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本文讨论清末民初的文学文化社团——南社的主要成员，尤其是柳亚子、高旭等人，如何通过大众媒体，开创批评空间的各种努力。他们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努力开创公共领域，深刻意识到公共领域的壁垒并试图克服。在一系列具体的政治和社会事件面前，以各种批评文章提出过自己的观点，介入政治和文化变革。而南社在1910年代的一系列变化，也突出地表现出了公共领域的分化与“公共性”的蜕变。
关键词：南社；批评；报刊；政治；消闲
一、革命之后的立言姿态
当1911年年底，革命势头正盛，似乎共和指日可待之际，南社也达到了它最兴盛的阶段。南社人也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12月19日陈去病、柳亚子等在《大汉报》上发表一则启事，计划在愚园召开临时大会。其原因是：“自光复以来，本社之目的已达。惟建国伊始，一切事宜正资讨论，亟应组织共和政党，以策进行。”报端并有“发表本社夙愿，庆贺革命成功，讨论进行事宜，组织共和政党”之语。{1}这则启事起码表明了南社人积极参与即将建立的民国政府的兴趣。{2}
12月29日，17省代表在南京开正式选举会，“代表山西的有景秋陆，代表江苏的有陈陶遗，代表广西的有马君武，代表云南的有吕天民，都是南社的社友”。1912年民国成立，南社中有不少人身居要职。“三日，中央行政各部成立，南社社友得着次长位置的，有司法吕天民，教育景秋陆，实业马君武等。二十八日，临时参议院成立，陈陶遗当选为副议长。于是少年同社，尽庆弹冠了”③。
但南社的两个核心人物——陈去病和柳亚子都没有置身于显赫的政治舞台，却表现出对于传媒和言论事业的极大热情。比如，陈去病从1908年左右就在汕头的《中华新报》上发表了一系列针对时政的文章，那时就强调舆论所代表的“是非之心”。{4}辛亥革命发生后，陈去病也极为重视报刊这一阵地。在《大汉报》因失去资金支持于1911年12月21日停刊后，陈去病与友人又筹办《黄报》，陈布雷任编辑。1912年1月3日《天铎报》上发表了《黄报出现》，宣布《黄报》出版：“准于二十日出版，每月发行两大张。”其通讯处透露了参与者的信息：“苏州沧浪亭《大汉报》馆陈去病、高天梅、张昭仪、傅钝根，上海《民立报》馆朱少屏，《天铎报》馆陈布雷、邹亚云，《国粹学报》胡仲明、诸贞壮，《神州日报》馆黄朴人，太仓北门俞剑华。”{1}《黄报》初建，陈去病又接受了绍兴《越铎日报》之邀，去担任总编。《越铎日报》的宗旨就是：“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2}陈去病加入其中，显然是对于这样的宗旨高度认可。1月15日，在《越铎日报》上发表致匡社、黄社同人启事，希望同人“赐函越铎报馆，以期联络”。陈去病在浙期间，参与了秋瑾追悼大会等。回到上海后，又与徐自华等合办了竞雄女学。③1912年6月又应邀赴杭担任《平民日报》的总编辑。9月又赴湘护秋瑾灵柩回浙，并与在湘南社社友相聚。陈去病在这一年多中，或者在编报刊，或者在从事公众纪念活动，并没有谋划一个好的政治位置的动向。
而柳亚子也选择疏离于临时政府。友人雷铁厓力邀擅长骈体文的柳亚子进入总统府做秘书，但柳干了三天就支持不下去了：“工作是一点都没有，只是天天吃西菜，几乎把我胃口都吃倒。……我到了南京，西菜吃饱了，便去闲逛。这时候，姚雨平是粤军北伐军总司令，叶楚伧在替他当参谋，北伐不能进行，只好和我混在一起，天天游山玩水，喝酒做诗。这样搅了三天，我的身子吃不消，忽然发起寒热来，只好对不住铁厓，卷铺盖而出总统府，还到上海来当流氓了。”{4}柳亚子在这段回忆中刻意突出了自己与科层政治和官僚机制的不兼容性。这也许是他自由散漫的个性所致。但他对建设公共领域的兴趣和热情始终没有衰减。他回到上海后，宁调元曾邀请他加入《民声日报》。但他经邹亚云介绍，进入了《天铎报》。在《天铎报》工作期间，柳亚子以青兕为笔名，发表了大量时评。反对临时政府的议和妥协行为，主张北伐，将革命进行到底。从柳亚子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根据原则，不向现实政治屈服的姿态和对独立的“批评”立场的坚持。
其实，1911年12月高旭就曾在《天铎报》上发表《擒贼先擒王》，提出袁世凯才是共和最大的威胁：“若今则张勋、冯国璋、张鸣岐、杨度等之为汉奸，为患犹小，而最足为共和新中国之梗者，实袁世凯也。”{5}高旭准确地洞察到袁世凯已经成为旧官僚和保守势力的最大代表。同月，庞树柏也作有《拟沪军都督北伐誓师文》，这应是代陈其美所作。文中提出“汉贼誓非两立”，“功期速成”，鼓舞民军将士“灭此朝食”。{6}1911年12月27日，《民立报》上也发表了题为《和乎？战乎？》的社论，一反十多天前的妥协论调，指出：“武昌师起以来，以数万人之流血得复东南半壁。然而大敌尚在，壮志未酬，我当局乃过重人道，欲以口舌之力，结此大革命潮流，是已我之过矣。”希望“我将士勿少希望于和议之可成”，而能坚持北伐。{7}
主张北伐是很多南社人共同的心愿。当南北开始议和，很多南社人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表示反对。比如，张昭汉在《吾人对于议和之观察》中说：“议和者，非吾人之所欲，利于袁氏，而不利于民军者也。”{8}姚光也发表《北征歌》，想象“光复功告成”的场景，{9}其实也是在为北伐造舆论。在北伐问题上最为坚持的，还要属柳亚子。他进入《天铎报》以后，撰写了大量支持北伐的时评文章。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不惜与代表不同政治势力的声音的《民立报》、《大共和报》展开论战。他后来回忆说：
看看形势，和议是快要成功，孙先生也慨然宣布让位了。我便天天骂南京政府，骂临时参议院，主张由起义各省组织都督团，反抗南京，取消和议。那时的《民立报》，是南京政府的机关报了。邵力子和徐血儿，天天向我进攻，我却不怕。汪旭初姨丈在《大共和报》当主笔，写了一封信劝我，我反而写起洋洋万余言的公开信，在《天铎报》上发表，把袁世凯骂得狗血喷头。如此这般搅了一个月左右，终于文字无灵，南北统一，我是气愤极了。{1} 柳亚子对北伐的坚持，实际上跟是想最大功能地发挥公共领域争辩的独立性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举出几篇时评，一窥他的立言姿态。
比如，当邵力子在《民立报》上发表《真爱国者之言论》，提出“宜提倡人道主义，力求和平解决，不以虚名末节为鹬蚌之争，而使前途受无穷之损失也”，{2}以人道主义和国利民福来责备柳亚子时，柳亚子的响应毫不客气，认真分辨共和的原则。他在《告真爱国者》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共和国中，固无异族君主回翔之余地；况保皇丑类，螳臂犹繁，宗社死党，狼心未灭，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顾可视为末节虚名，无关轻重哉！”③柳亚子认为坚持共和原则，就必须要肃清拥护君主制的势力，只有扫除共和制的威胁，才是真正的“爱国”。更重要的是，柳亚子特别强调了报刊舆论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容纳自由言论，不该成为被政治势力所绑架而失去独立性，“噤若寒蝉”：
自临时政府参议院承认建虏无理要求之优待条件以来，全国国民皆如死灰槁木，走肉行尸……尤可怪者，海上夙号开通，报界主持言论，独其对于此事，噤若寒蝉，且有诋本报创议推翻者为多事者。呜呼！汲狂泉而饮，举国皆狂，反以不狂为狂，其是之谓乎？{4}
柳亚子跳出是否要反对妥协的论辩，转移至对报刊批评与现实政治的关系的讨论。他认为对于政治事件和决策，国民都应该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和义务，而报刊这时候尤其应该提供讨论的平台。但上海报纸在南北妥协问题上似乎简单认可了临时政府参议院的决定，而放弃了充分参与论争，“主持言论”的责任。当《天铎报》创议推翻这一决定时，竟还遭到了诸如“不爱国”、“多事”的指责。这意味着公共领域本身的公共性受到了极大的侵蚀。柳亚子所想捍卫的，正是这种公共性和共和精神的真谛。
2月11日，柳亚子又发表《取销临时政府问题》一文，愤激地表示：“窃谓临时政府腐败至此，诚无所用其姑息。特是与其为袁贼所取销，不如吾人自行取销。”提议黎元洪创议，通电各省，“不认议和辱国之中央政府”，克日北征。{5}柳亚子自己也说这是“险着”，但为救民国不得不然，否则坐误时机，将无可挽回。柳亚子在报上公开发表这样一个建议，以某种书生之见的方式，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的绝对否定。比之他的具体建议，他公开和直接的批评姿态，确实代表一种“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的权利，{6}这也是公共领域相对于国家的抗争。
公共领域的争辩，意味着不同的意见都能够得到争论的机会。果然，在柳亚子提出此议的第二天，徐血儿就公开反驳道：“若以反对优待条件，遂倡言取消临时政府，尤为悖谬。夫临时政府为全国所公认，又何得以不合于三数百人之私意，即欲公然倡议取消？”{7}徐是从合法性的层面质疑柳亚子的做法，他认为更应该把目光放在宪政的落实上：“夫民国根本，在完美之宪法。吾人自今日始，当以全力求正当之选举，为强有力之立法机关，以草定完美之宪法，即有欲出于法外者，亦有不能。”{1}
2月13日，柳亚子又针对《大共和报》的劝阻，发表《答某君书》，再次阐述自己反对优待条款，是基于巩固革命事业和共和基础的考虑：
某之反对虏酋，只欲取销其久假之帝号，而不复屠戮其当诛之生命，亦已委曲求全矣。乃要挟无限，要挟多端，保皇立宪党人复改头换面，盘踞临时政府及参议院中，使真革命党反无立足之地，故和议迁延，日复一日，优待条件，缪戾万端。……故某谓南都临时政府取销之日，即中华民国亡国之日。吾人即不能血肉相争，亦当白衣冠送之。此为确论，非激词也。执事试澄心思之，自今以往，能保第二次革命之不起乎。{2}
可见，柳亚子前面提出的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的建议，实际上是愤激之语。正是因为它对临时政府寄寓了厚望，将之作为革命精神的代表，所以他才不能容忍临时政府中“真革命党”被排挤而导致的妥协态度。柳亚子又强调优待条款不过是袁世凯的一种手段：“彼殆欲合曹孟德、拿破仑为一人，故一方面借民军势力逼胁虏廷，而一方面又挟虏廷名号劫制民军，俾虏酋退位与南都临时政府取销，同时并行，彼得坐收渔人之利，由大总统而进为大皇帝。此袁氏之夙愿，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③对袁世凯用心之分析可谓切中肯綮。
同一天柳又发表《答某报》，应是针对《民立报》。一方面努力戳破以“和平”、“人道”话语理解政治的不成熟性。他说：“和平、人道之谈，岂非吾人所乐闻，然不思刬拔二次革命之种子，而姑粉饰目前，此所谓养痈成患耳。主持和平、人道者固如是乎？”另一方面以太平天国覆亡之历史教训警醒当下：“天国之亡，不亡于杨、韦之戕杀，而亡于株守南都，不思北伐。”{4}历史昭昭与当下恰构成了对应。
2月15日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柳亚子这段时间的努力宣告失败。柳亚子对政治的“批评”也达到最高峰。2月17日柳发表《青兕宣言》，与读者直接对话：
不佞假《天铎》余白，与海内外同胞以精神相见，亦几匝月于兹矣。举凡不佞所主张破坏和议、反对建酋僭号、不承认袁氏为大总统，大声疾呼，强聒不舍，当为阅者诸君所共见。乃临时政府不职，参议院无状，竟以大好江山断送于操、懿之手。复有不肖报馆，无耻文人，甘心为袁氏作机关，日肆莠言，以相煽惑，口众我寡，莫能收效。{5}
报刊上的批评其性质正是在于“与海内外同胞以精神相见”，以舆论影响现实政治。柳亚子认为他的批评的挫折，除了各种结构性实力悬殊等原因以外，公共领域内的腐败和堕落也要负有一定责任。他深刻意识到报刊舆论并不一定就能秉持公道，本身也有被政治势力操控的危险。在“笔诛口伐”已经失效的前提下，他再一次利用报刊，倡议大众直接展开行动：“敢告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凡有爱国热情者，其速组织强固有力之团体，实行第二次革命。”{6}柳亚子这一段关于南北议和的论争以这篇文章结束，不仅显示了他对于时局的失望，而且也揭示出在特别的时势下公共领域本身的限度所在。
二、“民”声与反抗
虽然柳亚子对袁世凯掌握政权深感失望，但他依然继续参与公共领域的竞争。他离开《天铎报》之后，先加入了宁调元所办《民声日报》，但因《民声》内部变化，不久脱离。后来当姚雨平、叶楚伧办起《太平洋报》，柳亚子便加入了《太平洋报》。姚雨平本来是粤军北伐军总司令，现在因为北伐梦破灭，而转而在上海办报。这一行动本身即已经表明通过报刊建立新的政治空间的一种意识与尝试。参加《太平洋报》的，有很多都是南社人，包括刚刚回国的苏曼殊等。“大家都是熟人，并且差不多都是南社的社友。不是的，也都拉进来了。那时候，可称为南社的全盛时代”{1}。南社也在《太平洋》馆内设立了交通部，以资联络。{2} 不断有由南社人参与、倾向反袁的报刊问世，而且名称中多含括“民”、“民国”等字眼。1912年7月20日，《中华民报》创刊，总编为邓家彦，胡怀琛、胡朴庵等均为编辑。杨铨在赠邓家彦的诗中曰：“悠悠二千载，言论几人贤。……危时正多故，群策赖君鞭。”③杨希望《中华民报》能够对抗袁世凯的独裁（杨比之为“秦政”），捍卫“民魂”。7月25日，《民国新闻》创刊，总编辑汪精卫，主笔吕志伊、陶铸、林庚白，文苑栏的沈砺都是南社人。《民国新闻》以“保障共和政体”为宗旨，显然是为了监督和制约袁世凯集团。高旭在《祝词》中以“一纸新闻十万兵”的话，{4}比拟报刊传媒的巨大力量。8月22日，《太平洋报》也刊登了姚光给杨杏佛（1893-1933）的信，其中对当初妥协的“人道主义”有深刻反省：“国事日非，奸人得志，奈何奈何！弟七八年来希望革命，至此反大失所望，推原其故，我党姑息所致，而讲人道主义太过也。呜呼！天梅近无日不醉。”{5}当这封私信刊登在报纸上，这已经不是私人之间的交流，而带有明显的公共领域的“批评”的意味了。
柳亚子所说的“二次革命”在1913年终于变成现实。当1913年7月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后，很多报刊都站在国民党一边，制造“讨袁”舆论。《民立报》发表邵力子《讨袁之捷于应响》、徐血儿《讨袁之真意义》，《中华新报》发表胡朴庵《讨袁篇》，《中华民报》发表程善之《讨袁贼檄》。 {6}柳亚子也在《民立报》上发表诗作，表明“太白终悬竖子头，横空一剑断千秋”这样充满豪情的展望。{7}当黄兴在南京任江苏讨袁军司令，陈去病、庞树柏等人立即投军。《民立报》上也及时刊登南社人参与二次革命的情况：“行政公署暂由蔡冶民摄任……现陈巢南在内擘画一切。巢南为革命之先决，南社之主盟，政治文学卓然无两，自此吾江苏行政，或可刷然一新乎？”{8}这既是军中情况介绍，同时也是招揽更多人参与二次革命的广告。南社人在二次革命中表现突出，如陈其美任上海讨袁军司令，居正任吴淞要塞司令，柏文蔚任安徽讨袁军司令，范鸿仙任铁血军司令，蔡济民任湖北讨袁军司令。
《民立报》、《中华民报》等报刊也踊跃地制造舆论。7月16日，《民立报》发表了被黎元洪囚禁的宁调元狱中诗，宁在序中说，民国建立后，“险象环生”，“虎去狼来，一蟹不如一蟹；风凄雨苦，后人还哀后人”{9}。他在诗中用了伍子胥的典故，写道：“身经波浪翻回在，待抉吾眸挂国门。”又叹息共和遭遇巨大挫折，十来年的努力换来重新入狱的下场：“拒狼进虎亦何忙，奔走十年此下场！”{10}《民立报》这时刊登宁调元在清末曾经因从事革命而深陷囹圄，现在却又被民国关押的人的诗作，不仅是要凸显他的冤屈，更是为了证明袁世凯和黎元洪所代表的政府背叛了革命，失去了合法性，从而为二次革命造势。7月21日，苏曼殊也在《民立报》上“谨代十方法侣宣言”，直告“独夫袁氏”：“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亟，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魂。”{1}全文言词激昂，继承了古代檄文风格，意在制造袁世凯已经人神共愤，各界都在抵制的景象。
公共领域的舆论抗争遭到了袁世凯政府的压制。8月，《中华新报》被指控为“鼓吹革命”，邓家彦被判监禁。但其他报刊依然以各种方式坚持批评。《民权报》编辑蒋箸超就在报上刊登邓家彦在狱中诗作，并且公开征求合作，以这种方式表达对邓家彦等坚持独立性的报人的支持，并且捍卫舆论阵地。《民权报》从1912年3月创刊起，就不断对袁破坏约法、推行专制的行为进行抨击，从宋教仁案到二次革命，一直站在反袁的舆论前沿，终于在1914年1月被袁世凯政府封禁。
三、公共领域的新危机与再分化
在《民权报》停刊后，原来的编辑蒋箸超和刘铁冷一起（第二期起改由蒋一人编辑）又编辑出版了《民权素》月刊，继续以标榜“民权”为宗旨。沈东讷在为《民权素》创刊号所作“序”中，揭出《民权素》的宗旨：“使人抚兹一编，不禁伤心夫舆论之摧残殆尽，感喟夫民党之流连颠沛，深虑夫共和国之危急将坠。亡国哀音，万愁交集，如箕子过殷墟而作麦秀之歌，令人潸然零涕也。”{2}为“共和国之危急”而办的用意，在蒋箸超的“序”中表达得更明确：“革命而后，朝益忌野，民权运命，截焉中斩，同人等冀有所表记，于是循文士之请，择其尤者，陆续都为书，此《民权素》之所由出也。”③更重要的，蒋指出报纸上那些更重要的批评无法见世，留下的只是那些无伤大雅的小品：“皇皇三叶纸，上而国计，下而民生，不乏苦心孤诣惨淡经营之作，惜乎血舌箝于市，谠言粪于野，遂令可歌可泣之文字，漂没而不彰，转不若雕虫小技，尤得重与天下人相见，究而言之，彼锦心绣口者，可以遣晨夕，抵风月；于国事有何裨焉！”{4}这就把在专制统治扼杀批评和舆论的境况下，杂志的审查和自我删除机制深刻地呈现了出来。
《民权素》直到1916年4月停刊共出了17集，其上所刊登的，确实也以文艺性的笔记、诗词或者游戏文字为主，但是其“名著”栏仍保留了一些带有政治意味的文章。比如第一集上柏文蔚的《追悼四烈士文》、姚雨平的《华侨炸弹营将士南归序》，第二集上太炎的《与袁总统书》，第三集上中山的《太平天国战史序》等。重刊这些文章，显然隐含着编者的政治意图，剑锋所指仍是袁世凯政府。“谐薮”栏是《民权素》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些文章在现实条件限制下，巧妙地将直接批评转化为间接讽刺和寓言。比如，第一集上双热《戏为鼠界作讨猫檄》、枕亚的《水族革命记》、醒独的《禁言论自由令（仿北齐文宣皇帝禁浮华诏）》、天章的《妓女宋议员序（仿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第二集上署名“昆”的《诈帝本纪》，第三集上慕牺的《赋得豚尾奴》等文，显然也都有针对性，或影射“二次革命”事，或讽刺共和被侵蚀的种种政治乱象。但越到后来，有所针对的政治讽刺越来越少，“谐薮”也逐渐被空洞化，而其它娱乐和消闲的文字越来越多。
《民权素》的例子，恰好突出地表现出公共领域所面临的现实危机。即使在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规范性讨论中，他也承认，绝对的公共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从未完全实现。公共领域一方面受到国家权力扩张的限制，另一方面，它也受大众传播的商业化影响。当市场和消费法则渗入公共领域时，“理性-批判论争就逐渐被消费所取代，公共交流的网络也就消解为个人接受行为，不过这种接受方式却是整齐划一的”{5}。于是，公共领域原有的批判潜能便消解，被融入了资本主义体制之中。哈贝马斯发现，报纸内容由于商业化必然走向非政治化，个人化和煽情。公共领域始终遭遇着“重新封建化”或者消费化的威胁。 我想以三个例证来呈现1910年代中期公共领域的某种转变，并结束这一章的讨论。第一个例证是1913年12月20日创刊的《墨海》杂志。这个杂志由墨海社编辑兼发行，仅见一期。这一期上的《发刊词》署名檗子，应为南社人庞树柏。他在《发刊词》中说，舆论界对于创建民国确实起到很大作用：“然时至今日，国威之不竞入股，人道之陵夷入股，而报纸之发达又如故，则将何说？”庞氏及墨海社社员反思共和制度未能生根的问题，认为原因在于缺乏“从根本上之改革”，即“革心”。而“革心”应该“始于教育”，“始于学生受教育之时代”。庞树柏强调《墨海》之创办，就是以改造学生思想为宗旨。“剔去污秽之旧渍，养成善良之新风……麾道德之旗，鼓文明之楫，以协助舆论界所不及”{1}。而署名“聿”的编者在《本社宣言一》中，也指出了“本报”与一般报纸的不同：
报社之普通性质，曰对社会，对国家。社会国家，为人人所托体而生存者。人之对社会对国家，犹之自己对自己，但以报之范围论之，不可谓非对外也。近世所行之日报、周报、月报大率类此，独本报则不然。本报乃以对内为主体，以对外为客体也。盖组织本社者，非商业人，非政党人，乃学界人也。亦尚非成年之学界人，乃在受教育时代之学生也。……故本社之性质，真是自己对自己，所谓对内也。吾国报纸虽多，而此种报纸，尚未发现，本报实为开山，实为督促学生豫备之鞭策，实为制造国民根本学识之胎儿，则谓本报为独一无二之报纸可也。{2}
简单说，《墨海》不再奢望影响普遍的舆论，而是诉诸特定的目标群体的培育。试图通过文化和道德改造，创造和培育新的政治主体。这种以重建主体和文明，作为共和政治的基础的思路，正与1915年所创刊、由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的进路相合。庞氏特别提出“以协助舆论界所不及”，表现出一种不再简单依靠既定政治-经济格局下的“舆论界”本身，而是超越19世纪政治-经济体制及其派生的文化模式的渴望。③
与针对特定目标群体相异的另一种情况，是报刊与政党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建立。1916年1月22日，以“拥护共和，保障民权，发展民主，阐明真理”为宗旨的《民国日报》在上海创刊。该报创始人为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担任主编的是叶楚伧和邵力子，主笔包括戴季陶、沈玄庐等，姚锡钧（即姚鹓雏）和成舍我早期也曾参与。虽然叶、邵等都是南社社员，但这一张报纸与以前南社人办的民间性报纸已经有一个大的不同，即它是中华革命党的机关报。其办报思想和编辑理念都日渐受到政党政治和宣传机制的影响。在唐宋诗之争中，《民国日报》完全站在柳亚子一边，拒绝刊登任何反对文字，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显示出了一种明确的“立场”意识。1919年《觉悟》副刊创办后，也以新的思想讨论和新的诗歌、小说创作见长。{4}与民初南社报纸副刊的“公共性”相比，内容和形式上均有很大差异。而当1924年《民国日报》更改组为国民党的机关报，其公共性更受到特定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
第三个例证是关于报刊的私人化和消闲化的。也在1916年年初，姚锡钧所编的《春声》杂志出版。姚在“自序”中说：“锡钧撰次是书，一衷醇雅。比年以来，斯事至滥。往往遣词选字，义且未安，而嚣然自鸣，多所刊布。坊间所陈，触目皆是。察其陈义，初无足观，诲奸导淫，变而益厉耳。锡钧无似，敢谓持此戋戋，凌轹一世。”{5}让姚锡钧感到不满的，是近年来报刊文字和格调的低俗，他希望《春声》超出坊间那些“诲奸导淫”的文字。但是在序言中他对该杂志与外在世界特别是政治应该构成怎样的关系，不置一词，这表明在潜意识中他已经明确将编辑这个杂志视作一种纯粹的“文学”事业，不再着眼于通过“批评”的方式与时代短兵相接。《春声》杂志包括“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新剧本”、“笔记”、“诗词选”等栏目，尤以小说为重点，更有不少西方小说、剧本的翻译，其兴奋点已经转移到时兴的都市文化。以一种混沌涵容的姿态，致力于调适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紧张。这与南社早期办报刊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兴趣已有很大差异。柳亚子在给《春声》作序时，也以比较隐晦的方式提出了这种差异。他说：
抑余独有深感者，以姚子之才，文章尔雅，卓然名家。既不能遭遇承平，充石渠天禄之选，树名山万世之业，继汉二史，备唐一经，与日月俱寿；复不能上马杀贼，下马草露布，飞书驰檄，踵陈琳、骆宾王之后，以一吐其胸中抑塞磊落之气。顾乃摧之厄之，饥驱而穷逼之，使之俯其低眉，降而与《虞初》、《夷坚》争一日之短长。然则姚子之于说部，其有不得已者存乎？抑将有托而逃也。{1}
柳亚子这段话颇有深意。他先故意指出姚鹓雏本来应该像古代士人一样，具有文学和事功等多方面才能，可以在很多领域有所建树。接着又表示这种把文学与经世治国结合于一身的可能性被现在的时代状况特别是政治势力所压抑了，因此，像姚这样的人只能从政治领域退出，回到文学，“降而与《虞初》、《夷坚》争一日之短长”，而且把文学彻底变成了一个私人化、纯审美的领域。但柳亚子又质疑说，姚氏如此关注说部，是不是有所寄托呢？比起说部本身，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注意到那些缺席的在场——譬如政治，譬如批评，譬如公共性？如此经过在意义向度上的转折，柳亚子既抨击了压制公共领域的言论自由和理性表达的国家政权力量，同时也潜在地批评了姚鹓雏彻底地去政治化、回到私人空间、放弃文学的介入性的保守性做法。
姚鹓雏及《春声》的倾向不是个别性的案例，如果联系到1914年5月创刊的《小说丛报》（主编徐枕亚）、1914年6月创刊的《礼拜六》（历任主编为王钝根、孙剑秋、周瘦鹃）、1914年11月创刊的《七襄》（编辑为小凤、倦鹤，姚鹓雏题写《发刊词》）、1915年3月创刊的《小说新报》（主编李定夷、许指严等）、1915年8月创刊的《小说大观》（编辑为包天笑）、1917年1月创刊的《小说画报》（创办人及编辑为包天笑），等等，我们可以发现，通过创办轻性的文学和文艺类报刊，以市民大众为目标读者，建设都市文学，这成为相当一部分南社文人的新选择。{2}他们也逐渐淡出原来的圈子，形成新的同人团体（比如青社、星社等）。当把文学作为一种现代性的自治和分化领域来经营，精心打造面向市民的都市文学读物时，原先以介入政治为首要追求的报刊的“公共性”理想，自然也将遭遇新的蜕变。
所以，在1910年代中期，我们重新看到了一种公共领域内部的分化。南社群体其实是这个分化过程中重要的参与者。随着《甲寅》（1914年5月创刊于东京）和《新青年》（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为代表的新一批报刊媒体和陈独秀、胡适等文化人出现，讨论“国本”问题，打造新的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走向社会舞台中心，以“新文学”、“新文化”为代表的新的公共领域及其逻辑正在生成。
【责任编辑 王宏林】
关键词：南社；批评；报刊；政治；消闲
一、革命之后的立言姿态
当1911年年底，革命势头正盛，似乎共和指日可待之际，南社也达到了它最兴盛的阶段。南社人也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12月19日陈去病、柳亚子等在《大汉报》上发表一则启事，计划在愚园召开临时大会。其原因是：“自光复以来，本社之目的已达。惟建国伊始，一切事宜正资讨论，亟应组织共和政党，以策进行。”报端并有“发表本社夙愿，庆贺革命成功，讨论进行事宜，组织共和政党”之语。{1}这则启事起码表明了南社人积极参与即将建立的民国政府的兴趣。{2}
12月29日，17省代表在南京开正式选举会，“代表山西的有景秋陆，代表江苏的有陈陶遗，代表广西的有马君武，代表云南的有吕天民，都是南社的社友”。1912年民国成立，南社中有不少人身居要职。“三日，中央行政各部成立，南社社友得着次长位置的，有司法吕天民，教育景秋陆，实业马君武等。二十八日，临时参议院成立，陈陶遗当选为副议长。于是少年同社，尽庆弹冠了”③。
但南社的两个核心人物——陈去病和柳亚子都没有置身于显赫的政治舞台，却表现出对于传媒和言论事业的极大热情。比如，陈去病从1908年左右就在汕头的《中华新报》上发表了一系列针对时政的文章，那时就强调舆论所代表的“是非之心”。{4}辛亥革命发生后，陈去病也极为重视报刊这一阵地。在《大汉报》因失去资金支持于1911年12月21日停刊后，陈去病与友人又筹办《黄报》，陈布雷任编辑。1912年1月3日《天铎报》上发表了《黄报出现》，宣布《黄报》出版：“准于二十日出版，每月发行两大张。”其通讯处透露了参与者的信息：“苏州沧浪亭《大汉报》馆陈去病、高天梅、张昭仪、傅钝根，上海《民立报》馆朱少屏，《天铎报》馆陈布雷、邹亚云，《国粹学报》胡仲明、诸贞壮，《神州日报》馆黄朴人，太仓北门俞剑华。”{1}《黄报》初建，陈去病又接受了绍兴《越铎日报》之邀，去担任总编。《越铎日报》的宗旨就是：“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2}陈去病加入其中，显然是对于这样的宗旨高度认可。1月15日，在《越铎日报》上发表致匡社、黄社同人启事，希望同人“赐函越铎报馆，以期联络”。陈去病在浙期间，参与了秋瑾追悼大会等。回到上海后，又与徐自华等合办了竞雄女学。③1912年6月又应邀赴杭担任《平民日报》的总编辑。9月又赴湘护秋瑾灵柩回浙，并与在湘南社社友相聚。陈去病在这一年多中，或者在编报刊，或者在从事公众纪念活动，并没有谋划一个好的政治位置的动向。
而柳亚子也选择疏离于临时政府。友人雷铁厓力邀擅长骈体文的柳亚子进入总统府做秘书，但柳干了三天就支持不下去了：“工作是一点都没有，只是天天吃西菜，几乎把我胃口都吃倒。……我到了南京，西菜吃饱了，便去闲逛。这时候，姚雨平是粤军北伐军总司令，叶楚伧在替他当参谋，北伐不能进行，只好和我混在一起，天天游山玩水，喝酒做诗。这样搅了三天，我的身子吃不消，忽然发起寒热来，只好对不住铁厓，卷铺盖而出总统府，还到上海来当流氓了。”{4}柳亚子在这段回忆中刻意突出了自己与科层政治和官僚机制的不兼容性。这也许是他自由散漫的个性所致。但他对建设公共领域的兴趣和热情始终没有衰减。他回到上海后，宁调元曾邀请他加入《民声日报》。但他经邹亚云介绍，进入了《天铎报》。在《天铎报》工作期间，柳亚子以青兕为笔名，发表了大量时评。反对临时政府的议和妥协行为，主张北伐，将革命进行到底。从柳亚子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根据原则，不向现实政治屈服的姿态和对独立的“批评”立场的坚持。
其实，1911年12月高旭就曾在《天铎报》上发表《擒贼先擒王》，提出袁世凯才是共和最大的威胁：“若今则张勋、冯国璋、张鸣岐、杨度等之为汉奸，为患犹小，而最足为共和新中国之梗者，实袁世凯也。”{5}高旭准确地洞察到袁世凯已经成为旧官僚和保守势力的最大代表。同月，庞树柏也作有《拟沪军都督北伐誓师文》，这应是代陈其美所作。文中提出“汉贼誓非两立”，“功期速成”，鼓舞民军将士“灭此朝食”。{6}1911年12月27日，《民立报》上也发表了题为《和乎？战乎？》的社论，一反十多天前的妥协论调，指出：“武昌师起以来，以数万人之流血得复东南半壁。然而大敌尚在，壮志未酬，我当局乃过重人道，欲以口舌之力，结此大革命潮流，是已我之过矣。”希望“我将士勿少希望于和议之可成”，而能坚持北伐。{7}
主张北伐是很多南社人共同的心愿。当南北开始议和，很多南社人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表示反对。比如，张昭汉在《吾人对于议和之观察》中说：“议和者，非吾人之所欲，利于袁氏，而不利于民军者也。”{8}姚光也发表《北征歌》，想象“光复功告成”的场景，{9}其实也是在为北伐造舆论。在北伐问题上最为坚持的，还要属柳亚子。他进入《天铎报》以后，撰写了大量支持北伐的时评文章。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不惜与代表不同政治势力的声音的《民立报》、《大共和报》展开论战。他后来回忆说：
看看形势，和议是快要成功，孙先生也慨然宣布让位了。我便天天骂南京政府，骂临时参议院，主张由起义各省组织都督团，反抗南京，取消和议。那时的《民立报》，是南京政府的机关报了。邵力子和徐血儿，天天向我进攻，我却不怕。汪旭初姨丈在《大共和报》当主笔，写了一封信劝我，我反而写起洋洋万余言的公开信，在《天铎报》上发表，把袁世凯骂得狗血喷头。如此这般搅了一个月左右，终于文字无灵，南北统一，我是气愤极了。{1} 柳亚子对北伐的坚持，实际上跟是想最大功能地发挥公共领域争辩的独立性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举出几篇时评，一窥他的立言姿态。
比如，当邵力子在《民立报》上发表《真爱国者之言论》，提出“宜提倡人道主义，力求和平解决，不以虚名末节为鹬蚌之争，而使前途受无穷之损失也”，{2}以人道主义和国利民福来责备柳亚子时，柳亚子的响应毫不客气，认真分辨共和的原则。他在《告真爱国者》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共和国中，固无异族君主回翔之余地；况保皇丑类，螳臂犹繁，宗社死党，狼心未灭，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顾可视为末节虚名，无关轻重哉！”③柳亚子认为坚持共和原则，就必须要肃清拥护君主制的势力，只有扫除共和制的威胁，才是真正的“爱国”。更重要的是，柳亚子特别强调了报刊舆论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容纳自由言论，不该成为被政治势力所绑架而失去独立性，“噤若寒蝉”：
自临时政府参议院承认建虏无理要求之优待条件以来，全国国民皆如死灰槁木，走肉行尸……尤可怪者，海上夙号开通，报界主持言论，独其对于此事，噤若寒蝉，且有诋本报创议推翻者为多事者。呜呼！汲狂泉而饮，举国皆狂，反以不狂为狂，其是之谓乎？{4}
柳亚子跳出是否要反对妥协的论辩，转移至对报刊批评与现实政治的关系的讨论。他认为对于政治事件和决策，国民都应该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和义务，而报刊这时候尤其应该提供讨论的平台。但上海报纸在南北妥协问题上似乎简单认可了临时政府参议院的决定，而放弃了充分参与论争，“主持言论”的责任。当《天铎报》创议推翻这一决定时，竟还遭到了诸如“不爱国”、“多事”的指责。这意味着公共领域本身的公共性受到了极大的侵蚀。柳亚子所想捍卫的，正是这种公共性和共和精神的真谛。
2月11日，柳亚子又发表《取销临时政府问题》一文，愤激地表示：“窃谓临时政府腐败至此，诚无所用其姑息。特是与其为袁贼所取销，不如吾人自行取销。”提议黎元洪创议，通电各省，“不认议和辱国之中央政府”，克日北征。{5}柳亚子自己也说这是“险着”，但为救民国不得不然，否则坐误时机，将无可挽回。柳亚子在报上公开发表这样一个建议，以某种书生之见的方式，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的绝对否定。比之他的具体建议，他公开和直接的批评姿态，确实代表一种“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的权利，{6}这也是公共领域相对于国家的抗争。
公共领域的争辩，意味着不同的意见都能够得到争论的机会。果然，在柳亚子提出此议的第二天，徐血儿就公开反驳道：“若以反对优待条件，遂倡言取消临时政府，尤为悖谬。夫临时政府为全国所公认，又何得以不合于三数百人之私意，即欲公然倡议取消？”{7}徐是从合法性的层面质疑柳亚子的做法，他认为更应该把目光放在宪政的落实上：“夫民国根本，在完美之宪法。吾人自今日始，当以全力求正当之选举，为强有力之立法机关，以草定完美之宪法，即有欲出于法外者，亦有不能。”{1}
2月13日，柳亚子又针对《大共和报》的劝阻，发表《答某君书》，再次阐述自己反对优待条款，是基于巩固革命事业和共和基础的考虑：
某之反对虏酋，只欲取销其久假之帝号，而不复屠戮其当诛之生命，亦已委曲求全矣。乃要挟无限，要挟多端，保皇立宪党人复改头换面，盘踞临时政府及参议院中，使真革命党反无立足之地，故和议迁延，日复一日，优待条件，缪戾万端。……故某谓南都临时政府取销之日，即中华民国亡国之日。吾人即不能血肉相争，亦当白衣冠送之。此为确论，非激词也。执事试澄心思之，自今以往，能保第二次革命之不起乎。{2}
可见，柳亚子前面提出的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的建议，实际上是愤激之语。正是因为它对临时政府寄寓了厚望，将之作为革命精神的代表，所以他才不能容忍临时政府中“真革命党”被排挤而导致的妥协态度。柳亚子又强调优待条款不过是袁世凯的一种手段：“彼殆欲合曹孟德、拿破仑为一人，故一方面借民军势力逼胁虏廷，而一方面又挟虏廷名号劫制民军，俾虏酋退位与南都临时政府取销，同时并行，彼得坐收渔人之利，由大总统而进为大皇帝。此袁氏之夙愿，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③对袁世凯用心之分析可谓切中肯綮。
同一天柳又发表《答某报》，应是针对《民立报》。一方面努力戳破以“和平”、“人道”话语理解政治的不成熟性。他说：“和平、人道之谈，岂非吾人所乐闻，然不思刬拔二次革命之种子，而姑粉饰目前，此所谓养痈成患耳。主持和平、人道者固如是乎？”另一方面以太平天国覆亡之历史教训警醒当下：“天国之亡，不亡于杨、韦之戕杀，而亡于株守南都，不思北伐。”{4}历史昭昭与当下恰构成了对应。
2月15日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柳亚子这段时间的努力宣告失败。柳亚子对政治的“批评”也达到最高峰。2月17日柳发表《青兕宣言》，与读者直接对话：
不佞假《天铎》余白，与海内外同胞以精神相见，亦几匝月于兹矣。举凡不佞所主张破坏和议、反对建酋僭号、不承认袁氏为大总统，大声疾呼，强聒不舍，当为阅者诸君所共见。乃临时政府不职，参议院无状，竟以大好江山断送于操、懿之手。复有不肖报馆，无耻文人，甘心为袁氏作机关，日肆莠言，以相煽惑，口众我寡，莫能收效。{5}
报刊上的批评其性质正是在于“与海内外同胞以精神相见”，以舆论影响现实政治。柳亚子认为他的批评的挫折，除了各种结构性实力悬殊等原因以外，公共领域内的腐败和堕落也要负有一定责任。他深刻意识到报刊舆论并不一定就能秉持公道，本身也有被政治势力操控的危险。在“笔诛口伐”已经失效的前提下，他再一次利用报刊，倡议大众直接展开行动：“敢告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凡有爱国热情者，其速组织强固有力之团体，实行第二次革命。”{6}柳亚子这一段关于南北议和的论争以这篇文章结束，不仅显示了他对于时局的失望，而且也揭示出在特别的时势下公共领域本身的限度所在。
二、“民”声与反抗
虽然柳亚子对袁世凯掌握政权深感失望，但他依然继续参与公共领域的竞争。他离开《天铎报》之后，先加入了宁调元所办《民声日报》，但因《民声》内部变化，不久脱离。后来当姚雨平、叶楚伧办起《太平洋报》，柳亚子便加入了《太平洋报》。姚雨平本来是粤军北伐军总司令，现在因为北伐梦破灭，而转而在上海办报。这一行动本身即已经表明通过报刊建立新的政治空间的一种意识与尝试。参加《太平洋报》的，有很多都是南社人，包括刚刚回国的苏曼殊等。“大家都是熟人，并且差不多都是南社的社友。不是的，也都拉进来了。那时候，可称为南社的全盛时代”{1}。南社也在《太平洋》馆内设立了交通部，以资联络。{2} 不断有由南社人参与、倾向反袁的报刊问世，而且名称中多含括“民”、“民国”等字眼。1912年7月20日，《中华民报》创刊，总编为邓家彦，胡怀琛、胡朴庵等均为编辑。杨铨在赠邓家彦的诗中曰：“悠悠二千载，言论几人贤。……危时正多故，群策赖君鞭。”③杨希望《中华民报》能够对抗袁世凯的独裁（杨比之为“秦政”），捍卫“民魂”。7月25日，《民国新闻》创刊，总编辑汪精卫，主笔吕志伊、陶铸、林庚白，文苑栏的沈砺都是南社人。《民国新闻》以“保障共和政体”为宗旨，显然是为了监督和制约袁世凯集团。高旭在《祝词》中以“一纸新闻十万兵”的话，{4}比拟报刊传媒的巨大力量。8月22日，《太平洋报》也刊登了姚光给杨杏佛（1893-1933）的信，其中对当初妥协的“人道主义”有深刻反省：“国事日非，奸人得志，奈何奈何！弟七八年来希望革命，至此反大失所望，推原其故，我党姑息所致，而讲人道主义太过也。呜呼！天梅近无日不醉。”{5}当这封私信刊登在报纸上，这已经不是私人之间的交流，而带有明显的公共领域的“批评”的意味了。
柳亚子所说的“二次革命”在1913年终于变成现实。当1913年7月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后，很多报刊都站在国民党一边，制造“讨袁”舆论。《民立报》发表邵力子《讨袁之捷于应响》、徐血儿《讨袁之真意义》，《中华新报》发表胡朴庵《讨袁篇》，《中华民报》发表程善之《讨袁贼檄》。 {6}柳亚子也在《民立报》上发表诗作，表明“太白终悬竖子头，横空一剑断千秋”这样充满豪情的展望。{7}当黄兴在南京任江苏讨袁军司令，陈去病、庞树柏等人立即投军。《民立报》上也及时刊登南社人参与二次革命的情况：“行政公署暂由蔡冶民摄任……现陈巢南在内擘画一切。巢南为革命之先决，南社之主盟，政治文学卓然无两，自此吾江苏行政，或可刷然一新乎？”{8}这既是军中情况介绍，同时也是招揽更多人参与二次革命的广告。南社人在二次革命中表现突出，如陈其美任上海讨袁军司令，居正任吴淞要塞司令，柏文蔚任安徽讨袁军司令，范鸿仙任铁血军司令，蔡济民任湖北讨袁军司令。
《民立报》、《中华民报》等报刊也踊跃地制造舆论。7月16日，《民立报》发表了被黎元洪囚禁的宁调元狱中诗，宁在序中说，民国建立后，“险象环生”，“虎去狼来，一蟹不如一蟹；风凄雨苦，后人还哀后人”{9}。他在诗中用了伍子胥的典故，写道：“身经波浪翻回在，待抉吾眸挂国门。”又叹息共和遭遇巨大挫折，十来年的努力换来重新入狱的下场：“拒狼进虎亦何忙，奔走十年此下场！”{10}《民立报》这时刊登宁调元在清末曾经因从事革命而深陷囹圄，现在却又被民国关押的人的诗作，不仅是要凸显他的冤屈，更是为了证明袁世凯和黎元洪所代表的政府背叛了革命，失去了合法性，从而为二次革命造势。7月21日，苏曼殊也在《民立报》上“谨代十方法侣宣言”，直告“独夫袁氏”：“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亟，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魂。”{1}全文言词激昂，继承了古代檄文风格，意在制造袁世凯已经人神共愤，各界都在抵制的景象。
公共领域的舆论抗争遭到了袁世凯政府的压制。8月，《中华新报》被指控为“鼓吹革命”，邓家彦被判监禁。但其他报刊依然以各种方式坚持批评。《民权报》编辑蒋箸超就在报上刊登邓家彦在狱中诗作，并且公开征求合作，以这种方式表达对邓家彦等坚持独立性的报人的支持，并且捍卫舆论阵地。《民权报》从1912年3月创刊起，就不断对袁破坏约法、推行专制的行为进行抨击，从宋教仁案到二次革命，一直站在反袁的舆论前沿，终于在1914年1月被袁世凯政府封禁。
三、公共领域的新危机与再分化
在《民权报》停刊后，原来的编辑蒋箸超和刘铁冷一起（第二期起改由蒋一人编辑）又编辑出版了《民权素》月刊，继续以标榜“民权”为宗旨。沈东讷在为《民权素》创刊号所作“序”中，揭出《民权素》的宗旨：“使人抚兹一编，不禁伤心夫舆论之摧残殆尽，感喟夫民党之流连颠沛，深虑夫共和国之危急将坠。亡国哀音，万愁交集，如箕子过殷墟而作麦秀之歌，令人潸然零涕也。”{2}为“共和国之危急”而办的用意，在蒋箸超的“序”中表达得更明确：“革命而后，朝益忌野，民权运命，截焉中斩，同人等冀有所表记，于是循文士之请，择其尤者，陆续都为书，此《民权素》之所由出也。”③更重要的，蒋指出报纸上那些更重要的批评无法见世，留下的只是那些无伤大雅的小品：“皇皇三叶纸，上而国计，下而民生，不乏苦心孤诣惨淡经营之作，惜乎血舌箝于市，谠言粪于野，遂令可歌可泣之文字，漂没而不彰，转不若雕虫小技，尤得重与天下人相见，究而言之，彼锦心绣口者，可以遣晨夕，抵风月；于国事有何裨焉！”{4}这就把在专制统治扼杀批评和舆论的境况下，杂志的审查和自我删除机制深刻地呈现了出来。
《民权素》直到1916年4月停刊共出了17集，其上所刊登的，确实也以文艺性的笔记、诗词或者游戏文字为主，但是其“名著”栏仍保留了一些带有政治意味的文章。比如第一集上柏文蔚的《追悼四烈士文》、姚雨平的《华侨炸弹营将士南归序》，第二集上太炎的《与袁总统书》，第三集上中山的《太平天国战史序》等。重刊这些文章，显然隐含着编者的政治意图，剑锋所指仍是袁世凯政府。“谐薮”栏是《民权素》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些文章在现实条件限制下，巧妙地将直接批评转化为间接讽刺和寓言。比如，第一集上双热《戏为鼠界作讨猫檄》、枕亚的《水族革命记》、醒独的《禁言论自由令（仿北齐文宣皇帝禁浮华诏）》、天章的《妓女宋议员序（仿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第二集上署名“昆”的《诈帝本纪》，第三集上慕牺的《赋得豚尾奴》等文，显然也都有针对性，或影射“二次革命”事，或讽刺共和被侵蚀的种种政治乱象。但越到后来，有所针对的政治讽刺越来越少，“谐薮”也逐渐被空洞化，而其它娱乐和消闲的文字越来越多。
《民权素》的例子，恰好突出地表现出公共领域所面临的现实危机。即使在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规范性讨论中，他也承认，绝对的公共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从未完全实现。公共领域一方面受到国家权力扩张的限制，另一方面，它也受大众传播的商业化影响。当市场和消费法则渗入公共领域时，“理性-批判论争就逐渐被消费所取代，公共交流的网络也就消解为个人接受行为，不过这种接受方式却是整齐划一的”{5}。于是，公共领域原有的批判潜能便消解，被融入了资本主义体制之中。哈贝马斯发现，报纸内容由于商业化必然走向非政治化，个人化和煽情。公共领域始终遭遇着“重新封建化”或者消费化的威胁。 我想以三个例证来呈现1910年代中期公共领域的某种转变，并结束这一章的讨论。第一个例证是1913年12月20日创刊的《墨海》杂志。这个杂志由墨海社编辑兼发行，仅见一期。这一期上的《发刊词》署名檗子，应为南社人庞树柏。他在《发刊词》中说，舆论界对于创建民国确实起到很大作用：“然时至今日，国威之不竞入股，人道之陵夷入股，而报纸之发达又如故，则将何说？”庞氏及墨海社社员反思共和制度未能生根的问题，认为原因在于缺乏“从根本上之改革”，即“革心”。而“革心”应该“始于教育”，“始于学生受教育之时代”。庞树柏强调《墨海》之创办，就是以改造学生思想为宗旨。“剔去污秽之旧渍，养成善良之新风……麾道德之旗，鼓文明之楫，以协助舆论界所不及”{1}。而署名“聿”的编者在《本社宣言一》中，也指出了“本报”与一般报纸的不同：
报社之普通性质，曰对社会，对国家。社会国家，为人人所托体而生存者。人之对社会对国家，犹之自己对自己，但以报之范围论之，不可谓非对外也。近世所行之日报、周报、月报大率类此，独本报则不然。本报乃以对内为主体，以对外为客体也。盖组织本社者，非商业人，非政党人，乃学界人也。亦尚非成年之学界人，乃在受教育时代之学生也。……故本社之性质，真是自己对自己，所谓对内也。吾国报纸虽多，而此种报纸，尚未发现，本报实为开山，实为督促学生豫备之鞭策，实为制造国民根本学识之胎儿，则谓本报为独一无二之报纸可也。{2}
简单说，《墨海》不再奢望影响普遍的舆论，而是诉诸特定的目标群体的培育。试图通过文化和道德改造，创造和培育新的政治主体。这种以重建主体和文明，作为共和政治的基础的思路，正与1915年所创刊、由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的进路相合。庞氏特别提出“以协助舆论界所不及”，表现出一种不再简单依靠既定政治-经济格局下的“舆论界”本身，而是超越19世纪政治-经济体制及其派生的文化模式的渴望。③
与针对特定目标群体相异的另一种情况，是报刊与政党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建立。1916年1月22日，以“拥护共和，保障民权，发展民主，阐明真理”为宗旨的《民国日报》在上海创刊。该报创始人为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担任主编的是叶楚伧和邵力子，主笔包括戴季陶、沈玄庐等，姚锡钧（即姚鹓雏）和成舍我早期也曾参与。虽然叶、邵等都是南社社员，但这一张报纸与以前南社人办的民间性报纸已经有一个大的不同，即它是中华革命党的机关报。其办报思想和编辑理念都日渐受到政党政治和宣传机制的影响。在唐宋诗之争中，《民国日报》完全站在柳亚子一边，拒绝刊登任何反对文字，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显示出了一种明确的“立场”意识。1919年《觉悟》副刊创办后，也以新的思想讨论和新的诗歌、小说创作见长。{4}与民初南社报纸副刊的“公共性”相比，内容和形式上均有很大差异。而当1924年《民国日报》更改组为国民党的机关报，其公共性更受到特定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
第三个例证是关于报刊的私人化和消闲化的。也在1916年年初，姚锡钧所编的《春声》杂志出版。姚在“自序”中说：“锡钧撰次是书，一衷醇雅。比年以来，斯事至滥。往往遣词选字，义且未安，而嚣然自鸣，多所刊布。坊间所陈，触目皆是。察其陈义，初无足观，诲奸导淫，变而益厉耳。锡钧无似，敢谓持此戋戋，凌轹一世。”{5}让姚锡钧感到不满的，是近年来报刊文字和格调的低俗，他希望《春声》超出坊间那些“诲奸导淫”的文字。但是在序言中他对该杂志与外在世界特别是政治应该构成怎样的关系，不置一词，这表明在潜意识中他已经明确将编辑这个杂志视作一种纯粹的“文学”事业，不再着眼于通过“批评”的方式与时代短兵相接。《春声》杂志包括“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新剧本”、“笔记”、“诗词选”等栏目，尤以小说为重点，更有不少西方小说、剧本的翻译，其兴奋点已经转移到时兴的都市文化。以一种混沌涵容的姿态，致力于调适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紧张。这与南社早期办报刊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兴趣已有很大差异。柳亚子在给《春声》作序时，也以比较隐晦的方式提出了这种差异。他说：
抑余独有深感者，以姚子之才，文章尔雅，卓然名家。既不能遭遇承平，充石渠天禄之选，树名山万世之业，继汉二史，备唐一经，与日月俱寿；复不能上马杀贼，下马草露布，飞书驰檄，踵陈琳、骆宾王之后，以一吐其胸中抑塞磊落之气。顾乃摧之厄之，饥驱而穷逼之，使之俯其低眉，降而与《虞初》、《夷坚》争一日之短长。然则姚子之于说部，其有不得已者存乎？抑将有托而逃也。{1}
柳亚子这段话颇有深意。他先故意指出姚鹓雏本来应该像古代士人一样，具有文学和事功等多方面才能，可以在很多领域有所建树。接着又表示这种把文学与经世治国结合于一身的可能性被现在的时代状况特别是政治势力所压抑了，因此，像姚这样的人只能从政治领域退出，回到文学，“降而与《虞初》、《夷坚》争一日之短长”，而且把文学彻底变成了一个私人化、纯审美的领域。但柳亚子又质疑说，姚氏如此关注说部，是不是有所寄托呢？比起说部本身，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注意到那些缺席的在场——譬如政治，譬如批评，譬如公共性？如此经过在意义向度上的转折，柳亚子既抨击了压制公共领域的言论自由和理性表达的国家政权力量，同时也潜在地批评了姚鹓雏彻底地去政治化、回到私人空间、放弃文学的介入性的保守性做法。
姚鹓雏及《春声》的倾向不是个别性的案例，如果联系到1914年5月创刊的《小说丛报》（主编徐枕亚）、1914年6月创刊的《礼拜六》（历任主编为王钝根、孙剑秋、周瘦鹃）、1914年11月创刊的《七襄》（编辑为小凤、倦鹤，姚鹓雏题写《发刊词》）、1915年3月创刊的《小说新报》（主编李定夷、许指严等）、1915年8月创刊的《小说大观》（编辑为包天笑）、1917年1月创刊的《小说画报》（创办人及编辑为包天笑），等等，我们可以发现，通过创办轻性的文学和文艺类报刊，以市民大众为目标读者，建设都市文学，这成为相当一部分南社文人的新选择。{2}他们也逐渐淡出原来的圈子，形成新的同人团体（比如青社、星社等）。当把文学作为一种现代性的自治和分化领域来经营，精心打造面向市民的都市文学读物时，原先以介入政治为首要追求的报刊的“公共性”理想，自然也将遭遇新的蜕变。
所以，在1910年代中期，我们重新看到了一种公共领域内部的分化。南社群体其实是这个分化过程中重要的参与者。随着《甲寅》（1914年5月创刊于东京）和《新青年》（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为代表的新一批报刊媒体和陈独秀、胡适等文化人出现，讨论“国本”问题，打造新的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走向社会舞台中心，以“新文学”、“新文化”为代表的新的公共领域及其逻辑正在生成。
【责任编辑 王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