种粮对农民来讲效益太低,种粮对地方政府来讲太不划算,如果我们一旦忽视粮食生产,粮食马上就有可能出现滑坡。
因此,为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稳定粮食生产,要继续增加对农民的种粮补贴,要提高对粮食的最低收购价。现在有“两个杠杆”确保不让农民种粮倒贴钱,一个是补贴,另一个是价格。
最近中国政府刚刚提高了对稻谷主产区的粮食最低收购价,这就是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相关政策的实际举措。同时,国家也加大了对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大了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的力度。相信这些举措对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对维护中国粮食安全会有积极推动作用。
针对中国大量进口大豆等油脂油料问题,韩俊回答说,依靠中国现有的土地,无法实现所有农产品自给,必须有选择性地依靠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同时,中国也在积极发展木本油料等方面的生产。
三、中国的耕地数量和质量是否“双下降”?
在中国推进城镇化进程中,耕地数量是否在减少、耕地质量是否在下降?中国如何平衡城镇化发展与保护耕地之间的关系?
韩俊对这个敏感问题毫不避讳,他说:我国人均耕地少,人均不到1.5亩耕地。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必须保有一定数量的耕地,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可逾越。而现实中耕地保护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优质耕地流失速度惊人。同时,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将不可避免地占用部分耕地。今后建设用地的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农用地特别是耕地保护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因此,中国实施两个最严格的制度:一个是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另一个是最严格的集约节约用地制度。
韩俊认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利益补偿机制,就是要更注重以经济补偿手段来保护基本农田。
韩俊说,中国之所以提出要建立最严格的集约节约用地制度,是因为现在的土地利用还非常粗放。如果按每个城镇人口平均用地来计算,中国城镇人口的用地比世界平均水平要高一倍。
大家可以看到,有的城市热衷于 “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建了不少脱离实际的宽马路、大广场、大草坪。有些地级市、甚至县城的广场盖得都非常大,一些地级市用一、两千亩土地来盖广场的例子并不少见。
第二个原因是耕作技术存在问题。很多村庄没有大型拖拉机,无法对土地进行深耕。比如黑龙江农村,农民只用小四轮耕地,而小四轮的耕作层很浅,长期如此,土壤质量肯定要退化。现在,国家正在通过政府补贴,资助农民购买大型拖拉机,鼓励农民对土地进行深耕。
第三,工业污染、重金属污染向农村转移扩散。中国刚刚完成重金属污染全国普查,已制定了防治重金属污染的规划,正在实施有关治理项目。
韩俊说:“我认为,在中国,提高耕地质量与保护耕地数量同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