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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 “二代现象”“阶层固化”等社会现象的热议，家庭资本是否影响个体社会阶层的获得引起人们思考。本研究基于CGSS2017调查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从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社会资本三个方面考察其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经济资本对社会高阶层获得有显著促进作用;家庭文化资本中，母亲教育程度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有积极作用，但随时间推移这一作用的显著性消失;家庭社会资本中，母亲的职务级别对于子代社会阶层获得具有积极作用，这一作用同样随时间推移不再具有顯著性。
关键词：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社会资本;社会阶层
文章编号：2095-5960（2021）02-0072-08;中图分类号：C913.1;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X二代”“原生家庭”等词汇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十年间，虽然农民群体教育结构得到改善，但其相对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却呈下降趋势。[1]“寒门是否真的再难出贵子”引起社会热议。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研究一直是社会结构研究的主流话题，而研究“X二代”问题背后隐藏的家庭资本对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学界普遍认为，家庭资本可以通过子女教育实现优势地位的代际传递，吴愈晓通过CGSS2010～2015年的数据发现，越年轻的世代，城乡居民之间拥有大学及以上的比例差距越大，父母职业地位越高或父母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比例相对于其他群体的优势越大，优质教育资源在城市的聚集导致城乡学生高等教育获得的差异，教育竞争日渐激烈则使得拥有充足经济资源、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高阶层家庭的相对优势进一步提高。[2]本研究在基于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CGSS2017数据，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从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角度出发，进一步探索家庭资本对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有效途径。
二、研究假设
家庭资本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主要通过家庭资本的代际传递效应。在既往研究中，有学者发现社会资本代际传递主要表现为父母在子女成长过程中为其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为子女就业提供决策参考并帮助其疏通就业渠道，通过各种社交形式将父辈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传递给子女。并认为社会资本代际传递的基础条件是“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的传统社会结构，而对社会资源的竞争推动了社会资本代际传递。[3]研究还发现，父辈收入对子代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代际传递趋势在不断加强。[4]在农村，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家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家中劳动力人数均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是造成农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5]而且农村贫困家庭通过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导致贫困代际传递。[6]在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布迪厄将资本划分成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认为资本在社会的交换系统中，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而运作的，不同类型的资本之间可以相互交换。“社会资本”本身就是一种通过对“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得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7]拥有较多资源的家庭在一般情况下更可能为子女提供优质的生活条件及教育环境，让子代在专业能力及社会认知方面具备更多优势，这对个体人格的形成与发展以及能力的培养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8]经济资本方面，贫困代际传递理论是学界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社会学家将贫困在代际间传递这一社会现象归纳为“贫困人口代际传递”，即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因素可以由父辈传递给子辈，出现贫困沿袭现象。1978年，Atkinson等学者通过对英格兰307对父子的收入数据分析发现，1975年父亲的收入与1975～1978年子辈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17。[9]2005年，王海港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城乡居民1988年和1995年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分别为0.384和0.424。[10]客观体现出家庭经济资本的代际传递效应。文化资本方面，袁勇我分析了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机制，沿用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具体化、客观化、制度化的三种分类方式，发现具体化文化资本直接促进青少年的学业表现，制度化文化资本和客观化文化资本通过促进具体化文化资本的累计间接促进青少年的学业表现。[11]社会资本方面，社会成员家族的传统文化是产生社会资本代际传递的宏观背景，近邻效应是社会资本代际传递的环境条件，社会资本代际传递的直接原因是人际关系的社会交换。[12]总结以往对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不难得出一个基本的论断，家庭资本的代际传递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存在显著影响。资本的代际传递效应造成子代在先天资本占有量上存在差异，并通过影响子代成长环境等因素来影响其社会地位、社会阶层的获得。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家庭经济资本占有量越丰厚，子代社会阶层越高。
H2：家庭文化资本质量越高，子代社会阶层越高。
H3：家庭社会资本积累越丰富，子代社会阶层越高。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文章采用 CGSS2017年的调查数据，在数据整理后共对1596个样本进行了分析，以子代目前社会阶层感知为因变量，性别、年龄、学历、户籍、收入等个体特征为控制变量，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为自变量，探索家庭背景对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
（二）变量操作化
1.因变量。本文中的因变量为社会阶层。在CGSS2017调查问卷中选取“（A43a）综合看来，在目前这个社会上，您本人处于社会的哪一层？”另外，为进一步讨论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对子代社会阶层的影响，本研究将“（A43b）综合看来，您本人十年前处于社会的哪一层？”作为因变量，比较分析家庭资本对子代十年前社会阶层及目前社会阶层的影响的差异性。
2.自变量。本文中的自变量有三个： 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社会资本。 （1）家庭经济资本的测量，在CGSS2017调查问卷中选取“（A64）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
（2）家庭文化资本的测量，在CGSS2017调查问卷中的选取问题分别是：“（A89b）您父亲的最高教育程度”和“（A90b）您母亲的最高教育程度”。
（3）家庭社会资本的测量，在CGSS2017调查问卷中的问题分别是：“（A89f）您父亲的职务级别”和“（A90f）您母亲的职务级别”。
3.控制变量。根据以往研究经验，本研究将性别、年龄、学历、户籍、收入等人口学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性别和户籍为二元虚拟变量，年龄用2017与出生年份的差值得到。性别方面，女性赋值为0，男性赋值为1;户籍方面，农业户口赋值为0，非农业户口赋值为1。另外，为避免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异常波动，将收入取对数后纳入模型。具体的变量及其赋值见表1。
（三）模型
本研究因变量为连续变量，因此采用（OLS）一般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家庭背景对子代社会阶层的影响。以因变量与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作为基准模型，通过不断加入变量，最终建立完全模型。
四、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首先对本研究中所涉及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因变量子代社会阶层方面，受调查民众目前社会阶层感知的均值为4.375，整体不足社会中层水平。另外，为深入观察受访群体的社会阶层状况，本文对受调查民众十年前社会阶层感知情况也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受调查民众十年前社会阶层感知的均值为3.915（3.915<4.375<5），虽然整体上仍平均不足社会中层水平，但比较十年来的社会阶层变化可以发现受访群体整体上实现了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就解释变量来说，家庭经济资本方面，家庭经济状况的均值为2.675（不足当地平均水平），说明调查对象整体经济状况一般。父亲教育程度的平均值为3.85（小学和初中之间），说明被调查者父亲的文化水平整体上偏低。母亲教育程度的平均值为3.199（小学和初中之间），可以看出整体上被调查者母亲的文化水平低于父亲的文化水平，且文化水平同样不足初中学历。收入取对数后均值为10.718，表示受调查对象整体收入水平在四万五左右。政治面貌的均值为1.364，说明受调查对象整体群众居多。
（二）多元回归分析
1.家庭资本与子代社会阶层的关系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要考察家庭资本是否会对个体社会阶层获得产生影响，通过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代际传递，解释来自不同家庭的个体在社会阶层获得上的差异性。为了更加清楚地解释各相关自变量对于子代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本文以子代目前的社会阶层感知为因变量，通过不同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比较分析家庭背景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分别依次构建了5个模型，模型1先加入控制变量，模型2加入家庭经济资本变量，模型3加入家庭文化资本变量，模型4为加入家庭社会资本变量，模型5为全模型。通过多个多元回归模型的比较，更加准确地分析家庭资本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表3为以子代当前社会阶层感知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分析。
由表3可以看出，模型1主要考察个体性别、年龄、学历、户籍、收入等人口学特征因素对其当前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统计结果表明，年龄、学历、收入均对个体十年前社会高阶层的获得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具体来看，在性别方面，以女性为参照群体考察性别对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发现男性在社会阶层的获得上低于女性，且在P<0.01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年龄方面，年龄越大往往越能够获得更高的社会阶层，且在P<0.01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学历方面，学历越高越能获得较高的社会阶层，且在P<0.01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户籍方面，以农业户口为参照群体考察户籍对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拥有农业户口的群体表现出更高的社会阶层获得，在P<0.1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收入方面，收入越高的群体往往所属社会阶层越高，且在P<0.01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关于农业户口群体反而拥有更高社会阶层这一结果，已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中国的认同阶层与客观阶层存在较大差异[13]，农村居民认同于上层阶层的比率反倒大于城市居民，是农村居民的同质性较强、城市居民的异质性较强导致了这一现象。[14]模型2控制了性别、年龄、学历、户籍、收入等人口学特征，加入家庭经济状况来考察家庭经济资本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结果发现，个体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越表现出较高社会阶层获得。在控制变量方面，性别、年龄、学历、收入与社会阶层仍具有显著相关作用，并均在P<0.01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影响程度均相较加入家庭经济状况变量之前有所减弱。另外，户籍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在加入家庭经济资本这一解释变量后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从模型2可以看出，家庭经济资本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假设1成立。模型3在模型1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家庭文化资本这一变量组，结果表明，父母双方的教育程度并不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具有显著作用，户籍这一控制变量在加入家庭文化资本这一解释变量后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模型4在模型1基础上加入家庭社会资本这一变量组，结果显示父母双方的职务级别并不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具有显著作用，且表现出农业户口拥有更高社会阶层（P<0.1）。
模型5是将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变量组和控制变量一同纳入其中的全模型，可以完整反映出本研究的各变量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从人口学特征因素来看，女性比男性具有更高的社会阶层认同。早在2015年敖杏林基于CGSS2010（家户卷）调查数据就发现，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明显弱于男性的农村妇女，在主观上却倾向更高的阶层认同。并通过进一步数据分析发现，由于农村妇女背负着成就自我和奉献于家庭的双重期待，使得那些有工作有收入又养育儿子的已婚农村妇女，相对于其他无工作、无党籍、没有儿子的妇女更容易做出较高的阶层认同。[15]2017年，李磊等人也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女性的幸福感显著高于男性且男性幸福感较低，部分源于社会对于男性的期望较高，而更深层次的是对于女性的歧视。[16]因此，本文认为，就社会中存在的性别差异来说，男女的社会分工不同，面临的社会期待不同，在社会上承受的社会压力来源不同，男性相较于女性可能承担更多养家、升职等社会外界压力，承担的社会期望更高，从而使得男女对于社会阶层的认同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对于其他控制变量，年龄、学历、收入与社会阶层获得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户籍对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并不显著，年龄越大、学历越高、收入越多的个体，所认同的社会阶层越高。研究結果表明，家庭经济资本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家庭经济状况越优越，子代越能够获得较高的社会阶层，经济资本的代际传递利于子代社会阶层的提升。该结果验证了假设1，而家庭文化资本及社会资本在研究结果中表现出与子代社会阶层没有显著作用，即假设2、假设3不成立。为更加清楚了解其中的原因，本研究又以子代十年前社会阶层认同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进一步讨论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社会阶层的关系。 2.家庭资本与子代社会阶层关系的进一步讨论
（1）本文首先以子代十年前的社会阶层感知为因变量，同上文一样分别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家庭经济资本变量、文化资本变量、社会资本变量构建5个回归模型，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通过对比表3与表4中的多个多元回归模型，更加准确地分析家庭资本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
表4中，模型Ⅰ主要考察个体性别、年龄、学历、户籍、收入等人口学特征因素对其十年前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由表4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性别方面，同样是女性有更高的社会阶层认同（P<0.01）。年龄、学历及收入方面，也表现出年龄越大、学历越高、收入越多越倾向获得更高的社会阶层（P<0.01）。户籍方面，非农业户口的群体拥有更高的社会阶层获得（P<0.05）。可以看出，个体的性别、年龄、学历、收入等特征对其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不论是当前还是十年前，都存在显著影响，且影响方向不变，但户籍却表现出与模型1中不同的影响趋势。模型Ⅱ考察家庭经济资本对子代十年前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结果与基准模型类似，除户籍影响有所差异外，其余解释变量表现出与在模型2中同样的影响趋势。模型Ⅲ考察家庭文化资本对子代十年前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人口特征因素变量后，父亲教育程度对子代十年前社会阶层获得没有显著作用，但母亲教育程度却对子代十年前社会阶层获得有显著促进作用（P<0.05），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假设2。模型Ⅳ考察了家庭社会资本对于子代十年前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结果表明，父亲的职务级别对子代十年前社会阶层获得并没有显著作用，而母亲的职务级别对子代十年前社会阶层获得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P<0.05），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假设3。可以看出，不论是家庭文化资本还是家庭社會资本，均表现出母亲对子代的显著影响。实际上学者蔡蔚萍在2016年基于CGSS2010数据研究了母亲对子代教育获得和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发现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对子代的教育获得和地位获得有显著正向影响。[17]就全模型Ⅴ来说，在加入控制变量、家庭经济资本变量、家庭文化资本变量、家庭社会资本变量后，结果显示家庭文化资本对子代十年前社会阶层获得没有显著影响，家庭社会资本方面，母亲的职务级别对子代十年前社会阶层获得有促进作用（P<0.1）。控制变量方面，性别上表现为女性拥有更高的社会阶层认同，户籍上表现为非农户口拥有更高社会阶层获得，年龄、学历、收入仍表现为对子代十年前社会高阶层获得有显著促进作用。另外，家庭经济资本的正向影响趋势依然存在。[18]
（2）为了进一步观察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社会资本三个方面对子代社会阶层感知的动态影响，本文以“子代目前的社会阶层感知”作为被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中加入“子代十年前的社会阶层感知”，最终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以看出，在控制了个体人口特征变量及“子代十年前阶层感知”后，只有家庭经济资本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不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基于以上回归结果，本文认为，家庭经济资本的代际传递效应使得家庭条件优越的个体更容易获得较高社会阶层，这种促进作用是显著且一直客观存在的，而家庭文化资本及家庭社会资本对子代目前社会阶层获得没有显著影响。但母亲受教育程度及职务级别却对子代十年前社会阶层有促进作用，这一发现表明，越年轻，母亲对子女的影响越多，随着年龄增长，个体自身能力得以发展，从而使得母亲角色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的促进作用逐渐不再显著。张翼指出，人们的心理认同阶层会发生历史性变化，随社会转型或社会发展和进步而变化，这一变化一方面可能源于社会转型与客观阶层的变化，另一方面可能源于社会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变化。[14]当今社会是信息爆炸的时代，随社会科技发展，个人获取信息的来源范围和速度都大大提升，之前获取信息可能是“听到的”“看到的”，现在可能是“搜到的”。之前可能母亲的话语影响力更大，之后随个人获取信息能力的提升，人们有更多自己的思考和判断，社会观念发生变化，母亲对子代的影响作用也发生变化。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强调家庭背景对社会阶层获得的促进作用，基于大样本调研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对家庭背景与社会阶层获得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经济资本对社会高阶层获得有显著促进作用;家庭文化资本中，母亲教育程度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有积极作用，这一作用随时间推移变得不再显著;家庭社会资本中，母亲的职务级别对于子代社会阶层获得具有积极作用，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一作用的显著性消失。鉴于此，本文认为对阶层固化现象的考察不仅要关注个体本身，更要考察家庭背景，即资本代际传递效应背后的个体家庭因素。资本的代际传递效应会加重阶层固化，家庭背景差异，尤其是家庭经济资本的差异所致的阶层固化应该成为考察个体社会阶层流动差异的重要维度。资本的代际传递不利于来自底层家庭的个体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需要引起各方关注。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尝试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基于家庭背景对社会高阶层获得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发现，政府应减少对资本代际传递的政策性庇护，积极营造一个机会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环境来保证竞争的公平性。这就要求政府适时出台相应政策，从整体上保障社会上的个体具有充分竞争的机会，减少对体制内干部职工子女的政策性倾斜，减少对人才市场的人为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活力。就个体而言，首先要引导个体认识到资本代际传递对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积极作用，个体可以通过努力积累资本，为自身及后代实现向上流动带来资本优势。传统的中国父母很重视子女的物质需求及发展需求，包括子女的衣食住行、成家立业、结婚生子等各种大小事宜。结合这一社会事实，笔者认为可以将资本代际传递对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作为激励个体发奋图强、力争上游的动力，为个体在奋斗过程中提供能量，从而也为社会带来活力。其次要充分发挥资本代际传递效应的优势，来自社会“优势资本”家庭的个体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如果把控得当，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优秀个体的模范带头作用，引导弱势群体成长，帮助他们最终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 第二，基于家庭经济资本对促进子代社会高阶层获得的重要作用这一发现，为促进社会弱势群体的向上流动，应积极发挥家庭经济资本的作用，实现以家庭经济状况为突破口，带动家庭整体社会阶层的提升，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就业仍是实现经济资本积累的最有效途径。政府层面，一是可以通过积极的税收制度及收入政策帮扶底层家庭提高相对收入水平，实现家庭富裕，进而为子代提供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最终帮助底层群体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二是国家机关单位应当优化招聘机制，公开、公正、公平地进行人才招纳，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竞争上岗;三是实施积极的就业创业政策，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帮助底层群体积累经济资本。企业层面，要扩宽招聘信息发布渠道，在满足企業招聘数量的情况下，大力提升职工就业质量，改善薪资条件。总之，个人可以通过自身不懈努力、积极就业创业等来改善自己的就业状况，有效进行经济资本累积。
第三，基于家庭文化资本及家庭社会资本对社会高阶层获得有一定积极影响这一研究发现，以及根据布迪厄关于“社会资本”的理解，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扩大社会弱势群体，尤其是女性群体的“体制化关系网络”帮助其增加社会资本的占有。对个体成长来说，学校是其构建“体制化关系网络”的第一空间。叶晓阳等指出来自社会优势阶层家庭的学生更可能进入精英院校，并且教育质量对学生选择市场化部门就业的概率和工作起薪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9]鉴于此，笔者认为要努力实现教育公平，这一公平主张过程公平、机会公平，而不是以分数为基准的结果公平，争取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接触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其次，要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帮助个体优化，切实提高个人能力与素养，为其自身积累资本提供能力保障。
当然，本研究仅就家庭资本对社会阶层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索，仍存在不足之处。首先，由于本文采用的是剔除缺失值后的横截面调查数据，无法获得追溯性资料，并且样本的分布不均，易造成一定程度的统计结果偏差。另外，“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是综合性的社会调查数据，涉及面较广，加上学术界对各家庭资本的测量也未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使得本研究在变量的选择及使用上稍显粗糙。不过，本研究结果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当前的中国社会存在明显的阶层代际传递现象，需要社会各界一同努力才能营造一个和谐公平的社会环境，构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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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Capital and Social Class
-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CGSS2017 survey data
XU Li，YI Xiaoman
（Department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South-Center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Wuhan，Hubei 430074，China）
Abstract：With the concerns of social facts such as the “second-generation phenomenon” and “stratum consolidation”， whether family capital affects the acquisition of individual social classes arouses people’s thinking. Based on the CGSS2017 survey data， this research use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capital on the social class of offspring from three aspects： family economic capital，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and family social capital.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family economic capital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acquisition of the upper class of society. In the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the mother’s education level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ocial class of the offspring， but the significance disappears over time. In family social capital， the occupation level of the mother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ocial class of the offspring， and this effect is also no longer significant over time.
Key words：family economic capital;family cultural capital;and family social capital;social class
責任编辑：吴锦丹 吴锦丹 萧敏娜 常明明 张士斌 张建伟 张领
贫困与发展《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总第211期《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总第211期贫困与发展
收稿日期：2020-09-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动态监测与成效评价研究”（16ZDA022）。
作者简介：徐莉（1976—），女，湖北宜昌人，社会学博士，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学;冀晓曼（1994—），女，山东菏泽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硕士，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学。
关键词：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社会资本;社会阶层
文章编号：2095-5960（2021）02-0072-08;中图分类号：C913.1;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X二代”“原生家庭”等词汇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十年间，虽然农民群体教育结构得到改善，但其相对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却呈下降趋势。[1]“寒门是否真的再难出贵子”引起社会热议。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研究一直是社会结构研究的主流话题，而研究“X二代”问题背后隐藏的家庭资本对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学界普遍认为，家庭资本可以通过子女教育实现优势地位的代际传递，吴愈晓通过CGSS2010～2015年的数据发现，越年轻的世代，城乡居民之间拥有大学及以上的比例差距越大，父母职业地位越高或父母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比例相对于其他群体的优势越大，优质教育资源在城市的聚集导致城乡学生高等教育获得的差异，教育竞争日渐激烈则使得拥有充足经济资源、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高阶层家庭的相对优势进一步提高。[2]本研究在基于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CGSS2017数据，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从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角度出发，进一步探索家庭资本对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有效途径。
二、研究假设
家庭资本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主要通过家庭资本的代际传递效应。在既往研究中，有学者发现社会资本代际传递主要表现为父母在子女成长过程中为其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为子女就业提供决策参考并帮助其疏通就业渠道，通过各种社交形式将父辈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传递给子女。并认为社会资本代际传递的基础条件是“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的传统社会结构，而对社会资源的竞争推动了社会资本代际传递。[3]研究还发现，父辈收入对子代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代际传递趋势在不断加强。[4]在农村，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家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家中劳动力人数均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是造成农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5]而且农村贫困家庭通过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导致贫困代际传递。[6]在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布迪厄将资本划分成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认为资本在社会的交换系统中，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而运作的，不同类型的资本之间可以相互交换。“社会资本”本身就是一种通过对“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得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7]拥有较多资源的家庭在一般情况下更可能为子女提供优质的生活条件及教育环境，让子代在专业能力及社会认知方面具备更多优势，这对个体人格的形成与发展以及能力的培养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8]经济资本方面，贫困代际传递理论是学界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社会学家将贫困在代际间传递这一社会现象归纳为“贫困人口代际传递”，即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因素可以由父辈传递给子辈，出现贫困沿袭现象。1978年，Atkinson等学者通过对英格兰307对父子的收入数据分析发现，1975年父亲的收入与1975～1978年子辈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17。[9]2005年，王海港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城乡居民1988年和1995年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分别为0.384和0.424。[10]客观体现出家庭经济资本的代际传递效应。文化资本方面，袁勇我分析了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机制，沿用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具体化、客观化、制度化的三种分类方式，发现具体化文化资本直接促进青少年的学业表现，制度化文化资本和客观化文化资本通过促进具体化文化资本的累计间接促进青少年的学业表现。[11]社会资本方面，社会成员家族的传统文化是产生社会资本代际传递的宏观背景，近邻效应是社会资本代际传递的环境条件，社会资本代际传递的直接原因是人际关系的社会交换。[12]总结以往对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不难得出一个基本的论断，家庭资本的代际传递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存在显著影响。资本的代际传递效应造成子代在先天资本占有量上存在差异，并通过影响子代成长环境等因素来影响其社会地位、社会阶层的获得。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家庭经济资本占有量越丰厚，子代社会阶层越高。
H2：家庭文化资本质量越高，子代社会阶层越高。
H3：家庭社会资本积累越丰富，子代社会阶层越高。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文章采用 CGSS2017年的调查数据，在数据整理后共对1596个样本进行了分析，以子代目前社会阶层感知为因变量，性别、年龄、学历、户籍、收入等个体特征为控制变量，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为自变量，探索家庭背景对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
（二）变量操作化
1.因变量。本文中的因变量为社会阶层。在CGSS2017调查问卷中选取“（A43a）综合看来，在目前这个社会上，您本人处于社会的哪一层？”另外，为进一步讨论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对子代社会阶层的影响，本研究将“（A43b）综合看来，您本人十年前处于社会的哪一层？”作为因变量，比较分析家庭资本对子代十年前社会阶层及目前社会阶层的影响的差异性。
2.自变量。本文中的自变量有三个： 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社会资本。 （1）家庭经济资本的测量，在CGSS2017调查问卷中选取“（A64）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
（2）家庭文化资本的测量，在CGSS2017调查问卷中的选取问题分别是：“（A89b）您父亲的最高教育程度”和“（A90b）您母亲的最高教育程度”。
（3）家庭社会资本的测量，在CGSS2017调查问卷中的问题分别是：“（A89f）您父亲的职务级别”和“（A90f）您母亲的职务级别”。
3.控制变量。根据以往研究经验，本研究将性别、年龄、学历、户籍、收入等人口学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性别和户籍为二元虚拟变量，年龄用2017与出生年份的差值得到。性别方面，女性赋值为0，男性赋值为1;户籍方面，农业户口赋值为0，非农业户口赋值为1。另外，为避免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异常波动，将收入取对数后纳入模型。具体的变量及其赋值见表1。
（三）模型
本研究因变量为连续变量，因此采用（OLS）一般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家庭背景对子代社会阶层的影响。以因变量与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作为基准模型，通过不断加入变量，最终建立完全模型。
四、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首先对本研究中所涉及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因变量子代社会阶层方面，受调查民众目前社会阶层感知的均值为4.375，整体不足社会中层水平。另外，为深入观察受访群体的社会阶层状况，本文对受调查民众十年前社会阶层感知情况也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受调查民众十年前社会阶层感知的均值为3.915（3.915<4.375<5），虽然整体上仍平均不足社会中层水平，但比较十年来的社会阶层变化可以发现受访群体整体上实现了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就解释变量来说，家庭经济资本方面，家庭经济状况的均值为2.675（不足当地平均水平），说明调查对象整体经济状况一般。父亲教育程度的平均值为3.85（小学和初中之间），说明被调查者父亲的文化水平整体上偏低。母亲教育程度的平均值为3.199（小学和初中之间），可以看出整体上被调查者母亲的文化水平低于父亲的文化水平，且文化水平同样不足初中学历。收入取对数后均值为10.718，表示受调查对象整体收入水平在四万五左右。政治面貌的均值为1.364，说明受调查对象整体群众居多。
（二）多元回归分析
1.家庭资本与子代社会阶层的关系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要考察家庭资本是否会对个体社会阶层获得产生影响，通过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代际传递，解释来自不同家庭的个体在社会阶层获得上的差异性。为了更加清楚地解释各相关自变量对于子代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本文以子代目前的社会阶层感知为因变量，通过不同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比较分析家庭背景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分别依次构建了5个模型，模型1先加入控制变量，模型2加入家庭经济资本变量，模型3加入家庭文化资本变量，模型4为加入家庭社会资本变量，模型5为全模型。通过多个多元回归模型的比较，更加准确地分析家庭资本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表3为以子代当前社会阶层感知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分析。
由表3可以看出，模型1主要考察个体性别、年龄、学历、户籍、收入等人口学特征因素对其当前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统计结果表明，年龄、学历、收入均对个体十年前社会高阶层的获得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具体来看，在性别方面，以女性为参照群体考察性别对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发现男性在社会阶层的获得上低于女性，且在P<0.01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年龄方面，年龄越大往往越能够获得更高的社会阶层，且在P<0.01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学历方面，学历越高越能获得较高的社会阶层，且在P<0.01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户籍方面，以农业户口为参照群体考察户籍对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拥有农业户口的群体表现出更高的社会阶层获得，在P<0.1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收入方面，收入越高的群体往往所属社会阶层越高，且在P<0.01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关于农业户口群体反而拥有更高社会阶层这一结果，已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中国的认同阶层与客观阶层存在较大差异[13]，农村居民认同于上层阶层的比率反倒大于城市居民，是农村居民的同质性较强、城市居民的异质性较强导致了这一现象。[14]模型2控制了性别、年龄、学历、户籍、收入等人口学特征，加入家庭经济状况来考察家庭经济资本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结果发现，个体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越表现出较高社会阶层获得。在控制变量方面，性别、年龄、学历、收入与社会阶层仍具有显著相关作用，并均在P<0.01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影响程度均相较加入家庭经济状况变量之前有所减弱。另外，户籍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在加入家庭经济资本这一解释变量后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从模型2可以看出，家庭经济资本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假设1成立。模型3在模型1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家庭文化资本这一变量组，结果表明，父母双方的教育程度并不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具有显著作用，户籍这一控制变量在加入家庭文化资本这一解释变量后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模型4在模型1基础上加入家庭社会资本这一变量组，结果显示父母双方的职务级别并不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具有显著作用，且表现出农业户口拥有更高社会阶层（P<0.1）。
模型5是将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变量组和控制变量一同纳入其中的全模型，可以完整反映出本研究的各变量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从人口学特征因素来看，女性比男性具有更高的社会阶层认同。早在2015年敖杏林基于CGSS2010（家户卷）调查数据就发现，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明显弱于男性的农村妇女，在主观上却倾向更高的阶层认同。并通过进一步数据分析发现，由于农村妇女背负着成就自我和奉献于家庭的双重期待，使得那些有工作有收入又养育儿子的已婚农村妇女，相对于其他无工作、无党籍、没有儿子的妇女更容易做出较高的阶层认同。[15]2017年，李磊等人也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女性的幸福感显著高于男性且男性幸福感较低，部分源于社会对于男性的期望较高，而更深层次的是对于女性的歧视。[16]因此，本文认为，就社会中存在的性别差异来说，男女的社会分工不同，面临的社会期待不同，在社会上承受的社会压力来源不同，男性相较于女性可能承担更多养家、升职等社会外界压力，承担的社会期望更高，从而使得男女对于社会阶层的认同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对于其他控制变量，年龄、学历、收入与社会阶层获得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户籍对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并不显著，年龄越大、学历越高、收入越多的个体，所认同的社会阶层越高。研究結果表明，家庭经济资本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家庭经济状况越优越，子代越能够获得较高的社会阶层，经济资本的代际传递利于子代社会阶层的提升。该结果验证了假设1，而家庭文化资本及社会资本在研究结果中表现出与子代社会阶层没有显著作用，即假设2、假设3不成立。为更加清楚了解其中的原因，本研究又以子代十年前社会阶层认同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进一步讨论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社会阶层的关系。 2.家庭资本与子代社会阶层关系的进一步讨论
（1）本文首先以子代十年前的社会阶层感知为因变量，同上文一样分别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家庭经济资本变量、文化资本变量、社会资本变量构建5个回归模型，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通过对比表3与表4中的多个多元回归模型，更加准确地分析家庭资本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
表4中，模型Ⅰ主要考察个体性别、年龄、学历、户籍、收入等人口学特征因素对其十年前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由表4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性别方面，同样是女性有更高的社会阶层认同（P<0.01）。年龄、学历及收入方面，也表现出年龄越大、学历越高、收入越多越倾向获得更高的社会阶层（P<0.01）。户籍方面，非农业户口的群体拥有更高的社会阶层获得（P<0.05）。可以看出，个体的性别、年龄、学历、收入等特征对其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不论是当前还是十年前，都存在显著影响，且影响方向不变，但户籍却表现出与模型1中不同的影响趋势。模型Ⅱ考察家庭经济资本对子代十年前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结果与基准模型类似，除户籍影响有所差异外，其余解释变量表现出与在模型2中同样的影响趋势。模型Ⅲ考察家庭文化资本对子代十年前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人口特征因素变量后，父亲教育程度对子代十年前社会阶层获得没有显著作用，但母亲教育程度却对子代十年前社会阶层获得有显著促进作用（P<0.05），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假设2。模型Ⅳ考察了家庭社会资本对于子代十年前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结果表明，父亲的职务级别对子代十年前社会阶层获得并没有显著作用，而母亲的职务级别对子代十年前社会阶层获得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P<0.05），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假设3。可以看出，不论是家庭文化资本还是家庭社會资本，均表现出母亲对子代的显著影响。实际上学者蔡蔚萍在2016年基于CGSS2010数据研究了母亲对子代教育获得和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发现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对子代的教育获得和地位获得有显著正向影响。[17]就全模型Ⅴ来说，在加入控制变量、家庭经济资本变量、家庭文化资本变量、家庭社会资本变量后，结果显示家庭文化资本对子代十年前社会阶层获得没有显著影响，家庭社会资本方面，母亲的职务级别对子代十年前社会阶层获得有促进作用（P<0.1）。控制变量方面，性别上表现为女性拥有更高的社会阶层认同，户籍上表现为非农户口拥有更高社会阶层获得，年龄、学历、收入仍表现为对子代十年前社会高阶层获得有显著促进作用。另外，家庭经济资本的正向影响趋势依然存在。[18]
（2）为了进一步观察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社会资本三个方面对子代社会阶层感知的动态影响，本文以“子代目前的社会阶层感知”作为被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中加入“子代十年前的社会阶层感知”，最终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以看出，在控制了个体人口特征变量及“子代十年前阶层感知”后，只有家庭经济资本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不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基于以上回归结果，本文认为，家庭经济资本的代际传递效应使得家庭条件优越的个体更容易获得较高社会阶层，这种促进作用是显著且一直客观存在的，而家庭文化资本及家庭社会资本对子代目前社会阶层获得没有显著影响。但母亲受教育程度及职务级别却对子代十年前社会阶层有促进作用，这一发现表明，越年轻，母亲对子女的影响越多，随着年龄增长，个体自身能力得以发展，从而使得母亲角色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的促进作用逐渐不再显著。张翼指出，人们的心理认同阶层会发生历史性变化，随社会转型或社会发展和进步而变化，这一变化一方面可能源于社会转型与客观阶层的变化，另一方面可能源于社会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变化。[14]当今社会是信息爆炸的时代，随社会科技发展，个人获取信息的来源范围和速度都大大提升，之前获取信息可能是“听到的”“看到的”，现在可能是“搜到的”。之前可能母亲的话语影响力更大，之后随个人获取信息能力的提升，人们有更多自己的思考和判断，社会观念发生变化，母亲对子代的影响作用也发生变化。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强调家庭背景对社会阶层获得的促进作用，基于大样本调研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对家庭背景与社会阶层获得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经济资本对社会高阶层获得有显著促进作用;家庭文化资本中，母亲教育程度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有积极作用，这一作用随时间推移变得不再显著;家庭社会资本中，母亲的职务级别对于子代社会阶层获得具有积极作用，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一作用的显著性消失。鉴于此，本文认为对阶层固化现象的考察不仅要关注个体本身，更要考察家庭背景，即资本代际传递效应背后的个体家庭因素。资本的代际传递效应会加重阶层固化，家庭背景差异，尤其是家庭经济资本的差异所致的阶层固化应该成为考察个体社会阶层流动差异的重要维度。资本的代际传递不利于来自底层家庭的个体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需要引起各方关注。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尝试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基于家庭背景对社会高阶层获得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发现，政府应减少对资本代际传递的政策性庇护，积极营造一个机会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环境来保证竞争的公平性。这就要求政府适时出台相应政策，从整体上保障社会上的个体具有充分竞争的机会，减少对体制内干部职工子女的政策性倾斜，减少对人才市场的人为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活力。就个体而言，首先要引导个体认识到资本代际传递对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积极作用，个体可以通过努力积累资本，为自身及后代实现向上流动带来资本优势。传统的中国父母很重视子女的物质需求及发展需求，包括子女的衣食住行、成家立业、结婚生子等各种大小事宜。结合这一社会事实，笔者认为可以将资本代际传递对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作用作为激励个体发奋图强、力争上游的动力，为个体在奋斗过程中提供能量，从而也为社会带来活力。其次要充分发挥资本代际传递效应的优势，来自社会“优势资本”家庭的个体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如果把控得当，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优秀个体的模范带头作用，引导弱势群体成长，帮助他们最终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 第二，基于家庭经济资本对促进子代社会高阶层获得的重要作用这一发现，为促进社会弱势群体的向上流动，应积极发挥家庭经济资本的作用，实现以家庭经济状况为突破口，带动家庭整体社会阶层的提升，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就业仍是实现经济资本积累的最有效途径。政府层面，一是可以通过积极的税收制度及收入政策帮扶底层家庭提高相对收入水平，实现家庭富裕，进而为子代提供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最终帮助底层群体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二是国家机关单位应当优化招聘机制，公开、公正、公平地进行人才招纳，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竞争上岗;三是实施积极的就业创业政策，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帮助底层群体积累经济资本。企业层面，要扩宽招聘信息发布渠道，在满足企業招聘数量的情况下，大力提升职工就业质量，改善薪资条件。总之，个人可以通过自身不懈努力、积极就业创业等来改善自己的就业状况，有效进行经济资本累积。
第三，基于家庭文化资本及家庭社会资本对社会高阶层获得有一定积极影响这一研究发现，以及根据布迪厄关于“社会资本”的理解，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扩大社会弱势群体，尤其是女性群体的“体制化关系网络”帮助其增加社会资本的占有。对个体成长来说，学校是其构建“体制化关系网络”的第一空间。叶晓阳等指出来自社会优势阶层家庭的学生更可能进入精英院校，并且教育质量对学生选择市场化部门就业的概率和工作起薪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9]鉴于此，笔者认为要努力实现教育公平，这一公平主张过程公平、机会公平，而不是以分数为基准的结果公平，争取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接触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其次，要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帮助个体优化，切实提高个人能力与素养，为其自身积累资本提供能力保障。
当然，本研究仅就家庭资本对社会阶层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索，仍存在不足之处。首先，由于本文采用的是剔除缺失值后的横截面调查数据，无法获得追溯性资料，并且样本的分布不均，易造成一定程度的统计结果偏差。另外，“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是综合性的社会调查数据，涉及面较广，加上学术界对各家庭资本的测量也未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使得本研究在变量的选择及使用上稍显粗糙。不过，本研究结果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当前的中国社会存在明显的阶层代际传递现象，需要社会各界一同努力才能营造一个和谐公平的社会环境，构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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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Capital and Social Class
-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CGSS2017 survey data
XU Li，YI Xiaoman
（Department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South-Center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Wuhan，Hubei 430074，China）
Abstract：With the concerns of social facts such as the “second-generation phenomenon” and “stratum consolidation”， whether family capital affects the acquisition of individual social classes arouses people’s thinking. Based on the CGSS2017 survey data， this research use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capital on the social class of offspring from three aspects： family economic capital，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and family social capital.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family economic capital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acquisition of the upper class of society. In the family cultural capital， the mother’s education level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ocial class of the offspring， but the significance disappears over time. In family social capital， the occupation level of the mother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ocial class of the offspring， and this effect is also no longer significant over time.
Key words：family economic capital;family cultural capital;and family social capital;social class
責任编辑：吴锦丹 吴锦丹 萧敏娜 常明明 张士斌 张建伟 张领
贫困与发展《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总第211期《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总第211期贫困与发展
收稿日期：2020-09-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动态监测与成效评价研究”（16ZDA022）。
作者简介：徐莉（1976—），女，湖北宜昌人，社会学博士，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学;冀晓曼（1994—），女，山东菏泽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硕士，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