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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是小丽（化名）入学的第3年，自小就随打工的父母来京的她，已然习惯了四处搬迁的生活，就在几年前，小丽又一次随父母搬到了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并就读于北京市同心实验学校（打工子弟学校）。本以为就此可以安定下来的小丽一家，最近却又要再次面临搬迁的窘境。
随着北京城市化的进程发展，城市周边的一些城乡接合部要为“改造”让路，北京市同心实验学校也收到了拆迁的通知。
最后的“安定”
和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家庭一样，小丽并不是独生子女，她有一个小她两岁的弟弟。小丽的母亲终日在家操持家务，一家人的生活仅靠父亲外出打零工勉强维持。在搬来皮村之前，由于户口问题，小丽家就小丽的就学已经辗转搬了很多地方：没有北京户口，想入市公立学校根本不可能；而高昂的赞助费又不是这个务工家庭承担得起的。就在一筹莫展之际，小丽一家人得知，有一个学校可以接受像小丽这种情况的孩子，这就是北京市同心实验学校。时光飞逝，小丽已经在北京市同心实验学校就读3年，是一名三年级的学生，她的弟弟也在该校读一年级。
本以为这样的生活可以继续安定下去，但没想到这所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中办得数一数二的学校也难逃厄运。在北京市同心实验学校一间简陋的平房里，小丽的母亲显得忧心忡忡：“说不定到不了年底，一家人又得东奔西走了”。
小丽的母亲没有工作，学校的同心女工合作社为她提供了一些零活补贴家用。在这里工作的都是和她一样的家庭主妇，大家彼此之间互通用工信息，也能让家里的男人们多些挣钱的机会。
此时，几位孩子的妈妈正在缝纫机前忙碌着手中的活计，眼睛不时瞟向窗外的操场。孩子们正在上体育课。在不足100平方米的小水泥场地上，除了几个低矮的篮球架，没有体育器材、没有跑道、没有沙坑，甚至也没有专门的体育老师。在一家健身房担任教练的志愿者老师此时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跑圈。孩子们跑得很欢，妈妈们也心满意足，这样安定的生活实在是太难得。
在校长办公室里，主管行政的朱珠忙碌的樣子让人怀疑她还没有听到拆迁的坏消息。她刚从一个高年级的班级里整顿完纪律回来，进屋不到10分钟又接了3个电话。刚放下电话，有老师递上一支体温计，她熟练地抬起体温计看了看，“这孩子没事儿，37度才算发烧。”
全校打杂的就朱珠一个，刚好这天沈校长又出去办事了。她刚想喘口气，门口又来了一个尿裤子的低年级孩子，她跑到别的办公室给孩子找裤子。朱珠的妹妹也在这所学校上学，而目前，她却没有时间为妹妹的前途担忧。
刘娜是幼儿园大班的老师，作为学校最早的一批老师，一说起同心实验学校的未来，她脸上有明显的失落。“我见证了这个学校的成长，也不愿意看到500多个孩子无处可去。”刘娜起初是这里的志愿者，2006年师范学校毕业后来这里只是想实习一下，却没想到再也舍不得这里的一群孩子。家里人都不同意刘娜的选择——这里远离城市，1个月只有1000元的微薄收入。失落的时候，她自己也曾想过离开这里。
“现在可走不了了，刘老师已经嫁到了同心学校。”朱珠笑着说。她不是开玩笑，刘娜几年前已经跟学校的一位男老师结婚了。领了个结婚证，没有婚纱照、没有婚礼、也没有蜜月，连个戒指也没有。
即将消失的榜样
在北京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中，同心实验学校应该称得上是榜样型的学校了。在很多同行眼里，创始人孙恒是个有头脑的人。在同类的学校中，同心实验学校名气大、家底厚实、师资也强，而很多办学方法也算得上超前。
2005年，创始人孙恒的“打工青年艺术团”发行了一张名为《天下打工是一家》的唱片，得到7.5万元，这笔钱成为建校的第一笔资金。为了省钱，学校选址在朝阳区五环外的一处废旧的工厂。交完租金，7.5万元已经所剩无几。看着院子里摇摇欲坠的房子，孙恒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召集志愿者建学校。如今这几排整齐的小平房都是学生的家长、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一砖一瓦建起来的。
教学条件上，同心实验学校也显得比同类学校奢侈，20多个全职的在职老师个个都是正规的师范院校毕业，兼职志愿者老师也是高学历、科班出身。因为老师不够，他们已经在这里长期任课。通过网招志愿者的途径，学校请来了各种多才多艺的志愿者，除了“语数外体美音”这类常规课之外，学校还开展了摄影课，朗诵课，戏剧课、书法课等，大大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这是其他兄弟学校连想都不敢想的。
在创办同心实验学校的同时，孙恒还创办了专门针对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工友之家。靠着工友之家的名气，经常有香港甚至海外的专家来授课交流，畅通的信息渠道使得同心实验学校成为农民工子弟学校的领跑者。
通过开办二手店售卖好心人士捐赠的空调、电脑、音响等，改善教学条件；通过与中华女子学院合办同心女工合作社，改善困难学生家庭的经济状况……创新的思路引起大家的关注。
2006年是同心实验学校的第一个顶峰。同心实验学校合唱团在解放军歌剧院义演，演唱了《我是谁》《打工子弟之歌》《红丝带家园之歌》。2007年，秦继杰为同心实验学校的孩子写的诗歌《我是谁》登上了春晚。当孩子们当着亿万电视观众的面朗诵“我们的校园很小/放不下一个鞍马/我们的教室很暗/灯光只有几瓦/我们的桌椅很旧/坐上去吱吱哑哑/但是/我们作业工整/我们的成绩不差”时，很多人流下了动人的眼泪。
青海玉树地震以后，校方豪迈地将别人捐赠的十万元捐给了灾区，至今，学校新落成的两层小教学楼还欠着十多万元房款。“在各个方面，同心实验学校都堪称榜样。”朱珠不无骄傲地说。
寻求合法认同
对于同心实验学校而言，老师们的渴望简单而又奢侈——那就是一个合法的办学身份。
从建校初期，学校校长和工作人员就一直在为学校的“合法身份”作努力，可惜的是，6年来的努力徒劳无功。
学校多次找到区教委，申请注册为合法的学校，但没有成功。因为学校硬件设施不过关。资金力量薄弱是他们这类学校经常要受到的质疑。去年新建的两层小教学楼，是孩子们的家长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工资到现在还欠着；一楼的3个教室全部是企业捐赠，二楼的3间房子，除去宿舍和舞蹈教室，经常使用的那一间电脑教室是由红十字会捐赠的。操场另一侧，还有企业捐赠了热水器和洗衣机，建起了简单的浴室。学校建设的二手店为孩子们赚来了一笔小小的奖学金。每个学期，学校向各年级的优秀学生发放奖金，一等奖200元，二等奖100元，三等奖50元。
“学生的学费是老师工资的主要来源，但我们从来不会因为孩子交不起学费而让他们辍学。”朱珠说。
交不起学费，学校帮忙想办法。2010年，学校为全校学生的母亲找到了第一份订单：为朝阳一个社区的老年人“打毛巾”。之后又陆续找到了另外一些订单，虽然收入不高，但对于连600元学费都交不起的贫困家庭来说，这也许能帮他们挣到孩子的学费钱。
说到未来，朱珠说，保证每个孩子有学上，就是她的理想。
（编辑 冯岚）
icarusfeng@126.com
随着北京城市化的进程发展，城市周边的一些城乡接合部要为“改造”让路，北京市同心实验学校也收到了拆迁的通知。
最后的“安定”
和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家庭一样，小丽并不是独生子女，她有一个小她两岁的弟弟。小丽的母亲终日在家操持家务，一家人的生活仅靠父亲外出打零工勉强维持。在搬来皮村之前，由于户口问题，小丽家就小丽的就学已经辗转搬了很多地方：没有北京户口，想入市公立学校根本不可能；而高昂的赞助费又不是这个务工家庭承担得起的。就在一筹莫展之际，小丽一家人得知，有一个学校可以接受像小丽这种情况的孩子，这就是北京市同心实验学校。时光飞逝，小丽已经在北京市同心实验学校就读3年，是一名三年级的学生，她的弟弟也在该校读一年级。
本以为这样的生活可以继续安定下去，但没想到这所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中办得数一数二的学校也难逃厄运。在北京市同心实验学校一间简陋的平房里，小丽的母亲显得忧心忡忡：“说不定到不了年底，一家人又得东奔西走了”。
小丽的母亲没有工作，学校的同心女工合作社为她提供了一些零活补贴家用。在这里工作的都是和她一样的家庭主妇，大家彼此之间互通用工信息，也能让家里的男人们多些挣钱的机会。
此时，几位孩子的妈妈正在缝纫机前忙碌着手中的活计，眼睛不时瞟向窗外的操场。孩子们正在上体育课。在不足100平方米的小水泥场地上，除了几个低矮的篮球架，没有体育器材、没有跑道、没有沙坑，甚至也没有专门的体育老师。在一家健身房担任教练的志愿者老师此时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跑圈。孩子们跑得很欢，妈妈们也心满意足，这样安定的生活实在是太难得。
在校长办公室里，主管行政的朱珠忙碌的樣子让人怀疑她还没有听到拆迁的坏消息。她刚从一个高年级的班级里整顿完纪律回来，进屋不到10分钟又接了3个电话。刚放下电话，有老师递上一支体温计，她熟练地抬起体温计看了看，“这孩子没事儿，37度才算发烧。”
全校打杂的就朱珠一个，刚好这天沈校长又出去办事了。她刚想喘口气，门口又来了一个尿裤子的低年级孩子，她跑到别的办公室给孩子找裤子。朱珠的妹妹也在这所学校上学，而目前，她却没有时间为妹妹的前途担忧。
刘娜是幼儿园大班的老师，作为学校最早的一批老师，一说起同心实验学校的未来，她脸上有明显的失落。“我见证了这个学校的成长，也不愿意看到500多个孩子无处可去。”刘娜起初是这里的志愿者，2006年师范学校毕业后来这里只是想实习一下，却没想到再也舍不得这里的一群孩子。家里人都不同意刘娜的选择——这里远离城市，1个月只有1000元的微薄收入。失落的时候，她自己也曾想过离开这里。
“现在可走不了了，刘老师已经嫁到了同心学校。”朱珠笑着说。她不是开玩笑，刘娜几年前已经跟学校的一位男老师结婚了。领了个结婚证，没有婚纱照、没有婚礼、也没有蜜月，连个戒指也没有。
即将消失的榜样
在北京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中，同心实验学校应该称得上是榜样型的学校了。在很多同行眼里，创始人孙恒是个有头脑的人。在同类的学校中，同心实验学校名气大、家底厚实、师资也强，而很多办学方法也算得上超前。
2005年，创始人孙恒的“打工青年艺术团”发行了一张名为《天下打工是一家》的唱片，得到7.5万元，这笔钱成为建校的第一笔资金。为了省钱，学校选址在朝阳区五环外的一处废旧的工厂。交完租金，7.5万元已经所剩无几。看着院子里摇摇欲坠的房子，孙恒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召集志愿者建学校。如今这几排整齐的小平房都是学生的家长、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一砖一瓦建起来的。
教学条件上，同心实验学校也显得比同类学校奢侈，20多个全职的在职老师个个都是正规的师范院校毕业，兼职志愿者老师也是高学历、科班出身。因为老师不够，他们已经在这里长期任课。通过网招志愿者的途径，学校请来了各种多才多艺的志愿者，除了“语数外体美音”这类常规课之外，学校还开展了摄影课，朗诵课，戏剧课、书法课等，大大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这是其他兄弟学校连想都不敢想的。
在创办同心实验学校的同时，孙恒还创办了专门针对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工友之家。靠着工友之家的名气，经常有香港甚至海外的专家来授课交流，畅通的信息渠道使得同心实验学校成为农民工子弟学校的领跑者。
通过开办二手店售卖好心人士捐赠的空调、电脑、音响等，改善教学条件；通过与中华女子学院合办同心女工合作社，改善困难学生家庭的经济状况……创新的思路引起大家的关注。
2006年是同心实验学校的第一个顶峰。同心实验学校合唱团在解放军歌剧院义演，演唱了《我是谁》《打工子弟之歌》《红丝带家园之歌》。2007年，秦继杰为同心实验学校的孩子写的诗歌《我是谁》登上了春晚。当孩子们当着亿万电视观众的面朗诵“我们的校园很小/放不下一个鞍马/我们的教室很暗/灯光只有几瓦/我们的桌椅很旧/坐上去吱吱哑哑/但是/我们作业工整/我们的成绩不差”时，很多人流下了动人的眼泪。
青海玉树地震以后，校方豪迈地将别人捐赠的十万元捐给了灾区，至今，学校新落成的两层小教学楼还欠着十多万元房款。“在各个方面，同心实验学校都堪称榜样。”朱珠不无骄傲地说。
寻求合法认同
对于同心实验学校而言，老师们的渴望简单而又奢侈——那就是一个合法的办学身份。
从建校初期，学校校长和工作人员就一直在为学校的“合法身份”作努力，可惜的是，6年来的努力徒劳无功。
学校多次找到区教委，申请注册为合法的学校，但没有成功。因为学校硬件设施不过关。资金力量薄弱是他们这类学校经常要受到的质疑。去年新建的两层小教学楼，是孩子们的家长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工资到现在还欠着；一楼的3个教室全部是企业捐赠，二楼的3间房子，除去宿舍和舞蹈教室，经常使用的那一间电脑教室是由红十字会捐赠的。操场另一侧，还有企业捐赠了热水器和洗衣机，建起了简单的浴室。学校建设的二手店为孩子们赚来了一笔小小的奖学金。每个学期，学校向各年级的优秀学生发放奖金，一等奖200元，二等奖100元，三等奖50元。
“学生的学费是老师工资的主要来源，但我们从来不会因为孩子交不起学费而让他们辍学。”朱珠说。
交不起学费，学校帮忙想办法。2010年，学校为全校学生的母亲找到了第一份订单：为朝阳一个社区的老年人“打毛巾”。之后又陆续找到了另外一些订单，虽然收入不高，但对于连600元学费都交不起的贫困家庭来说，这也许能帮他们挣到孩子的学费钱。
说到未来，朱珠说，保证每个孩子有学上，就是她的理想。
（编辑 冯岚）
icarusfeng@126.com