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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井冈山时期的红军为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克服经济困难，利用打土豪、群众捐赠和向商户征收三种形式筹款。通过筹款，红军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所需经费，改变了军民生存艰难的现实困境，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提高了人民群众对红军的信任度，扩大了红军影响力，在红军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红军;筹款
中图分类号 D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475（2021）03-033-05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长期对敌斗争中，毛泽东指出：“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1]53因而，筹款成为红军解决经济问题、巩固发展根据地的重要方式，并由此被确定为红军的三大政治任务之一。系统梳理井冈山时期红军筹款的历史背景、方式与意义，对于深入挖掘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细化红军研究视角具有重要意义。
一、井冈山时期红军筹款的历史背景
井冈山时期，根据地红军面临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之受当地经济发展落后的制约，红军物质条件极端艰苦。以筹款的方式解决经济危机自然成为红军生存和壮大的必然要求。
（一）国民党的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
大革命失败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在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金融势力的支持下，在全国建立起新的军阀统治，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进行血腥镇压和无情绞杀。在此时，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敌视。
一方面，以大规模军事力量“围剿”红军是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扼杀共产党革命武装而进行的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的最直接行动。从1928年2月至6月，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内，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红军先后发动4次大规模“进剿”。此后，蒋介石先后任命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和湖南省主席何键为总指挥，组织湘赣两省敌军分别于1928年6月底、1928年7月下旬、1929年1月初3次“会剿”井冈山。因而，“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1]63。
另一方面，在反复的“围剿”红军中，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冻死在井冈山，从经济上消灭新生的红色政权。除此之外，国民党大力修建公路，源源不断地补充“剿匪”所需的兵力及物资，补充军事供给，切断红军供给线。虽然红军进行了积极的反“封锁”政策，使国民党的封锁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这也使井冈山上军民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之中。
（二）井冈山地区严峻的经济状况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远离发达的中心城市，交通不便，商品经济不发达，“边区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1]74，百姓只能靠自然经济过活。该地的土地、森林和地下矿藏全部掌握在地主豪绅手中，劳动人民无权开发利用;同时，封建地主阶级倚仗手中的权势，占有大量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杨克敏在《关于湘赣边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写道：“边界的土地平均65%在地主阶级手里。永新、宁冈、莲花约60%在地主手中。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70%在地主阶级手里。茶陵、酃县的土地在地主手中的亦在60%以上。其余的田都在农民手中，农民以半耕农者为最多，即家有田数亩而同时租地主的田耕种。雇农占最少数。富农的数目也不算少。”[2]275许多当地农民由于背上地主的阎王债，无法还清，被迫离乡背井，最后落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地步。
国民党军阀的血腥统治和地方势力的横征暴敛，严重制约了边界经济的发展，致使井冈山地区的军民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由于敌军的经济封锁，“年年农民的丝、木、茶油、米粒、花生、鸦片等生产品不能运出卖钱，而需用食盐、棉花、布匹等日用必需物品，亦无法取得。生息停滞，有溃散而不可收拾之势”[2]249。不仅群众生活如此困难，红军战士的生活亦是如此。在寒冷的冬季，许多战士还穿着两层单衣，晚上休息时，战士们缺少棉被，就以门板为床，以稻草为被。毛泽东就曾敏锐地指出，在红四军内部，“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1]65。
可以看出，井冈山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面临着沉重的经济负担，使得加强经济建设成为日益紧迫的任务，红军开展筹款工作更是重中之重。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1]53
二、井冈山时期红军筹款的方式
“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3]1024井冈山时期，红军想方设法解决一切给养，筹款成为各地红军和革命政府的重要工作。
（一）打土豪筹款
在井冈山坚持根据地斗争时，毛泽东明确提出“打土豪筹款”的口号，并把它规定为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在全军推广。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各地工农武装和革命政府不要等待外来的经济援助，而要依靠自己向豪绅地主阶级筹款。在井冈山红军生存所需的油盐柴菜钱“全靠打土豪供给”[1]65。可见，打土豪是红军筹款的最直接方式。
1.打土豪筹款的形式
打土豪筹款大体可以分为：罚款和没收两种形式。具体采取什么形式，要依据当时的客观环境而定。
其一，在游击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一般采用罚款的形式，具体派赤卫队和红军到游击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先摸清土豪大地主的底细，然后根据罪恶大小和财产多寡，递条子、贴门条，责令罚款若干，限期缴到指定地点。赖毅回忆道：“为了筹款……只在土豪劣绅的门口贴上一张罚款布告：某某是土豪劣绅，平时欺压剥削穷人很重，应当罚款，现在决定罚款××圆，限×天交到，迟延不交者定严惩不贷……土豪怕把房子烧掉，大都找穷人做他们的代表按限期把钱交出来。”[4]119-120例如，1928年5月，宁冈县乔林乡暴动队员打酃县大土豪尹梓桥时，就采用了这种办法。尹梓桥是个名副其实的恶霸，这一年他為儿子办满月酒时摆了100多桌酒席，聚集土豪28人。赤卫队将他们一网打尽，罚款7 000多块银洋和不少布匹和武器 [5]116。 其二，没收财产是井冈山时期运用范围很广、获得钱款最多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大多是在发动群众为分田做准备时采用的，或者是在革命武装占领某个城镇和群众奋起斗争时进行的。例如，1928年1月，红军攻占遂川县，占领曹林镇后，打了黄礼瑞等两个大土豪，没收其全部财产，获得20 000多块银洋和700多担布匹等物资[5]116;同年5月，红军攻占永新县城，没收土豪劣绅财产并由红军挑回井冈山，其中包括300多担布、200多担盐和西药等物资;9月，红军又占领遂川县城，没收地主、土豪财产，获得10 000银洋和大量金银首饰、棉花等物资。这次没收，使井冈山根据地的红军“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1]65。
2.打土豪筹款的途径
其一，贴告示。土豪劣绅听到红军来了，往往是闻风丧胆，溜之大吉。因而就只能通过告示筹款的方式，在土豪的房屋上贴上告示，根据对其房产的估量，制定出罚款的金额，令其按期缴纳。大多数豪绅会缴款。
其二，挖窖。“有的土豪家里还有夹墙，金银财宝都藏在夹墙里。”[6]436红军到了土豪劣绅的房内，要四处搜查。如果发现墙壁或者室内的低洼之处，或者发现有新痕的地方，那就有可能是地窖的入口处。如果看不出什么破绽，还可以将一盆水倒在房屋内，水先浸没的地方，有可能就是土豪藏匿金银或现款的地方。
其三，有奖举报。打土豪筹款离不开当地受压迫群众的支持与帮助。红军告知周边群众，对于那些举报土豪劣绅窝藏处或者地窖所在地的，将根据挖窖所得钱款的金额，提取一定比例对举报者给予奖励。当地百姓都踊跃举报，帮助红军打土豪筹款。陈正人回忆说：“在打土豪时，很重要的一条是取得农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那时土豪往往把钱藏在窖子里，群众都不熟悉，只有在家做过长工的农民才会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群众不帮助我们，不给我们带路，是无法找到的。”[6]435-436
（二）群众捐赠
在井冈山，取之于民的收入也开始出现。其中，最主要的是来自群众的捐赠，这是获得解放的农民对红军和革命政府信任的一种表现。宁冈县砻市东源乡麻上村，有个叫邱祖德的农民，分田时得了十多亩山田。1928年秋天迎来了分田以后的第一次大丰收，共收获稻谷3 500多斤，除了上缴的700斤的土地税之外，还向政府捐献了300斤谷子[7]262-263。再如，永新县妇女马夏姬把自己辛勤劳动挣来打算做衣服的120个铜板全部献给了红军[5]117。井冈山人民无私地援助红军，不仅使红军得到物质上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军队艰难紧迫的生活，更是精神上的支撑，是红军勇往直前、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根本力量。
（三）向商户征收
红军每到一处，会召集当地的商人开会，根据革命群众提出的参考意见规定商户的筹款额度，让商人代表负责筹办。这笔款项由商人代表们自己摊派，根据自己的营业额采取累进的办法征收，并且对于千元以下的商店不筹款。在筹款过程中，如果存在强迫或不公平的现象发生，受害人可以随时向红军告发，红军会查明真相予以严厉处罚。城市筹款的途径受到了城市商户的热烈拥护，尽管他们需要缴纳一部分款项，但是缴纳的往往是很少的一部分，而红军在商店里购买物品的金额数，远远多于此。红军筹款时公平公正的做法，得到商户的大力支持。
三、井冈山时期红军筹款的意义
（一）筹款是保障红军生活和革命费用的重要手段
在战争破坏和敌人实施严密的经济封锁的情况下，各种物资十分紧缺，筹款成为政府和红军获取物资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一，筹款保证了红军战士的生活费供给。毛泽东在论述筹款的意义时就曾指出，在井冈山根据地的红军战士，“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而这“全靠打土豪供给”[1]65。其二，筹款还可以充分解决革命需要的经费。“有一次工农革命军攻打遂川县城，缴获大量的战利品，他们雇佣民夫挑运。当时规定，由遂川到黄垇，每挑一担银元给钱六吊（每吊铜板合一千文），每挑一担布给布一匹（三十多尺）”[5]120，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百姓的生活困难。1927年11月，宁冈县等地方还创办了红军教导队、小学和女子工读学校，这些机构大多是利用筹款得来的钱办起来的。除此之外，被服厂、印刷厂、造纸厂等企业，同样是利用筹款的资金筹办的。可见，筹款减轻工农群众的负担，不仅保障了红军的生存问题，还促进了土地革命向纵深发展。
（二）筹款是打击土豪劣绅的有效方式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1]15因此，打土豪筹款成为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相结合的一种形式。红军每到一地，首先要开展打土豪斗争，把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把农民的士气涨上来。例如，1928年2月，毛泽覃深入到宁冈县乔林乡打土豪陈云开。由于事前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当陈云开连连叫苦，不承认自己的剥削罪行时，便当众公布了他的剥削账目，从他每年收多少租谷，收多少茶籽，雇几个长工，放多少高利贷，到如何欺压百姓，都一一列举出来。陈云开无从狡辩，红军严厉打击了他的嚣张气焰和赖账的阴谋，并且杀鸡儆猴，连同打压了其他土豪劣绅的势力，同时筹得了许多钱粮[8]72。红军通过打土豪筹款，在政治上打击了土豪劣绅，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在经济上，用向地主罚款、富农捐款的方式，动摇了地主阶级的经济根基，削弱富农的经济实力，把地主阶级剥削人民的劳动果实夺回来，减轻贫农中农的负担。
（三）筹款是发动群众的有效途径
在群众中进行深入的宣传工作，细致地讲解革命道理，首先让群众切实体会到打土豪的好处。只有调动农民打土豪的积极性，并带领他们同豪绅地主作面对面的斗争，才能“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1]14，进而引导群众解放思想，为进一步开展分配田地，摧毁封建土地制度作好准备。在筹款时，毛泽东就曾告诉大家：“穷人开始一般不敢要地主东西，你们可以在晚上秘密地送到穷人家里去，或者把这一个地方地主的浮财带到另一个地方去分给穷人……”[4]117。谭冠三回忆说：“对罪大恶极，民愤很大的土豪劣绅，还是把他惩办，不惩办这些家伙，农民群众就发动不起来，分给他们东西也不敢要，所以，必须予以惩办。在打土豪劣绅和筹款子时，要出布告，让群众都知道，如果土豪劣绅跑了，就发动群众把他们抓回来。筹款，每个连队都担负了这个任务。”[8]246因此，打土豪筹款成了军队和群众的共同任务，有效提高了军民的亲密度和联系的紧密性。
通过筹款，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发动群众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也树立起党和军队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从而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同时提高了人民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将自己当成革命事业的一分子，为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根据地奠定了坚实根基。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78.
[3]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徐向前等.星火燎原·未刊稿：第1集[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5] 赵效民.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1927-1937）[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6] 陈正人文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
[7] 江西人民出版社.毛委员在井冈山[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
[8] 《革命根據地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土地革命时期（上册）[M].1978.
【责任编辑：刘中雁】
关键词：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红军;筹款
中图分类号 D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475（2021）03-033-05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长期对敌斗争中，毛泽东指出：“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1]53因而，筹款成为红军解决经济问题、巩固发展根据地的重要方式，并由此被确定为红军的三大政治任务之一。系统梳理井冈山时期红军筹款的历史背景、方式与意义，对于深入挖掘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细化红军研究视角具有重要意义。
一、井冈山时期红军筹款的历史背景
井冈山时期，根据地红军面临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之受当地经济发展落后的制约，红军物质条件极端艰苦。以筹款的方式解决经济危机自然成为红军生存和壮大的必然要求。
（一）国民党的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
大革命失败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在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金融势力的支持下，在全国建立起新的军阀统治，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进行血腥镇压和无情绞杀。在此时，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敌视。
一方面，以大规模军事力量“围剿”红军是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扼杀共产党革命武装而进行的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的最直接行动。从1928年2月至6月，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内，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红军先后发动4次大规模“进剿”。此后，蒋介石先后任命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和湖南省主席何键为总指挥，组织湘赣两省敌军分别于1928年6月底、1928年7月下旬、1929年1月初3次“会剿”井冈山。因而，“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1]63。
另一方面，在反复的“围剿”红军中，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冻死在井冈山，从经济上消灭新生的红色政权。除此之外，国民党大力修建公路，源源不断地补充“剿匪”所需的兵力及物资，补充军事供给，切断红军供给线。虽然红军进行了积极的反“封锁”政策，使国民党的封锁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这也使井冈山上军民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之中。
（二）井冈山地区严峻的经济状况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远离发达的中心城市，交通不便，商品经济不发达，“边区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1]74，百姓只能靠自然经济过活。该地的土地、森林和地下矿藏全部掌握在地主豪绅手中，劳动人民无权开发利用;同时，封建地主阶级倚仗手中的权势，占有大量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杨克敏在《关于湘赣边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写道：“边界的土地平均65%在地主阶级手里。永新、宁冈、莲花约60%在地主手中。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70%在地主阶级手里。茶陵、酃县的土地在地主手中的亦在60%以上。其余的田都在农民手中，农民以半耕农者为最多，即家有田数亩而同时租地主的田耕种。雇农占最少数。富农的数目也不算少。”[2]275许多当地农民由于背上地主的阎王债，无法还清，被迫离乡背井，最后落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地步。
国民党军阀的血腥统治和地方势力的横征暴敛，严重制约了边界经济的发展，致使井冈山地区的军民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由于敌军的经济封锁，“年年农民的丝、木、茶油、米粒、花生、鸦片等生产品不能运出卖钱，而需用食盐、棉花、布匹等日用必需物品，亦无法取得。生息停滞，有溃散而不可收拾之势”[2]249。不仅群众生活如此困难，红军战士的生活亦是如此。在寒冷的冬季，许多战士还穿着两层单衣，晚上休息时，战士们缺少棉被，就以门板为床，以稻草为被。毛泽东就曾敏锐地指出，在红四军内部，“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1]65。
可以看出，井冈山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面临着沉重的经济负担，使得加强经济建设成为日益紧迫的任务，红军开展筹款工作更是重中之重。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1]53
二、井冈山时期红军筹款的方式
“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3]1024井冈山时期，红军想方设法解决一切给养，筹款成为各地红军和革命政府的重要工作。
（一）打土豪筹款
在井冈山坚持根据地斗争时，毛泽东明确提出“打土豪筹款”的口号，并把它规定为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在全军推广。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各地工农武装和革命政府不要等待外来的经济援助，而要依靠自己向豪绅地主阶级筹款。在井冈山红军生存所需的油盐柴菜钱“全靠打土豪供给”[1]65。可见，打土豪是红军筹款的最直接方式。
1.打土豪筹款的形式
打土豪筹款大体可以分为：罚款和没收两种形式。具体采取什么形式，要依据当时的客观环境而定。
其一，在游击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一般采用罚款的形式，具体派赤卫队和红军到游击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先摸清土豪大地主的底细，然后根据罪恶大小和财产多寡，递条子、贴门条，责令罚款若干，限期缴到指定地点。赖毅回忆道：“为了筹款……只在土豪劣绅的门口贴上一张罚款布告：某某是土豪劣绅，平时欺压剥削穷人很重，应当罚款，现在决定罚款××圆，限×天交到，迟延不交者定严惩不贷……土豪怕把房子烧掉，大都找穷人做他们的代表按限期把钱交出来。”[4]119-120例如，1928年5月，宁冈县乔林乡暴动队员打酃县大土豪尹梓桥时，就采用了这种办法。尹梓桥是个名副其实的恶霸，这一年他為儿子办满月酒时摆了100多桌酒席，聚集土豪28人。赤卫队将他们一网打尽，罚款7 000多块银洋和不少布匹和武器 [5]116。 其二，没收财产是井冈山时期运用范围很广、获得钱款最多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大多是在发动群众为分田做准备时采用的，或者是在革命武装占领某个城镇和群众奋起斗争时进行的。例如，1928年1月，红军攻占遂川县，占领曹林镇后，打了黄礼瑞等两个大土豪，没收其全部财产，获得20 000多块银洋和700多担布匹等物资[5]116;同年5月，红军攻占永新县城，没收土豪劣绅财产并由红军挑回井冈山，其中包括300多担布、200多担盐和西药等物资;9月，红军又占领遂川县城，没收地主、土豪财产，获得10 000银洋和大量金银首饰、棉花等物资。这次没收，使井冈山根据地的红军“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1]65。
2.打土豪筹款的途径
其一，贴告示。土豪劣绅听到红军来了，往往是闻风丧胆，溜之大吉。因而就只能通过告示筹款的方式，在土豪的房屋上贴上告示，根据对其房产的估量，制定出罚款的金额，令其按期缴纳。大多数豪绅会缴款。
其二，挖窖。“有的土豪家里还有夹墙，金银财宝都藏在夹墙里。”[6]436红军到了土豪劣绅的房内，要四处搜查。如果发现墙壁或者室内的低洼之处，或者发现有新痕的地方，那就有可能是地窖的入口处。如果看不出什么破绽，还可以将一盆水倒在房屋内，水先浸没的地方，有可能就是土豪藏匿金银或现款的地方。
其三，有奖举报。打土豪筹款离不开当地受压迫群众的支持与帮助。红军告知周边群众，对于那些举报土豪劣绅窝藏处或者地窖所在地的，将根据挖窖所得钱款的金额，提取一定比例对举报者给予奖励。当地百姓都踊跃举报，帮助红军打土豪筹款。陈正人回忆说：“在打土豪时，很重要的一条是取得农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那时土豪往往把钱藏在窖子里，群众都不熟悉，只有在家做过长工的农民才会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群众不帮助我们，不给我们带路，是无法找到的。”[6]435-436
（二）群众捐赠
在井冈山，取之于民的收入也开始出现。其中，最主要的是来自群众的捐赠，这是获得解放的农民对红军和革命政府信任的一种表现。宁冈县砻市东源乡麻上村，有个叫邱祖德的农民，分田时得了十多亩山田。1928年秋天迎来了分田以后的第一次大丰收，共收获稻谷3 500多斤，除了上缴的700斤的土地税之外，还向政府捐献了300斤谷子[7]262-263。再如，永新县妇女马夏姬把自己辛勤劳动挣来打算做衣服的120个铜板全部献给了红军[5]117。井冈山人民无私地援助红军，不仅使红军得到物质上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军队艰难紧迫的生活，更是精神上的支撑，是红军勇往直前、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根本力量。
（三）向商户征收
红军每到一处，会召集当地的商人开会，根据革命群众提出的参考意见规定商户的筹款额度，让商人代表负责筹办。这笔款项由商人代表们自己摊派，根据自己的营业额采取累进的办法征收，并且对于千元以下的商店不筹款。在筹款过程中，如果存在强迫或不公平的现象发生，受害人可以随时向红军告发，红军会查明真相予以严厉处罚。城市筹款的途径受到了城市商户的热烈拥护，尽管他们需要缴纳一部分款项，但是缴纳的往往是很少的一部分，而红军在商店里购买物品的金额数，远远多于此。红军筹款时公平公正的做法，得到商户的大力支持。
三、井冈山时期红军筹款的意义
（一）筹款是保障红军生活和革命费用的重要手段
在战争破坏和敌人实施严密的经济封锁的情况下，各种物资十分紧缺，筹款成为政府和红军获取物资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一，筹款保证了红军战士的生活费供给。毛泽东在论述筹款的意义时就曾指出，在井冈山根据地的红军战士，“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而这“全靠打土豪供给”[1]65。其二，筹款还可以充分解决革命需要的经费。“有一次工农革命军攻打遂川县城，缴获大量的战利品，他们雇佣民夫挑运。当时规定，由遂川到黄垇，每挑一担银元给钱六吊（每吊铜板合一千文），每挑一担布给布一匹（三十多尺）”[5]120，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百姓的生活困难。1927年11月，宁冈县等地方还创办了红军教导队、小学和女子工读学校，这些机构大多是利用筹款得来的钱办起来的。除此之外，被服厂、印刷厂、造纸厂等企业，同样是利用筹款的资金筹办的。可见，筹款减轻工农群众的负担，不仅保障了红军的生存问题，还促进了土地革命向纵深发展。
（二）筹款是打击土豪劣绅的有效方式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1]15因此，打土豪筹款成为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相结合的一种形式。红军每到一地，首先要开展打土豪斗争，把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把农民的士气涨上来。例如，1928年2月，毛泽覃深入到宁冈县乔林乡打土豪陈云开。由于事前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当陈云开连连叫苦，不承认自己的剥削罪行时，便当众公布了他的剥削账目，从他每年收多少租谷，收多少茶籽，雇几个长工，放多少高利贷，到如何欺压百姓，都一一列举出来。陈云开无从狡辩，红军严厉打击了他的嚣张气焰和赖账的阴谋，并且杀鸡儆猴，连同打压了其他土豪劣绅的势力，同时筹得了许多钱粮[8]72。红军通过打土豪筹款，在政治上打击了土豪劣绅，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在经济上，用向地主罚款、富农捐款的方式，动摇了地主阶级的经济根基，削弱富农的经济实力，把地主阶级剥削人民的劳动果实夺回来，减轻贫农中农的负担。
（三）筹款是发动群众的有效途径
在群众中进行深入的宣传工作，细致地讲解革命道理，首先让群众切实体会到打土豪的好处。只有调动农民打土豪的积极性，并带领他们同豪绅地主作面对面的斗争，才能“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1]14，进而引导群众解放思想，为进一步开展分配田地，摧毁封建土地制度作好准备。在筹款时，毛泽东就曾告诉大家：“穷人开始一般不敢要地主东西，你们可以在晚上秘密地送到穷人家里去，或者把这一个地方地主的浮财带到另一个地方去分给穷人……”[4]117。谭冠三回忆说：“对罪大恶极，民愤很大的土豪劣绅，还是把他惩办，不惩办这些家伙，农民群众就发动不起来，分给他们东西也不敢要，所以，必须予以惩办。在打土豪劣绅和筹款子时，要出布告，让群众都知道，如果土豪劣绅跑了，就发动群众把他们抓回来。筹款，每个连队都担负了这个任务。”[8]246因此，打土豪筹款成了军队和群众的共同任务，有效提高了军民的亲密度和联系的紧密性。
通过筹款，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发动群众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也树立起党和军队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从而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同时提高了人民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将自己当成革命事业的一分子，为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根据地奠定了坚实根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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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徐向前等.星火燎原·未刊稿：第1集[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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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江西人民出版社.毛委员在井冈山[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
[8] 《革命根據地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土地革命时期（上册）[M].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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