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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多丽丝·莱辛在《金色笔记》中所描述的自由女性的尴尬处境、自由女性人格的分裂与整合，以及她们不懈的精神追求都显而易见。本文在文本基础上，结合心理学和西方自由思想传统的影响，尝试做出原因解释。
关键词：自由女性；分裂；整合；精神求索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19岁时就发表了一项个人“独立宣言”，宣称绝不让自己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最终她也实践了这样一个宣言，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度过了精彩的一生。其实抱有这样愿望的女人不胜枚举，多丽丝·莱辛也是其中一位。20世纪70年代莱辛的作品尤其是《金色笔记》被视为妇女运动的先驱。但莱辛不喜欢自己的作品被贴上女性主义的标签，虽然她支持妇女运动，但并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成为号角。她的作品探讨的虽是女性问题，却并非要和男性开战。她不只是讨论女性所遭受的不平等、男性的粗暴和不忠，也探讨女人与爱情、婚姻、家庭、事业的关系，尤其是女性的成长和觉悟，以及“自由”的求索与困境。这些主题也出现于她的其他作品中，以及英国文学史上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中。对于《金色笔记》的主题，莱辛强调，重要的是女性在现实社会压力下如何寻找自我，如何确定自己的身份，乃至如何走出自我，找寻“自由”，找寻女性和男性的和谐相依关系。
一、“自由”还是尴尬？
“自由女性”是否意味着摆脱了社会所定义的女性特征，即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形象，意味着摆脱了家庭的束缚和身份的自由？根据小说的描述，这些自由女性有绝顶聪明的头脑，在事业上不断进取，有独立自尊的人格，她们已经没有娜拉离家时的那种无助与惶惑了。她们在自己的公寓里自信而且无所顾忌地嘲笑传统观念及它们对女性的束缚，因为自己有独立的经济收入，因为没有家庭的束缚，在欲求的追逐上也没有太多顾忌，她们嘲笑那些“绑在老婆和孩子身上的可怜男人”，她们比妻子们拥有更多的优势，因而也更有活力。表面看来，这些“新女性”在职业、精神追求和两性关系上都同男性一样得到了自由，奔放、自由、有明确自我意识和独立生存能力。这些“自由女性”可以成为习俗外自由的一员，但她们并没有从男人中“自由”出来，并且一般也不想从男人中“自由”出来。“自由女性”们既厌倦家庭的束缚，又想享有幸福和谐的家庭生活；既想维护自己的精神自由，然而在没有理想情人出现之时又无法排解自己内心的孤寂和凄惶，她们的“自由”伴随着压抑、焦虑和痛苦，所以，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变得非常尴尬。这种“自由”到底是她们想要的理想生活状态，还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尴尬处境？
安娜（以及安娜以自己为原型塑造的爱拉）经济独立、思想进步、言行自由，而且是一位具有相当才智的女作家，并且将自己的情感独立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可是一旦我们进入主人公意识深层，便会发现“自由女性”坍塌了的理性世界：安娜对摩莉的厌倦和反感，她与异性关系的紧张，她的虚无的政治信仰，女儿的反叛。安娜的内心陷入恐慌混乱，失去了创作能力，将自己的写作意识作分区处理。“自由女性”安娜一直以异性的价值取向塑造自己，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男人之后，她的自由状态成了那些“自由男性”利用她的最好理由，在这种情境下寻找严肃爱情几乎是非常可笑的。安娜不仅为自己的女性生理特征所束缚，更因为缺少安全感和没有稳定的情感寄托而感到孤独和恐惧，经济的独立和事业的顺利并不能使她得到心灵的自由。
摩莉（安娜的同性朋友）下决心要做一个完完全全的新女性，并确实以为自己和安娜都是“新女性”，因为她们拥有自由，用她自己的话说，她自尊自爱，因为不愿屈服，所以才不愿钻进婚姻的避风港。但事实上，摩莉的生存现状并不很好，在儿子汤姆眼里简直就是一种比困境更糟糕的局面：摩莉确实比较多才，学过跳舞和绘画，还从事过新闻业和共产党的户外文化工作，可是她无法忍受任何一份工作的枯燥乏味，最终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只是一个艺术爱好者，所以做了一个二流演员。
安娜和摩莉一直处于厌倦家庭生活与厌倦“自由”之间，又从逃离家庭到逃离自由而最终回归别人认可的生活状态。莱辛在小说中描述了女人在承担生活压力时的艰辛，我想这其中应该包含着很多她个人的生活体验。在《金色笔记》中，安娜就提到一种“家庭妇女病”，根据安娜的理解，这种病意味着女性以丈夫和子女为中心，不由自主而从事繁琐家务劳动，并体现为定时定点的身体和心理的紧张感，安娜把这看作是自己生活时代的妇女的通病。正是这样一种对生活重荷的体验，莱辛也曾在一次访谈中谈起自己的感受，她提到20世纪60年代的一幅漫画：一位知识女性因厌倦了家务，对着一个啤酒桶默默哭泣。她说自己差点就变成了漫画中的这位妇女。{1}
安娜和摩莉为保持自由而逃离政治、社会、心理的禁闭，尤其是对婚姻的逃离，但是也许她们没有想到，即使摆脱了婚姻和家庭的束缚，自由也并不是唾手可得。因为自由并不是绝对合乎她们理想的生存状态，自由同时还意味着另一种相伴而生的痛苦，那便是孤独和恐惧。远离家庭和婚姻也意味着远离大多数人所选取的生活状态，一种游离到边缘的处境，这种处境所遭受的非议自然也会加深她们的孤独感。除了来自外界的非议，若不是做好心理准备忍受或“享受”伴随“自由”而来的难以容忍的孤独与恐惧，这种“自由”的滋味也不是好受的，所以，很多人会在“自由”之后又选择逃避。还是弗洛姆看得通透：“自由给人带来了独立和理性，但同时使人陷入孤独、充满焦虑、软弱无力”，以致人们要“逃避自由”。{2}事实上，在索尔·格林离开之后，安娜也陷入了无法排遣的孤独之中。“自由女性”对传统和自由的态度都是非常模棱两可的，甚至非常矛盾摇摆，因此，“自由女性”的标题在小说里也就具有了一种反讽意义。根据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安娜和摩莉的言论焦点大多集中在对男性的忠诚，包括对婚姻家庭生活的渴望之上，她们在很多地方的言行，包括对男人的判断也似乎自相矛盾，一方面很轻视那些不合她们标准和趣味的男人，另一方面又似乎不死心地不断参加交友聚会。
安娜和摩莉从厌倦庸俗繁琐的家庭生活开始，选择逃离家庭和婚姻，最后又跌进孤独和恐惧的深渊无法解脱，从而开始厌倦“自由”的漂泊状态，于是又选择“逃离”自由，重新回归传统，这让人感觉似乎并无出路可言。这也是女人在某种程度上经验主导的结果，所以，帕特里夏·迈耶·斯帕克思分析了《金色笔记》中的女主人公在生存中遭遇的现实的与心理的不自由后指出：“安娜事实上是远离自由的。”③而女性取得自由的困难与女性经验的现状是分不开的。 所以，尽管安娜和摩莉深信自己在各方面都是独立的自由女性，但始终未能摆脱潜意识中的依赖感和对异性的感情需求，她们力图挣脱传统观念和社会秩序的束缚，但是最后还是掉进了恋爱和婚姻的陷阱，回到了原来的起点。“自由女性”并不自由，她们面对着外界的困扰和内心的各种压力，陷入了难以挣脱的怪圈。最终，安娜和摩莉都接受了传统观念认可的生活方式，摩莉重新回到了家庭生活，安娜则开始为一家婚姻咨询机构工作。
二、“自由女性”的人格分裂与整合
安娜人格多重——情人、母亲、作家和党员四重身份叠合，正如汤姆尖锐指出的那样，她“身上的一切都是分裂的”，并且她是“特意把自己四分五裂的”{1}。在与迈克尔相爱的过程中，安娜静静地经历了一个自我分裂的过程，她是迈克尔的情妇、简纳特的妈妈、一个很有才华的职业作家，也是一个关注公众命运的共产党员。迈克尔既因安娜是个有信仰的女人而觉得她与众不同，又不时讽刺她的政治信仰和工作热情，并且迈克尔也对她的写作颇有微辞，因为他不喜欢安娜的“评判和有思想”，也不喜欢安娜的母亲角色。所以在他们相处的时间里，开始安娜是竭尽自己所能屈从于迈克尔，常常陷入作家、母亲、情人等多重角色中苦苦挣扎。尤其是迈克尔的情人与简纳特的母亲这两种角色最让她痛苦，因为这两种角色的存在和对应的人很有关系，无论迈克尔还是简纳特对她而言都极为重要、无法放弃。在一个人独处之际，安娜希望自己能够一分为二，母亲和情人的角色能够分离，因为她感觉同时扮演两个角色实在太累了。而《第三者的影子》中，作为安娜另一个自我的爱拉也是如此，她也时时感觉着自己意识的分裂，她感觉自己身上另存着一个影子，与实体的爱拉相伴相随。
安娜的精神分裂症从个人生存现实而言，缘于她既想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和精神自由，又想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没有理想情人出现的时候又无法排解自己内心的孤寂和凄惶，她们的这种“自由”一直伴随着压抑、焦虑和痛苦，这种虚幻的“自由”某种程度上也是分裂症的罪魁祸首。当然，安娜所处的那个分崩离析的社会现实也很大程度地刺激和影响着她们的人格，作为一个观察敏锐、思想深刻的知识分子，安娜不仅看见了自己个人生活现实的混乱：婚姻的失败、子女的反叛、两性之间的仇恨，加入英国共产党（她本以为政治信仰可以给分裂的现实以某种疗效）之后更是体验到了心理裂痕。她也看见了整个社会的动乱：疯狂的军备竞赛、战争屠杀，以及政治迫害，所有这些与安娜和摩莉表面所享有的自由形成一种强烈反差。安娜这样一些自由女性最终与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环境难以调和，分裂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与安娜一样，摩莉也缺乏独立完整的人格，她身上体现着传统与现代人格的混合。既与环境格格不入，极端鄙夷那些类似她的前夫查理的庸俗男人，又希望自己和儿子能够生活更安稳一些，自己也回归传统。当然她最终如愿以偿，找到了一个进步的犹太商人得以再婚，她的儿子汤姆也顺从命运的安排接管了父亲查理的业务，因为他也希望过安稳的日子。小说结尾，摩莉掩饰不住地觉得快乐和幸福，为儿子也为自己，不管怎样“合乎这个时代是最重要的”，“自由女性”摩莉最终“醒悟”。“自由女性”的边缘处境，与她们自身的不甘边缘地位，以及内心深处的渴望融入传统的本能，都揭示了“自由女性”人格的传统内核，正因此，她们对传统女性的态度由轻视变得理解，因为她们身上也有不曾为自己注意的传统的一面。
莱辛在《金色笔记》1971年再版序言中说：“这个关于‘崩溃’的主题就是当人们精神崩溃时，也是一个自我医治，一个内在自我释放矛盾，消除分裂的过程。”确实，《金色笔记》探讨的是个人、集体与社会整体的关系，在分崩离析的社会中女性如何保持精神的健全与人格的完整，如何理解个人本质与生存意义的问题。
莱辛的生活和创作体验受英国精神病学家R·D·莱恩的理论影响比较大，莱恩主要是对精神病问题做了生存论-现象学的讨论，并且是从生存论的角度去揭示精神分裂病症的致病原因。他认为是个体生存中的存在性不安心理导致了精神分裂，这种不安又会使人产生孤独感和焦虑感。他指出，精神分裂症病人的个体经验主要表现为两种分裂方式：其一，他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出现了分裂；其二，他与自身的关系出现了分裂。{1}由于分裂的结果也许是心与身的分离，也许是两个或多个自我的出现，这样，精神分裂症患者便都不再感觉到自己的整一性，他与现实的关系不再是具体而实在的关系，他不能区别过去与现在、缺席与在场、观念与现实。《金色笔记》中比较明显的患精神分裂症的人物是安娜，以及安娜笔下的爱拉（《第三者的影子》），无论安娜梦中的自我分裂与幻化，还是爱拉显著的心神分离之感，都和自身存在的不安全感相关。
在R·D·莱恩的影响下，莱辛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是某种意义上的幻想家、预言家，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不愿墨守成规，而是要打破制度的约束，而且人人都有获得精神分裂感受的潜能。精神分裂，这种意志对理智的拒绝，其实被莱辛看作是一种自救的手段。社会现实的混乱导致安娜生存现状的混乱，尤其是精神生活的不安定、信仰的危机更让她无法写作，因为“世界是如此混乱，艺术变得毫不相关”。爱拉·摩根认为，莱辛通过《金色笔记》表明：女性的异化与精神分裂是文化与周围环境压抑所致，女性在两性关系、母子关系中变得多元的同时也失去了自我，在性别关系中异化，失去了主体性。{2}但莱辛并不这么看，因为她相信分裂也是一种自救，意识到分裂就证明还保留着一份理性，并且经过分裂，自然会使人格整合。所以，小说中安娜在危机中并没有放弃写作，她的创作观直接来自她的政治信仰。她认为小说应该具有强大的思想道德力量，以致能创造秩序，创造一种新的世界观，“小说就是要作用于分裂的社会，分裂的意识”，要通过真实报道的形式让人们互相了解，从而寻求一种人格的完整。正是这样，安娜以自己的理性开始整合，以黑、红、黄、蓝四色笔记折射自己的分裂灵魂，最后以金色笔记的哲理表述为自己的生活作了一个总结。
三、自由传统与西方知识女性的精神求索 何谓自由？自由的定义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莱辛使用“自由女性”（free women）这一概念，并非要向读者交待什么是自由，而是如她自己所言，“自由女性”是个十分反讽的词语。定义自由不是她作品的重点，重要的是女性追求自由理想的过程。
最早明确提出个人自由理想的是公元前5和4世纪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但古代人的自由概念是法律约束下的自由，体现一种以法律为王的处世态度。在古老的英国传统中，在法律保护下免受任何专制压迫意义上的个人自由是其主要的价值观。18世纪传承了古希腊民主理念的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以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亚当·福格森为首）一派认为，自由的本质是强制的不存在或最小化。20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赛亚·伯林则把自由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种，他认为：“‘自由’这个词的积极含义源于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我希望我的生活与决定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取决于随便哪种外在的强制力。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意志活动的工具。……我希望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思想、有意志、主动的存在，对自己的选择负有责任并能够依据我自己的观念与意图对这些选择做出解释的。只要我相信这是真实的，我就感到我是自由的；如果我意识到这并不是真实的，我就是受奴役的。”③自由取决于人的主观愿望，但也和人的主观意识分不开，意识不到的便不存在。
而弗洛姆作为一个心理学家，他对自由的解释更强调人的心理感觉，所以就更不确定：“自由本身是模棱两可的。自由是人的存在的特征，以及自由的意义取决于人们把自身作为一个独立和分离的存在物加以认识和理解的程度，……只要一个人还没有完全割断那条把他与别人联系在一起的‘脐带’，他就不可能是自由的。但正是这些关联给予他安全感、从属感和踏实感。”{1}当然他所言的“自由”不是自由自在这一积极意义上的自由，而是在“解脱”这一消极意义上的自由，是指一种摆脱由本能决定其行为这种状况的自由。弗洛姆注意到，外在环境与人的内心感受之间的关系似乎很远，但又非常关键和微妙。
自由之于女性不仅在心理层面，而且在现实中也存在着某种虚拟性。爱和自由是人类的两大精神需求，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正常而合理的人性追求。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女性往往把依附于男性的所谓爱情跟自由混为一谈，活在虚幻的幸福中，或者在社会的道德禁锢中与自由失之交臂，或者以极端的性解放陷入女性自由的另一个误区。爱情一直被女性视为生命，被很多女人视为唯一的信仰和寄托，在现实中却成了女性自由的束缚，如波伏娃所言：“爱情是以最动人的形式表现的祸根，它沉重地压在被束缚于女性世界的女人的头上，而女人则是不健全的，对自己无能为力的。”{2}社会地位的相对弱势，使得女性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在心理上和感情上依附于男性，也不得不按照男性的眼光来塑造自己。虽然爱情充满了陷阱，但它仍然处于自由的活动场所之中。
“自由女性”之所以感觉痛苦，一个原因即在于她们的内心感觉不到自由的全部快乐，所有极力要摆脱的束缚也是她们维系安全的纽带，没有几个女人能够像西蒙娜·德·波伏娃那样内心安详平静。当然，那是需要一个让·保罗·萨特才能达到平衡的，也就是说，女性自由离不开男性的支持，和谐状态之下双方的自由才能实现。《金色笔记》中安娜最后明白，世界上到处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对立统一：男人中有女人，女人中有男人；真诚中有虚伪，虚伪中有真诚；理想主义中有利己主义，利己主义中有理想主义……。在所有的对立中，“自由”则是一方要摆脱对另一方的依附。在莱辛笔下，自由和囚禁的对立状态在女性的经历和体验中变得互相依附，女性自由不再简单地意味着独立，自由之中往往包含着无形的束缚，这种束缚既形成了女性自由的悖论，又是女性获得完整身心自由所不可或缺的。这种束缚可能来自男性，也可能来自社会因素，也可能是女性自身。
西方知识女性的精神求索虽艰辛，但也有历史传统。直至19世纪欧洲妇女文学涌现，出现了一些表现母权制乌托邦理想的作品，如吉尔曼的《霍兰德》中表现“母亲神”，还有一些作品虽非女权意味，却也体现着作家本人对理想女性人格的追求。从简·奥斯汀笔下理智聪慧的主人公，到夏洛蒂刻画的追求自强自立平等的简·爱，再到20世纪伍尔芙设想的雌雄同体理想等等，无数的知识女性（包括很多女性批评家和作家）都在为探索女性获得自由平等的途径和方式而不懈努力，只是在此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深深的困惑和彷徨。20世纪比较显著的是波伏娃的创作，《一代名流》、《女客》、《华丽的意象》等作品中都塑造了为理想、幸福和自由而求索的女性：《华丽的意象》中也有出现过“精神崩溃”的洛朗丝；《一代名流》中安娜与女儿纳丁娜的母女抗衡，把整个生活奉献给爱情的波拉；《女客》中相信自己“坚强而自由，过着自己生活”的伊丽莎白。波伏娃对自由的理解表面看是不同于莱辛的，对她来说个人是嵌合在社会中的，在这个体系的中心存在着相互依靠，想要自己自由也就是想要他人自由，并且她的自由观念中暗含了责任。但波伏娃比较乐观，她相信一旦女性获得了支配自己的所有权，自由女性便会诞生。然而，莱辛并不这么认为，因为她看见女性自由离不开男女两性的和谐相依，也无法脱离社会大环境而存在，女性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永远都是有限的。
【责任编辑 孙彩霞】
关键词：自由女性；分裂；整合；精神求索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19岁时就发表了一项个人“独立宣言”，宣称绝不让自己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最终她也实践了这样一个宣言，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度过了精彩的一生。其实抱有这样愿望的女人不胜枚举，多丽丝·莱辛也是其中一位。20世纪70年代莱辛的作品尤其是《金色笔记》被视为妇女运动的先驱。但莱辛不喜欢自己的作品被贴上女性主义的标签，虽然她支持妇女运动，但并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成为号角。她的作品探讨的虽是女性问题，却并非要和男性开战。她不只是讨论女性所遭受的不平等、男性的粗暴和不忠，也探讨女人与爱情、婚姻、家庭、事业的关系，尤其是女性的成长和觉悟，以及“自由”的求索与困境。这些主题也出现于她的其他作品中，以及英国文学史上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中。对于《金色笔记》的主题，莱辛强调，重要的是女性在现实社会压力下如何寻找自我，如何确定自己的身份，乃至如何走出自我，找寻“自由”，找寻女性和男性的和谐相依关系。
一、“自由”还是尴尬？
“自由女性”是否意味着摆脱了社会所定义的女性特征，即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形象，意味着摆脱了家庭的束缚和身份的自由？根据小说的描述，这些自由女性有绝顶聪明的头脑，在事业上不断进取，有独立自尊的人格，她们已经没有娜拉离家时的那种无助与惶惑了。她们在自己的公寓里自信而且无所顾忌地嘲笑传统观念及它们对女性的束缚，因为自己有独立的经济收入，因为没有家庭的束缚，在欲求的追逐上也没有太多顾忌，她们嘲笑那些“绑在老婆和孩子身上的可怜男人”，她们比妻子们拥有更多的优势，因而也更有活力。表面看来，这些“新女性”在职业、精神追求和两性关系上都同男性一样得到了自由，奔放、自由、有明确自我意识和独立生存能力。这些“自由女性”可以成为习俗外自由的一员，但她们并没有从男人中“自由”出来，并且一般也不想从男人中“自由”出来。“自由女性”们既厌倦家庭的束缚，又想享有幸福和谐的家庭生活；既想维护自己的精神自由，然而在没有理想情人出现之时又无法排解自己内心的孤寂和凄惶，她们的“自由”伴随着压抑、焦虑和痛苦，所以，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变得非常尴尬。这种“自由”到底是她们想要的理想生活状态，还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尴尬处境？
安娜（以及安娜以自己为原型塑造的爱拉）经济独立、思想进步、言行自由，而且是一位具有相当才智的女作家，并且将自己的情感独立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可是一旦我们进入主人公意识深层，便会发现“自由女性”坍塌了的理性世界：安娜对摩莉的厌倦和反感，她与异性关系的紧张，她的虚无的政治信仰，女儿的反叛。安娜的内心陷入恐慌混乱，失去了创作能力，将自己的写作意识作分区处理。“自由女性”安娜一直以异性的价值取向塑造自己，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男人之后，她的自由状态成了那些“自由男性”利用她的最好理由，在这种情境下寻找严肃爱情几乎是非常可笑的。安娜不仅为自己的女性生理特征所束缚，更因为缺少安全感和没有稳定的情感寄托而感到孤独和恐惧，经济的独立和事业的顺利并不能使她得到心灵的自由。
摩莉（安娜的同性朋友）下决心要做一个完完全全的新女性，并确实以为自己和安娜都是“新女性”，因为她们拥有自由，用她自己的话说，她自尊自爱，因为不愿屈服，所以才不愿钻进婚姻的避风港。但事实上，摩莉的生存现状并不很好，在儿子汤姆眼里简直就是一种比困境更糟糕的局面：摩莉确实比较多才，学过跳舞和绘画，还从事过新闻业和共产党的户外文化工作，可是她无法忍受任何一份工作的枯燥乏味，最终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只是一个艺术爱好者，所以做了一个二流演员。
安娜和摩莉一直处于厌倦家庭生活与厌倦“自由”之间，又从逃离家庭到逃离自由而最终回归别人认可的生活状态。莱辛在小说中描述了女人在承担生活压力时的艰辛，我想这其中应该包含着很多她个人的生活体验。在《金色笔记》中，安娜就提到一种“家庭妇女病”，根据安娜的理解，这种病意味着女性以丈夫和子女为中心，不由自主而从事繁琐家务劳动，并体现为定时定点的身体和心理的紧张感，安娜把这看作是自己生活时代的妇女的通病。正是这样一种对生活重荷的体验，莱辛也曾在一次访谈中谈起自己的感受，她提到20世纪60年代的一幅漫画：一位知识女性因厌倦了家务，对着一个啤酒桶默默哭泣。她说自己差点就变成了漫画中的这位妇女。{1}
安娜和摩莉为保持自由而逃离政治、社会、心理的禁闭，尤其是对婚姻的逃离，但是也许她们没有想到，即使摆脱了婚姻和家庭的束缚，自由也并不是唾手可得。因为自由并不是绝对合乎她们理想的生存状态，自由同时还意味着另一种相伴而生的痛苦，那便是孤独和恐惧。远离家庭和婚姻也意味着远离大多数人所选取的生活状态，一种游离到边缘的处境，这种处境所遭受的非议自然也会加深她们的孤独感。除了来自外界的非议，若不是做好心理准备忍受或“享受”伴随“自由”而来的难以容忍的孤独与恐惧，这种“自由”的滋味也不是好受的，所以，很多人会在“自由”之后又选择逃避。还是弗洛姆看得通透：“自由给人带来了独立和理性，但同时使人陷入孤独、充满焦虑、软弱无力”，以致人们要“逃避自由”。{2}事实上，在索尔·格林离开之后，安娜也陷入了无法排遣的孤独之中。“自由女性”对传统和自由的态度都是非常模棱两可的，甚至非常矛盾摇摆，因此，“自由女性”的标题在小说里也就具有了一种反讽意义。根据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安娜和摩莉的言论焦点大多集中在对男性的忠诚，包括对婚姻家庭生活的渴望之上，她们在很多地方的言行，包括对男人的判断也似乎自相矛盾，一方面很轻视那些不合她们标准和趣味的男人，另一方面又似乎不死心地不断参加交友聚会。
安娜和摩莉从厌倦庸俗繁琐的家庭生活开始，选择逃离家庭和婚姻，最后又跌进孤独和恐惧的深渊无法解脱，从而开始厌倦“自由”的漂泊状态，于是又选择“逃离”自由，重新回归传统，这让人感觉似乎并无出路可言。这也是女人在某种程度上经验主导的结果，所以，帕特里夏·迈耶·斯帕克思分析了《金色笔记》中的女主人公在生存中遭遇的现实的与心理的不自由后指出：“安娜事实上是远离自由的。”③而女性取得自由的困难与女性经验的现状是分不开的。 所以，尽管安娜和摩莉深信自己在各方面都是独立的自由女性，但始终未能摆脱潜意识中的依赖感和对异性的感情需求，她们力图挣脱传统观念和社会秩序的束缚，但是最后还是掉进了恋爱和婚姻的陷阱，回到了原来的起点。“自由女性”并不自由，她们面对着外界的困扰和内心的各种压力，陷入了难以挣脱的怪圈。最终，安娜和摩莉都接受了传统观念认可的生活方式，摩莉重新回到了家庭生活，安娜则开始为一家婚姻咨询机构工作。
二、“自由女性”的人格分裂与整合
安娜人格多重——情人、母亲、作家和党员四重身份叠合，正如汤姆尖锐指出的那样，她“身上的一切都是分裂的”，并且她是“特意把自己四分五裂的”{1}。在与迈克尔相爱的过程中，安娜静静地经历了一个自我分裂的过程，她是迈克尔的情妇、简纳特的妈妈、一个很有才华的职业作家，也是一个关注公众命运的共产党员。迈克尔既因安娜是个有信仰的女人而觉得她与众不同，又不时讽刺她的政治信仰和工作热情，并且迈克尔也对她的写作颇有微辞，因为他不喜欢安娜的“评判和有思想”，也不喜欢安娜的母亲角色。所以在他们相处的时间里，开始安娜是竭尽自己所能屈从于迈克尔，常常陷入作家、母亲、情人等多重角色中苦苦挣扎。尤其是迈克尔的情人与简纳特的母亲这两种角色最让她痛苦，因为这两种角色的存在和对应的人很有关系，无论迈克尔还是简纳特对她而言都极为重要、无法放弃。在一个人独处之际，安娜希望自己能够一分为二，母亲和情人的角色能够分离，因为她感觉同时扮演两个角色实在太累了。而《第三者的影子》中，作为安娜另一个自我的爱拉也是如此，她也时时感觉着自己意识的分裂，她感觉自己身上另存着一个影子，与实体的爱拉相伴相随。
安娜的精神分裂症从个人生存现实而言，缘于她既想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和精神自由，又想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没有理想情人出现的时候又无法排解自己内心的孤寂和凄惶，她们的这种“自由”一直伴随着压抑、焦虑和痛苦，这种虚幻的“自由”某种程度上也是分裂症的罪魁祸首。当然，安娜所处的那个分崩离析的社会现实也很大程度地刺激和影响着她们的人格，作为一个观察敏锐、思想深刻的知识分子，安娜不仅看见了自己个人生活现实的混乱：婚姻的失败、子女的反叛、两性之间的仇恨，加入英国共产党（她本以为政治信仰可以给分裂的现实以某种疗效）之后更是体验到了心理裂痕。她也看见了整个社会的动乱：疯狂的军备竞赛、战争屠杀，以及政治迫害，所有这些与安娜和摩莉表面所享有的自由形成一种强烈反差。安娜这样一些自由女性最终与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环境难以调和，分裂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与安娜一样，摩莉也缺乏独立完整的人格，她身上体现着传统与现代人格的混合。既与环境格格不入，极端鄙夷那些类似她的前夫查理的庸俗男人，又希望自己和儿子能够生活更安稳一些，自己也回归传统。当然她最终如愿以偿，找到了一个进步的犹太商人得以再婚，她的儿子汤姆也顺从命运的安排接管了父亲查理的业务，因为他也希望过安稳的日子。小说结尾，摩莉掩饰不住地觉得快乐和幸福，为儿子也为自己，不管怎样“合乎这个时代是最重要的”，“自由女性”摩莉最终“醒悟”。“自由女性”的边缘处境，与她们自身的不甘边缘地位，以及内心深处的渴望融入传统的本能，都揭示了“自由女性”人格的传统内核，正因此，她们对传统女性的态度由轻视变得理解，因为她们身上也有不曾为自己注意的传统的一面。
莱辛在《金色笔记》1971年再版序言中说：“这个关于‘崩溃’的主题就是当人们精神崩溃时，也是一个自我医治，一个内在自我释放矛盾，消除分裂的过程。”确实，《金色笔记》探讨的是个人、集体与社会整体的关系，在分崩离析的社会中女性如何保持精神的健全与人格的完整，如何理解个人本质与生存意义的问题。
莱辛的生活和创作体验受英国精神病学家R·D·莱恩的理论影响比较大，莱恩主要是对精神病问题做了生存论-现象学的讨论，并且是从生存论的角度去揭示精神分裂病症的致病原因。他认为是个体生存中的存在性不安心理导致了精神分裂，这种不安又会使人产生孤独感和焦虑感。他指出，精神分裂症病人的个体经验主要表现为两种分裂方式：其一，他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出现了分裂；其二，他与自身的关系出现了分裂。{1}由于分裂的结果也许是心与身的分离，也许是两个或多个自我的出现，这样，精神分裂症患者便都不再感觉到自己的整一性，他与现实的关系不再是具体而实在的关系，他不能区别过去与现在、缺席与在场、观念与现实。《金色笔记》中比较明显的患精神分裂症的人物是安娜，以及安娜笔下的爱拉（《第三者的影子》），无论安娜梦中的自我分裂与幻化，还是爱拉显著的心神分离之感，都和自身存在的不安全感相关。
在R·D·莱恩的影响下，莱辛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是某种意义上的幻想家、预言家，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不愿墨守成规，而是要打破制度的约束，而且人人都有获得精神分裂感受的潜能。精神分裂，这种意志对理智的拒绝，其实被莱辛看作是一种自救的手段。社会现实的混乱导致安娜生存现状的混乱，尤其是精神生活的不安定、信仰的危机更让她无法写作，因为“世界是如此混乱，艺术变得毫不相关”。爱拉·摩根认为，莱辛通过《金色笔记》表明：女性的异化与精神分裂是文化与周围环境压抑所致，女性在两性关系、母子关系中变得多元的同时也失去了自我，在性别关系中异化，失去了主体性。{2}但莱辛并不这么看，因为她相信分裂也是一种自救，意识到分裂就证明还保留着一份理性，并且经过分裂，自然会使人格整合。所以，小说中安娜在危机中并没有放弃写作，她的创作观直接来自她的政治信仰。她认为小说应该具有强大的思想道德力量，以致能创造秩序，创造一种新的世界观，“小说就是要作用于分裂的社会，分裂的意识”，要通过真实报道的形式让人们互相了解，从而寻求一种人格的完整。正是这样，安娜以自己的理性开始整合，以黑、红、黄、蓝四色笔记折射自己的分裂灵魂，最后以金色笔记的哲理表述为自己的生活作了一个总结。
三、自由传统与西方知识女性的精神求索 何谓自由？自由的定义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莱辛使用“自由女性”（free women）这一概念，并非要向读者交待什么是自由，而是如她自己所言，“自由女性”是个十分反讽的词语。定义自由不是她作品的重点，重要的是女性追求自由理想的过程。
最早明确提出个人自由理想的是公元前5和4世纪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但古代人的自由概念是法律约束下的自由，体现一种以法律为王的处世态度。在古老的英国传统中，在法律保护下免受任何专制压迫意义上的个人自由是其主要的价值观。18世纪传承了古希腊民主理念的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以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亚当·福格森为首）一派认为，自由的本质是强制的不存在或最小化。20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赛亚·伯林则把自由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种，他认为：“‘自由’这个词的积极含义源于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我希望我的生活与决定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取决于随便哪种外在的强制力。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意志活动的工具。……我希望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思想、有意志、主动的存在，对自己的选择负有责任并能够依据我自己的观念与意图对这些选择做出解释的。只要我相信这是真实的，我就感到我是自由的；如果我意识到这并不是真实的，我就是受奴役的。”③自由取决于人的主观愿望，但也和人的主观意识分不开，意识不到的便不存在。
而弗洛姆作为一个心理学家，他对自由的解释更强调人的心理感觉，所以就更不确定：“自由本身是模棱两可的。自由是人的存在的特征，以及自由的意义取决于人们把自身作为一个独立和分离的存在物加以认识和理解的程度，……只要一个人还没有完全割断那条把他与别人联系在一起的‘脐带’，他就不可能是自由的。但正是这些关联给予他安全感、从属感和踏实感。”{1}当然他所言的“自由”不是自由自在这一积极意义上的自由，而是在“解脱”这一消极意义上的自由，是指一种摆脱由本能决定其行为这种状况的自由。弗洛姆注意到，外在环境与人的内心感受之间的关系似乎很远，但又非常关键和微妙。
自由之于女性不仅在心理层面，而且在现实中也存在着某种虚拟性。爱和自由是人类的两大精神需求，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正常而合理的人性追求。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女性往往把依附于男性的所谓爱情跟自由混为一谈，活在虚幻的幸福中，或者在社会的道德禁锢中与自由失之交臂，或者以极端的性解放陷入女性自由的另一个误区。爱情一直被女性视为生命，被很多女人视为唯一的信仰和寄托，在现实中却成了女性自由的束缚，如波伏娃所言：“爱情是以最动人的形式表现的祸根，它沉重地压在被束缚于女性世界的女人的头上，而女人则是不健全的，对自己无能为力的。”{2}社会地位的相对弱势，使得女性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在心理上和感情上依附于男性，也不得不按照男性的眼光来塑造自己。虽然爱情充满了陷阱，但它仍然处于自由的活动场所之中。
“自由女性”之所以感觉痛苦，一个原因即在于她们的内心感觉不到自由的全部快乐，所有极力要摆脱的束缚也是她们维系安全的纽带，没有几个女人能够像西蒙娜·德·波伏娃那样内心安详平静。当然，那是需要一个让·保罗·萨特才能达到平衡的，也就是说，女性自由离不开男性的支持，和谐状态之下双方的自由才能实现。《金色笔记》中安娜最后明白，世界上到处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对立统一：男人中有女人，女人中有男人；真诚中有虚伪，虚伪中有真诚；理想主义中有利己主义，利己主义中有理想主义……。在所有的对立中，“自由”则是一方要摆脱对另一方的依附。在莱辛笔下，自由和囚禁的对立状态在女性的经历和体验中变得互相依附，女性自由不再简单地意味着独立，自由之中往往包含着无形的束缚，这种束缚既形成了女性自由的悖论，又是女性获得完整身心自由所不可或缺的。这种束缚可能来自男性，也可能来自社会因素，也可能是女性自身。
西方知识女性的精神求索虽艰辛，但也有历史传统。直至19世纪欧洲妇女文学涌现，出现了一些表现母权制乌托邦理想的作品，如吉尔曼的《霍兰德》中表现“母亲神”，还有一些作品虽非女权意味，却也体现着作家本人对理想女性人格的追求。从简·奥斯汀笔下理智聪慧的主人公，到夏洛蒂刻画的追求自强自立平等的简·爱，再到20世纪伍尔芙设想的雌雄同体理想等等，无数的知识女性（包括很多女性批评家和作家）都在为探索女性获得自由平等的途径和方式而不懈努力，只是在此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深深的困惑和彷徨。20世纪比较显著的是波伏娃的创作，《一代名流》、《女客》、《华丽的意象》等作品中都塑造了为理想、幸福和自由而求索的女性：《华丽的意象》中也有出现过“精神崩溃”的洛朗丝；《一代名流》中安娜与女儿纳丁娜的母女抗衡，把整个生活奉献给爱情的波拉；《女客》中相信自己“坚强而自由，过着自己生活”的伊丽莎白。波伏娃对自由的理解表面看是不同于莱辛的，对她来说个人是嵌合在社会中的，在这个体系的中心存在着相互依靠，想要自己自由也就是想要他人自由，并且她的自由观念中暗含了责任。但波伏娃比较乐观，她相信一旦女性获得了支配自己的所有权，自由女性便会诞生。然而，莱辛并不这么认为，因为她看见女性自由离不开男女两性的和谐相依，也无法脱离社会大环境而存在，女性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永远都是有限的。
【责任编辑 孙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